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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基本国策，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掀起了国际投资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潮流，期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快速上升，目前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位。
不过近期另外一番景象也在上演——进入中国的FDI增速下降，同时本国资本流出却在加快。这一方面缘于进入中国的FDI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国内经济增速下滑，需求萎缩，而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长期转变，廉价劳动力供给不再充裕，资本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即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作为与FDI相辅相成的影子指标，GDP继续减速将不可避免。
从国内资本结构上看，FDI扮演着弥补局部资金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角色。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享有高储蓄的国家，储蓄余额虽然变得越来越庞大，却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形成资本。在经济和房地产双重下行周期，国内的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拖累经济增长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估计，2015年中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
虽然国内FDI占GDP比重已经从1994年的历史高点6%下降至2013年的1.3%，且不再是中国国内投资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但不容置疑的是，FDI对于中国依然十分重要。国际投资逆向而动首先会削弱中国经济增长。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曾在一篇《FDI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报告中，对近百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90年代吸引外资情况和经济表现进行总结研究。结论显示，FDI能提高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效率和规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一研究指出，FDI由于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要大于同等规模的国内投资，所以更为高效。并且，NBER得到的数据显示，FDI对于东道国国内资本不仅不存在挤出效应，反而会带动国内投资规模增长，这一乘数范围大致是在1.5-2.3倍。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FDI的商业嗅觉较为敏锐，能更早发现新兴的投资机会，同时带动整个产业链发展。对应于中国2013年FDI占GDP的1.3%，由FDI带动的全部投资应当大致占到GDP的2%-3%。
该研究还指出，利用FDI会加快经济增长。对于调查中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FDI占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GDP增速会提高0.8个百分点。中国FDI占GDP比重的历史最高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时段；该比率在本世纪初也曾回升，对应于入世后中国经济再度腾飞；直到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推出强刺激二者关系才不再密切，而金融危机后这一正向变动关系再度明显。
不过，NBER同时指出，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FDI存在一个重要先决条件，那就是东道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改革开放初期，同样也是中国人口红利释放的初期，劳动力充足且廉价。但近几年，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总体的新增劳动力供给放缓。而得益于基础教育程度提高，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得以提升。因此不仅原本以制造业为主的FDI开始要么转投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要么在国内新增的FDI以投向服务业为主。2013年，FDI在服务业投资比重首次超过50%，目前仍在上升。
相比于外资流入下滑，国内资本流向国外相当于国内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要素投入下降，因此，对增长的削弱作用更为直接，且未来会持续下去。很明显，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并不计入本国的GDP，而是贡献为东道国的GDP。
全球大势所趋
实际上，国际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逆向流动是全球大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世界投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全球FDI在2013年重拾升势，但主要增长是由发达国家贡献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创出历史新高。
以2007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发达国家引入的FDI占全球FDI比例持续下降，在2013年仅为39%，创出历史最低。但UNCTAD预计，2014年全年这一趋势可能会转变，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
UNCTAD特别指出，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对FDI的影响要远大于实施时的情况，出口导向型的FDI将倾向于进入货币贬值的国家，市场导向型的FDI将撤出需求萎缩的国家。作为维持强势人民币汇率、同时长期以吸收市场导向FDI为主的中国，将面临FDI流出的双重压力。
当然，在全球资本逆向流动的格局中，中国的资本净流出也有其合理性。舆论不应将此视为资本恐慌性外逃。
首先，从宏观调控上看，资本净流出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性。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已经带来中国贸易顺差的上升。2014年二、三两个季度，中国连续实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这一平衡格局，为央行在国内货币政策的放松打开了空间。
其次，中国在利用高成本FDI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储蓄创造财富。中国长期拥有高额储蓄并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一方面出现了投资超过储蓄的情况，另一方面每年储蓄与资本形成额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在2013年末达到约16万亿元。究其原因，在于过去十余年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土地征用、购置及迁移补偿费等不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迅速增加，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要小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大量储蓄投资了土地，这部分没有形成资本。
