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橘灯》全文不过一千五六百字，体量并不大，但是内涵很丰富，值得细细咂摸。该文写于1957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九春节将届之时，是冰心应《中国少年报》之邀约而写作的，文章刊发在1月31日丁酉新年正月初一的《中国少年报》上，因而冰心这篇短文紧扣“春节”时令：文章开头提到“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亦即我们所说的大年三十；文章中间部分提到了年夜饭——当“我”询问小姑娘她的母亲是否吃过饭、冒着热气的砂锅里装着什么时，小姑娘回答：“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中国人春节期间少不了要张灯结彩、串门访亲，像我国沿海地区就流行着新春时节互赠橘子的风俗，因为橘子寓意吉祥，而文章的核心内容便是“我”买了橘子去探望小姑娘一家、小姑娘精心制作小橘灯送“我”；文章结尾则再度点题呼应开篇：“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可以说，围绕着春节，冰心做足了文章，处处透着精心。
　　文章开篇含糊地说明“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文章结尾则道出了具体时间：“12年过去了”。文章写作刊发的时间是1957年，文中所写的事情自然发生在乙酉年的1945年，更何况冰心在后来有明确表示：“这件事发生在1945年的春节前夕”（《漫谈〈小橘灯〉的写作经过》）。从乙酉年到丁酉年的12年正是一个生肖轮回，这当中有时间的流转，也有空间地理位置上的变迁——冰心抗战时期住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写作此文时则住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抚今思昔，自会别有一番滋味。在这一轮的岁月流转中，现实中国业已完成了新旧政权的更迭，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属于金鸡报晓、换了人间，尤其是1956年初，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前景催人奋进，“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语）。所以，《小橘灯》所写实际上是包含着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段的生活内容的：明里是“我”着力记述的与小姑娘邂逅的“十几年以前”，暗里是“我”正生活着的当下，虽说并无当下生活的具体内容，但是从文末“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的表述来看，今年花胜去年红，人间岁月的向好是毋庸置疑的。
　　除夕本身就是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带给人欢欣和勃勃生机，让人对未来一年充满美好憧憬。所以，文中小姑娘的乐观情绪肯定有一部分来自于喜庆的节日气氛的熏染，而“我”提着小橘灯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时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也一定与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节日有关。这还只是就“我”和小姑娘乐观情调产生的“天时地利”因素而言的。其实，“人和”因素更不容忽视。“我”和小姑娘都是心中有爱的人，她们素昧平生，却能够相互给予温暖、彼此信赖对方。“我”是富有同情心的，当注意到小姑娘想要打电话，主动施以援手，得知其家中有病人还特意登门探望，嘘寒问暖；至于小姑娘，对病榻上的母亲至为孝顺，对好心人则有感恩之心，不论是言辞上的感谢，还是投桃报李制作小橘灯送“我”照明，抑或给予“我”安慰和祝福的话语。萍水相逢的两个人，都能以实际的言行相互点亮对方心中的小橘灯；尤其是小姑娘，出身社会底层，家境本来就不好，父亲还失踪无音信，母亲又患病待照料，却能笃定乐观地对待生活中的苦难，执念明天的美好。还有那位未出场的女大夫，一个电话就能登门探病打针，且第二天早晨正月初一还会再来探视，其对待患者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可想而知。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冰心一贯所主张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小橘灯》实际上是一曲歌咏人间大爱的颂歌，冰心“爱的哲学”的意涵远不止于自然、童心和母爱这三个维度，实则包含着对一切劳苦众生的深情凝视。
　　小姑娘虽只有八九岁，却能令“我”刻骨铭心，与她身上所洋溢着的特有的镇定、勇敢、乐观精神不无关系。小姑娘家境贫寒，这从文中的相关交待可以看出来。小姑娘“瘦瘦的苍白的脸”，估计和营养跟不上有关系，“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所以小姑娘嘴唇会“冻得发紫”，大过年的還如此穿戴，这也说明其家境不佳、家长疏于照顾；小姑娘家的屋子“很小很黑”，年夜饭只是红薯稀饭，都进一步说明了问题。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生病吐血，她不慌张，知道打电话通报医院，从她说的“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来看，她遇到需要这种延医问药的事情显然不是第一次了。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她知道如何礼貌应对招待，并不把家庭情况和盘托出：“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并不因为贫穷就自卑或沮丧，在回答客人吃了什么东西时，是“笑说”，而且刻意强调了饭食的意义：“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是透着乐观甚或有点自得的，红薯稀饭很有可能是她的手艺；做事情有计划有章法，给母亲剥橘子时，她就已经有了利用橘子皮做小橘灯的想法；送客人时，身手敏捷地做出一盏小橘灯来为其照明，可见其心灵手巧和体贴周到。