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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保山张氏父子三人是明代云南保山重要的地方作家，他们的诗文作品数量颇丰，主要有寫景咏物诗、反应滇西社会状况的诗史、交游酬唱等。以“明代保山张氏父子研究” 为例，来具体分析地方文学研究的优势，发现其主要优势集中在资料来源大多集中于地方藏书;长期没有被主流文学研究界关注，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容易找到研究的突破点，容易出研究成果;便于走访当地，对学术研究进行补充等三个方面，作为地方研究人员，有义务主动涉猎这些领域。
关键词：地方文学研究;明代保山，张氏父子;优势
所谓国学，不是说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乃是指一国之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所有民众间一脉相承、约定俗成的一国固有的学术体系。“国学”之名，始于清末，当时的西方学术开始进入我国，成为“西学”或者“新学”，为了区别这些外来学术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不同，也是出于保护本国文化、巩固本国文化固有地位的目的，开始出现“国学”这个名字。同时还出现了“旧学”、“中学”的称谓，但是为了避免歧义，凸显中国学术的优点，后来更为人们所认同的称谓是“国学”。“国学”包含的范围很广，星相、医学、书画、文学、数术等都在其列。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自然应更多的关注于文学方面的国学研究。
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所以古外今来的文学史著作，没有哪本能做到全面透彻的分析与兼容并包的论述。无论是游国恩先生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还是现在广为各大高校使用的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都只能去粗取精，进行详略得当的论述。文学大家如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重要的文学发展阶段如秦汉、魏晋南北朝、盛唐等，名著如《诗经》、《昭明文选》、《西厢记》、《红楼梦》等这些文学界公认的极具价值的古代文学成果，成为现今国学研究中千百年不衰的研究命题。对于研究者来说，中原主流文学的研究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需要研究者长时间的古典文学基础知识的累积与对研究命题的穷尽式的资料收集，需要周围最好能配备诸如图书馆、研究所等能够方便收集各种所需材料的场所或获取途径，需要有相关的学术团体或个人能提供一定的研究方法、学科理论或者技术支持等等。这些对于文学发展相对滞后或者缺乏地缘优势的研究者来说，想出研究成果就相对困难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样的地方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转而关注地方文学研究，并越来越多的从中发现了中原主流文学界尚未触及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下面，我们就以“明代保山张氏父子研究” 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地方文学研究的优势。
明代是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优于传统诗文的时期。但是，明代诗文创作数量是远在唐宋之上的，当中亦有可取之人、可取之作，不能一味地贬低明代诗文的价值。明代前、中期政治事件不断，很多有志之士多遭贬谪。最有名的是因“议大礼”事件被贬谪保山的新都状元杨慎，也是因为他的戍滇，让我们更多的关注到“明代保山张氏父子”。 明代保山张氏父子指明洪武年间从江宁县戍滇入永昌（即现在的保山）卫籍的张氏家族中最为有名的张志淳、张含、张合父子三人。从张氏父子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文学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来源大多集中于地方藏书。
在张氏父子的研究过程中，首先做的工作是穷尽式的搜集资料。张志淳虽然曾经在朝为官，但他因“刘瑾案”致仕回到保山后，其作品才多得以刊印;其长子张含少年随父入京，与杨慎同学，但六次会试不中，虽然在京中文学圈中小有名气，但毕竟才学不及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等大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应，遂回到保山致力于写诗，作品在云南多得以刊印;次子张合官至湖广副使，但他“一意为文不为诗，诗存者不多，文稿数百篇，与所作画皆流传缙绅间，公可不朽于世矣”⑶P393。父子三人有很多著作，还有一些散见的诗文作品，基本都被收录于《永昌府文征》、《云南丛书》中，这些散见的诗文作品成为寻找张氏父子三人著述的最重要的资料。《永昌府文征》最常见的版本是2001年云南美术出版社的校对本，但是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当以“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昆明：腾冲美利公印版”为最佳。这样的资料，虽然历经战火或人为损毁，但在云南各地还是有所保留，即使各地所存的版本不全，但收集后，还是能见其原貌。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省图书馆古籍收藏室寻得部分珍贵的刻本，如杨慎编选的明嘉靖刻本《张禺山戊巳吟》、1712年许贺来编选的《张禺山先生诗文选》等。其他需要的相关材料亦可以如此。
2、长期没有被主流文学研究界关注，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容易找到研究的突破点，容易出研究成果。