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且全国出现分化，这部分原本投资于土地的国内储蓄未来需要另寻出路。在国内需求萎缩的环境下，出海寻找投资机会是一个选择。
国内资本寻出路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大势所趋。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在多方面制定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在制度操作层面，2014年10月，商务部实施了修订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首次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并引入了负面清单的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核准范围。此外，仍在准备中的资本项目开放，也有利于促进国内投资出海，缓解经常账户资金流入的压力。
从更高层面看，中国还需要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投资的影响。UNCTAD的报告指出，区域经济对国际投资具有“塑造”力量，一方面是不同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区域经济组织国家之间的影响。
APEC目前仍是FDI流入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吸引FDI占到全球总量的58%，但APEC未来内部的分化在加剧，且外部面临南美国家的竞争。目前以美国为首的TPP、美欧组成的TTIP，以及中日韩-东盟构成的RCEP各自占到全球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由于TTIP的资本流动目前呈放缓趋势，未来将是TPP和RCEP成员国之间分庭抗礼。
这一变化的本质是欧美之间的投资活动趋冷，而美国、中国、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投资活动越来越活跃，既有争相吸引国际资金入境，也有资本出海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项目。对中国而言，后一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前以矿业、制造业为主，但是未来很有可能快速增长、且存在国家政策支持空间的，是对外工程承包商通过BOT和PPP融资方式建设海外项目。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中国的建筑周期早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向下拐点，下行周期可能长达十年。庞大的中国建筑业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如住宅、路桥、水利、港口等领域扩张海外市场，2014年前三季度达到922.9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对外直接投资额。
再者，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企业也存在走出去的需求。未来高铁、核电等领域有望成为新的对外工程增长点，且市场从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升级，这需要大规模融资的项目，存在对接国内资金的可能。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表示，以主权基金或基建债券等股权、债权方式对接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当于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对外主权财富或是债权资产，且有助于增加国民收入，是可以持续的。
当然，鼓励海外工程承包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还要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一位中国工程对外承包商会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除了完善落实对外投资法规之外，未来政策扶持方向应包括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出海、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完善保险和咨询等配套服务等。
不过近期另外一番景象也在上演——进入中国的FDI增速下降，同时本国资本流出却在加快。这一方面缘于进入中国的FDI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国内经济增速下滑，需求萎缩，而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长期转变，廉价劳动力供给不再充裕，资本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即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作为与FDI相辅相成的影子指标，GDP继续减速将不可避免。
从国内资本结构上看，FDI扮演着弥补局部资金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角色。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享有高储蓄的国家，储蓄余额虽然变得越来越庞大，却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形成资本。在经济和房地产双重下行周期，国内的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拖累经济增长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估计，2015年中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
虽然国内FDI占GDP比重已经从1994年的历史高点6%下降至2013年的1.3%，且不再是中国国内投资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但不容置疑的是，FDI对于中国依然十分重要。国际投资逆向而动首先会削弱中国经济增长。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曾在一篇《FDI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报告中，对近百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90年代吸引外资情况和经济表现进行总结研究。结论显示，FDI能提高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效率和规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一研究指出，FDI由于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要大于同等规模的国内投资，所以更为高效。并且，NBER得到的数据显示，FDI对于东道国国内资本不仅不存在挤出效应，反而会带动国内投资规模增长，这一乘数范围大致是在1.5-2.3倍。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FDI的商业嗅觉较为敏锐，能更早发现新兴的投资机会，同时带动整个产业链发展。对应于中国2013年FDI占GDP的1.3%，由FDI带动的全部投资应当大致占到GDP的2%-3%。
该研究还指出，利用FDI会加快经济增长。对于调查中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FDI占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GDP增速会提高0.8个百分点。中国FDI占GDP比重的历史最高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时段；该比率在本世纪初也曾回升，对应于入世后中国经济再度腾飞；直到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推出强刺激二者关系才不再密切，而金融危机后这一正向变动关系再度明显。
