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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来歌,本名彭永强。1982年12月生于河南淮阳,文学硕士。现任大河诗刊副主编。自本世纪初以来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等2000余篇(首),逾二百万字,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十余次。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参与河南第一部当代文学史《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的编撰工作。有作品入選中小学生教材、教辅及考试试卷等。出版有散文集《马桶上的思想者》、小说集《冰淇淋的眼泪》等。
那一年冬天,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孩敲响了我家大门,但是谁也没有听见。他就径直走到院子里,冬青树叶脆得耀眼,针叶松在冷风中左右摇摆。他叫了一声:“有人吗?”
我们一家人躲在厨房里吃羊腿,房门紧闭,火苗从炉子里突突冒出来,但是我们每个人依然蜷缩着,仿佛一舒展,就会碰到寒冷。父亲不耐烦地问我:“是不是找你的?”我摇摇头。大哥和二哥站起来,准备开门。父亲用手一摆,他们就坐下了。父亲满口羊肉含糊不清地说:“赶紧吃,吃完了再开。”父亲认为,总有些馋嘴的小孩子循着羊肉的味道,以找我们三兄弟玩耍为由,混一顿美味。
羊肉的味道确实附着在一股热气中向外溢去,说不定已经跑遍了整座村庄。
那个背着书包的小孩叫了一声之后,以为没有人,就在院子中央的一只凳子上坐下。他从书包里取出一个咬过几口的馒头,继续咬着。他望望天。天上一片云彩正在移走,于是他盼望着太阳出来,但是却飘来了另外一堆云彩。风在院子里逡巡,贴着水泥地,一阵轻微的凉意迅速从他裤管里钻进去,然后在他全身的肌肤上荡漾开来,使他打了一个寒战。他将吃剩下的一张馍皮小心地放进书包里,起身去找水喝。院子南头有一口井。他把压水机杆使劲往下压,结果却纹丝不动。于是他将自己吊在上面,压水机杆艰难地向地面靠拢。压水机里发出一阵沙哑干枯的鸣叫,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
父亲在这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父亲的表情十分恼怒,因为他看出这不像是本地的小孩。父亲抓着他的毛衣领子,把他从压水机上拎起来,扔在一堆黄豆杆上。然后父亲说:
“水结冰了,你压不出来。”
说完这句话,父亲似乎想要走开。这个孩子却一下子跳起来,嚷道:
“你是不是我姨夫?”
父亲领着这个陌生的孩子到厨房里,然后把门关严,热气在屋子里游荡。父亲搓着手说:“外面真冷啊!”
这个小孩脸色铁青,嘴唇污紫。他在离火较远的一个角落坐下。他发绿的眼睛盯着火苗,一动不动,仿佛很陌生。
我们疑惑地看着父亲,但是父亲什么都没有说。火苗突突地在每个人脸上跳。母亲终于忍不住问道:“这个小孩从哪里来的?”
父亲语气里带着一丝幽怨一丝责怪地说:“我正要问你呢!”
父亲递给母亲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字。读完这些字之后,母亲呜呜地哭了,将纸丢在火里。等到她哭完了,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这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孩不吭声。在温暖的房间里呆了一阵后,他仿佛有些畏惧,对一切都畏惧。母亲将火炉向他挪了挪,他的身体就往后倾。母亲示意他将鞋子脱了烤烤,他仿佛听不懂似的。于是母亲伸手去帮他脱鞋,但是母亲的手仿佛带电一般,刚一触到鞋子,他就急忙将脚缩了回去。
父亲闷不吭声,将红薯从火里刨出来,递给他。他接到红薯,眼睛才开始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嘴唇抖动,仿佛他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东西。
