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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顾城的死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留给人们很多的困惑、思考与争议。他的死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用诗歌编写一个童话世界,他的童话世界与现实在根本上相对抗,他的审美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强烈冲突,酿出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关键词顾城 朦胧诗 天国花园 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一代人》曾经撼动了无数人的心。诗人用这双深沉的“眼睛”洞察了一个时代的“黑夜”,并且寻找着另一个时代的“光明”。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顾城正是以其对现实的独特发现而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充满着对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充满对和谐、宁静的人生的追求,因此他又被称为“童话诗人”。
1993年10月8日,在顾城隐居的新西兰激流岛上,顾城斧杀了爱妻谢烨并且自缢而亡,这一悲剧震动了当时的中外文坛。时隔将近二十年,在这个诗歌早已成为非主流文学的时代,重新探寻顾城之死与他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为了探究顾城本人及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为了我们加深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和置身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自身,因为顾城毕竟是生长于我们这个世界和时代的一朵奇葩。
1 “天国花园"的幻灭
顾城在《激流岛话画本》里有一段精彩的言论:“女儿生性乃天之净土……”天之净土,自然哲学的最高境界。在顾城看来, “女儿性天然的自如、洁净、独断,和佛教的禅意相合。”而男性“缺乏一个完美的自足的本性。”由于对“女儿性”的推崇,他的梦是“高于世界的天国”, 即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他一路寻找——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新西兰,最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找到了他意念中的“净土”。
到达激流岛后,他亲自动手砍木柴、找食物、修补房屋、挖化粪池、搬石筑地……辛苦地经营理想中的那片“净土”。在顾城的想象中,英儿(顾城的自传体小说《英儿》中的女主人公〔本名李英〕)清纯的气质符合他崇尚的“女儿性”的净与美和他关于“天国花园”女主人公的梦想,因此,当他把岛上的家园经营得稍有眉目的时候,在妻子谢烨的帮助下,英儿来到了岛上,他们和睦相处,顾城也一度醉心于他的“天国花园”。他彻底陷入了那个梦幻世界,在给姜娜(谢烨的儿时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心里亮极了,脚下踩的是一块净土。”
他的梦得以短暂的实现,这使他看见希望,然而,现实是英儿只是希望通过顾城出国,对顾城的“天国花园”并不感兴趣,对顾城弃绝现代生活感到厌恶,她毅然选择了和一个叫约翰的英国老头出走。而谢烨在英儿出走之后也希望与顾城离婚,与男友陈大鱼结婚移居柏林。在顾城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顾城经历了在海外寻找英儿的漂泊,已经厌倦,一心想回北京,夫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顾城用他那干木匠活的斧头失手伤害了谢烨,他也随后自缢。
关于顾城之死的长长短短,是是非非,文学界已有太多的评论。笔者以为,顾城之死最直接的原因乃他的精神支柱——“天国花园”理想的破灭。顾城不仅在诗歌中,而且还要在生活中营建一个童话世界,一个梦寐以求的“天国花园”,这便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英儿的出走,谢烨的决意离开,对顾城来说,不仅是爱情的破灭,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毁灭,他的毕生精力在于营建他的“天国花园”, 当理想幻灭后,他心如死灰,他与现实的对抗也走向了终极。顾城的悲剧,可以说是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冲突而造成的悲剧。
