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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风（1922—2012），河北定州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2月入党。革命战争年代，历任《冀中导报》、《河北日报》、新华分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主任；“文革”期间，遭到打击迫害，被审查、错捕达11年之久；1977年平反后，历任省农委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研究室主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离休。
肖风同志在世时，2009年笔者曾对他作过一次专访，现追记如下——
为什么要编写经济文章
杜丽荣：高扬同志在河北期间，曾组织全省开展编写经济文章活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肖 风：1983年6月，省委召开了15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座谈会，高扬同志在会上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思想要能跟上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形势要求领导干部学习经济管理知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必须要学会经济管理。他说，我设想选100个农工商基层单位，写100篇经济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让领导干部来学习。大家一听很赞成。这次会议以后，高扬就把省直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作了部署，他还提议，选文章的时候，100篇文章里应有50篇是讲成功的经验的，有50篇讲失败的教训的，当时就叫经济文章。
一年以后出书了，书名叫《经济文章选编》。书出版以后，很有影响，省内省外，像北京等地都有不少的议论。《人民日报》就特约高扬同志著文回答“为什么要编写经济文章？”他在1984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到河北来跑了一些地方，接触了一些地（市）、县的领导干部，了解到不少人不知道什么叫商品生产，没有市场观念，对本地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一问三不知，这样的话工作搞不好，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就想用编写经济文章的办法，把经验和教训上升到理论，说明某个经济规律、某项原则原理。他还提到实际上在编写过程中，好多干部不愿意写教训，愿意写经验。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编的第一篇就是写教训的。他是这样讲的。
杜丽荣：您刚才提到《经济文章选编》第一篇文章就是谈教训的，它是怎么诞生的，写的是哪方面教训？
肖 风：高扬同志很重视的第一篇经济文章就是写石家庄地区行唐县水利工程教训的。这事是高扬去行唐县调研时发现的。行唐縣是一个山区丘陵平原县，过去十几年里搞了4项库渠工程，用工1224万个，投资2282万元，结果效益很差。他提示县委就此给省委写一篇报告，又提议把报告改为经济文章。最后，我们以《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知识》为题给高扬同志送去，他很满意，说这回算找到方法了，它就是首篇了，并亲自加了个批语，在《河北日报》发表了。文章总结得出了关于指导思想问题上的三条教训：第一，必须破除“以粮为纲”的框框，走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路子；第二，必须破除“要上粮食，就得靠灌溉，就得搞库渠工程”的框框，认识到必须从多山丘陵的实际出发，实行多种小型水利、水土保持工程与旱作农业并举的方针；第三，必须破除“搞库渠工程必须先上马后加鞭，上了马上级才给钱，既上了马上级就不能不给钱”的框框，得出了搞水利工程必须重视科学规划、科学技术的结论。这篇文章发表后，以它反思失败教训的勇气，总结知识的实用，论述的逻辑，文笔的流畅，题目的醒人，赢得了好评，包括各地（市）、北京各媒体都有反映。这开了个好头，对于后面写经济文章很有推动作用。
杜丽荣：这100篇文章是从多少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其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肖 风：当时收到文章769篇，从中筛选出来100篇。每一篇都经过精心修改后，送高扬同志审，不少篇他都修改了，有的不便于改他就提了修改意见，对有些篇则写下很精辟的“编者按”。
这100篇文章从内容说，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工农商贸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它不是纯学术性的论文，也不是就事论事的工作报告。它的特点是就事论理，从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教训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比方说，它从调查实际情况入手，在理论指导下撰写，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比较实在，好读，也好用。这些文章发表以后，读的人还很多，许多经济工作者感到，这些知识读了以后就能用，用了以后就见效。正因为这样，全省写经济文章、读经济文章、用经济文章的活动开展得很广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工作。