文中两次出现“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说话内容均能打消“我”的近忧与远虑：前一次是在“我”担心她的妈妈身体情况之时，告诉“我”：“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再一次是当“我”心绪沉重地告别她们母女时：“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尤其是后一次言动结合，极富感染力，对团圆美好的坚执予人以信心：“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当“我”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时之能“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不仅仅是因为小橘灯那富有象征意义的“朦胧的橘红的光”，更是从经历了人间疾苦而仍然坚强善良的小姑娘身上感受到了爱与信仰的力量。所以，不惧生、不怯场、不悲观、不绝望的小姑娘扮演了渡者的角色，既“渡己”，更“渡人”。
　　文中“我的朋友”是个重要的牵线搭桥者。为了去探访这位朋友，“我”才有机会见到那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久等朋友不来，“我”才会去探望小姑娘的妈妈，从而获得了小橘灯，也见证了一个心中有爱的小姑娘；因为有朋友的解释，“我”才更进一步了解到小姑娘的家庭情况，获悉小姑娘的父亲王春林是一个木匠，因为常替几个后来遭到逮捕的共产党学生送信而失踪。朋友一知半解的介绍，隐约透露出一点当时的社会讯息来，王春林的真实身份及最终去向也有多种可能性。如果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话，则文章中先后出现的有关自然环境描写——乡公所里“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越发阴沉”的天色、“浓雾里迷茫的山景”、“变黑”的外面、“黑暗潮湿的山路”，应该都关联着作者对当时国统区高压的政治气氛的心理感受。故而，《小橘灯》在着力表达的爱与同情的主题之外，还带有一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因子——虽然目前还看不到光明，但未来可期。“我”心理色调之能由暗转明，不仅仅与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和小橘灯本身所具有的温馨怡人的色彩和吉祥的寓意有关，更该得益于作为革命者后代的小姑娘的出色表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心理的雾霾遂得到了有效扫除以迄于今。 　　可以肯定，小姑娘所期许的“那时”与“我”正生活的当下高度重合并继续展示出其可期待的前景来，否则“我”就不会那么乐观地表示“我们‘大家’都‘好’了”。12年前小姑娘所说的“我们大家”到了“我”笔下已经变成“我们‘大家’”，显然不再仅止于对小姑娘所说的“大家”进行引述或强调，而是富有意味地指向了整个祖国大家庭。这就有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那样，如果“大家”都好了，则这“大家”当中的一个个小家也自然都会好起来的。所以，虽然那么多年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妈妈的消息，但是“我”能确信结局的圆满：“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整篇文章所弥漫着的浓浓乐观情绪，是自不待言的。
　　这里要说一下《小橘灯》的文体属性。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里是被视作散文的。不过，近些年来，学界中亦有人以小橘灯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视该文为小说。但若从冰心本人的意愿来看，其还是更倾向于强调《小橘灯》的散文属性。譬如，当季涤尘为编《散文特写选（1949-1979）》一书向冰心征询意见时，冰心在1978年8月12日答复信件中表示：“我的散文，实在没有可取之处，勉强选上三篇，供你们参考。”冰心所选的这三篇散文依次是《小橘灯》《樱花和友谊》和《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再如上世纪90年代，海峡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萃（现代卷）》一书时，将冰心《小橘灯》在内的9篇散文选入其中，并为此信件征询冰心意见，冰心在1992年11月17日回信中对所收录的篇目表示认可。抗战时期，冰心寓所“潜庐”就在重庆歌乐山，从其寓所出发，沿着蜿蜒的林间青石板路就可以抵达文中所说的乡公所，冰心后来就坐实了《小橘灯》中先后提到的山、乡公所、公用电话、水果摊和医学院等地方：
　　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歌乐山下，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上山不远有一些平地，叫做莲花池，池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有一块卖水果、花生、杂糖的摊子，来往的大小车子，也常停在那里。（《漫谈〈小橘灯〉的写作经过》）
　　再从冰心的写作实践来看，其散文往往并不完全照搬現实生活经验。譬如其上世纪40年代以“男士”笔名发表的散文《关于女人》，书写的是她生命中的14个不同阶层女性，虽是讲说真人真事，叙述者“我”却故意冒用男人视角和口吻来营造间离效果。冰心1963年在向北京中华函授学校学员们传授写作经验时的讲义《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以及1979年所写作的《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等文中，先后以其散文《尼罗河上的春天》《一只木屐》《孩子们的真心话——记一位小学教师的谈话》等的写作为例说明所写和事实原貌内容或有所不同。因此，不必因为《小橘灯》没有严丝合缝地吻合作者的生活真实就否定了其散文属性。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