顾城生长于“文革”期间,他童年时期目睹了“文革”的残暴与血腥,后又随其父下放到山东潍坊放猪(因其父诗人顾工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而遭抄家和下放),心理上承受了严重的打击与压抑,以至于他只想躲开尘世的纷争与喧嚣,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用诗营造他的童话王国。顾城于1974年返回北京后,虽然历尽艰辛,但他并没有对人生失去希望,他的内心充满幻想。回到北京的顾城,对大都市感到陌生。即使这样,顾城仍然抗争着,他从现实与历史之中,更从个人的体验之中,用诗歌反思人生,特别是八十年代初,他发表了《一代人》、《生命幻想曲》、《远和近》、《眨眼》、《结束》、《我是黄昏的儿子》等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作,使他成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
应该说,顾城的诗是有独特的艺术贡献的,然而,在对时代与个人的反思中,顾城所获得的不只是一种沉重以及由此而来的改变现实的愿望,而且有无法避免的对现实、未来的失望。在他同一时期的作品中,这种矛盾体现得相当明显,他既有希望又有失望,既有对现实的思索,又有对现实的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讲,顾城所构筑的“童话世界”本身就潜藏着逃离现实甚至与现实相对立的因素。他反思现实,不是要深入和试图改变现实的苦恼,而是要与现实隔绝。顾城热爱生命,然而他所热爱的是一种与人生相疏离的抽象的生命,他把这种热爱抛注在自然之中。然而,顾城对自然的赞美与依恋是以对社会的逃离为代价的,逃离现实并未能消除顾城内心的悲哀与苦恼,他处于灵与欲的搏斗之中,特别是强烈的“自我”还把个人悲哀与苦恼导向极致并且与现实相对立。
这也许是由他的心理或性格决定的,顾城曾对自己的心理做过真实的描述:“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 “我的秉性太极端了,我最深处从没过八岁。”这种偏执的心理可以说是导致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追根溯源,导致他的这种偏执的心理缘由,“文革”对他童年时期的心灵造成的恐惧与伤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造成顾城的悲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与现实的冲突、对抗。顾城试图与现实对抗,他的童话般的幻梦实际上是他逃避现实、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不仅反映在他的童话诗歌中,还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着他的“天国花园”的理想。他与谢烨、英儿三人的同居生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有悖人伦道德的。英儿的不辞而别、谢烨的决意离开,这双重打击使顾城在现实中的“天国花园”的理想完全破灭了,这使他一步步地走向了与现实决绝的境地。二是他个人内心的冲突。在顾城心里,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是极为强烈的,顾城自己也深知这一点。然而,他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缓解和消除冲突、矛盾的有效方式,而将一切寄托于幻想。这就使他在现实和诗中与生存环境展开了对抗性的斗争,也就使他所面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激烈,最后必然走向悲剧的终极。由此看来,他的“天国花园”理想的幻灭也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2 诗学的“墓床”
对于顾城之死,仅做法律和道德的评判都很容易,但它却常常掩盖了更为内在和深层的东西,因而对了解和弄清事情的底里并无益处。比如,顾城何以出自现实而又一步步地远离现实去寻找“天国花园”?他何以由人生的探求走向人生的毁灭?追求个人的理想是否必须脱离社会乃至对抗社会?是否任何个人的理想、幻想乃至玄想都有必要和可能去实现?在这悲剧一幕中,大氛围、小环境、社会历史以及他所从事的诗歌创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生长于“文革”时期活跃于八十年代文坛上的许多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尤其是朦胧诗人都用自杀来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如此等等,都留下一连串相关的问号需要我们去反思、去探求。
顾城的挚友——朦胧诗的另一代表舒婷说:“我觉得不能从正常的道德范畴、个人人品和社会公德来解释、看待这件事情,谁知道顾城当时是怎样想的?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顾城对生活很尊重、很热爱,对一朵花或一只鸟都曾经给予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一直很喜欢他和谢烨,从前是这样,现在也这样。”这是深知顾城之言。“文革”在童年时代的顾城心灵上涂上了一层阴影,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恐惧尘世的纷争、喧嚣和残酷,他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童年时代历史留给他的创伤,使他在成年之后,仍然赖在童年里不愿长大,他把女孩子视为意念中的“天之净土”,但又认为认为现实世界玷污了他意念中的“天之净土”,因此他反抗社会、与世为仇。他对“文革”对社会的极端的破坏发出一种反抗,一种歇斯底里的抗议。然而这个对抗太极端,他的悲剧很难说不是由这种极端的对抗造成的。
