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中国精英大学的生源，呈现出两个引人关注的特点：
一是向中下阶层“开门”，二是重点中学的集中度越来越高
李中清缓慢地走向讲台。他有着典型的“美式身材”和一张中国人的面孔。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脸颊两侧微微鼓起，那种与年龄无关的少年感，和他的父亲李政道一模一样。
台下的很多同学并不知道他和李政道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主持人介绍他：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历任加州理工大学教授、密歇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他是将社会科学的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分析的先行者。”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史学家之一，无论从履历还是研究成果上看，李中清都已经凭自己的努力占有一席之地，无须靠父亲扬名。
从小他就想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因此选择与物理截然不同的历史作为发展方向。他研读繁体典籍，苦练中文。他咬字清晰，表达流畅，虽然带着“美国腔”。“中国正在从考试国家变成考试社会。”他说。
这是2017年12月的北京。李中清获邀作一场题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女性的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演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民国时期的各高校单独考试，多校联考，到1952年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李中清认为，高考改变了中国。
父亲的熏陶
从小，李中清就常听父亲说，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此前由于战乱，他数次辍学，辗转多地，始终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小学、中学文凭。
当时，中国高校普遍采取灵活多元的招生方式，单独招生与联合考试并存，只要年龄和成绩达标，不需初高中文凭，也可以直接录取。
考入化工系后不久，在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导下，李政道的兴趣逐渐转向物理，并在大二转入国立西南联大就读。后在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下，他大学未毕业便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由于表现优异，芝加哥大学教务长亲自给校长写信说明情况，李政道被学校破例录取，成为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科·费米（Enrica Fermi）的研究生。
讲到这里，李中清停顿了一下，他睁大眼睛，自己笑开了。“所以，我爸爸高中文凭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博士是他唯一的文凭。”
博士毕业七年后，31岁的李政道因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中清常听父亲说，他的事业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高考制度，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政道。
李中清15岁读高中时，对父亲说，自己以后不要学理科，不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要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1970年，他以SAT满分的成绩进入耶鲁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考古学家张光直，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史。1974年至198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硕博，导师是史学泰斗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的研究领域是明、清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问题，致力于探索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
何在《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一书中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阶层流动性较强。
但1865年以后，清朝进士获得者一直为官宦子弟垄断，科举制之下的社会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只有约三百个大家族，且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
何炳棣对科举制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给了李中清很大的启发。他从科举想到了高考。
在帮助父亲处理大量的学生申请材料时，李中清对高考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
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牵头创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通过与美国高校合作、自主命题的方式，用CUSPEA考试取代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开展的TOEFL、GRE等成绩认证考试。
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请材料。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偏远地区的大学。这与美国的精英学生集中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的情况非常不同。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源逐渐集中化，从原来的“遍地开花”，变成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少数几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对变化背后的逻辑愈发好奇。
1973年，李中清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被周恩来特批的三位华裔后代之一，在复旦大学体验中国的“革命”。
和任何一个成长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青年一样，李中清反对越战，因参加耶鲁学生运动被抓，厌烦冷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当时正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有着天然的好感。
来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革命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劣势，由于语言不通，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态度很硬，很硬地压我，我有一点反感。”
另外两位华裔后代回国后均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但李中清没有。或许是从小受父亲影响，在思考问题时，他明显有一种理科式的严谨和注重证据的习惯，因此情緒上的感受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了李中清研究的一个发端。而他对高考的关注，在1998年迎来了一个契机。
学籍卡中的秘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了和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北大提议将现存档案数字化。当时正在北大做客座教授的李中清，对建立数据库很熟悉，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他很快发现，这些需要电子化的档案包括大量的学籍卡信息，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他多年来一直渴望揭开的秘密：高考。
于是他跟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分管档案的副校长何芳川商议，能否把这些学籍卡信息单独整理出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但对于能得出什么结果，李中清不敢保证。
从1983年起，他就开始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并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北大的一个顾虑是，学籍卡信息涉及到大量学生隐私，如何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研究结果是否会对学校的形象造成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舆论对北大多有批评，“寒门再难出贵子说”广泛流传。根据当时影响甚广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完全满足后，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后来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假说。据她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學籍卡为判断一个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途径提供了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学籍卡的信息包括学生的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地址和主要求学经历（入学前毕业学校）等，少部分学籍卡还提供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状况等内容。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北大校方最终同意，李中清团队在不直接接触数据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进行研究。
北大先将1952至1999年间64500多位北大学生的学籍卡数据，手动录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一律隐藏了学生的姓名和照片。李中清团队将统计软件在储有数据库的电脑上运行，不能提取原始档案。
李中清说，他们一共被允许进馆三次。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梁晨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接触数据困难，每次进馆前，他们都要开很长时间的会，论证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一开始认为可以把村主任算作农民，但运算后发现，北大学生父母是干部的比例有点低，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于是最终将村主任划入干部一档。
