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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想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东方国家，都要经历社会转型这一痛苦的变革时期，而且每一个国家在转型期间所要克服的障碍的内容都各有不同，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束缚。这组文章主要以俄罗斯、印度和日本为例，揭示不同民族的社会转型的共有特征——长期性和艰巨性，这或许能使我们在漫长的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增加耐心。
东方国家必然要走社会转型之路
东方国家为什么要转型？很简单，因为它不转型就没办法体面地存在下去。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已经为近代历史所证明。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形态向哪里转？我说，只能向着以西欧为蓝本的那个社会形态的方向转。我可能因此而要被人扣上“欧洲中心论者”的帽子，但我要对此提出异议。
第一个提出“欧洲中心论”这个词的那个人，一定是个偏激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他提出这个词的用意显然是想阐发这样一个主张：研究世界或人类的文化或历史，不能以哪個地域的文明为龙头老大，而应当采取“平等”的方式，各自独立成章，不要有偏有向，不能让某一个文明有“特殊地位”。我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中国人。
当初中国人有资格以中国（那时叫“天朝”）为正统与别人论文化时，就自信地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乾隆皇帝对英国使节玛噶尔尼说“我朝家法，天下一体”时，他不会想到自己在犯什么“中国中心论”的忌。实力在，说话就硬气。现在时代变了，“我朝家法”不灵验了，但是当初那个派头、那个虚荣仍然还潜伏在某些中国人的心底，因此，“我不是中心，你们谁也别想当这个中心”，于是批判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的争执就这样引发了。“欧洲中心论”是个莫须有的概念，它只为某些人的虚荣心和另外一些目的而存在。
世界本没有中心，历史也不会看着谁的脸色跳舞，文化交融或文化冲突的年代，谁的文化能让人觉得值得效法和值得借鉴，它自然就成为客观上的中心，这个中心，不是谁人封的；硬要争抢它，没有意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就是中心，就说日本吧，虽然他们最初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却也曾经狂妄地自称过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现代学人应当抛弃这种只有官员政客才有的等级观念和狭隘心理。
事实证明，所有的东方国家，他们的民族文化都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要想成为“罗马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全面享用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好处，就必须使自己的社会实行转型。否则，你只能回到过去，恢复传统，或是妄图凭着个人的什么念想创造出一个“新社会”，都是在做自不量力的蠢事，失败是早晚的事。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看，我们将要议论的这三个国家都是大国，即使是日本，不论人口还是国土面积，都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大出一节。为什么要说这三个国家？因为要想从外部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的借鉴经验，只能从东方来寻找，也只能从大国中寻找。国际上公认新加坡的经验是社会转型的成功经验，但对我们中国来讲价值有限，它太小了。
俄罗斯早在300多年前就开始转型了
先说俄罗斯。俄罗斯是个“两栖”国家，东方人看她是个西方国家，西方人看她是个东方国家，她到底是西方国家的成分浓一些呢，还是相反？依我看，从她的国家形态初成的时候来观察，俄罗斯更具有东方国家的特征，而且从后来她自行走上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之路这一结果来看，还是她骨子里的东方民族的文化基因发挥了作用。俄罗斯从计划经济中出走后，与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但是，人们可能有所不知，俄罗斯的转型从300年前就开始了，而且走的一直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常常让人们把它当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即使考虑到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渊源关系，也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在沙皇的权威面前，东正教更像是中国的佛教，而与西欧各国的神权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相去甚远。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越是扩张，就越是远离现代社会的操作手段。因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这两个与现代社会水火不相融的基石，是他们社会转型的“硬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几位有作为的沙皇才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原动力。相反地，在我们中国人心中形象较好的俄罗斯贵族却在社会转型中起的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因此，俄罗斯转型“最后一跃”（即所谓“休克疗法”的实施）——是在贵族彻底消失以后，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没有传统”的日本社会转型最为成功
日本是最为积极主动地实行社会转型的国家，转型的速度和效率也最高，这也是他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作为国家形态，日本本来没有自己的“定见”，在社会发展到需要建立国家机器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大唐盛世”，一部《贞观治要》，就成了他们的建国根本大法。鲁迅先生认为日本人在日常生活方面要比中国人“认真得多”。而在文化上也如此。他们的认真程度甚至到了钻牛角尖的程度。中国人都知道，与《贞观治要》同等重要的文献，甚至更重要的经典多得是，既然是我们自己炮制出来的，我们当然也能篡改之，而日本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构件就比我们自己“认真”多了。日本人以“邯郸学步”的精神，细致、认真地学习贯彻《贞观治要》的精神，是很有效果的，学习是彻头彻尾地学，从里到外地学。一千多年来，日本政府机构的设置、连政府机构的名称都带有唐朝时期的特征。中国人早把“省”从政府一级机构的名称变为一级地方区域的名称了，而日本仍然是把“省”作为第一级的政府机构的名称，如外务省、大藏省（财务省）。他们一方面珍惜（哪怕是外来的）文化成果，珍视自己认可的传统文化。但一旦发现需要变革的时候，能从根本上做起，不怕冲击现实，很有壮士断腕的气概。对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正因为文化成果是从外面“趸”来的，所以“脱”起来就十分地决绝。尽管过程中也有暴力、有流血，他们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印度的社会转型显得过于“放纵”了些