除了以上的思想、行为上的对抗之外,他的衣着打扮都显示了他的极端对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永远都是一身中山装。令人注目的还是他那高高的牛仔裤腿形的筒帽,永远也舍不得摘下来,走在大街上常引起人们的回头侧目和失声大笑。“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他如此解释。“我的名字里有‘城’,帽子的形式也像北京城,戴着这样的帽子就感觉自己永远没有离开故土。”——这是另一版本。
顾城的优秀诗作,多数写作于青少年时期,其初期以童真来写童话诗,清纯洁净、清新自然。其由于受到“文革”时期的冲击和伤害而写出的一些语言纯净、意象简明、现实感和时代感强烈的“朦胧诗”,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华,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顾城少年诗作,就闪射出其诗的“灵”气和“天才”气质,显现出“童话诗人”的潜力。他在十二岁时就写出了才华横溢的诗篇《烟囱》、《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等优秀诗篇。顾城的少年时期是在荒滩上放猪度过的,这使得顾城与他所接触的大自然的风光密不可分。顾城于十五岁时,就写出了代表作《生命幻想曲》,这首诗非常清新和出色,充满着幻想和希望。至十九岁时,他回到北京,但是,习惯了在自然风光中自由生活的他,不能适应陌生的城市社会和生活。他做过翻糖工、油漆工、木工等,并学习绘画,但是,不久他就成为一个“待业青年”,没有有正式的职业和工作,然而他并不向现实屈服。在陌生的城市中他开始遇到人的本性和社会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他对社会渐渐失望,这是促使他成为日后与社会决绝的根源。这一时期顾城写的诗,除了摇篮曲般轻柔、宁静、和谐的诗情外,也存在着骚动和不安,诗的主题是:“我开始想到无限和有限,自然和社会,生的意义,开始想到,死亡——那扇神秘的门……”他后期的诗作,尤其是出国以后的诗作,由于受西方现代诗的影响,渐渐变得朦胧、晦涩,死亡情结深重和强烈。
综观顾城一生的诗作,有许多对死亡的深思和描写,而且他总是把死亡描写得宁静、优美:“你靠着黄昏/靠着黄昏的天空/象靠着昼夜的转门/血的花朵在开放/在你的胸前。”(《牺牲者·希望者》)他轻生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且对“死亡美”极其推崇。因此,他的诗歌,“死”一直贯穿主题,而且“死”与“童心”互相渗合。他一直在写死亡、歌颂死亡,甚至预习死亡。死亡对他来讲是美丽的:闭上眼世界就不复存在;进入梦,无为就转成无不为。死亡解决了一切生之悖论。然而,他的诗学和哲学的精心准备却营造了一个诗学的“墓床”——通向死亡的“墓床”。
顾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名利心最淡薄的人,他用他的“童心”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当代仅有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的地位,他的声音曾在教堂的高大穹窿下余音缭绕,他的方块字穿透了许多国度善良人们的心灵。而他却死在执著的信念里,死在最不纯洁的情感纠葛里,死在他诗学的“墓床”里。
3 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
顾城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固执去憧憬美,去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天国花园”,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并以此来表现他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正如舒婷在写给顾城的《童话诗人》中所描述的:“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出发。”
顾城的这种创作意向,与他所确立的诗观和审美理想紧密关联,在他看来,“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表示,“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表现那“纯净的美”。这种浪漫色彩的诗歌观念,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现实世界的矛盾、分裂、不和谐的痛苦,都将在诗中得到解决,化为梦幻式的诗界,以达到人的心灵的绝对自由。因此,诗的世界,对顾城来说,就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范畴。他追求着世界的诗化,期望生活为童心、温情、谅解、默契所贯穿。在这种情况下,顾城意志和情感常表现了自发的卢梭式“返归自然”的强烈趋向。他向往“自然的洁净色彩”,而大自然,既为他所要建造的理想世界提供蓝图,也是构筑这一诗的世界的主要材料。而实际上,他对诗的感觉,他的感知能力,他对心灵,对精神空间的关怀,是在乡村,在大自然的环绕下“塑造成型”的。凭着他对自然界声音、气味、色彩的敏感,他相信自然界能唤起他新鲜美妙的感觉,并给予他无穷尽的启示。他向往着与大自然的无间的融合,在诗中传达这种体验,并且不断地重现和发展。他喜欢洛尔迦的“纯净”的审美境界,也倾慕艾略特的“直接到达了本体”的能力。他接受了这二人的诗歌的薰陶和影响,崇尚自然哲学的诗境,将“自然”视为上帝,且加以自己独特的解释:“自’是本体,‘然’是哲学态度。”他的自然哲学是本体论,是同一的“超越有无之上的……最初最终的和谐。”