整整一个冬天,这个孩子都没有说一句话。他睡在一张小床上,这张床是父亲从邻居家借的旧木板,这块木版是从棺材料上剩下来的,它是那么小,一直没有找到用处,扔掉又显得可惜。父亲兴冲冲地把它拿来,几乎没有加工,就安置在我们三兄弟的卧室里。我们三个睡在一张大床上,每天晚上向那个角落望去,都感觉那里新修了一座鸡窝。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远在山西,我们有一个姨夫和姨妈。当他们分别在煤矿事故和悲痛中丧失生命时,他们的儿子拿着母亲的遗书,千里迢迢地找到我们,他唯一的亲人。这就是我们对他唯一的了解。母亲和父亲或许还知道更多的事情,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自从那天母亲流过一次泪之后,姨夫姨妈的悲剧似乎并未留下什么影响。她依旧兴冲冲地做饭,在每一次开饭时都投以极大的热情,至少我们以为日常琐碎足以使她忘掉那些沉痛,她有理由热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包括打扫卫生,永无止休地整理那些衣服、袜子和破布。然而一旦这个孩子出现在眼前,她眼睛里那常见的愉悦光芒就突然暗淡下来。
这些细节连粗心大意的哥哥们也发觉了。有一次他们议论说:
“母亲不喜欢这个孩子,她嫌弃他。”
可是我坚信,母亲之所以黯然,只是由他而联想到已故的亲人。
有一天夜晚,我起来撒尿。站在那棵老松树下,远远地听见父亲在房间里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既沉重又悠远。母亲用遗憾的腔调说:“他们怎么有个儿子?”屋子里显出漫长的沉默,我以为父亲会说出什么重要的话,表示出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喜爱或者厌恶,但是他打起呼噜来,我只好回去睡觉。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既然他到现在还都没有名字。”有一次吃饭时,母亲这样说。
父亲冷冷地看了母亲一眼,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名字,他只是不说而已。”
于是我们叫他哑巴。其实他并不是哑巴。他曾和父亲在院子里说过一次话。但是那次之后,他就意外地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或者他再也不想说。这是父亲始终不喜欢他的原因。父亲对他的爱憎表现得最为明白的一次是哑巴生病的那次。
那时候下了第一场冬雪,而且雪下得十分大。吃早饭时,哑巴照常来到厨房,我们围在炉子旁沉闷不语。自从他到来以后,我们吃饭时经常出现漫长的沉默。父亲埋头吃饭,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影响不了他的食欲。他总是第一个吃完,然后回到自己卧室睡觉。母亲端着碗也走过去,和父亲低声说话。我们三兄弟艰难地吃着饭,烤火,或者望一眼哑巴。没有人出声,但是每个人都感到那种压抑。火苗活泼地跳动,我们沉闷地吃饭。这时候哑巴放下碗筷,他张了张嘴。似乎要说些什么,我们惊奇地等着他说话,但是他放弃了。他用手指着嘴巴,我们凑过去,发现嘴里什么也没有。于是他有点难过地回房间里睡觉。 我们在雪中兴奋地玩耍一上午。到中午吃饭,雪越来越小,母亲颓丧着脸为我们每个人盛饭,父亲仍然面无表情。我们等着哑巴过来吃饭,但是他没有出现。
母亲说:“他在睡觉,你们谁去叫他一下。”
我正要起身,父亲让我坐下。父亲说:“让他睡吧,我们先吃。”
于是我们开始吃饭。起初,我们保持了以往的沉默。但不久,母亲便谈起隔壁的小孩,在墙壁上玩耍,最后摔成了歪嘴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但是父亲还是笑了出来,说:“如果他及时治疗,就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于是我们参与了讨论歪嘴唇的行列。我们兴致勃勃地想象他吃饭的样子,因为他不但嘴唇歪了,而且上面的牙齿和下面的牙齿也无法照应,所以不能咀嚼东西,只能喝稀饭,并且一不小心稀饭就顺着嘴唇流下来。
不知不觉中,我们又进入了其乐融融的吃饭氛围,我们将一切不快都抛到了脑后,并且都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忘记了谈话是怎么进行的,总之最后我们谈到了一个孩子因伤寒而死亡的事。他的父母至今没有生下另一个孩子,父亲认为他们的身体有问题,母亲却说,这是他们早年结扎的缘故。说到这里,父亲想起了什么,对我们三个说:“现在伤寒正闹得厉害,村子里正打预防针,我给你们每人留了一支,吃过饭就来注射疫苗吧。”
母亲无意间提醒了一下:“给哑巴也留一支。”
大家都静了一会儿。我们此刻都已将他遗忘。父亲不冷不热地抛下一句:“留着呢。”就放下碗回屋睡觉了。
到晚饭的时候,哑巴仍没有起床。母亲让我去叫他。我站起来,看到父亲灰着脸一声不吭。我来到哑巴床前,看到他在被子下一直抖动,脸色通红,像炉子里的碳。
父亲说:“奇怪。”他拿来体温计给哑巴量体温。用血压表测量血压,还扒他的眼皮。父亲当了二十年的医生,却不知他得的是什么病。
哑巴用可怜的目光望着大家,父亲说:“你感觉怎样?”