杜丽荣：您参与了编写经济文章的全过程，您怎么看待这项活动？
肖 风：用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它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和借鉴。第一，从训练干部的方式来说，它是个创造。高扬最初是这个意思，用这种方式把干部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学习经济知识，写经济文章，变成干部自我开发、自我造就、自我觉醒的过程。它不同于课堂听讲，也不同于死啃书本，而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方式，所以从训练干部的方式上来说可以借鉴。第二，它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建设活动。参加编写经济文章活动的各级各部门干部约两千余人，他们从事的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科学活动，是学习经济科学知识的学习活动，是讲究文字、文风、逻辑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它以克服盲目性、提升科学性为主旨和特征，也表明经济文章是科学知识的载体，因而也具有先进文化属性。第三，它有助于人们从思想上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任务。在思想上做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突破、清除沉积在诸多所谓经济工作经验中的“左”的框框，用自我剖析的方法，反思以前的工作，得出改革开放的科学的新思维，应该说是编写经济文章活动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强调调查研究中的“三个必要”
杜丽荣：高扬同志在河北期间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自己是怎么做的？
肖 风：高扬对调查研究可以说是非常爱好，是酷爱，我觉得这是他身上的特点。从当时河北形势的客观需要来看，抓调研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高扬自己对这个问题有回答。那是1983年1月，他在一次地（市）、县委书记的会议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调研。他说调查研究这个传统像其他的优良传统一样，多年来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注重调查研究，有些年轻干部也不会做调查研究。近几年较为普遍的是干部作风飘浮，唯上、唯书、不唯实，夸夸其谈，讲话、写报告长而且空的“八股”歪风到处泛滥。有些干部即使去调查研究，都是走马观花，弄不清事物发展的头尾。他们有的蹲点调查，习惯带回一些数字、事迹，很少提出带规律性的分析综合意见，就是有调查无研究。这不但反映出工作方法不对头，还反映出思想水平不高。所以他提出工作方法有改进的必要，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对思想水平有要求提高的必要。从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思想水平三个方面，强调“三个必要”。依我看，“三个必要”归结起来都是讲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是从分析、调查、研究得出来的“三个必要”。 他开出来的方子是这样子的：第一，要学习中央领导人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些论述，要建立干部联系点；第二，精简会议，节省出时间来去下乡；第三，建立调研机构，党政领导机关要建立研究室，建立“智囊团”，提倡培养和依靠智囊式人物，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那时候好多地方没有调研机构，“智囊团”这个词我是第一次听他说的。还有一个办法比较厉害，很过硬的，要求县委书记两个月之内写一篇调研性的报告，或调研心得文章给省委，要能讲出新情况、新体会来。书记们写得很用功，我看了不少，文章大都反映了一些新情况、新经验。最可喜的是，有些县委书记由此得到启发，尝到了甜头，自觉定期地写调研文章了。
据我了解，高扬来河北的第一年，去城乡调查两个半月，走了8个地区，38个县。以后两年搞调研的时间大致如此。他的讲话、文章、批示，以及各项决策建议，甚至包括“四化”干部的推荐，都是他调研的结果。所以，他讲的话很有针对性。他下去一边了解政策贯彻情况，一边去考察干部。在他的带动下，省委班子都自觉搞调查研究。第一年，省长张曙光在10个月里下乡8次，67天；省委书记邢崇智半年下乡9次，45天；省委书记高占祥下乡6次，41天。他们帮助下面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还做到了省委一班人开会说新话了，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
杜丽荣：今天我们谈论高扬同志重视调查研究这个话题有什么启示？
肖 风：按我的想法也可叫需要，或者作为我们对于高扬酷爱调研的作风的欣赏与怀念，要学他两条：第一条，为人民利益而调研。把调研当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之一。调研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启发创新思维，为了探索规律性的东西。按高扬的精神，我体会调研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条，就是把调研工作当成党的作风的基本建设工程来抓。高扬有“三抓”，抓得经常、抓得顽强、抓得生动。我觉得高扬这“三抓”里边，抓得特别生动，讲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
“三个善于的统一”的践行者