顾城诗中所创造的理想世界自然十分遥远和渺茫,它体现了困惑之中的现代人对生命价值探询的努力。作为诗的创作,与他的闪耀着雨滴的主题并存的,是另一方面的主题,现实人生的实实在在的主题:生命的终极——死亡。这一死亡情结类似同时代的“朦胧诗”诗人骆一禾、戈麦、蝌蚪以及后“朦胧”时代的海子等人,他们也全都在现实世界里选择了自杀。
在诗中,在生活中,顾城都偏执地和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实行“自我放逐”,拒绝“现实”的“入侵”,以隐居来逃避现实世界的“污染”,以诗来表达与现实世界的尖锐对抗。隐居生活本来就是一种面临困境的表征,因此,在他后期,现实生活和诗的冲突更加尖锐,孩童式的诗意的维持也越发困难。他的诗,呈现出了为维护其确立的“姿态”,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然,悲剧的征象已经表露,当情爱与理想遭到践踏和蹂躏之后,他明白自己终不过是生活在自造的幻梦里,幻梦醒来,他更痛恨现实社会,并且迫使自己由人及我地深刻反思自己存在的意义,结果是更坚定了自己不苟且、不妥协的信念,死亡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另一方式。用这一选择,他肯定着自己想肯定的,也批判着自己想批判的。“即使整个世界都把你欺骗/死亡总还是忠实的伴侣。”(《火葬》)他如是说,死亡之悲剧虽不可避免,但他的死却超越了悲剧本身。
顾城的悲剧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关于顾城之死,有的人从社会意义、诗学意义、哲学意义等方向来探讨,另一些人则从法律、道德上对诗人的人格进行谴责和批判。然而我以为,将顾城的死与诸多“朦胧”诗人的厌世自杀联系起来,与他们的生存时代、童年遭遇联系起来,更加有利于我们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英]虹影,赵毅衡编.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代表作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顾城,雷米.英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3]顾城.顾城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舒婷.忆顾城[J].北京文学选刊版创刊号,2002(12).
关键词顾城 朦胧诗 天国花园 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一代人》曾经撼动了无数人的心。诗人用这双深沉的“眼睛”洞察了一个时代的“黑夜”,并且寻找着另一个时代的“光明”。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顾城正是以其对现实的独特发现而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充满着对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充满对和谐、宁静的人生的追求,因此他又被称为“童话诗人”。
1993年10月8日,在顾城隐居的新西兰激流岛上,顾城斧杀了爱妻谢烨并且自缢而亡,这一悲剧震动了当时的中外文坛。时隔将近二十年,在这个诗歌早已成为非主流文学的时代,重新探寻顾城之死与他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为了探究顾城本人及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为了我们加深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和置身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自身,因为顾城毕竟是生长于我们这个世界和时代的一朵奇葩。
1 “天国花园"的幻灭
顾城在《激流岛话画本》里有一段精彩的言论:“女儿生性乃天之净土……”天之净土,自然哲学的最高境界。在顾城看来, “女儿性天然的自如、洁净、独断,和佛教的禅意相合。”而男性“缺乏一个完美的自足的本性。”由于对“女儿性”的推崇,他的梦是“高于世界的天国”, 即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他一路寻找——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新西兰,最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找到了他意念中的“净土”。