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只是颤抖。
我们大家来到堂屋,父亲踱来踱去,墙上那只钟响起来,父亲厌恶地瞥了一眼。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父亲背着手,从药架上拿起一小瓶药,又放下。他回过头,扫视一下大家,然后平静地说:“站着干吗?坐下。”我们就都坐下。
母亲从哑巴屋里出来,摇摇头说:“还是高烧。”父亲开始写药方。写完以后,递给母亲。母亲到中药柜前取药。父亲就继续踱步。他一抬头就看到钟摆在可恶地晃来晃去。于是他将钟反过来挂。这时候,大哥站起来说:“中药见效慢,为什么不给他吃西药?”
父亲冷冷地说:“西药见效快,吃错药还吃死他哩!”
二哥就凑过来轻声说:“他会不会死?”
父亲一拳将他捅到凳子上。他委屈地老实坐着,什么也不敢再说。
那一天是我记忆中父亲脾气最暴躁的一天,当天晚上,他对着母亲发了一通牢骚。我们三兄弟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父亲最难以忍受的是,这个会说话的孩子,为什么不告诉他哪里不舒服,为什么关键时刻一言不发,而一个优秀的医生面对一个哑巴,除了束手无策还能怎样?
对于父亲来说,哑巴的不说话是一种欺骗,是对这个家庭的不尊重。这是他一直在忍受的,最近终于忍无可忍。
不过,哑巴的病却不治自愈了。他从来没有咽下一口母亲精心熬制的中药,只要大老远闻见这种气味,他就将脑袋埋在被子里,没有人能将被子拉开。但是三天以后,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时,他却在院子里活蹦乱跳了。他变得皮包骨头,手由于瘦而显得修长,指甲也长得很快,母亲一而再地让他剪指甲,他都逃开了。
从此,他变得更加机灵了。可是母亲却逐渐无法容忍了。因为他再也不洗澡,不但不洗澡还不洗脸,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母亲曾让我们三兄弟捉住他,把他往澡盆里放。但是他的眼睛十分狡猾地看出了这些,就不允许我们接近他。我们每次把他围住,他都能找到空隙溜出去,最后弄得我们精疲力竭。母亲去叫父亲帮忙。父亲说他再也不管这个孩子,这个骗子。父亲劝我们三个也不要管,父亲说这是我们母亲的亲戚,与我们无关。
于是我们索性对他置之不理。当我们不再认为他是个存在的时候,反而发现每个人都快活了许多。我们照常在吃饭的时候聊家常。在该干任何事的时候干任何事。父亲照常啃着红薯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迹,红薯渣照常沾满他的胡子。他甚至更加兴奋,有一次不小心提到哑巴的母亲,为了掩饰曾说过的绝情的话,他不失时机地加了一句:“不过真不幸,他们过早地离去了。”
在这样的谈论中,我们常忘记一切不愉快,忘记哑巴。有时候,我看见哑巴聚精会神地吃饭,他显然对吃饭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吃完一碗饭就会小心翼翼地盛第二碗,甚至第三碗。他的饭量越来越大,可是没有人发现。母亲把每一顿饭都做的一样多,所以他多吃一点,我们自然就少吃一点。于是我们在一天中很多时候都感到饥饿。我们抱怨饭做的太少。母亲以为我们正在长个子,饭量增大,就每次多做一些,但是我们依然说饿。终于有一次,母亲发现了哑巴惊人的饭量。之前,我父亲吃饭速度最快,不过现在他吃一个馒头的时间里,哑巴就可以吃三个,他几乎不是吃,而是在吞。这一现象被发现之后,母亲很生气。她对我们说:一个九岁的孩子不应该吃那么多,这会吃出毛病的。于是以后的每顿饭母亲都亲自来分,把馒头都事先分完,把菜都拨到每个人碗里。这样大家就吃的一样多了。
在这樣的情况下,哑巴很快吃完饭后,显得无所事事了。我们继续聊天,谈论一切身边的事,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这些与哑巴无关。他有时候从我们身边溜出厨房,我们竟然没有发现。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厨房了。母亲早就发现了,有几次她想提醒我们去叫一下哑巴,但我们谈话的热情她实在不忍打断。等我们发现以后,父亲忐忑不安地说,还是叫他来一起吃吧,别又得什么病了。
