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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通过DVD看遍金士杰舞台剧作品的戏剧爱好者来说，金士杰不只是“江滨柳”或“杜月笙”。他是《摘星》中的智障儿童，是《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中的白坛、是《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中的皮不笑和沉京炳……
他的名字贯穿现代剧场的几十年历史，但他不喜欢把自己摆在高处，不喜欢被放大，被别人暗示放大，被自己暗示放大。他永远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作者。
如果有人要为现代剧场写史，开篇肯定会出现金士杰的名字，而翻开这几十年的档案，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你会发现他都没有缺席，贯穿始终。今年60岁的金士杰，是台湾现代剧团的创办人，是编剧，是导演，亦是演员。
与众多乐此不疲奔波于各个剧场、在镁光灯下保持着高出镜率的同行不同，金士杰钟爱戏剧，但却始终保持低调的作风，因为不想让“俗气”玷污了心中的净土。
就是要与众不同
赖声川把金士杰称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但这个代表人物没上过一天的编剧课，也没受过一天的表演训练。
在台湾屏东出生长大的金士杰，大学念的是畜牧科专业。当过兵，养过猪，也干过苦力。回忆起在牧场当农夫的那些年月，很多片段是永不磨灭的——白天在闷热的仓库里搬货点货，晚上睡在集体宿舍；别人收工后打牌、喝酒、看电视，他独坐桌前，白纸摊开，埋头写作。有一次室友从外面回来，冲着他大叫：“我出去三个钟头，你竟然连姿势都没变！”
“我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专注的人。遇到有兴趣的事情会相当投入，就会跟周围环境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回忆年轻时代的牧场生活，金士杰会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个行为诡异的男孩，总是“瞎发呆、瞎严肃”，“那时候我生活在台湾南部的乡下，每天晚上就躺在田地里，望着星空发呆。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思考我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些很哲学很宗教的问题，非要想明白，否则没法过明天。”
家里亲戚觉得他太过与众不同，他不理，反倒问别人：“众是什么？为什么要与众相同？”
金士杰说，因为母亲是基督徒，他自小就跟随家人在教堂接受圣经文化，“十岁时，我就开始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读文学和心理学的相关书籍，一直在找答案。”金士杰笑称少年时候的自己十分老成，“其实到了这个岁数，我还是不知道答案。我所疑惑的还是那些问题，但看待问题的方式在变化，解答问题的幽默性、文学性和宽容性都在慢慢增加。”
严肃的“戏剧顽童”
金士杰怀念着自己的童年：“我成长的年代，没有电视机，只有收音机。电视的诞生让整个世界都变了，太多的讯息在奔跑，空白太少。人不太懂得孤单无聊跟寂寞，电视完全成为生活的主角。”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深刻感受到：“原来人们也需要有意思的文艺作品，我们得到的讯息是，文艺需要改革了，不能再墨守成规了。”
那位善于寻找答案的少年，最终融入台湾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化氛围，成为领军者。
30多年前，当台湾剧场试图寻找新生命力时，以金士杰为核心的兰陵剧坊成为推动台湾新剧场的最大力量。1980年，由他编导的《荷珠新配》登台，此剧被视为台湾小剧场运动的滥觞，也是如今被台湾剧场搬演次数最多的作品。翻开当年的首演演员名单，尽是杜可风、李国修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名字。
那之后，台湾剧场文化迎来空前的大爆炸——吴兴国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纷纷成立。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革新生猛的姿态闯入剧场，掀起一股新鲜风气，并在今天成为台湾文化的代表。
赖声川说：“无论是编、导、演，金士杰的作品始终探讨着生命、剧场与肢体。一代台湾剧场演员及编导都在他的作品中‘茁壮’，一代台湾剧场观众也随着他的作品成长。”
金士杰在创作上的严肃是出了名的，跟随金士杰成长起来的台湾剧场创作者都深深记得他那句名言：“一出戏要好看，不能没有血和汗。”他的生活之简朴也可谓性格的一大标签——不上网，没手机，不开车，衣服常年都是格子衬衫，家里的家具都是朋友们更换新家具时送的。
他现在最多的精力都放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教学上。在这所学校，58岁的他竟也焕发新生，与比自己小25岁的女学生相识、恋爱乃至结婚。婚礼极简，仅设三桌。