杜丽荣：您为什么要“重读高扬”？重读的收获是什么？
肖 风：《世纪老人》的编辑向我约稿，我想了半天，就叫《重读高扬》吧。这篇文章是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座谈会是中央书记处郝建秀同志1983年6月16日在小白楼主持召开的，主题是“高扬来河北之后”。发言后，中办的同志要我整理出来。因为这篇材料只是罗列事实，就事论事，没有分析，反映了我对高扬只有直观、表面的了解，或者只是欣赏照办，没有弄懂，所以想起这个事以后觉得是个遗憾。26年后重读，是为了求知而反思。
我认为收获有一点。从高扬这三年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我理出一条关于他思想方法和领导作风方面带规律性的东西，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三个善于的统一”：一是善于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河北的实际相结合；二是善于把多方面各种形式的工作综合统筹为实现创造安定局面这个当时首要的任务；三是善于创新——创新源于结合、综合的实践，创新寓于、用于推进结合与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这话说出来好像不好琢磨似的，结合里边有创新，没有就不是结合，就是照搬，综合里边的实践就有创新，不是创新就是打乱仗。创新干什么呢？服务于结合、综合这个实践。这三个善于结合、善于综合、善于有机统一，我得到的体会是这样。
杜丽荣：您可否结合高扬同志的工作实践，举例谈一下“三个善于的统一”的内涵。
肖 风：这“三个善于的统一”还是有些概念化，确实需要举例说明。比如“暂停争论”这个举措，是高扬来河北经过十天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它是根据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邓小平“不争论”的名言，结合河北的实际提出来的。他刚来时，各种观点、分歧、上访、谈话，进入他头脑里的东西太多了，怎么办？“暂停争论”讲团结，这是高扬的一个很好的“结合”。
再拿编写经济文章来说，它含有把中央重点转移的战略思想与河北的实际相结合的创意，这个创意就在于把重点转移推进到了深层的经济思想领域，这是创新，也是结合。
还有，高扬运用杂文为创造安定团结的大局服务。他写的杂文《论诬告》就是批判“文革”遗风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前，处理诬告典型案例的法律行动随后。如任县副检察长诬告检察长明显是违法的，就严肃处理了。这是把杂文、法律与媒体多方面各种形式的工作综合统筹于安定团结大局的生动例证。这个结合、综合、创新的统一，效果很好。包括他的调查研究，也是创新。调查研究本来是个老话题，怎么还是创新呢？胡耀邦专门讲了工作方法问题，高扬把这个精神拿来了，他在会上讲的就是耀邦的这些精神。
其他方面，像关于党政分工、选拔“四化”干部、调整班子以及各经济部门的改革发展，都属于“结合”“综合”之功。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和渗透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结合”“综合”，“结合”“综合”的实践启发了创新，这是我对他的“三个善于的统一”的一个理解吧。
杜丽荣：可否理解为这“三个善于的统一”，是您解读高扬同志的一把钥匙？
肖 风：可以这样说，这“三个善于的统一”，還真解开了我心里长时间未被解开的奥秘。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我写那篇纪实材料的开头，记有胡耀邦同志的一句话：1983年3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议定河北省委的班子，很顺利，用了不过5分钟。耀邦同志用“风平浪静”这四个字称道这件事，实际上是说河北有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段话是郝建秀同志来河北在一次座谈会开始时说的，意在表明她来的因由。她先把耀邦同志说的这段话讲了一下，然后才谈高扬这一年的工作，我把她讲的话用在了我写的材料的开头。耀邦这个“风平浪静”说令人振奋，而我当时只是理解为它指河北的形势比以前安定了，是对高扬的褒奖，这是一层意思；同时也传达出胡耀邦同志的心情，由焦虑转为欣慰。因为在这之前，1981年胡耀邦同志参加了河北工作会议，他说河北上访“全国第一”，所以他很焦虑，现在河北上访不是第一了，是风平浪静了，这不是心里有欣慰了吗？而我想求解的是为什么别的人用了比他多出许多的时间，没有解决好拨乱反正的问题，怎么高扬一年就由乱到治，创出了“风平浪静”的局面？我当时听了郝建秀的讲话以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写了纪实材料后也没有解决，这次重读，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就是“三个善于的统一等于成功”。
说到这“三个善于的统一”，我还想到这样一件事：1985年召开的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与第二次代表大会相距十多年，中央1982年是党的十二大，河北1985年才是第三次代表大会。这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告了省委新班子的产生，宣告了河北过去三年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宣告了河北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2%，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4%。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总结高扬来的三年的工作情况。这三个宣告，即宣告新班子成立、三年工作成绩和经济发展速度，实际上是说明高扬同志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高扬来的时候，中央给他的任务是两个：一方面调整好省委班子；另一方面做好河北的工作。任务都完成了，怎么完成的？靠什么完成的？答案还是“三个善于的统一等于成功”。所以，高扬同志的这条经验，可以说是很启发人的智慧的一个思想资源，一笔精神财富。
