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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套、武师、特技替身、烟火师，与活跃在各大颁奖典礼上的一线明星相比，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小人物”。镜头背后的生存，与风光和荣耀无关，他们有着各自的“无奈”和“悲凉”，他们同时也是乐观、努力寻找自己的“小花”。
随 遇 而 安
北影厂后门的公园，这是赵熙辉的“家”。
“今天又开不了工了。”这个29岁的年轻人躺在一张石头长椅上，望着枝叶割裂开的天空，怅惘若失。
“我是拍电视的演员。”与陌生人交谈，赵熙辉习惯以此作为开场白。
赵熙辉是山东高密人，有一身家传武艺，去年，带着“像王宝强一样有出息”的梦想，他只身来到北京。“大城市，拍戏的人多，机会也多。”
“机会多，却比不上人多。”在北京漂了一年，赵熙辉“变得沧桑了、成熟了，凡事能看透些了”。
今年以来，赵熙辉的运气并不好，年初至今，他只等到一个角色，“一个逃荒者，挎着破竹篮子，拄着拐杖，脸上涂着泥，快速跟着人群跑过镜头。”为了生活，他有一段时间去工地搬砖头，搬几天赚了些钱，就再去北影厂候着“角色”。
“晚上基本睡在这公园里，凉风一吹，舒服着呢。”赵熙辉说，一入夜，这公园就热闹了，天南海北来的“演员”们，纷纷从北影厂门前撤下来，来此过夜，“长凳，假山，或者凉亭，都睡着人。”
龙套们总能随遇而安，地铁过道、网吧、立交桥下，都是临时的家。
马衡在怀柔一个村庄的大院子里住了一年，他今年35岁，已有8年龙套经验。“跑了很多地方，无锡影视城、浙江横店、云南，只要哪儿有戏拍，我就会跟过去。”马衡说，自己就像一匹牧马，随着水草流浪。
与赵熙辉相比，马衡要幸运得多，“演了很多有台词的戏，最多的一次，对着主角说了4句话——‘老爷，他们来了。’‘是，这就去。’‘给我上！’‘啊！我不行了。’”
“群头”及中介
“做这行不简单。”赵熙辉说，剧组负责寻找群众演员的副导演手中一般会有大量“群头”的电话，这些群头都是些自由职业者，他们负责帮剧组找群众演员，并从中抽取佣金。
“有时候剧组会先跟影视公司联系，公司再来找‘群头’，‘群头’便提供熟络的人去跑龙套。”马衡说，那些所谓的公司，有些就一个办公室、两张桌子，“剧组发来的薪酬，会被这些公司抽去大半，说是中介费，然后‘群头’再扣去一些，到咱们演员手里的，就可怜了。”
“还得时不时地孝敬那些‘群头’，他们是大爷。”马衡他们这些“演员”，经常会三五串联，互相引荐相熟的“群头”，然后拎着礼物上门拜访。
“演一天就拿一天的钱，价钱有高有低，好的一天能有80块，剧组还会提供盒饭，挺好的。遭遇拖欠工资也是难免的，有时拍个把月，见不到一个‘银子’，找谁说理？”
“龙套和龙套不一样。”马衡的好朋友小于说，在北影厂公园里的龙套守候者中，他算是高学历——大专毕业。他把龙套分了类：“有的是为养家糊口；有的怀揣理想想做明星；有的则是玩票，获得更多的人生体验；有的则是为了追星，哪部片子的明星是自己的偶像，就跟着过去做群众演员。”
与危险相伴
“拍完爆破的戏，总会有很多灰尘和火药末进入眼睛里，很疼，满身满脸都是黑灰。”武师何伟桐说。
拍爆破或中弹镜头的龙套们，报酬自然比拍文戏的龙套们高，“按镜头结算，一个镜头200元，危险系数高的，最多有600元。”一位知名香港艺人的私人助理老凯说。
此次《赤壁》剧组火灾事故，不幸殒命的就是一名特技演员，事发时，他正在仿制的古战船上拍摄火烧镜头，结果大火真的燃烧起来，将其困在船上烧死。此前，《我的团长我的团》在拍摄中，也因为火药安置问题，炸死一名烟火师。
“既然是戏，那么战争就是假的，不应该造成人员伤亡。关于烟火场面的拍摄，《电影法》中有着非常严格和细致的规定。当然，因为有人为因素加入，有时意外难免，但假如烟火师本人都受伤了，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违规操作。”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影视技术制作部主任李志祥说。
李志祥说：“为了保障演员的安全，5年的烟火师只能做助手，10年的烟火师方能独立操作，而且还要从小场面开始做起。”
然而，一些剧组为了节省成本，只请一个专业的烟火师或者武师，领着一帮随便召集过来的龙套演员，简单教习一下，便进入工作状态。“炸点有时候比较多，那些不专业的龙套哪里记得住，炸伤腿啊、手啊就成家常便饭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为了制造逼真效果，使用军用炸药代替道具炸弹，前者爆炸开后会有弹片四处飞出，致人性命；后者没有，结果，烟火师被炸死了。”老凯说，烟火师虽然不用出镜，但需要第一个试验炸点，第一个实验战争场景，比如埋下100个炸点，每一个点，烟火师都要走一遍，测试炸药量，小了不行，没有效果；多了也不行，会炸伤人。“剧组里，烟火师最惨，要么被其他演员骂，要么自己被炸受伤。”
投 诉 无 门