与北大相比，苏州大学的态度要开放一些。自2007年开始，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2003年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与北大的分析同时进行。
北大和苏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其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和省级高校的生源状态。
2008年，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当年1月，李中清团队对北大公布了研究成果。
会议由现任北大校长、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主持，教务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均列席在侧。
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大确实有些担忧，不知道会揭示出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意外的是，结果与他预想的非常不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较突出。
而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因此，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新中国通过高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科举）是成功的，也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一现象，被李中清的团队称为“无声的革命”。
向中下层“开门”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建国后工农子弟比例提升，是因为中国在建国后，一直执行“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大学招生时明确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工人、农民以及华侨、革命烈士子女。
1972 年，苏州大学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中，农民子弟高达56%。但此后，农民子弟比例迅速下跌，跌至30%以内。
在“文革”期间，地主富农子弟基本退出了苏州大学，中农、上中农子弟的比例也持续下降，而贫下中农一骑绝尘。
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几乎都在1973 年前后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其中北大甚至超过了30%，此后有所收缩。
这一期间，干部子女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工农子弟。李中清团队引用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提及的数据，1972 到 1976 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是1949年后的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维持在25%左右。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与农民子弟的情况类似，工人子弟比例也出现了较大下降。在整个 1980 年代，北大和苏大的工人比例持续下滑。一直到1989 年以后有所上升。到20世纪末，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已经超过了20%。
研究指出，这种现象与1990 年代以来工人群体的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3左右，到199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其中很多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从工农总体来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自1981年以来，只有3年低于39%，1994年以后则超过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
这说明，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以前，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起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开门”的效果。 另一方面，干部子女在高考恢复后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在北大，干部子女从80年代的20%多，到90年代初期的30%多，1997年则达到39.76%。苏大干部子女也在90年代增至30%多。
李中清观察到，干部的性质在这一过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高考恢复后，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子女占比持续降低，但企业干部子女增长迅速，到2002 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报告指出，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有关。
从 1952～1999 年总体看，26.2%的北大学生是干部子女，37.46%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子女，19.97% 的学生有家长是农民，18.05%的学生有家长是工人。苏大的数据与之相似。
梁晨强调，他们的研究并非在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公平，而是试图证明，随着改革开放后财富不均的加剧，工农子弟的入学机会当然受到挤压，但中国的高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抵御了这种经济的入侵。
“西化”趋势
截至1999年，共有约6500所中学给北京大学提供过生源。其中， 7.39%的北大本科生来自排名前5的中学，占所有向北大输送学生学校总数的0.08%。占来源中学前3.08%的中学（约200所）输送了41.1%的北大学生。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学生。
苏州大学的情况与之类似。
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来源更加广泛，从1950年代的400～500所中学，增至1000所左右，并一直保持稳定。但是，这一数字在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总数中的占比，尚不到8%。
教育部1981年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全部中学的3.8%），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696所。
统计结果显示，除去“文革”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北大学生中有54%来自这696所重点中学。
另外，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點中学。李中清团队认为，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
这些重点中学通过实行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
李中清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内，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他得出结论，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
然而，一直致力于推动教育均衡化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对这一结论抱有疑虑。她在与应星共同撰写的《“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中指出，在资源上，无论是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实验设备，还是校舍条件，县中学都很难与大中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相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她指出，所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农村生源在减少，外显的表征是高考中能考出高分的农村考生减少了，看起来是高等教育的录取问题，实际上往前推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再往前推，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
李中清也承认，他撰写报告时是2008年，那时候超级中学的现象还没有那么严重。
而当超级中学与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选拔方式结合起来，农村考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再次被挤压。
据媒体报道，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都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即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西安铁一中、西安交通大学附中、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垄断，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
2012年，清华大学课题组抽样调查显示，生活在直辖市的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的可能性是农村学生的5.5倍。非农户口学生中，有0.8%的比例能够获得保送资格，而农业户口学生的比例只有0.3%。
2017年6月，李中清和梁晨等人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把中国近150年分成四个阶段：
1865——1905年，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
1906——1952 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
1953——1993年，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优势群体。
1994——2014年，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
李中清很担忧，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逐渐丧失现有的发掘人才的优势。
调查显示，在美国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多数学生，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
李中清团队指出，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梁晨还记得一个细节：在北大宣布结果时，在场的老师突然意识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农民家庭出身。而现在，他们是科学家、学者、学校高层，手里掌握着众多学生的命运，甚至中国的未来。