（责编/梁晓娟）
肖风同志在世时，2009年笔者曾对他作过一次专访，现追记如下——
为什么要编写经济文章
杜丽荣：高扬同志在河北期间，曾组织全省开展编写经济文章活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肖 风：1983年6月，省委召开了15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座谈会，高扬同志在会上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思想要能跟上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形势要求领导干部学习经济管理知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必须要学会经济管理。他说，我设想选100个农工商基层单位，写100篇经济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让领导干部来学习。大家一听很赞成。这次会议以后，高扬就把省直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作了部署，他还提议，选文章的时候，100篇文章里应有50篇是讲成功的经验的，有50篇讲失败的教训的，当时就叫经济文章。
一年以后出书了，书名叫《经济文章选编》。书出版以后，很有影响，省内省外，像北京等地都有不少的议论。《人民日报》就特约高扬同志著文回答“为什么要编写经济文章？”他在1984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到河北来跑了一些地方，接触了一些地（市）、县的领导干部，了解到不少人不知道什么叫商品生产，没有市场观念，对本地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一问三不知，这样的话工作搞不好，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就想用编写经济文章的办法，把经验和教训上升到理论，说明某个经济规律、某项原则原理。他还提到实际上在编写过程中，好多干部不愿意写教训，愿意写经验。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编的第一篇就是写教训的。他是这样讲的。
杜丽荣：您刚才提到《经济文章选编》第一篇文章就是谈教训的，它是怎么诞生的，写的是哪方面教训？
肖 风：高扬同志很重视的第一篇经济文章就是写石家庄地区行唐县水利工程教训的。这事是高扬去行唐县调研时发现的。行唐縣是一个山区丘陵平原县，过去十几年里搞了4项库渠工程，用工1224万个，投资2282万元，结果效益很差。他提示县委就此给省委写一篇报告，又提议把报告改为经济文章。最后，我们以《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知识》为题给高扬同志送去，他很满意，说这回算找到方法了，它就是首篇了，并亲自加了个批语，在《河北日报》发表了。文章总结得出了关于指导思想问题上的三条教训：第一，必须破除“以粮为纲”的框框，走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路子；第二，必须破除“要上粮食，就得靠灌溉，就得搞库渠工程”的框框，认识到必须从多山丘陵的实际出发，实行多种小型水利、水土保持工程与旱作农业并举的方针；第三，必须破除“搞库渠工程必须先上马后加鞭，上了马上级才给钱，既上了马上级就不能不给钱”的框框，得出了搞水利工程必须重视科学规划、科学技术的结论。这篇文章发表后，以它反思失败教训的勇气，总结知识的实用，论述的逻辑，文笔的流畅，题目的醒人，赢得了好评，包括各地（市）、北京各媒体都有反映。这开了个好头，对于后面写经济文章很有推动作用。
杜丽荣：这100篇文章是从多少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其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肖 风：当时收到文章769篇，从中筛选出来100篇。每一篇都经过精心修改后，送高扬同志审，不少篇他都修改了，有的不便于改他就提了修改意见，对有些篇则写下很精辟的“编者按”。
这100篇文章从内容说，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工农商贸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它不是纯学术性的论文，也不是就事论事的工作报告。它的特点是就事论理，从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教训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比方说，它从调查实际情况入手，在理论指导下撰写，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比较实在，好读，也好用。这些文章发表以后，读的人还很多，许多经济工作者感到，这些知识读了以后就能用，用了以后就见效。正因为这样，全省写经济文章、读经济文章、用经济文章的活动开展得很广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工作。
杜丽荣：您参与了编写经济文章的全过程，您怎么看待这项活动？