于是二哥去叫他,结果发现他不在卧室。二哥找了他很久,一次发现他在平房上散步,另一次发现他竟然骑在一棵椿树上试图逮住一只麻雀。二哥叫他下来,他似乎没有听懂,对着二哥眨巴眨巴眼睛。 这样,大家只有自己吃饭,把他的一份留下。可是每次母亲都发现留给他的饭并没有人动一筷子。母亲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她跟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自然懒得管,并告诉她,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吃饭,那是他的自由,如果有人干涉,那就是干涉自由。母亲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她向我们诉说,她经常梦见那死去的姐姐,姐姐在死后有一汪碧蓝碧蓝的眼睛,这双眼睛经常向着她流下泪水。于是我们努力使哑巴回到餐桌上。但是这是困难的,现在就餐时间想要见到他的身影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便早上,我们伸直腰板,准备迎接第一餐时,他的床上就只剩下一床被子。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他吃什么。为了安抚母亲的神经,我们和父亲一起,每次都偷偷把她留下的饭吃掉。母亲确实因此而心安理得一阵子,但不久,等她发现我们的行径之后,就长长叹一口气。显然,母亲也知道无论怎样做都无济于事,只好作罢。
不久之后,母亲在吃饭时悄悄问我们,有没有人动她的抽屉。我们摇摇头。母亲说,她要纳的鞋底子不见了。在一整个下午的翻箱倒柜之后,她突然宣布,在某一个衣箱底部找到了。但是令她愤怒的是,她的顶针、衣线已经完全找不到了。第二天晚上,她才在床底的一个纸箱里找到。之后的很久,她经常突然嚎叫一声,声称丢了东西。最后她几乎绝望,对我们说,她的所有东西都乱了套了。再过两天,她悲伤地说,她发现原来是哑巴将所有东西弄乱的。她是在晚上监视着她的东西,发现哑巴像贼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开抽屉,将所有东西扒来扒去。她的箱子也是同样的遭遇。她对我们说,她非常讨厌任何人胡乱翻她的东西,任何人。
我们很难见到哑巴。每天晚上我们入睡很久他才上床,并且轻手轻脚。而一大早他就不知去向。有一天早上,我以为起的比较早,哑巴的被子高高隆起,我一把将被子扯下,我以为可以看到哑巴瘦小的身子,但是床上只有一大堆花生皮。这个发现真令人气恼。不过它让全家人知道哑巴究竟是靠什么维持生存。母亲一只手扯着他的被子,一只手捂住鼻子,对父亲说:“已经脏得不能洗了。”
他的整个床铺都发出恶臭,甚至有鱼腥味,大哥比较肯定地说:“这不代表他吃了鱼,而是长时间不洗澡的味道。”
有一天,大哥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嚷道:“我要把他的东西扔出去,我每天晚上闻见这种可怕的气味,连做梦都梦见一个漂着死鱼的臭水坑。”
二哥说:“要是他回来睡觉怎么办?”
大哥反问道:“你见他回来过吗?”
这样,大哥就将他的被子晒在平房上,太阳正好照在这张处处发霉的被子上,仿佛照着一些伤口。
不过到了晚上,这张被子又回到了哑巴床上。这说明哑巴确实回来了。大哥十分气愤,他认为晒被子的任务不应该落在自己头上,而被子只要一天不晒,那些破旧潮湿的棉絮里就会爬出虫子来。大哥的愤怒体现在两只挥舞的拳头上。他在堂屋里踱来踱去,仿佛想要揍人,这时候我和二哥需要保持绝对的沉默,否则极可能成为他拳头下的鬼魂。
我们决定逮住哑巴,要教会他什么是讲卫生。而大哥却说,应该教会他的,是如何尊重人。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在将近一点钟时,哑巴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他弯着腰,手里提着一包东西,瘦小得像一只猫。我想叫他,大哥已经捂住了我和二哥两人的嘴巴。哑巴将东西放在被子下,然后没有脱衣服,连鞋子也不脱就钻进了被窝。他的脑袋转来转去,向我们的床铺望去。我们隐约发现,他的头发塌在脑壳上,一双眼睛机灵地转动,然后他就将头埋进被窝里。接着,被窝里传来剥花生的轻微而缓慢的声音。
这时候,大哥一跃而起,揪开他的被子,二哥已经将灯拉开。我们惊惧地发现床上真的躺了一只肥猫。起码在一瞬间,我们以为有一只猫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我们看到哑巴的身体向墙角蠕动,他似乎比我们还要惊恐,他的衣服已经很破烂,再也不能遮住身体,皮肤上出现一层绒毛。大哥说话时声音很颤抖,但他还是说出来了,他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哑巴的眼睛里不断流露出惊恐,更多的是可怜。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哑巴是什么话都不说的。这时二哥尖叫了一声,嚷道:“你们看,他长着一条尾巴!”
我们看到一条短促的尾巴迅速收了回去。大哥突然愤怒了起来,他叫道:“你们看,这是一个妖怪,我们家养了一个妖怪,这事传出去怎么办?”我和二哥面面相觑。哑巴已经依附在一个墙角了,他动弹不得,没有退路。父母显然听见了动静,在房间里大喊:“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回答,因为大哥捋着袖子,说:“我要杀了他!”