“很多国产戏里，那些龙套太不专业，在镜头里松松垮垮，游离在戏外。你看国外大片，哪一个龙套不是全神投入？”在百度“群众演员”吧里，有网友埋怨。
有人立即给出答案：“人家国外对龙套的保障很全面，待遇也好，演戏自然卖力，哪像国内，很多龙套不断遭遇欺骗、敲诈或者拖欠薪水，受伤也得不到必要的救治。”
龙套演员的缺乏保障、缺少组织日益受人关注。
北京一家影视公司负责人张刚在2006年的时候成立了艺人自救中心。他曾导演过多部电视剧，对影视圈中的种种问题谙熟于心。他指出，文化部曾有统计，目前中国从事演员职业的有30多万人，除去有正规单位或者在国内叫得上号的艺人，其他人数在20万左右，在这“大多数”人身上，笼罩的不是演员的绚丽光环，而是影视中介的欺诈、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内心孤苦无依的挣扎。
自救中心主要帮助拍戏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的，受到团体或个人欺骗的，不愿继续从事影视行业、希望找其他工作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来自救中心，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
在创办的最初一年里，张刚和他的自救中心帮助了30位艺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麻烦。
“演员是个特殊的行当，国内大家基本各干各的，很难组织在一起，剧组流动性大，工会不容易成立。一些龙套人选的确定，本身就比较随意，今天用你，明天可能就不用了，根本不可能签劳务合同。”张刚坦言。
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张刚近日开始联系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希望能够求得一些帮助。但他“惊讶”地发现，在北京，没有一家政府部门能给龙套演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帮助。
“龙套演员可以考虑 ‘派遣用工’方式。”专家邱婕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
她解释说：“‘派遣用工’是群众演员与一个具有用人资格的单位建立合同关系，这个单位向各大剧组派遣员工、保障员工权益、支付薪酬。”
“这个‘用人单位’就是龙套演员公司或工会，横店有这么一个群众演员工会，相对有组织一些，在法律上也就规范一些。”
（摘自《新世纪周刊》2008.6.18）
随 遇 而 安
北影厂后门的公园，这是赵熙辉的“家”。
“今天又开不了工了。”这个29岁的年轻人躺在一张石头长椅上，望着枝叶割裂开的天空，怅惘若失。
“我是拍电视的演员。”与陌生人交谈，赵熙辉习惯以此作为开场白。
赵熙辉是山东高密人，有一身家传武艺，去年，带着“像王宝强一样有出息”的梦想，他只身来到北京。“大城市，拍戏的人多，机会也多。”
“机会多，却比不上人多。”在北京漂了一年，赵熙辉“变得沧桑了、成熟了，凡事能看透些了”。
今年以来，赵熙辉的运气并不好，年初至今，他只等到一个角色，“一个逃荒者，挎着破竹篮子，拄着拐杖，脸上涂着泥，快速跟着人群跑过镜头。”为了生活，他有一段时间去工地搬砖头，搬几天赚了些钱，就再去北影厂候着“角色”。
“晚上基本睡在这公园里，凉风一吹，舒服着呢。”赵熙辉说，一入夜，这公园就热闹了，天南海北来的“演员”们，纷纷从北影厂门前撤下来，来此过夜，“长凳，假山，或者凉亭，都睡着人。”
龙套们总能随遇而安，地铁过道、网吧、立交桥下，都是临时的家。
马衡在怀柔一个村庄的大院子里住了一年，他今年35岁，已有8年龙套经验。“跑了很多地方，无锡影视城、浙江横店、云南，只要哪儿有戏拍，我就会跟过去。”马衡说，自己就像一匹牧马，随着水草流浪。
与赵熙辉相比，马衡要幸运得多，“演了很多有台词的戏，最多的一次，对着主角说了4句话——‘老爷，他们来了。’‘是，这就去。’‘给我上！’‘啊！我不行了。’”
“群头”及中介
“做这行不简单。”赵熙辉说，剧组负责寻找群众演员的副导演手中一般会有大量“群头”的电话，这些群头都是些自由职业者，他们负责帮剧组找群众演员，并从中抽取佣金。
“有时候剧组会先跟影视公司联系，公司再来找‘群头’，‘群头’便提供熟络的人去跑龙套。”马衡说，那些所谓的公司，有些就一个办公室、两张桌子，“剧组发来的薪酬，会被这些公司抽去大半，说是中介费，然后‘群头’再扣去一些，到咱们演员手里的，就可怜了。”
“还得时不时地孝敬那些‘群头’，他们是大爷。”马衡他们这些“演员”，经常会三五串联，互相引荐相熟的“群头”，然后拎着礼物上门拜访。
“演一天就拿一天的钱，价钱有高有低，好的一天能有80块，剧组还会提供盒饭，挺好的。遭遇拖欠工资也是难免的，有时拍个把月，见不到一个‘银子’，找谁说理？”