印度的社会转型比中国和俄罗斯都显得和缓一些，这是他们“民性”决定的。他们转型过程也比我们早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但是直到现在好像在某些方面还走在了我们的后面。他们能提供给我们最可宝贵的建设性的经验，就是那个民族很有“耐心”，并且很能“宽容”地对待别人，宽容的对象甚至包括对自己进行过殖民统治的外来入侵者，是的，宗教文化赋予了他们这样的特质。比较起来，印度与我国的国情相去最远，长期存在的教派纷争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障碍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
刚过世不久的弗里德曼在2006年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你对中国ＶＳ印度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说：“当然有。这两个国家正是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政治上至今是集中（collectivism）的制度，经济体制上却逐渐放开，走向了市场经济，至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前面却面临一个政、经体制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最终不能够相融。印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过去却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如今印度放开了经济体制，从而在各方面增加自由的程度，因此，相比之下，印度却是处在更好的境地。”
我不太同意弗里德曼的这个判断。从文化角度讲，决策层面有没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面临必须转型的抉择中，有一个主导的力量是一个正面的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是如此。让整个一个民族迅速接受一个新的社会观念（如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民主”有时还可能起到负面的影响。人们应当记得当初英迪拉•甘地总理在第二任期的失败经历，——人口问题在中国和印度的不同操作方式，将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计划经济的原则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传统有相融之处——即专制体制在经济领域的延伸，而印度向当时的苏联学习的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则充满了艰辛。印度的“返回”是一个无奈，返回以后，将更加延缓印度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社会的极其丰富的构件群体的长成，将更加缓慢。印度过早地放任传统，——这是“民主”的应有之意，它的另一面“传统社会的习惯势力的退出”将是更加遥遥无期的事情——这是我的预测。
以上三个国家中日本与我们的历史渊源最长久，俄罗斯与我们有过“盟兄弟”的历史和一段时期相似的意识形态；而印中两国近代的历史和命运又有相似的地方，而且现在都面临着一些带有相同性质的问题，如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等。眼下我们的社会文化转型仍在艰难地进行中，如果我们的思考长久地聚焦于自己的内部事务，一旦抬眼看一看别人的做法和经历，或许能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
东方国家必然要走社会转型之路
东方国家为什么要转型？很简单，因为它不转型就没办法体面地存在下去。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已经为近代历史所证明。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形态向哪里转？我说，只能向着以西欧为蓝本的那个社会形态的方向转。我可能因此而要被人扣上“欧洲中心论者”的帽子，但我要对此提出异议。
第一个提出“欧洲中心论”这个词的那个人，一定是个偏激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他提出这个词的用意显然是想阐发这样一个主张：研究世界或人类的文化或历史，不能以哪個地域的文明为龙头老大，而应当采取“平等”的方式，各自独立成章，不要有偏有向，不能让某一个文明有“特殊地位”。我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中国人。
当初中国人有资格以中国（那时叫“天朝”）为正统与别人论文化时，就自信地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乾隆皇帝对英国使节玛噶尔尼说“我朝家法，天下一体”时，他不会想到自己在犯什么“中国中心论”的忌。实力在，说话就硬气。现在时代变了，“我朝家法”不灵验了，但是当初那个派头、那个虚荣仍然还潜伏在某些中国人的心底，因此，“我不是中心，你们谁也别想当这个中心”，于是批判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的争执就这样引发了。“欧洲中心论”是个莫须有的概念，它只为某些人的虚荣心和另外一些目的而存在。
世界本没有中心，历史也不会看着谁的脸色跳舞，文化交融或文化冲突的年代，谁的文化能让人觉得值得效法和值得借鉴，它自然就成为客观上的中心，这个中心，不是谁人封的；硬要争抢它，没有意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就是中心，就说日本吧，虽然他们最初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却也曾经狂妄地自称过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现代学人应当抛弃这种只有官员政客才有的等级观念和狭隘心理。
事实证明，所有的东方国家，他们的民族文化都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要想成为“罗马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全面享用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好处，就必须使自己的社会实行转型。否则，你只能回到过去，恢复传统，或是妄图凭着个人的什么念想创造出一个“新社会”，都是在做自不量力的蠢事，失败是早晚的事。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看，我们将要议论的这三个国家都是大国，即使是日本，不论人口还是国土面积，都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大出一节。为什么要说这三个国家？因为要想从外部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的借鉴经验，只能从东方来寻找，也只能从大国中寻找。国际上公认新加坡的经验是社会转型的成功经验，但对我们中国来讲价值有限，它太小了。