张氏父子著作丰富，当是明代保山文学圈的第一家。对父子三人的诗文研究，首先需要对三人的诗文著述情况有详尽的了解。前人的统计多有疏漏，不全，通过资料的收集，我们可以统计出父子三人的著述：张志淳著有《南园漫录》（十卷）、《南园续录》（十卷）、《谥法》（二卷，又称为《宋明谥法》）、《南园集》（六十卷）、《西铭通》（一卷）、《永昌二芳记》（三卷）、《春园诗》等;张含著有《春园诗》、《张子小言》、《禺山诗》（四卷）、《吟遂卷》、《贵精集》、《乙未吟》、《艰征集》（一卷）、《张愈光诗文选》（八卷）、《禺山文》（即《禺同山人文集》）、《禺山癸卯诗》、《遁野荒音》、《张禺山戊巳吟》、《张愈光近稿》（即《张子近稿》）、《潏艇霭乃》、《禺山律选》、《张氏集》、《张含诗集》（四卷）、《铁桥诗选》（一卷）、《张氏诗文选》、《张禺山先生诗选》、逝世前还留无题诗一首;张合著有著有《贲所诗文集》、《台阁名言》（六卷）、《宙载》（二卷）等，“风怀雅抱，具有家法，倘与南园集均流传至今，当不让眉山父子专美于前矣”⑵诗卷3P3梳理完这些著作，父子三人的诗文内容、体裁、风格，甚至生平、年谱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研究的突破点和成果便随之而来。
3、便于走访当地，对学术研究进行补充。
张氏父子作为地方性文化名人，在当地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即使现在，还有很多本地的学术性组织和研究人员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走访这些组织与个人往往能够给我们很多有用的启示，也能从中获得更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在民间，也还一直流传有“杜甫后身”⑴卷62P2、“石榴分韵”等有关张氏父子的传说，经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在《永昌府志》中都是有记载的，并不是空穴来风，由此，也启发我们可以从张氏父子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这个问题上做进一步的研究探析。
综上所述，地方文学研究的开展是好事，地方文学研究是地方研究人员的宝藏，挖掘得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只要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出好的成果。作为地方研究人员，有义务主动涉猎这些领域，为地方文化、文学的发展出一份力。
参考文献：
[1]永昌府志（杂纪志？轶事）〔M〕.光绪十年（1884）重修版;
[2]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M〕.昆明：腾冲美利公印版，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
[3]明？焦竑编.国朝献征录（五）（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本）〔M〕.台湾，明文书局刊印，1991;
[4]冯晓庐（冯小禄）.张含应归为哪一派？——兼谈古代文学研究中作家的归派问题〔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1（2）;
[5]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M〕.云南：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
关键词：地方文学研究;明代保山，张氏父子;优势
所谓国学，不是说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乃是指一国之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所有民众间一脉相承、约定俗成的一国固有的学术体系。“国学”之名，始于清末，当时的西方学术开始进入我国，成为“西学”或者“新学”，为了区别这些外来学术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不同，也是出于保护本国文化、巩固本国文化固有地位的目的，开始出现“国学”这个名字。同时还出现了“旧学”、“中学”的称谓，但是为了避免歧义，凸显中国学术的优点，后来更为人们所认同的称谓是“国学”。“国学”包含的范围很广，星相、医学、书画、文学、数术等都在其列。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自然应更多的关注于文学方面的国学研究。
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所以古外今来的文学史著作，没有哪本能做到全面透彻的分析与兼容并包的论述。无论是游国恩先生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还是现在广为各大高校使用的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都只能去粗取精，进行详略得当的论述。文学大家如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重要的文学发展阶段如秦汉、魏晋南北朝、盛唐等，名著如《诗经》、《昭明文选》、《西厢记》、《红楼梦》等这些文学界公认的极具价值的古代文学成果，成为现今国学研究中千百年不衰的研究命题。对于研究者来说，中原主流文学的研究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需要研究者长时间的古典文学基础知识的累积与对研究命题的穷尽式的资料收集，需要周围最好能配备诸如图书馆、研究所等能够方便收集各种所需材料的场所或获取途径，需要有相关的学术团体或个人能提供一定的研究方法、学科理论或者技术支持等等。这些对于文学发展相对滞后或者缺乏地缘优势的研究者来说，想出研究成果就相对困难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样的地方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转而关注地方文学研究，并越来越多的从中发现了中原主流文学界尚未触及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下面，我们就以“明代保山张氏父子研究” 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地方文学研究的优势。