“婚姻带给我很多变化。”一身简朴装束的金士杰说，他骨子里的习惯都没变，仍然专注，仍然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仍然不上网，“但我学会开车了，也有了手机。”
不老的舞台英雄
已经很久没有出演舞台剧的金士杰最近出山，与果陀剧团合作并出演了《最后12堂星期二的课》。12月2-3日，这部剧作将在人民大舞台上演，这是一部改编自畅销书《相约星期二》的作品，“渐冻人”教授莫利与他的学生米奇多年后重逢，用余生的14个星期二的时间，把生命经验与学生分享。
在金士杰眼里，这是一个“如何说再见”的故事，他说：“说再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人太小，再见太大。有时候你走了很多年，我还停留在那个时刻。”他承认自己在现实中也不是一个擅长说再见的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的再见却未免有点斩钉截铁，比如让兰陵剧团打烊，比如毅然停止创作转为表演，比如每一个形式受到欢呼，他就毅然改弦易辙，这一切都让他在主流世界里无法保持一个高涨的知名度。
在确认出演该剧之前，金士杰曾经有过犹豫。因为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能将这部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戏剧演绎的更好，直到剧本三易其稿，强化了主题，故事聚焦的更成功，金士杰心里才有了底。
金士杰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患了“渐冻人”病症的教授莫利，作为一个渐渐失去行动能力的人，金士杰要表现得是如何在角色身上呈现出“解冻”进行的过程，莫力教授是一个不懂如何说再见的人，而在出演之前，金士杰也同样如此。而在作品完成之后，他坦言，自己变的更勇敢，对于聚散离合这样的事情开始看淡，这是戏剧所能赋予他的直接馈赠。
虽然酷爱戏剧，但金士杰却不愿意将戏剧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与赚钱的手段。“至少在我的心理层面，电影电视比较不沉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商业行为。虽然我还是会挑三拣四地选我可以接受的导演。假如你很会写诗，你这辈子最爱的就是诗。你可以用小说、散文、连续剧去赚钱，但诗这个东西，你就是不想用它去赚钱。我不想用最爱的东西去赚钱，也不见得我排斥。”这是他特有的执拗与坚持。
金士杰享受自己目前的年龄、心态和生活方式，“这个年纪的人，有很好的自我控制力和表达能力，他们的幽默会让人喜悦。现在的我就像秋天的落叶，颜色很美。这种美不见得输给20岁的小伙子。”
责任编辑/张元奕
他的名字贯穿现代剧场的几十年历史，但他不喜欢把自己摆在高处，不喜欢被放大，被别人暗示放大，被自己暗示放大。他永远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作者。
如果有人要为现代剧场写史，开篇肯定会出现金士杰的名字，而翻开这几十年的档案，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你会发现他都没有缺席，贯穿始终。今年60岁的金士杰，是台湾现代剧团的创办人，是编剧，是导演，亦是演员。
与众多乐此不疲奔波于各个剧场、在镁光灯下保持着高出镜率的同行不同，金士杰钟爱戏剧，但却始终保持低调的作风，因为不想让“俗气”玷污了心中的净土。
就是要与众不同
赖声川把金士杰称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但这个代表人物没上过一天的编剧课，也没受过一天的表演训练。
在台湾屏东出生长大的金士杰，大学念的是畜牧科专业。当过兵，养过猪，也干过苦力。回忆起在牧场当农夫的那些年月，很多片段是永不磨灭的——白天在闷热的仓库里搬货点货，晚上睡在集体宿舍；别人收工后打牌、喝酒、看电视，他独坐桌前，白纸摊开，埋头写作。有一次室友从外面回来，冲着他大叫：“我出去三个钟头，你竟然连姿势都没变！”
“我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专注的人。遇到有兴趣的事情会相当投入，就会跟周围环境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回忆年轻时代的牧场生活，金士杰会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个行为诡异的男孩，总是“瞎发呆、瞎严肃”，“那时候我生活在台湾南部的乡下，每天晚上就躺在田地里，望着星空发呆。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思考我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些很哲学很宗教的问题，非要想明白，否则没法过明天。”
家里亲戚觉得他太过与众不同，他不理，反倒问别人：“众是什么？为什么要与众相同？”