俄罗斯早在300多年前就开始转型了
先说俄罗斯。俄罗斯是个“两栖”国家，东方人看她是个西方国家，西方人看她是个东方国家，她到底是西方国家的成分浓一些呢，还是相反？依我看，从她的国家形态初成的时候来观察，俄罗斯更具有东方国家的特征，而且从后来她自行走上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之路这一结果来看，还是她骨子里的东方民族的文化基因发挥了作用。俄罗斯从计划经济中出走后，与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但是，人们可能有所不知，俄罗斯的转型从300年前就开始了，而且走的一直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常常让人们把它当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即使考虑到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渊源关系，也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在沙皇的权威面前，东正教更像是中国的佛教，而与西欧各国的神权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相去甚远。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越是扩张，就越是远离现代社会的操作手段。因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这两个与现代社会水火不相融的基石，是他们社会转型的“硬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几位有作为的沙皇才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原动力。相反地，在我们中国人心中形象较好的俄罗斯贵族却在社会转型中起的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因此，俄罗斯转型“最后一跃”（即所谓“休克疗法”的实施）——是在贵族彻底消失以后，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没有传统”的日本社会转型最为成功
日本是最为积极主动地实行社会转型的国家，转型的速度和效率也最高，这也是他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作为国家形态，日本本来没有自己的“定见”，在社会发展到需要建立国家机器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大唐盛世”，一部《贞观治要》，就成了他们的建国根本大法。鲁迅先生认为日本人在日常生活方面要比中国人“认真得多”。而在文化上也如此。他们的认真程度甚至到了钻牛角尖的程度。中国人都知道，与《贞观治要》同等重要的文献，甚至更重要的经典多得是，既然是我们自己炮制出来的，我们当然也能篡改之，而日本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构件就比我们自己“认真”多了。日本人以“邯郸学步”的精神，细致、认真地学习贯彻《贞观治要》的精神，是很有效果的，学习是彻头彻尾地学，从里到外地学。一千多年来，日本政府机构的设置、连政府机构的名称都带有唐朝时期的特征。中国人早把“省”从政府一级机构的名称变为一级地方区域的名称了，而日本仍然是把“省”作为第一级的政府机构的名称，如外务省、大藏省（财务省）。他们一方面珍惜（哪怕是外来的）文化成果，珍视自己认可的传统文化。但一旦发现需要变革的时候，能从根本上做起，不怕冲击现实，很有壮士断腕的气概。对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正因为文化成果是从外面“趸”来的，所以“脱”起来就十分地决绝。尽管过程中也有暴力、有流血，他们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印度的社会转型显得过于“放纵”了些
印度的社会转型比中国和俄罗斯都显得和缓一些，这是他们“民性”决定的。他们转型过程也比我们早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但是直到现在好像在某些方面还走在了我们的后面。他们能提供给我们最可宝贵的建设性的经验，就是那个民族很有“耐心”，并且很能“宽容”地对待别人，宽容的对象甚至包括对自己进行过殖民统治的外来入侵者，是的，宗教文化赋予了他们这样的特质。比较起来，印度与我国的国情相去最远，长期存在的教派纷争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障碍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
刚过世不久的弗里德曼在2006年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你对中国ＶＳ印度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说：“当然有。这两个国家正是鲜明的对比。中国在政治上至今是集中（collectivism）的制度，经济体制上却逐渐放开，走向了市场经济，至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前面却面临一个政、经体制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最终不能够相融。印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过去却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如今印度放开了经济体制，从而在各方面增加自由的程度，因此，相比之下，印度却是处在更好的境地。”
我不太同意弗里德曼的这个判断。从文化角度讲，决策层面有没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面临必须转型的抉择中，有一个主导的力量是一个正面的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是如此。让整个一个民族迅速接受一个新的社会观念（如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民主”有时还可能起到负面的影响。人们应当记得当初英迪拉•甘地总理在第二任期的失败经历，——人口问题在中国和印度的不同操作方式，将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计划经济的原则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传统有相融之处——即专制体制在经济领域的延伸，而印度向当时的苏联学习的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则充满了艰辛。印度的“返回”是一个无奈，返回以后，将更加延缓印度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社会的极其丰富的构件群体的长成，将更加缓慢。印度过早地放任传统，——这是“民主”的应有之意，它的另一面“传统社会的习惯势力的退出”将是更加遥遥无期的事情——这是我的预测。
以上三个国家中日本与我们的历史渊源最长久，俄罗斯与我们有过“盟兄弟”的历史和一段时期相似的意识形态；而印中两国近代的历史和命运又有相似的地方，而且现在都面临着一些带有相同性质的问题，如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等。眼下我们的社会文化转型仍在艰难地进行中，如果我们的思考长久地聚焦于自己的内部事务，一旦抬眼看一看别人的做法和经历，或许能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