这时候哑巴那尖嘴猴腮的模样已经说不上可怜了,只剩下眼睛里无限的绝望和颤抖不已的瘦小身躯。大哥踏步向他走去,哑巴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向前一趴,跪在了我们三兄弟面前,尾巴在屁股后面翘起来。这个动作让大哥愣住了。大哥环顾了一下他的两个弟弟,然后解释似的说:“不管怎么都不能饶它,等它成精了,我们就制不住了。”我们不置可否。大哥就将铁锤般的拳头擂了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下子揪紧了,我说不清那复杂的感受来自哪里,就在他一拳擂下的那一瞬间,我将他猛地往后一拉,这一拳就打空了。他吃惊地望着我。我吞吞吐吐地说:“他……毕竟他是我们弟弟呀!”
大哥又愣了一下,趁这一瞬间,哑巴迅速从他腿边溜走了,这敏捷的动作就和一条猎狗一样。他蹿出院子,我们追出去,父亲和母亲已经穿着内衣站在院子里了,他们说看到一条黄鼠狼从这里爬到平房上了。
等到春天,母亲决定将我送到幼儿园,但是父亲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应该直接上小学,这样也省下一笔学费。于是我就开始了小学生活。在起初的几天里,我尚且十分新鲜,后来竟觉得苦闷。由于我的两个哥哥是高年级学生,所以自然没有人欺负我,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没有人和我成为朋友。我的沉默寡言加上哥哥的臭名远扬使他们私下都议论我,认为我是个坏孩子。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有一次上学路上,我受几只漂亮鸟儿的蛊惑,一直跟着它们走,最后来到一片树林,它们自然很快隐入了深林。我在几棵高大的树下转来转去,突然听见头顶“吱吱”在叫,那声音听上去既像老鼠又像鸟。我仰头看时,树上挂着一只猴子。那时候我还未见过猴子,但我知道它是一只猴子。它在几棵树上跳来跳去,最后落在我面前。它的嘴里吃着花生,我陡然一惊,从眉目间认出它就是哑巴。但它已不是一个人,而完完全全成为了一只猴子。它的尾巴长长了,头发变成了脏兮兮的毛,全身上下也是毛。它见我认出它,眼中也流露出高兴。它咿咿呀呀的,似乎想说话,但是却说不出来,于是它用手指着一个方向,示意我跟它走。我就跟着它走,它在树干上跳来跳去,最后跳到一棵最高的杨树上,向上爬,等它下来时,嘴里叼着一个书包。我还记得这是他刚来时身上挎的书包。他将书包递给我,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鼓励的神色。我接过书包,它就走了。
后来我经常来这片树林,有时也见到它,但是它似乎不认识我了,除了见我就躲外,它的眼神也尤其陌生。再后来,它就消失不见了。大约过了两年,村子里来了一群表演杂技和魔术的人。有一个人声称可以将一把剑吞下,大家不相信,但是他果然就一点一点吞下了。另一个人在场地中央铺了一堆碎玻璃,他赤着脊梁在上面打滚,等他站起来时,人们就纷纷从他背上胳膊上拔下玻璃,他浑身上下就开始淌血,不过血淌得并不多。我们最喜欢看的还是那个一直吞东西的人,他从一个袋子里拿出很多东西吞下去,没有人知道他吞的是什么,但他吞完以后,却从眼睛里扯出来很长很长的七彩布条。我们一直看,忘记了上课,老师索性也不去上課,围在人群中观看。这时候,有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头牵来一只猴子,他说这是长白山的猴子,它已经活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它一直吃长白山上的仙桃,所以万寿无疆,让它给谁作揖,谁就长命百岁。我看到这只猴子几乎和哑巴一样,它的眼神那么绝望。它有点不知所措,老头就用鞭子在地上“啪”地甩了一下,它就一下子跪在老头面前。老头厉声说:“不是这边,是那边!”猴子顺从地向着众人扭过身子,磕头。大家都笑了,老头也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猴子就是哑巴,我忍不住泪水,就悄悄离开了人群。
等我上高中时,有幸第一次来到动物园,我特意去看了看猴子。在一个叫“花果山”的假山面前,我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猴子,它们利落地接过游客们扔进来的食物,面无表情。它们的叫声也和哑巴不一样。但是它们却长得和哑巴一模一样。我想,即使哑巴在这群猴子里面,我也不会认识了吧!
责任编辑 王小朋
那一年冬天,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孩敲响了我家大门,但是谁也没有听见。他就径直走到院子里,冬青树叶脆得耀眼,针叶松在冷风中左右摇摆。他叫了一声:“有人吗?”