明代是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优于传统诗文的时期。但是，明代诗文创作数量是远在唐宋之上的，当中亦有可取之人、可取之作，不能一味地贬低明代诗文的价值。明代前、中期政治事件不断，很多有志之士多遭贬谪。最有名的是因“议大礼”事件被贬谪保山的新都状元杨慎，也是因为他的戍滇，让我们更多的关注到“明代保山张氏父子”。 明代保山张氏父子指明洪武年间从江宁县戍滇入永昌（即现在的保山）卫籍的张氏家族中最为有名的张志淳、张含、张合父子三人。从张氏父子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文学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来源大多集中于地方藏书。
在张氏父子的研究过程中，首先做的工作是穷尽式的搜集资料。张志淳虽然曾经在朝为官，但他因“刘瑾案”致仕回到保山后，其作品才多得以刊印;其长子张含少年随父入京，与杨慎同学，但六次会试不中，虽然在京中文学圈中小有名气，但毕竟才学不及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等大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应，遂回到保山致力于写诗，作品在云南多得以刊印;次子张合官至湖广副使，但他“一意为文不为诗，诗存者不多，文稿数百篇，与所作画皆流传缙绅间，公可不朽于世矣”⑶P393。父子三人有很多著作，还有一些散见的诗文作品，基本都被收录于《永昌府文征》、《云南丛书》中，这些散见的诗文作品成为寻找张氏父子三人著述的最重要的资料。《永昌府文征》最常见的版本是2001年云南美术出版社的校对本，但是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当以“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昆明：腾冲美利公印版”为最佳。这样的资料，虽然历经战火或人为损毁，但在云南各地还是有所保留，即使各地所存的版本不全，但收集后，还是能见其原貌。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省图书馆古籍收藏室寻得部分珍贵的刻本，如杨慎编选的明嘉靖刻本《张禺山戊巳吟》、1712年许贺来编选的《张禺山先生诗文选》等。其他需要的相关材料亦可以如此。
2、长期没有被主流文学研究界关注，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容易找到研究的突破点，容易出研究成果。
张氏父子著作丰富，当是明代保山文学圈的第一家。对父子三人的诗文研究，首先需要对三人的诗文著述情况有详尽的了解。前人的统计多有疏漏，不全，通过资料的收集，我们可以统计出父子三人的著述：张志淳著有《南园漫录》（十卷）、《南园续录》（十卷）、《谥法》（二卷，又称为《宋明谥法》）、《南园集》（六十卷）、《西铭通》（一卷）、《永昌二芳记》（三卷）、《春园诗》等;张含著有《春园诗》、《张子小言》、《禺山诗》（四卷）、《吟遂卷》、《贵精集》、《乙未吟》、《艰征集》（一卷）、《张愈光诗文选》（八卷）、《禺山文》（即《禺同山人文集》）、《禺山癸卯诗》、《遁野荒音》、《张禺山戊巳吟》、《张愈光近稿》（即《张子近稿》）、《潏艇霭乃》、《禺山律选》、《张氏集》、《张含诗集》（四卷）、《铁桥诗选》（一卷）、《张氏诗文选》、《张禺山先生诗选》、逝世前还留无题诗一首;张合著有著有《贲所诗文集》、《台阁名言》（六卷）、《宙载》（二卷）等，“风怀雅抱，具有家法，倘与南园集均流传至今，当不让眉山父子专美于前矣”⑵诗卷3P3梳理完这些著作，父子三人的诗文内容、体裁、风格，甚至生平、年谱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研究的突破点和成果便随之而来。
3、便于走访当地，对学术研究进行补充。
张氏父子作为地方性文化名人，在当地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即使现在，还有很多本地的学术性组织和研究人员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走访这些组织与个人往往能够给我们很多有用的启示，也能从中获得更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在民间，也还一直流传有“杜甫后身”⑴卷62P2、“石榴分韵”等有关张氏父子的传说，经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在《永昌府志》中都是有记载的，并不是空穴来风，由此，也启发我们可以从张氏父子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这个问题上做进一步的研究探析。
综上所述，地方文学研究的开展是好事，地方文学研究是地方研究人员的宝藏，挖掘得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只要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出好的成果。作为地方研究人员，有义务主动涉猎这些领域，为地方文化、文学的发展出一份力。
参考文献：
[1]永昌府志（杂纪志？轶事）〔M〕.光绪十年（1884）重修版;
[2]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M〕.昆明：腾冲美利公印版，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
[3]明？焦竑编.国朝献征录（五）（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本）〔M〕.台湾，明文书局刊印，1991;
[4]冯晓庐（冯小禄）.张含应归为哪一派？——兼谈古代文学研究中作家的归派问题〔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1（2）;
[5]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M〕.云南：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