“龙套和龙套不一样。”马衡的好朋友小于说，在北影厂公园里的龙套守候者中，他算是高学历——大专毕业。他把龙套分了类：“有的是为养家糊口；有的怀揣理想想做明星；有的则是玩票，获得更多的人生体验；有的则是为了追星，哪部片子的明星是自己的偶像，就跟着过去做群众演员。”
与危险相伴
“拍完爆破的戏，总会有很多灰尘和火药末进入眼睛里，很疼，满身满脸都是黑灰。”武师何伟桐说。
拍爆破或中弹镜头的龙套们，报酬自然比拍文戏的龙套们高，“按镜头结算，一个镜头200元，危险系数高的，最多有600元。”一位知名香港艺人的私人助理老凯说。
此次《赤壁》剧组火灾事故，不幸殒命的就是一名特技演员，事发时，他正在仿制的古战船上拍摄火烧镜头，结果大火真的燃烧起来，将其困在船上烧死。此前，《我的团长我的团》在拍摄中，也因为火药安置问题，炸死一名烟火师。
“既然是戏，那么战争就是假的，不应该造成人员伤亡。关于烟火场面的拍摄，《电影法》中有着非常严格和细致的规定。当然，因为有人为因素加入，有时意外难免，但假如烟火师本人都受伤了，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违规操作。”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影视技术制作部主任李志祥说。
李志祥说：“为了保障演员的安全，5年的烟火师只能做助手，10年的烟火师方能独立操作，而且还要从小场面开始做起。”
然而，一些剧组为了节省成本，只请一个专业的烟火师或者武师，领着一帮随便召集过来的龙套演员，简单教习一下，便进入工作状态。“炸点有时候比较多，那些不专业的龙套哪里记得住，炸伤腿啊、手啊就成家常便饭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为了制造逼真效果，使用军用炸药代替道具炸弹，前者爆炸开后会有弹片四处飞出，致人性命；后者没有，结果，烟火师被炸死了。”老凯说，烟火师虽然不用出镜，但需要第一个试验炸点，第一个实验战争场景，比如埋下100个炸点，每一个点，烟火师都要走一遍，测试炸药量，小了不行，没有效果；多了也不行，会炸伤人。“剧组里，烟火师最惨，要么被其他演员骂，要么自己被炸受伤。”
投 诉 无 门
“很多国产戏里，那些龙套太不专业，在镜头里松松垮垮，游离在戏外。你看国外大片，哪一个龙套不是全神投入？”在百度“群众演员”吧里，有网友埋怨。
有人立即给出答案：“人家国外对龙套的保障很全面，待遇也好，演戏自然卖力，哪像国内，很多龙套不断遭遇欺骗、敲诈或者拖欠薪水，受伤也得不到必要的救治。”
龙套演员的缺乏保障、缺少组织日益受人关注。
北京一家影视公司负责人张刚在2006年的时候成立了艺人自救中心。他曾导演过多部电视剧，对影视圈中的种种问题谙熟于心。他指出，文化部曾有统计，目前中国从事演员职业的有30多万人，除去有正规单位或者在国内叫得上号的艺人，其他人数在20万左右，在这“大多数”人身上，笼罩的不是演员的绚丽光环，而是影视中介的欺诈、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内心孤苦无依的挣扎。
自救中心主要帮助拍戏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的，受到团体或个人欺骗的，不愿继续从事影视行业、希望找其他工作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来自救中心，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
在创办的最初一年里，张刚和他的自救中心帮助了30位艺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麻烦。
“演员是个特殊的行当，国内大家基本各干各的，很难组织在一起，剧组流动性大，工会不容易成立。一些龙套人选的确定，本身就比较随意，今天用你，明天可能就不用了，根本不可能签劳务合同。”张刚坦言。
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张刚近日开始联系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希望能够求得一些帮助。但他“惊讶”地发现，在北京，没有一家政府部门能给龙套演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帮助。
“龙套演员可以考虑 ‘派遣用工’方式。”专家邱婕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
她解释说：“‘派遣用工’是群众演员与一个具有用人资格的单位建立合同关系，这个单位向各大剧组派遣员工、保障员工权益、支付薪酬。”
“这个‘用人单位’就是龙套演员公司或工会，横店有这么一个群众演员工会，相对有组织一些，在法律上也就规范一些。”
（摘自《新世纪周刊》200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