我们一家人躲在厨房里吃羊腿,房门紧闭,火苗从炉子里突突冒出来,但是我们每个人依然蜷缩着,仿佛一舒展,就会碰到寒冷。父亲不耐烦地问我:“是不是找你的?”我摇摇头。大哥和二哥站起来,准备开门。父亲用手一摆,他们就坐下了。父亲满口羊肉含糊不清地说:“赶紧吃,吃完了再开。”父亲认为,总有些馋嘴的小孩子循着羊肉的味道,以找我们三兄弟玩耍为由,混一顿美味。
羊肉的味道确实附着在一股热气中向外溢去,说不定已经跑遍了整座村庄。
那个背着书包的小孩叫了一声之后,以为没有人,就在院子中央的一只凳子上坐下。他从书包里取出一个咬过几口的馒头,继续咬着。他望望天。天上一片云彩正在移走,于是他盼望着太阳出来,但是却飘来了另外一堆云彩。风在院子里逡巡,贴着水泥地,一阵轻微的凉意迅速从他裤管里钻进去,然后在他全身的肌肤上荡漾开来,使他打了一个寒战。他将吃剩下的一张馍皮小心地放进书包里,起身去找水喝。院子南头有一口井。他把压水机杆使劲往下压,结果却纹丝不动。于是他将自己吊在上面,压水机杆艰难地向地面靠拢。压水机里发出一阵沙哑干枯的鸣叫,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
父亲在这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父亲的表情十分恼怒,因为他看出这不像是本地的小孩。父亲抓着他的毛衣领子,把他从压水机上拎起来,扔在一堆黄豆杆上。然后父亲说:
“水结冰了,你压不出来。”
说完这句话,父亲似乎想要走开。这个孩子却一下子跳起来,嚷道:
“你是不是我姨夫?”
父亲领着这个陌生的孩子到厨房里,然后把门关严,热气在屋子里游荡。父亲搓着手说:“外面真冷啊!”
这个小孩脸色铁青,嘴唇污紫。他在离火较远的一个角落坐下。他发绿的眼睛盯着火苗,一动不动,仿佛很陌生。
我们疑惑地看着父亲,但是父亲什么都没有说。火苗突突地在每个人脸上跳。母亲终于忍不住问道:“这个小孩从哪里来的?”
父亲语气里带着一丝幽怨一丝责怪地说:“我正要问你呢!”
父亲递给母亲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字。读完这些字之后,母亲呜呜地哭了,将纸丢在火里。等到她哭完了,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这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孩不吭声。在温暖的房间里呆了一阵后,他仿佛有些畏惧,对一切都畏惧。母亲将火炉向他挪了挪,他的身体就往后倾。母亲示意他将鞋子脱了烤烤,他仿佛听不懂似的。于是母亲伸手去帮他脱鞋,但是母亲的手仿佛带电一般,刚一触到鞋子,他就急忙将脚缩了回去。
父亲闷不吭声,将红薯从火里刨出来,递给他。他接到红薯,眼睛才开始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嘴唇抖动,仿佛他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东西。
整整一个冬天,这个孩子都没有说一句话。他睡在一张小床上,这张床是父亲从邻居家借的旧木板,这块木版是从棺材料上剩下来的,它是那么小,一直没有找到用处,扔掉又显得可惜。父亲兴冲冲地把它拿来,几乎没有加工,就安置在我们三兄弟的卧室里。我们三个睡在一张大床上,每天晚上向那个角落望去,都感觉那里新修了一座鸡窝。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远在山西,我们有一个姨夫和姨妈。当他们分别在煤矿事故和悲痛中丧失生命时,他们的儿子拿着母亲的遗书,千里迢迢地找到我们,他唯一的亲人。这就是我们对他唯一的了解。母亲和父亲或许还知道更多的事情,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自从那天母亲流过一次泪之后,姨夫姨妈的悲剧似乎并未留下什么影响。她依旧兴冲冲地做饭,在每一次开饭时都投以极大的热情,至少我们以为日常琐碎足以使她忘掉那些沉痛,她有理由热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包括打扫卫生,永无止休地整理那些衣服、袜子和破布。然而一旦这个孩子出现在眼前,她眼睛里那常见的愉悦光芒就突然暗淡下来。
这些细节连粗心大意的哥哥们也发觉了。有一次他们议论说:
“母亲不喜欢这个孩子,她嫌弃他。”
可是我坚信,母亲之所以黯然,只是由他而联想到已故的亲人。
