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题中之意,也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发展历程,问责制经历的三大转向使其不断向科学、人本、高效的目标发展.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向，从政府问责向公民问责转向，从行政问责向公务问责转向，问责制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责任意识，行政问责转向公务问责的过程无疑扩大了相应责任人的问责范围，将政府问责的范围扩展至各种直接或间接行使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的公务活动机构和个人，参与其中的公务人员要追究责任，与此事相关的也要进行问责，此时人人自危，人人紧张。同时公务问责明晰责任主体范围，打破以往的对“人”不对“事”的问责方式，将具体的问责对象扩大到整个问责事故中，这种只对“事”不对“人”的“公务问责”在避开了针对当事人的问责过程中的主体模糊的同时也明确了问责的公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