一是向中下阶层“开门”，二是重点中学的集中度越来越高
李中清缓慢地走向讲台。他有着典型的“美式身材”和一张中国人的面孔。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脸颊两侧微微鼓起，那种与年龄无关的少年感，和他的父亲李政道一模一样。
台下的很多同学并不知道他和李政道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主持人介绍他：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历任加州理工大学教授、密歇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他是将社会科学的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分析的先行者。”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史学家之一，无论从履历还是研究成果上看，李中清都已经凭自己的努力占有一席之地，无须靠父亲扬名。
从小他就想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因此选择与物理截然不同的历史作为发展方向。他研读繁体典籍，苦练中文。他咬字清晰，表达流畅，虽然带着“美国腔”。“中国正在从考试国家变成考试社会。”他说。
这是2017年12月的北京。李中清获邀作一场题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女性的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演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民国时期的各高校单独考试，多校联考，到1952年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李中清认为，高考改变了中国。
父亲的熏陶
从小，李中清就常听父亲说，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此前由于战乱，他数次辍学，辗转多地，始终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小学、中学文凭。
当时，中国高校普遍采取灵活多元的招生方式，单独招生与联合考试并存，只要年龄和成绩达标，不需初高中文凭，也可以直接录取。
考入化工系后不久，在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导下，李政道的兴趣逐渐转向物理，并在大二转入国立西南联大就读。后在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下，他大学未毕业便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由于表现优异，芝加哥大学教务长亲自给校长写信说明情况，李政道被学校破例录取，成为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科·费米（Enrica Fermi）的研究生。
讲到这里，李中清停顿了一下，他睁大眼睛，自己笑开了。“所以，我爸爸高中文凭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博士是他唯一的文凭。”
博士毕业七年后，31岁的李政道因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中清常听父亲说，他的事业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高考制度，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政道。
李中清15岁读高中时，对父亲说，自己以后不要学理科，不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要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1970年，他以SAT满分的成绩进入耶鲁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考古学家张光直，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史。1974年至198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硕博，导师是史学泰斗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的研究领域是明、清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问题，致力于探索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
何在《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一书中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阶层流动性较强。
但1865年以后，清朝进士获得者一直为官宦子弟垄断，科举制之下的社会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只有约三百个大家族，且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
何炳棣对科举制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给了李中清很大的启发。他从科举想到了高考。
在帮助父亲处理大量的学生申请材料时，李中清对高考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
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牵头创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通过与美国高校合作、自主命题的方式，用CUSPEA考试取代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开展的TOEFL、GRE等成绩认证考试。
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请材料。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偏远地区的大学。这与美国的精英学生集中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的情况非常不同。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源逐渐集中化，从原来的“遍地开花”，变成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少数几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对变化背后的逻辑愈发好奇。
1973年，李中清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被周恩来特批的三位华裔后代之一，在复旦大学体验中国的“革命”。
和任何一个成长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青年一样，李中清反对越战，因参加耶鲁学生运动被抓，厌烦冷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当时正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有着天然的好感。
来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革命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劣势，由于语言不通，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态度很硬，很硬地压我，我有一点反感。”
另外两位华裔后代回国后均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但李中清没有。或许是从小受父亲影响，在思考问题时，他明显有一种理科式的严谨和注重证据的习惯，因此情緒上的感受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了李中清研究的一个发端。而他对高考的关注，在1998年迎来了一个契机。
学籍卡中的秘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了和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北大提议将现存档案数字化。当时正在北大做客座教授的李中清，对建立数据库很熟悉，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他很快发现，这些需要电子化的档案包括大量的学籍卡信息，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他多年来一直渴望揭开的秘密：高考。
于是他跟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分管档案的副校长何芳川商议，能否把这些学籍卡信息单独整理出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但对于能得出什么结果，李中清不敢保证。
从1983年起，他就开始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并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北大的一个顾虑是，学籍卡信息涉及到大量学生隐私，如何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研究结果是否会对学校的形象造成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舆论对北大多有批评，“寒门再难出贵子说”广泛流传。根据当时影响甚广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完全满足后，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后来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假说。据她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學籍卡为判断一个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途径提供了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学籍卡的信息包括学生的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地址和主要求学经历（入学前毕业学校）等，少部分学籍卡还提供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状况等内容。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北大校方最终同意，李中清团队在不直接接触数据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进行研究。
北大先将1952至1999年间64500多位北大学生的学籍卡数据，手动录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一律隐藏了学生的姓名和照片。李中清团队将统计软件在储有数据库的电脑上运行，不能提取原始档案。
李中清说，他们一共被允许进馆三次。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梁晨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接触数据困难，每次进馆前，他们都要开很长时间的会，论证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一开始认为可以把村主任算作农民，但运算后发现，北大学生父母是干部的比例有点低，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于是最终将村主任划入干部一档。