到达激流岛后,他亲自动手砍木柴、找食物、修补房屋、挖化粪池、搬石筑地……辛苦地经营理想中的那片“净土”。在顾城的想象中,英儿(顾城的自传体小说《英儿》中的女主人公〔本名李英〕)清纯的气质符合他崇尚的“女儿性”的净与美和他关于“天国花园”女主人公的梦想,因此,当他把岛上的家园经营得稍有眉目的时候,在妻子谢烨的帮助下,英儿来到了岛上,他们和睦相处,顾城也一度醉心于他的“天国花园”。他彻底陷入了那个梦幻世界,在给姜娜(谢烨的儿时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心里亮极了,脚下踩的是一块净土。”
他的梦得以短暂的实现,这使他看见希望,然而,现实是英儿只是希望通过顾城出国,对顾城的“天国花园”并不感兴趣,对顾城弃绝现代生活感到厌恶,她毅然选择了和一个叫约翰的英国老头出走。而谢烨在英儿出走之后也希望与顾城离婚,与男友陈大鱼结婚移居柏林。在顾城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顾城经历了在海外寻找英儿的漂泊,已经厌倦,一心想回北京,夫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顾城用他那干木匠活的斧头失手伤害了谢烨,他也随后自缢。
关于顾城之死的长长短短,是是非非,文学界已有太多的评论。笔者以为,顾城之死最直接的原因乃他的精神支柱——“天国花园”理想的破灭。顾城不仅在诗歌中,而且还要在生活中营建一个童话世界,一个梦寐以求的“天国花园”,这便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英儿的出走,谢烨的决意离开,对顾城来说,不仅是爱情的破灭,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毁灭,他的毕生精力在于营建他的“天国花园”, 当理想幻灭后,他心如死灰,他与现实的对抗也走向了终极。顾城的悲剧,可以说是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冲突而造成的悲剧。
顾城生长于“文革”期间,他童年时期目睹了“文革”的残暴与血腥,后又随其父下放到山东潍坊放猪(因其父诗人顾工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而遭抄家和下放),心理上承受了严重的打击与压抑,以至于他只想躲开尘世的纷争与喧嚣,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用诗营造他的童话王国。顾城于1974年返回北京后,虽然历尽艰辛,但他并没有对人生失去希望,他的内心充满幻想。回到北京的顾城,对大都市感到陌生。即使这样,顾城仍然抗争着,他从现实与历史之中,更从个人的体验之中,用诗歌反思人生,特别是八十年代初,他发表了《一代人》、《生命幻想曲》、《远和近》、《眨眼》、《结束》、《我是黄昏的儿子》等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作,使他成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
应该说,顾城的诗是有独特的艺术贡献的,然而,在对时代与个人的反思中,顾城所获得的不只是一种沉重以及由此而来的改变现实的愿望,而且有无法避免的对现实、未来的失望。在他同一时期的作品中,这种矛盾体现得相当明显,他既有希望又有失望,既有对现实的思索,又有对现实的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讲,顾城所构筑的“童话世界”本身就潜藏着逃离现实甚至与现实相对立的因素。他反思现实,不是要深入和试图改变现实的苦恼,而是要与现实隔绝。顾城热爱生命,然而他所热爱的是一种与人生相疏离的抽象的生命,他把这种热爱抛注在自然之中。然而,顾城对自然的赞美与依恋是以对社会的逃离为代价的,逃离现实并未能消除顾城内心的悲哀与苦恼,他处于灵与欲的搏斗之中,特别是强烈的“自我”还把个人悲哀与苦恼导向极致并且与现实相对立。
这也许是由他的心理或性格决定的,顾城曾对自己的心理做过真实的描述:“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 “我的秉性太极端了,我最深处从没过八岁。”这种偏执的心理可以说是导致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追根溯源,导致他的这种偏执的心理缘由,“文革”对他童年时期的心灵造成的恐惧与伤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造成顾城的悲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与现实的冲突、对抗。顾城试图与现实对抗,他的童话般的幻梦实际上是他逃避现实、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不仅反映在他的童话诗歌中,还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着他的“天国花园”的理想。他与谢烨、英儿三人的同居生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有悖人伦道德的。英儿的不辞而别、谢烨的决意离开,这双重打击使顾城在现实中的“天国花园”的理想完全破灭了,这使他一步步地走向了与现实决绝的境地。二是他个人内心的冲突。在顾城心里,美与丑、善与恶的冲突是极为强烈的,顾城自己也深知这一点。然而,他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缓解和消除冲突、矛盾的有效方式,而将一切寄托于幻想。这就使他在现实和诗中与生存环境展开了对抗性的斗争,也就使他所面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激烈,最后必然走向悲剧的终极。由此看来,他的“天国花园”理想的幻灭也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2 诗学的“墓床”
