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有时候，可怜之人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最近，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位40多岁的针灸女医师中午在诊室休息时被人用斧头砍中头颅，虽然她被立即送往急救室，但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而就在女医师被砍死后，公众舆论也纷纷传来，令人可悲的是，人们非但对这位女医生没有一丝同情之心，反而还想起了“拿回扣”、“收红包”之类，更有甚者还认为医生就该恨、就该砍。为什么一个无辜女医生的倒下换来的不是人们的关心和同情，而是谴责和敌视呢？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听到孩童哇哇大哭时，看到有人受病痛折磨时，看到无辜的人遭受灾难时……人们都会有心疼、同情、怜悯等这样的感受。这种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促使人们伸出援助之手的能力，在心理学上称为共情。
　　然而，人们并非会对其他任何处于痛苦之中的人产生共情。因为共情的代价往往可能会导致人们舍弃自身的一部分利益来帮助他人，所以，共情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及帮助行为呢？
　　共情偏爱具体的个人
　　美国科学家对10个互不相识的志愿者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研究人员将这些人编号为1～10号，并发给他们每人10美元。随后让他们玩一个“抽奖”游戏：抽一张卡片，如果上面写着是“留”字，则10美元就是参与者自己的；如果是“输”字，那么这10美元就要还给研究人员。这里，抽到“留”字的即是“幸运者”，反之则是“不幸者”。然后，研究人员让一个“幸运者”和一个“不幸者”按编号进行随机配对，告诉他们可以分给“不幸者”一些钱，也可以不给；要是给的话，数目自定。同时也要求“幸运者”写下自己对“不幸者”同情和怜悯的程度。
　　实验的关键就在于研究人员让“幸运者”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给“不幸者”钱：是配对之前还是配对完成之后。如果在配对之前，意味着自己要分给某一个“不幸者”一些钱；而要是在配对完成之后，则是分给一个特定的“不幸者”了。
　　其实，对“幸运者”而言，这两者的差别就是分钱的对象是否已经确定。从实验结果便可以看出，配对后的“幸运者”会比配对前的“幸运者”多分出60%的钱给“不幸者”。而且，“幸运者”对“不幸者”同情和怜悯的程度与他们给钱的数目是呈正相关的。
　　由此说明，仅仅增加一点点不幸人的具体信息，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帮助行为都会明显提升。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幸人的信息越具体，就会让不幸的事实更加地与普通的人相符合，这就可能激发人们的情绪，增加他们感同身受的情感，从而产生更多的同情和怜悯。
　　共情仅限群体内
　　但是，那位无辜女医生也算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了，可为什么就得不到人们的关心和同情呢？原因在于：科学家早就发现，人们看到群体外的人承受痛苦时，不但不会产生共情，甚至还会感到轻度的快感。
　　后来，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检验这一观点，选择了当地两个互为对手的足球队（A与B队）的各两名粉丝来作为实验对象。实验中，研究人员让这四名参与者接受高、中、低三种疼痛水平的电击，并要求他们写下自己以及看到自己队员和其他队成员被电击时的感受。之后，参与者本人不再接受电击，而是观看其他三个人处于电击之下，但这时研究人员会提供三个选择：第一，可以帮助自己队员分担一半的电击次数；第二，看别处，眼不见心不烦；第三，看着其他队成员被电击。同时，研究人员利用神经成像的方法对他们的大脑活动进行监测。
　　从参与者主观报告的资料来看，当他们自己或看到自己队员被电击时都会很痛苦，但他们对其他队成员被电击时的感受却不是这样的。而且，在面临实际选择时，这种群体内外的差别就更明显：看到自己队员受苦时，参与者60%以上会为其去分担痛苦，而对于其他队成员时，这个比例就大大下降了。
　　另外，在对大脑活动监测的数据也得到：参与者大脑活动的模式决定着他们是否会做出帮助行为。当看到群体内成员被电击时，参与者大脑活动的模式与自己被电击时很相似，即是说他们能切身体会到同伴的痛苦，这种共情时的大脑活动模式与其帮助行为是呈正相关的。但当电击对象是群体外成员时，就不会出现这种相似性了，当然也会拒绝帮助外群体成员。而且，人们如果对这个群体有偏见的话，那么这种模式之间的差异会更大。
　　这就能解释那位女医生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关心和同情了。因为当前我国医疗体制的不健全，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加上时有黑心医生“拿提成”、“吃回扣”等现象发生，造成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已渐渐形成了敌对关系。所以，这里的女医生不再代表她自己，而是代表着整个医生队伍这一群体，当然也就得不到人们的共情了。但如果媒体能将笔墨更多地落在对女医生的描述上，更多地阐述她的不幸，那么，也会增加人们对她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