肖 风：用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它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和借鉴。第一，从训练干部的方式来说，它是个创造。高扬最初是这个意思，用这种方式把干部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学习经济知识，写经济文章，变成干部自我开发、自我造就、自我觉醒的过程。它不同于课堂听讲，也不同于死啃书本，而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方式，所以从训练干部的方式上来说可以借鉴。第二，它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建设活动。参加编写经济文章活动的各级各部门干部约两千余人，他们从事的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科学活动，是学习经济科学知识的学习活动，是讲究文字、文风、逻辑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它以克服盲目性、提升科学性为主旨和特征，也表明经济文章是科学知识的载体，因而也具有先进文化属性。第三，它有助于人们从思想上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任务。在思想上做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突破、清除沉积在诸多所谓经济工作经验中的“左”的框框，用自我剖析的方法，反思以前的工作，得出改革开放的科学的新思维，应该说是编写经济文章活动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强调调查研究中的“三个必要”
杜丽荣：高扬同志在河北期间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自己是怎么做的？
肖 风：高扬对调查研究可以说是非常爱好，是酷爱，我觉得这是他身上的特点。从当时河北形势的客观需要来看，抓调研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高扬自己对这个问题有回答。那是1983年1月，他在一次地（市）、县委书记的会议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调研。他说调查研究这个传统像其他的优良传统一样，多年来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注重调查研究，有些年轻干部也不会做调查研究。近几年较为普遍的是干部作风飘浮，唯上、唯书、不唯实，夸夸其谈，讲话、写报告长而且空的“八股”歪风到处泛滥。有些干部即使去调查研究，都是走马观花，弄不清事物发展的头尾。他们有的蹲点调查，习惯带回一些数字、事迹，很少提出带规律性的分析综合意见，就是有调查无研究。这不但反映出工作方法不对头，还反映出思想水平不高。所以他提出工作方法有改进的必要，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对思想水平有要求提高的必要。从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思想水平三个方面，强调“三个必要”。依我看，“三个必要”归结起来都是讲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是从分析、调查、研究得出来的“三个必要”。 他开出来的方子是这样子的：第一，要学习中央领导人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些论述，要建立干部联系点；第二，精简会议，节省出时间来去下乡；第三，建立调研机构，党政领导机关要建立研究室，建立“智囊团”，提倡培养和依靠智囊式人物，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那时候好多地方没有调研机构，“智囊团”这个词我是第一次听他说的。还有一个办法比较厉害，很过硬的，要求县委书记两个月之内写一篇调研性的报告，或调研心得文章给省委，要能讲出新情况、新体会来。书记们写得很用功，我看了不少，文章大都反映了一些新情况、新经验。最可喜的是，有些县委书记由此得到启发，尝到了甜头，自觉定期地写调研文章了。
据我了解，高扬来河北的第一年，去城乡调查两个半月，走了8个地区，38个县。以后两年搞调研的时间大致如此。他的讲话、文章、批示，以及各项决策建议，甚至包括“四化”干部的推荐，都是他调研的结果。所以，他讲的话很有针对性。他下去一边了解政策贯彻情况，一边去考察干部。在他的带动下，省委班子都自觉搞调查研究。第一年，省长张曙光在10个月里下乡8次，67天；省委书记邢崇智半年下乡9次，45天；省委书记高占祥下乡6次，41天。他们帮助下面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还做到了省委一班人开会说新话了，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
杜丽荣：今天我们谈论高扬同志重视调查研究这个话题有什么启示？
肖 风：按我的想法也可叫需要，或者作为我们对于高扬酷爱调研的作风的欣赏与怀念，要学他两条：第一条，为人民利益而调研。把调研当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之一。调研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启发创新思维，为了探索规律性的东西。按高扬的精神，我体会调研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二条，就是把调研工作当成党的作风的基本建设工程来抓。高扬有“三抓”，抓得经常、抓得顽强、抓得生动。我觉得高扬这“三抓”里边，抓得特别生动，讲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
“三个善于的统一”的践行者
杜丽荣：您为什么要“重读高扬”？重读的收获是什么？
肖 风：《世纪老人》的编辑向我约稿，我想了半天，就叫《重读高扬》吧。这篇文章是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座谈会是中央书记处郝建秀同志1983年6月16日在小白楼主持召开的，主题是“高扬来河北之后”。发言后，中办的同志要我整理出来。因为这篇材料只是罗列事实，就事论事，没有分析，反映了我对高扬只有直观、表面的了解，或者只是欣赏照办，没有弄懂，所以想起这个事以后觉得是个遗憾。26年后重读，是为了求知而反思。
