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吴冠中这样中气十足的艺术狂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同各种势力或“假想敌”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2005年我经过与吴冠中的多次深入访谈,写了一本具有理论研究性质的书籍:《彩面朝天——吴冠中的世界》,初稿形成后我特意去北京将书稿交给吴先生过目。吴先生留下书稿,聊了一会别的事,我告辞后刚回到宾馆,他就打电话过来了,对书的内容提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意见。整个审稿过程就是,他看一章打一个电话,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那种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令人非常钦佩。同时也使我的这本书提升了质量。
　　我按照他的要求改动了几个细节,他打电话过来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写了我的书,现在就是自己人了,是朋友了,是朋友我们以后就要以诚相待。”老人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
　　有一次聊到兴头上,他就跟我说:他的一辈子都为了争取艺术的自由和理想而奋斗,但是有三股势力视他为眼中钉。
　　吴冠中的名望已经很高了,还有人反对他?当时我吃了一惊,连忙问他究竟是哪三股势力。
　　老人的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一派是徐悲鸿派的学生,大概以五六十年代中央美院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绘画流派。
　　我知道,1950年吳先生从法国留学归国,经同学董希文介绍任中央美院讲师。虽然徐悲鸿是吴先生的同乡,但在艺术立场上,两人形同冰炭,吴先生的许多文章里并不回避自己对这位院长同乡的恶感。确实,从近代美术史的发展来看,杭州国立艺专和徐悲鸿派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建国后,徐悲鸿占据了话语权,极力跻身权力中心,大红大紫,将杭州国立艺专一度收编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当年林风眠、吴大羽等重要人物只得“鸟兽散”。在这一点上,两个门派之间可以说是有“宿仇”的。不久吴先生就在文艺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斥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1953年被排挤出中央美院,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美术基础课。
　　还有一派是延安来的一部分“左”的美术干部。这一派建国以后大都在各大美术机构、院校以及文化要害部门掌握实权,他们将吴冠中提出并一贯强调的绘画的形式美、抽象美等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例如江丰,他就反对传统的国画,武断地认为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他在美院里一意孤行,调整课程设置,国画教师几乎因此“下岗”。1980年,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关于抽象美》一文,引发论战。江丰对此大为不满,多次讲话中批评了吴冠中,认为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在一次美协理事会上,江丰发言攻击抽象派,因过于激动,突然昏倒。在不久举行的常务理事会上,江丰讲话又攻击抽象艺术,无法自控地再次暴怒,又昏倒在地,终于没有救回来。
　　吴冠中由衷感叹:“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他全心全意为信念,并非私念。”他向他的对手致敬。
　　还有一派是保守的传统势力,大致就是指传统国画家们。吴先生喝过洋墨水,自觉与他们拉开距离,认为他们太迂腐,太井底之蛙。虽然他早年崇拜潘天寿,跟他学过国画,一笔“潘体”毛笔字学得惟妙惟肖,但这些后来都被他巧妙地藏起来了。例如他晚年写字,明明写的就是书法,其实也不成功。但他偏偏另取花名,美其名曰“汉字构成”。他还故意“挑逗”传统派,抛出著名的“笔墨等于零”的论调,惹得他们暴跳如雷。张仃等国画家纷纷起来和他论战,认为老头子是哗众取宠。其实,吴冠中的战略倒让我想起金庸《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最后那种“独孤求败”的意思,是故意引国画家们上圈套的。包括他写《我读石涛画语录》,对石涛著作重新注解阐述,都是为他宏大的美术战略而服务的,用另一种方式狠狠嘲笑了因循守旧的传统国画家们一把。好像对他们说:喏,你们的眼睛都长在哪里了,老祖宗的艺术秘笈,还要靠我这个“新派”画家来给你们发掘和发明,你们有什么出息。老头就是这么顽皮,这么狠。记得《吴冠中全集》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什么是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吴先生激昂地回答“‘笔墨等于零’就是‘笔墨当随时代’”,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能说出这样铿锵有力的话来,你看他的气有多足!
　　古人讲狂者进取,现代人讲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可以说也只有像吴冠中这样中气十足的艺术狂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同各种势力或“假想敌”作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一生的战斗精神倒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