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多重辩证:思想史视野中的《应物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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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塑造了三重自我,并将新人的可能性寄托在“第三自我”。在思想史的视野中,“第三自我”源自并接续德国浪漫派的思想传统。从施莱格尔到托马斯·曼,李洱面对着德国浪漫派“文明/文化”的“现代性”冲突,并在中国的现代性事业处于历史关口的当下,给出自己的回应。《应物兄》作为一部高度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讨论了情感、自我与他人的相通、共同体与“中华性”等依次递进的现代性难题。在《应物兄》多重自我所展开的辩证法中,凝聚着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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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调研使沈从文初步接受了“封建剥削”这一经典社会历史阐释原理,这直接导致他对过往作品乃“做风景画”的自我批评。从沈从文所用“风景画”概念的美学知识源头可知,沈氏在川南经历了自身写作意识的一次转型。痛心于川南农民对“如画山水”“土改巨变”的“双重无知”,沈从文发愿以“如游离却融洽”的状态倾心融入历史,将个人代入体验与理性认识有机融合,完成对“真正”“新中国的人民”的“叙录”。这份愿心最终没有顺利实现,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写作的“不成功”并没有彻底摧毁沈从文为民族保留生活、文化和政治记忆的信念,他将“劳动
作为一出伟大的悲剧,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历来对哲学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拉康从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这一独特论域出发,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回答:一、为什么安提戈涅宁死也要为波吕涅克斯举行葬礼?她真的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普通人吗?抑或这飞蛾扑火的奋不顾身完全是她死亡欲望的表现?然而死亡欲望又是什么意思?二、果真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波吕涅克斯对安提戈涅具有那种独一无二的伦理价值吗?这出悲剧真的只是神的法律与人的法律这两种有限理性的冲突吗?抑或他的价值仅仅来自象征秩序的安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拒绝任何价值、思想的中介,永不厌倦地看、听、嗅着一切,让万象以本然的样态平等地陈列在一处。这就是朱天文所说的“天”的眼光。沈从文的“天眼”开启出侯孝贤的长镜头美学。侯孝贤的长镜头以不动的冷眼“看”世界,此种眼光狐疑、摒弃掌镜人的语法,让世界以自身的而非你所要的样子打开,“天意”于其中隐隐若现。正因为有着“天意”的超然,侯孝贤看世人无非是一些“好男好女”,更看出“好男好女”不得不变化、毁灭的悲伤。沈从文的笔就像侯孝贤的镜头一样地“一仆二主”,现象冲破他的意图在不停地绽出。现象真是好看
依据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相关理论,可以提炼出“代”的基本内涵:特定年龄段的个体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群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从这个界定出发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作为父辈的50/60后与作为子辈的80末—90后一代形成了典型的父子两代,他们之间由于社会经历、文化教育、价值观、媒介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语言符号、
自20世纪中期伊始“后理论”甚嚣尘上,对文本意义的“解构”似乎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让位于各种主观主义解读。这带来的是文本意义解读的视角主义原则的兴起。但在齐泽克看来,文本的“真理性”远没有消失不见,他始终坚称文本内在含义的“客观性”维度,即推崇对文本解读的“视差主义”原则。从视角向视差的过渡标识出齐泽克独树一帜的文本解读路径,也体现了他对后理论视角主义解读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20世纪以来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荒诞、抽象等问题将文学囿于表象化的文字游戏,柄谷行人认为这表面上是理论从创作中剥离的结果,但根本原因是文学审美共通感的缺失。面对当代众多对“共通感”的阐释,他指出应以康德为策略而非对象,将审美共通感重新阐释为一种“联通综合的想象力”,并提出以下要求:在观念层面,一方面为确保个体的单独性而要求“复数的主观”,另一方面通过想象力将“复数的主观”统合起来;在实践层面要求对“固有名词”的恢复。在此基础上,他试图重新为当下文学指出一条可能的道路。同时,对共通感问题的再阐述进一步揭示出文学
源出于《诗经》的“衣锦褧衣”代表了古代中国的另一种美感或审美理想,即“低调的华美”;它表明了有意遮掩令人炫目的华美和高雅,透露出一种内在的动人之美。“低调的华美”与谷崎润一郎所称颂的“阴翳的风雅”之美有着内在精神的联系,彰显了古代中国和东方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的独特传统。“低调的华美”的美感包含着浑然不可离析的物质性、感受性、精神性、历史感和存在的价值感等诸多意涵,表明古代中国人的美感始终都与人的现实生存的重要关切分不开,绝非无关功利。
作为再现叙事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或对历史整体赋型,或只取横截面勾勒历史记忆的肌理。南京大屠杀题材文学书写不仅再现了民族惨痛历史,同时也是构筑民族创伤记忆的支点,更是重新指认日军侵略暴行的重要方式。再现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叙事需要警惕泛化的“人道主义”立场、“去政治化”的虚无主义和对已有定论的侵略罪行报以“理解之同情”。历史创伤应与记忆、真相和正义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再现叙事的多元表现策略,使之成为民族认同感塑型的重要资源。
近现代中国的科学叙事不仅来源于启蒙的冲动,更有知识人探寻世界本源,建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冲动。中国文人运用粗浅的科学知识,重构了道器之辨与格致之学,借助“爱力”诸说论证仁学,构筑了博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哲学以及爱智互生的情感论美学。“赛先生”与“爱先生”“美先生”的传承转换,从重建本体论、宇宙论进而贯通人生论,显露出对西方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意识,也制造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的多重悖论。重新认识近现代科学言说的形上之维,有助于超越“科玄论战”的二元叙事,探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话语的本土源流,进而把握五四
《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并非关于《平凡的世界》创作情况的简单“回顾”,而是从其“源起”阶段,即包含着内在的论辩性质。既回应李继凯《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一文针对其创作的若干批评意见,也一次性地回应自《人生》以来评论界关于其创作的重要批评观点,进而系统阐发其具有20世纪80年代“反潮流”意义的思想和美学观念。该作涉及“总体性”视域、现实主义思想和美学观念的意义和可能,以及文学与时代、土地和人民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性地观照其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复杂蕴涵,不仅可以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