有一天夜晚,我起来撒尿。站在那棵老松树下,远远地听见父亲在房间里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既沉重又悠远。母亲用遗憾的腔调说:“他们怎么有个儿子?”屋子里显出漫长的沉默,我以为父亲会说出什么重要的话,表示出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喜爱或者厌恶,但是他打起呼噜来,我只好回去睡觉。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既然他到现在还都没有名字。”有一次吃饭时,母亲这样说。
父亲冷冷地看了母亲一眼,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名字,他只是不说而已。”
于是我们叫他哑巴。其实他并不是哑巴。他曾和父亲在院子里说过一次话。但是那次之后,他就意外地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或者他再也不想说。这是父亲始终不喜欢他的原因。父亲对他的爱憎表现得最为明白的一次是哑巴生病的那次。
那时候下了第一场冬雪,而且雪下得十分大。吃早饭时,哑巴照常来到厨房,我们围在炉子旁沉闷不语。自从他到来以后,我们吃饭时经常出现漫长的沉默。父亲埋头吃饭,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影响不了他的食欲。他总是第一个吃完,然后回到自己卧室睡觉。母亲端着碗也走过去,和父亲低声说话。我们三兄弟艰难地吃着饭,烤火,或者望一眼哑巴。没有人出声,但是每个人都感到那种压抑。火苗活泼地跳动,我们沉闷地吃饭。这时候哑巴放下碗筷,他张了张嘴。似乎要说些什么,我们惊奇地等着他说话,但是他放弃了。他用手指着嘴巴,我们凑过去,发现嘴里什么也没有。于是他有点难过地回房间里睡觉。 我们在雪中兴奋地玩耍一上午。到中午吃饭,雪越来越小,母亲颓丧着脸为我们每个人盛饭,父亲仍然面无表情。我们等着哑巴过来吃饭,但是他没有出现。
母亲说:“他在睡觉,你们谁去叫他一下。”
我正要起身,父亲让我坐下。父亲说:“让他睡吧,我们先吃。”
于是我们开始吃饭。起初,我们保持了以往的沉默。但不久,母亲便谈起隔壁的小孩,在墙壁上玩耍,最后摔成了歪嘴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但是父亲还是笑了出来,说:“如果他及时治疗,就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于是我们参与了讨论歪嘴唇的行列。我们兴致勃勃地想象他吃饭的样子,因为他不但嘴唇歪了,而且上面的牙齿和下面的牙齿也无法照应,所以不能咀嚼东西,只能喝稀饭,并且一不小心稀饭就顺着嘴唇流下来。
不知不觉中,我们又进入了其乐融融的吃饭氛围,我们将一切不快都抛到了脑后,并且都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忘记了谈话是怎么进行的,总之最后我们谈到了一个孩子因伤寒而死亡的事。他的父母至今没有生下另一个孩子,父亲认为他们的身体有问题,母亲却说,这是他们早年结扎的缘故。说到这里,父亲想起了什么,对我们三个说:“现在伤寒正闹得厉害,村子里正打预防针,我给你们每人留了一支,吃过饭就来注射疫苗吧。”
母亲无意间提醒了一下:“给哑巴也留一支。”
大家都静了一会儿。我们此刻都已将他遗忘。父亲不冷不热地抛下一句:“留着呢。”就放下碗回屋睡觉了。
到晚饭的时候,哑巴仍没有起床。母亲让我去叫他。我站起来,看到父亲灰着脸一声不吭。我来到哑巴床前,看到他在被子下一直抖动,脸色通红,像炉子里的碳。
父亲说:“奇怪。”他拿来体温计给哑巴量体温。用血压表测量血压,还扒他的眼皮。父亲当了二十年的医生,却不知他得的是什么病。
哑巴用可怜的目光望着大家,父亲说:“你感觉怎样?”
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只是颤抖。
我们大家来到堂屋,父亲踱来踱去,墙上那只钟响起来,父亲厌恶地瞥了一眼。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父亲背着手,从药架上拿起一小瓶药,又放下。他回过头,扫视一下大家,然后平静地说:“站着干吗?坐下。”我们就都坐下。
母亲从哑巴屋里出来,摇摇头说:“还是高烧。”父亲开始写药方。写完以后,递给母亲。母亲到中药柜前取药。父亲就继续踱步。他一抬头就看到钟摆在可恶地晃来晃去。于是他将钟反过来挂。这时候,大哥站起来说:“中药见效慢,为什么不给他吃西药?”
父亲冷冷地说:“西药见效快,吃错药还吃死他哩!”
二哥就凑过来轻声说:“他会不会死?”