与北大相比，苏州大学的态度要开放一些。自2007年开始，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2003年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与北大的分析同时进行。
北大和苏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其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和省级高校的生源状态。
2008年，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当年1月，李中清团队对北大公布了研究成果。
会议由现任北大校长、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主持，教务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均列席在侧。
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大确实有些担忧，不知道会揭示出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意外的是，结果与他预想的非常不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较突出。
而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因此，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新中国通过高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科举）是成功的，也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一现象，被李中清的团队称为“无声的革命”。
向中下层“开门”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建国后工农子弟比例提升，是因为中国在建国后，一直执行“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大学招生时明确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工人、农民以及华侨、革命烈士子女。
1972 年，苏州大学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中，农民子弟高达56%。但此后，农民子弟比例迅速下跌，跌至30%以内。
在“文革”期间，地主富农子弟基本退出了苏州大学，中农、上中农子弟的比例也持续下降，而贫下中农一骑绝尘。
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几乎都在1973 年前后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其中北大甚至超过了30%，此后有所收缩。
这一期间，干部子女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工农子弟。李中清团队引用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提及的数据，1972 到 1976 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是1949年后的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维持在25%左右。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与农民子弟的情况类似，工人子弟比例也出现了较大下降。在整个 1980 年代，北大和苏大的工人比例持续下滑。一直到1989 年以后有所上升。到20世纪末，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已经超过了20%。
研究指出，这种现象与1990 年代以来工人群体的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3左右，到199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其中很多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从工农总体来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自1981年以来，只有3年低于39%，1994年以后则超过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
这说明，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以前，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起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开门”的效果。 另一方面，干部子女在高考恢复后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在北大，干部子女从80年代的20%多，到90年代初期的30%多，1997年则达到39.76%。苏大干部子女也在90年代增至30%多。
李中清观察到，干部的性质在这一过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高考恢复后，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子女占比持续降低，但企业干部子女增长迅速，到2002 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报告指出，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有关。
从 1952～1999 年总体看，26.2%的北大学生是干部子女，37.46%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子女，19.97% 的学生有家长是农民，18.05%的学生有家长是工人。苏大的数据与之相似。
梁晨强调，他们的研究并非在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公平，而是试图证明，随着改革开放后财富不均的加剧，工农子弟的入学机会当然受到挤压，但中国的高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抵御了这种经济的入侵。
“西化”趋势
截至1999年，共有约6500所中学给北京大学提供过生源。其中， 7.39%的北大本科生来自排名前5的中学，占所有向北大输送学生学校总数的0.08%。占来源中学前3.08%的中学（约200所）输送了41.1%的北大学生。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学生。
苏州大学的情况与之类似。
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来源更加广泛，从1950年代的400～500所中学，增至1000所左右，并一直保持稳定。但是，这一数字在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总数中的占比，尚不到8%。
教育部1981年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全部中学的3.8%），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696所。
统计结果显示，除去“文革”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北大学生中有54%来自这696所重点中学。
另外，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點中学。李中清团队认为，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
这些重点中学通过实行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
李中清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内，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他得出结论，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
然而，一直致力于推动教育均衡化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对这一结论抱有疑虑。她在与应星共同撰写的《“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中指出，在资源上，无论是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实验设备，还是校舍条件，县中学都很难与大中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相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她指出，所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农村生源在减少，外显的表征是高考中能考出高分的农村考生减少了，看起来是高等教育的录取问题，实际上往前推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再往前推，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
李中清也承认，他撰写报告时是2008年，那时候超级中学的现象还没有那么严重。
而当超级中学与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选拔方式结合起来，农村考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再次被挤压。
据媒体报道，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都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即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西安铁一中、西安交通大学附中、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垄断，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
2012年，清华大学课题组抽样调查显示，生活在直辖市的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的可能性是农村学生的5.5倍。非农户口学生中，有0.8%的比例能够获得保送资格，而农业户口学生的比例只有0.3%。
2017年6月，李中清和梁晨等人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把中国近150年分成四个阶段：
1865——1905年，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
1906——1952 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
1953——1993年，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优势群体。
1994——2014年，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
李中清很担忧，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逐渐丧失现有的发掘人才的优势。
调查显示，在美国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多数学生，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
李中清团队指出，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梁晨还记得一个细节：在北大宣布结果时，在场的老师突然意识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农民家庭出身。而现在，他们是科学家、学者、学校高层，手里掌握着众多学生的命运，甚至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