对于顾城之死,仅做法律和道德的评判都很容易,但它却常常掩盖了更为内在和深层的东西,因而对了解和弄清事情的底里并无益处。比如,顾城何以出自现实而又一步步地远离现实去寻找“天国花园”?他何以由人生的探求走向人生的毁灭?追求个人的理想是否必须脱离社会乃至对抗社会?是否任何个人的理想、幻想乃至玄想都有必要和可能去实现?在这悲剧一幕中,大氛围、小环境、社会历史以及他所从事的诗歌创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生长于“文革”时期活跃于八十年代文坛上的许多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尤其是朦胧诗人都用自杀来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如此等等,都留下一连串相关的问号需要我们去反思、去探求。
顾城的挚友——朦胧诗的另一代表舒婷说:“我觉得不能从正常的道德范畴、个人人品和社会公德来解释、看待这件事情,谁知道顾城当时是怎样想的?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顾城对生活很尊重、很热爱,对一朵花或一只鸟都曾经给予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一直很喜欢他和谢烨,从前是这样,现在也这样。”这是深知顾城之言。“文革”在童年时代的顾城心灵上涂上了一层阴影,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恐惧尘世的纷争、喧嚣和残酷,他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童年时代历史留给他的创伤,使他在成年之后,仍然赖在童年里不愿长大,他把女孩子视为意念中的“天之净土”,但又认为认为现实世界玷污了他意念中的“天之净土”,因此他反抗社会、与世为仇。他对“文革”对社会的极端的破坏发出一种反抗,一种歇斯底里的抗议。然而这个对抗太极端,他的悲剧很难说不是由这种极端的对抗造成的。
除了以上的思想、行为上的对抗之外,他的衣着打扮都显示了他的极端对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永远都是一身中山装。令人注目的还是他那高高的牛仔裤腿形的筒帽,永远也舍不得摘下来,走在大街上常引起人们的回头侧目和失声大笑。“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他如此解释。“我的名字里有‘城’,帽子的形式也像北京城,戴着这样的帽子就感觉自己永远没有离开故土。”——这是另一版本。
顾城的优秀诗作,多数写作于青少年时期,其初期以童真来写童话诗,清纯洁净、清新自然。其由于受到“文革”时期的冲击和伤害而写出的一些语言纯净、意象简明、现实感和时代感强烈的“朦胧诗”,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华,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顾城少年诗作,就闪射出其诗的“灵”气和“天才”气质,显现出“童话诗人”的潜力。他在十二岁时就写出了才华横溢的诗篇《烟囱》、《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等优秀诗篇。顾城的少年时期是在荒滩上放猪度过的,这使得顾城与他所接触的大自然的风光密不可分。顾城于十五岁时,就写出了代表作《生命幻想曲》,这首诗非常清新和出色,充满着幻想和希望。至十九岁时,他回到北京,但是,习惯了在自然风光中自由生活的他,不能适应陌生的城市社会和生活。他做过翻糖工、油漆工、木工等,并学习绘画,但是,不久他就成为一个“待业青年”,没有有正式的职业和工作,然而他并不向现实屈服。在陌生的城市中他开始遇到人的本性和社会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他对社会渐渐失望,这是促使他成为日后与社会决绝的根源。这一时期顾城写的诗,除了摇篮曲般轻柔、宁静、和谐的诗情外,也存在着骚动和不安,诗的主题是:“我开始想到无限和有限,自然和社会,生的意义,开始想到,死亡——那扇神秘的门……”他后期的诗作,尤其是出国以后的诗作,由于受西方现代诗的影响,渐渐变得朦胧、晦涩,死亡情结深重和强烈。
综观顾城一生的诗作,有许多对死亡的深思和描写,而且他总是把死亡描写得宁静、优美:“你靠着黄昏/靠着黄昏的天空/象靠着昼夜的转门/血的花朵在开放/在你的胸前。”(《牺牲者·希望者》)他轻生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且对“死亡美”极其推崇。因此,他的诗歌,“死”一直贯穿主题,而且“死”与“童心”互相渗合。他一直在写死亡、歌颂死亡,甚至预习死亡。死亡对他来讲是美丽的:闭上眼世界就不复存在;进入梦,无为就转成无不为。死亡解决了一切生之悖论。然而,他的诗学和哲学的精心准备却营造了一个诗学的“墓床”——通向死亡的“墓床”。