不过，NBER同时指出，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FDI存在一个重要先决条件，那就是东道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改革开放初期，同样也是中国人口红利释放的初期，劳动力充足且廉价。但近几年，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总体的新增劳动力供给放缓。而得益于基础教育程度提高，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得以提升。因此不仅原本以制造业为主的FDI开始要么转投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要么在国内新增的FDI以投向服务业为主。2013年，FDI在服务业投资比重首次超过50%，目前仍在上升。
相比于外资流入下滑，国内资本流向国外相当于国内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要素投入下降，因此，对增长的削弱作用更为直接，且未来会持续下去。很明显，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并不计入本国的GDP，而是贡献为东道国的GDP。
全球大势所趋
实际上，国际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逆向流动是全球大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世界投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全球FDI在2013年重拾升势，但主要增长是由发达国家贡献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创出历史新高。
以2007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发达国家引入的FDI占全球FDI比例持续下降，在2013年仅为39%，创出历史最低。但UNCTAD预计，2014年全年这一趋势可能会转变，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
UNCTAD特别指出，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对FDI的影响要远大于实施时的情况，出口导向型的FDI将倾向于进入货币贬值的国家，市场导向型的FDI将撤出需求萎缩的国家。作为维持强势人民币汇率、同时长期以吸收市场导向FDI为主的中国，将面临FDI流出的双重压力。
当然，在全球资本逆向流动的格局中，中国的资本净流出也有其合理性。舆论不应将此视为资本恐慌性外逃。
首先，从宏观调控上看，资本净流出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性。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已经带来中国贸易顺差的上升。2014年二、三两个季度，中国连续实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这一平衡格局，为央行在国内货币政策的放松打开了空间。
其次，中国在利用高成本FDI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储蓄创造财富。中国长期拥有高额储蓄并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一方面出现了投资超过储蓄的情况，另一方面每年储蓄与资本形成额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在2013年末达到约16万亿元。究其原因，在于过去十余年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土地征用、购置及迁移补偿费等不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迅速增加，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要小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大量储蓄投资了土地，这部分没有形成资本。
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且全国出现分化，这部分原本投资于土地的国内储蓄未来需要另寻出路。在国内需求萎缩的环境下，出海寻找投资机会是一个选择。
国内资本寻出路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大势所趋。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在多方面制定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在制度操作层面，2014年10月，商务部实施了修订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首次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并引入了负面清单的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核准范围。此外，仍在准备中的资本项目开放，也有利于促进国内投资出海，缓解经常账户资金流入的压力。
从更高层面看，中国还需要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投资的影响。UNCTAD的报告指出，区域经济对国际投资具有“塑造”力量，一方面是不同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区域经济组织国家之间的影响。
APEC目前仍是FDI流入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吸引FDI占到全球总量的58%，但APEC未来内部的分化在加剧，且外部面临南美国家的竞争。目前以美国为首的TPP、美欧组成的TTIP，以及中日韩-东盟构成的RCEP各自占到全球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由于TTIP的资本流动目前呈放缓趋势，未来将是TPP和RCEP成员国之间分庭抗礼。
这一变化的本质是欧美之间的投资活动趋冷，而美国、中国、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投资活动越来越活跃，既有争相吸引国际资金入境，也有资本出海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项目。对中国而言，后一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前以矿业、制造业为主，但是未来很有可能快速增长、且存在国家政策支持空间的，是对外工程承包商通过BOT和PPP融资方式建设海外项目。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中国的建筑周期早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向下拐点，下行周期可能长达十年。庞大的中国建筑业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如住宅、路桥、水利、港口等领域扩张海外市场，2014年前三季度达到922.9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对外直接投资额。
再者，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企业也存在走出去的需求。未来高铁、核电等领域有望成为新的对外工程增长点，且市场从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升级，这需要大规模融资的项目，存在对接国内资金的可能。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表示，以主权基金或基建债券等股权、债权方式对接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当于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对外主权财富或是债权资产，且有助于增加国民收入，是可以持续的。
当然，鼓励海外工程承包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还要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一位中国工程对外承包商会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除了完善落实对外投资法规之外，未来政策扶持方向应包括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出海、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完善保险和咨询等配套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