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元年间，广州文人范知璇屡试不第，做官无门，却名利之心不死。宰相宋璟因犯颜直谏被贬为广州都督后，忧国忧民，“敬业爱岗”不改初衷，为百姓大办好事、实事，政绩卓著，口碑甚佳。朝廷征调宋公再次入阁为相时，百姓哭留不住，自发集资要为其修建“遗爱碑”。于是，范知璇抓住天赐良机，摇动生花妙笔，写了一篇《良宰论》献给宋公。此文闻一增十，见百益千，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令人不忍卒读。对于某些地方官来说，若遇上这等事，定是欣喜若狂，立即勒碑刻石，大彰功德，但宋璟却是位正直廉明的官吏，看到了个中有股不正之风，大笔一挥批曰：“文涉谄谀。作者若为文章高手，可参加考试，不必来这一套。”
　　不难看出，范知璇之所以在《良宰论》中对宋公极尽吹捧溜须之能事，无非是想讨好宋公，或获得赏赐钱帛，或捞取一官半职，或借宋公辉耀千秋之光让自己名垂青史，一言以蔽之，他这种做法有精神贿赂、以文谋私之心，无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之意。面对范某的“精神贿赂”，宋璟不是欣然接受，而是断然拒绝，无不充分体现了他的清醒与明智，此举值得我们当今的领导干部学习借鉴。
　　所谓“精神贿赂”，就是指一些厚颜无耻、心术不正、动机不良之徒，以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方法和形式来迎合领导，讨得欢心，求得好感，从而为我所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种伎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拍马屁、抬轿子、戴高帽等。与物质贿赂赤裸裸的利诱相比，精神贿赂更具形式上的灵活性和行动上的隐蔽性，它只需一张巧嘴、一个笑脸、一架媚骨、一副心眼外加手勤、腿勤就行，它“赠送”的不是财物，而是阿谀奉承之言，拍马溜须之举，更容易使人在精神和思想上放松戒备和警惕，变得昏昏然、飘飘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掉入温柔的“陷阱”，最终被行贿者牵着鼻子走，任其驱使和利用，所以有哲学家早就提醒人们：“奉承者不用花钱，但绝大多数的人却不自觉地向奉承者付出巨款。”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作为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少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自然就会成为“精神贿赂”的重点对象，被腐蚀、被拉拢、被利用的机会相对就会多一些。如果领导干部自身稳不住神，沉不住气，分不清良莠，辨不明真假，对“精神贿赂”缺乏免疫力，就很容易被一些喜捧、嗜捧者所迷惑和俘虏，往往就会导致失聪、失明、失察、失策，不仅会助长溜须拍马的不正之风，严重败坏党风政风，而且还会做出有损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错事、傻事来，最终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
　　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面对“精神贿赂”，一定要学会拒绝，懂得拒绝。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他人，既要勿媚于人，切实做到坦率真诚，刚直不阿，又要防范别人的谄媚，真正让自己耳聪目明，心清气正，努力培养高尚人品，提升思想境界，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抵挡住“精神贿赂”的侵蚀。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和惩处“精神贿赂”的相关法律制度，切实做到预防和惩处相结合，从制度上铲除“精神贿赂”滋生的土壤，让行贿者无机可乘。此外，还要强化监督，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对那些利用“精神贿赂”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和事，一经发现，就要依法依纪从严惩处，绝不姑息迁就。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从而使“精神贿赂”退避三舍，失去市场。
　　责任编辑：陈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