顾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名利心最淡薄的人,他用他的“童心”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当代仅有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的地位,他的声音曾在教堂的高大穹窿下余音缭绕,他的方块字穿透了许多国度善良人们的心灵。而他却死在执著的信念里,死在最不纯洁的情感纠葛里,死在他诗学的“墓床”里。
3 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
顾城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固执去憧憬美,去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天国花园”,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并以此来表现他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正如舒婷在写给顾城的《童话诗人》中所描述的:“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出发。”
顾城的这种创作意向,与他所确立的诗观和审美理想紧密关联,在他看来,“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表示,“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表现那“纯净的美”。这种浪漫色彩的诗歌观念,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现实世界的矛盾、分裂、不和谐的痛苦,都将在诗中得到解决,化为梦幻式的诗界,以达到人的心灵的绝对自由。因此,诗的世界,对顾城来说,就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范畴。他追求着世界的诗化,期望生活为童心、温情、谅解、默契所贯穿。在这种情况下,顾城意志和情感常表现了自发的卢梭式“返归自然”的强烈趋向。他向往“自然的洁净色彩”,而大自然,既为他所要建造的理想世界提供蓝图,也是构筑这一诗的世界的主要材料。而实际上,他对诗的感觉,他的感知能力,他对心灵,对精神空间的关怀,是在乡村,在大自然的环绕下“塑造成型”的。凭着他对自然界声音、气味、色彩的敏感,他相信自然界能唤起他新鲜美妙的感觉,并给予他无穷尽的启示。他向往着与大自然的无间的融合,在诗中传达这种体验,并且不断地重现和发展。他喜欢洛尔迦的“纯净”的审美境界,也倾慕艾略特的“直接到达了本体”的能力。他接受了这二人的诗歌的薰陶和影响,崇尚自然哲学的诗境,将“自然”视为上帝,且加以自己独特的解释:“自’是本体,‘然’是哲学态度。”他的自然哲学是本体论,是同一的“超越有无之上的……最初最终的和谐。”
顾城诗中所创造的理想世界自然十分遥远和渺茫,它体现了困惑之中的现代人对生命价值探询的努力。作为诗的创作,与他的闪耀着雨滴的主题并存的,是另一方面的主题,现实人生的实实在在的主题:生命的终极——死亡。这一死亡情结类似同时代的“朦胧诗”诗人骆一禾、戈麦、蝌蚪以及后“朦胧”时代的海子等人,他们也全都在现实世界里选择了自杀。
在诗中,在生活中,顾城都偏执地和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实行“自我放逐”,拒绝“现实”的“入侵”,以隐居来逃避现实世界的“污染”,以诗来表达与现实世界的尖锐对抗。隐居生活本来就是一种面临困境的表征,因此,在他后期,现实生活和诗的冲突更加尖锐,孩童式的诗意的维持也越发困难。他的诗,呈现出了为维护其确立的“姿态”,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然,悲剧的征象已经表露,当情爱与理想遭到践踏和蹂躏之后,他明白自己终不过是生活在自造的幻梦里,幻梦醒来,他更痛恨现实社会,并且迫使自己由人及我地深刻反思自己存在的意义,结果是更坚定了自己不苟且、不妥协的信念,死亡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另一方式。用这一选择,他肯定着自己想肯定的,也批判着自己想批判的。“即使整个世界都把你欺骗/死亡总还是忠实的伴侣。”(《火葬》)他如是说,死亡之悲剧虽不可避免,但他的死却超越了悲剧本身。
顾城的悲剧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关于顾城之死,有的人从社会意义、诗学意义、哲学意义等方向来探讨,另一些人则从法律、道德上对诗人的人格进行谴责和批判。然而我以为,将顾城的死与诸多“朦胧”诗人的厌世自杀联系起来,与他们的生存时代、童年遭遇联系起来,更加有利于我们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英]虹影,赵毅衡编.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代表作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顾城,雷米.英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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