我认为收获有一点。从高扬这三年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我理出一条关于他思想方法和领导作风方面带规律性的东西，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三个善于的统一”：一是善于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河北的实际相结合；二是善于把多方面各种形式的工作综合统筹为实现创造安定局面这个当时首要的任务；三是善于创新——创新源于结合、综合的实践，创新寓于、用于推进结合与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这话说出来好像不好琢磨似的，结合里边有创新，没有就不是结合，就是照搬，综合里边的实践就有创新，不是创新就是打乱仗。创新干什么呢？服务于结合、综合这个实践。这三个善于结合、善于综合、善于有机统一，我得到的体会是这样。
杜丽荣：您可否结合高扬同志的工作实践，举例谈一下“三个善于的统一”的内涵。
肖 风：这“三个善于的统一”还是有些概念化，确实需要举例说明。比如“暂停争论”这个举措，是高扬来河北经过十天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它是根据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邓小平“不争论”的名言，结合河北的实际提出来的。他刚来时，各种观点、分歧、上访、谈话，进入他头脑里的东西太多了，怎么办？“暂停争论”讲团结，这是高扬的一个很好的“结合”。
再拿编写经济文章来说，它含有把中央重点转移的战略思想与河北的实际相结合的创意，这个创意就在于把重点转移推进到了深层的经济思想领域，这是创新，也是结合。
还有，高扬运用杂文为创造安定团结的大局服务。他写的杂文《论诬告》就是批判“文革”遗风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前，处理诬告典型案例的法律行动随后。如任县副检察长诬告检察长明显是违法的，就严肃处理了。这是把杂文、法律与媒体多方面各种形式的工作综合统筹于安定团结大局的生动例证。这个结合、综合、创新的统一，效果很好。包括他的调查研究，也是创新。调查研究本来是个老话题，怎么还是创新呢？胡耀邦专门讲了工作方法问题，高扬把这个精神拿来了，他在会上讲的就是耀邦的这些精神。
其他方面，像关于党政分工、选拔“四化”干部、调整班子以及各经济部门的改革发展，都属于“结合”“综合”之功。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和渗透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结合”“综合”，“结合”“综合”的实践启发了创新，这是我对他的“三个善于的统一”的一个理解吧。
杜丽荣：可否理解为这“三个善于的统一”，是您解读高扬同志的一把钥匙？
肖 风：可以这样说，这“三个善于的统一”，還真解开了我心里长时间未被解开的奥秘。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我写那篇纪实材料的开头，记有胡耀邦同志的一句话：1983年3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议定河北省委的班子，很顺利，用了不过5分钟。耀邦同志用“风平浪静”这四个字称道这件事，实际上是说河北有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段话是郝建秀同志来河北在一次座谈会开始时说的，意在表明她来的因由。她先把耀邦同志说的这段话讲了一下，然后才谈高扬这一年的工作，我把她讲的话用在了我写的材料的开头。耀邦这个“风平浪静”说令人振奋，而我当时只是理解为它指河北的形势比以前安定了，是对高扬的褒奖，这是一层意思；同时也传达出胡耀邦同志的心情，由焦虑转为欣慰。因为在这之前，1981年胡耀邦同志参加了河北工作会议，他说河北上访“全国第一”，所以他很焦虑，现在河北上访不是第一了，是风平浪静了，这不是心里有欣慰了吗？而我想求解的是为什么别的人用了比他多出许多的时间，没有解决好拨乱反正的问题，怎么高扬一年就由乱到治，创出了“风平浪静”的局面？我当时听了郝建秀的讲话以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写了纪实材料后也没有解决，这次重读，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就是“三个善于的统一等于成功”。
说到这“三个善于的统一”，我还想到这样一件事：1985年召开的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与第二次代表大会相距十多年，中央1982年是党的十二大，河北1985年才是第三次代表大会。这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告了省委新班子的产生，宣告了河北过去三年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宣告了河北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2%，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4%。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总结高扬来的三年的工作情况。这三个宣告，即宣告新班子成立、三年工作成绩和经济发展速度，实际上是说明高扬同志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高扬来的时候，中央给他的任务是两个：一方面调整好省委班子；另一方面做好河北的工作。任务都完成了，怎么完成的？靠什么完成的？答案还是“三个善于的统一等于成功”。所以，高扬同志的这条经验，可以说是很启发人的智慧的一个思想资源，一笔精神财富。
（责编/梁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