金士杰说，因为母亲是基督徒，他自小就跟随家人在教堂接受圣经文化，“十岁时，我就开始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读文学和心理学的相关书籍，一直在找答案。”金士杰笑称少年时候的自己十分老成，“其实到了这个岁数，我还是不知道答案。我所疑惑的还是那些问题，但看待问题的方式在变化，解答问题的幽默性、文学性和宽容性都在慢慢增加。”
严肃的“戏剧顽童”
金士杰怀念着自己的童年：“我成长的年代，没有电视机，只有收音机。电视的诞生让整个世界都变了，太多的讯息在奔跑，空白太少。人不太懂得孤单无聊跟寂寞，电视完全成为生活的主角。”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深刻感受到：“原来人们也需要有意思的文艺作品，我们得到的讯息是，文艺需要改革了，不能再墨守成规了。”
那位善于寻找答案的少年，最终融入台湾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化氛围，成为领军者。
30多年前，当台湾剧场试图寻找新生命力时，以金士杰为核心的兰陵剧坊成为推动台湾新剧场的最大力量。1980年，由他编导的《荷珠新配》登台，此剧被视为台湾小剧场运动的滥觞，也是如今被台湾剧场搬演次数最多的作品。翻开当年的首演演员名单，尽是杜可风、李国修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名字。
那之后，台湾剧场文化迎来空前的大爆炸——吴兴国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纷纷成立。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革新生猛的姿态闯入剧场，掀起一股新鲜风气，并在今天成为台湾文化的代表。
赖声川说：“无论是编、导、演，金士杰的作品始终探讨着生命、剧场与肢体。一代台湾剧场演员及编导都在他的作品中‘茁壮’，一代台湾剧场观众也随着他的作品成长。”
金士杰在创作上的严肃是出了名的，跟随金士杰成长起来的台湾剧场创作者都深深记得他那句名言：“一出戏要好看，不能没有血和汗。”他的生活之简朴也可谓性格的一大标签——不上网，没手机，不开车，衣服常年都是格子衬衫，家里的家具都是朋友们更换新家具时送的。
他现在最多的精力都放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教学上。在这所学校，58岁的他竟也焕发新生，与比自己小25岁的女学生相识、恋爱乃至结婚。婚礼极简，仅设三桌。
“婚姻带给我很多变化。”一身简朴装束的金士杰说，他骨子里的习惯都没变，仍然专注，仍然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仍然不上网，“但我学会开车了，也有了手机。”
不老的舞台英雄
已经很久没有出演舞台剧的金士杰最近出山，与果陀剧团合作并出演了《最后12堂星期二的课》。12月2-3日，这部剧作将在人民大舞台上演，这是一部改编自畅销书《相约星期二》的作品，“渐冻人”教授莫利与他的学生米奇多年后重逢，用余生的14个星期二的时间，把生命经验与学生分享。
在金士杰眼里，这是一个“如何说再见”的故事，他说：“说再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人太小，再见太大。有时候你走了很多年，我还停留在那个时刻。”他承认自己在现实中也不是一个擅长说再见的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的再见却未免有点斩钉截铁，比如让兰陵剧团打烊，比如毅然停止创作转为表演，比如每一个形式受到欢呼，他就毅然改弦易辙，这一切都让他在主流世界里无法保持一个高涨的知名度。
在确认出演该剧之前，金士杰曾经有过犹豫。因为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能将这部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戏剧演绎的更好，直到剧本三易其稿，强化了主题，故事聚焦的更成功，金士杰心里才有了底。
金士杰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患了“渐冻人”病症的教授莫利，作为一个渐渐失去行动能力的人，金士杰要表现得是如何在角色身上呈现出“解冻”进行的过程，莫力教授是一个不懂如何说再见的人，而在出演之前，金士杰也同样如此。而在作品完成之后，他坦言，自己变的更勇敢，对于聚散离合这样的事情开始看淡，这是戏剧所能赋予他的直接馈赠。
虽然酷爱戏剧，但金士杰却不愿意将戏剧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与赚钱的手段。“至少在我的心理层面，电影电视比较不沉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商业行为。虽然我还是会挑三拣四地选我可以接受的导演。假如你很会写诗，你这辈子最爱的就是诗。你可以用小说、散文、连续剧去赚钱，但诗这个东西，你就是不想用它去赚钱。我不想用最爱的东西去赚钱，也不见得我排斥。”这是他特有的执拗与坚持。
金士杰享受自己目前的年龄、心态和生活方式，“这个年纪的人，有很好的自我控制力和表达能力，他们的幽默会让人喜悦。现在的我就像秋天的落叶，颜色很美。这种美不见得输给20岁的小伙子。”
责任编辑/张元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