父亲一拳将他捅到凳子上。他委屈地老实坐着,什么也不敢再说。
那一天是我记忆中父亲脾气最暴躁的一天,当天晚上,他对着母亲发了一通牢骚。我们三兄弟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父亲最难以忍受的是,这个会说话的孩子,为什么不告诉他哪里不舒服,为什么关键时刻一言不发,而一个优秀的医生面对一个哑巴,除了束手无策还能怎样?
对于父亲来说,哑巴的不说话是一种欺骗,是对这个家庭的不尊重。这是他一直在忍受的,最近终于忍无可忍。
不过,哑巴的病却不治自愈了。他从来没有咽下一口母亲精心熬制的中药,只要大老远闻见这种气味,他就将脑袋埋在被子里,没有人能将被子拉开。但是三天以后,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时,他却在院子里活蹦乱跳了。他变得皮包骨头,手由于瘦而显得修长,指甲也长得很快,母亲一而再地让他剪指甲,他都逃开了。
从此,他变得更加机灵了。可是母亲却逐渐无法容忍了。因为他再也不洗澡,不但不洗澡还不洗脸,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母亲曾让我们三兄弟捉住他,把他往澡盆里放。但是他的眼睛十分狡猾地看出了这些,就不允许我们接近他。我们每次把他围住,他都能找到空隙溜出去,最后弄得我们精疲力竭。母亲去叫父亲帮忙。父亲说他再也不管这个孩子,这个骗子。父亲劝我们三个也不要管,父亲说这是我们母亲的亲戚,与我们无关。
于是我们索性对他置之不理。当我们不再认为他是个存在的时候,反而发现每个人都快活了许多。我们照常在吃饭的时候聊家常。在该干任何事的时候干任何事。父亲照常啃着红薯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迹,红薯渣照常沾满他的胡子。他甚至更加兴奋,有一次不小心提到哑巴的母亲,为了掩饰曾说过的绝情的话,他不失时机地加了一句:“不过真不幸,他们过早地离去了。”
在这样的谈论中,我们常忘记一切不愉快,忘记哑巴。有时候,我看见哑巴聚精会神地吃饭,他显然对吃饭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吃完一碗饭就会小心翼翼地盛第二碗,甚至第三碗。他的饭量越来越大,可是没有人发现。母亲把每一顿饭都做的一样多,所以他多吃一点,我们自然就少吃一点。于是我们在一天中很多时候都感到饥饿。我们抱怨饭做的太少。母亲以为我们正在长个子,饭量增大,就每次多做一些,但是我们依然说饿。终于有一次,母亲发现了哑巴惊人的饭量。之前,我父亲吃饭速度最快,不过现在他吃一个馒头的时间里,哑巴就可以吃三个,他几乎不是吃,而是在吞。这一现象被发现之后,母亲很生气。她对我们说:一个九岁的孩子不应该吃那么多,这会吃出毛病的。于是以后的每顿饭母亲都亲自来分,把馒头都事先分完,把菜都拨到每个人碗里。这样大家就吃的一样多了。
在这樣的情况下,哑巴很快吃完饭后,显得无所事事了。我们继续聊天,谈论一切身边的事,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这些与哑巴无关。他有时候从我们身边溜出厨房,我们竟然没有发现。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厨房了。母亲早就发现了,有几次她想提醒我们去叫一下哑巴,但我们谈话的热情她实在不忍打断。等我们发现以后,父亲忐忑不安地说,还是叫他来一起吃吧,别又得什么病了。
于是二哥去叫他,结果发现他不在卧室。二哥找了他很久,一次发现他在平房上散步,另一次发现他竟然骑在一棵椿树上试图逮住一只麻雀。二哥叫他下来,他似乎没有听懂,对着二哥眨巴眨巴眼睛。 这样,大家只有自己吃饭,把他的一份留下。可是每次母亲都发现留给他的饭并没有人动一筷子。母亲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她跟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自然懒得管,并告诉她,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吃饭,那是他的自由,如果有人干涉,那就是干涉自由。母亲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她向我们诉说,她经常梦见那死去的姐姐,姐姐在死后有一汪碧蓝碧蓝的眼睛,这双眼睛经常向着她流下泪水。于是我们努力使哑巴回到餐桌上。但是这是困难的,现在就餐时间想要见到他的身影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便早上,我们伸直腰板,准备迎接第一餐时,他的床上就只剩下一床被子。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他吃什么。为了安抚母亲的神经,我们和父亲一起,每次都偷偷把她留下的饭吃掉。母亲确实因此而心安理得一阵子,但不久,等她发现我们的行径之后,就长长叹一口气。显然,母亲也知道无论怎样做都无济于事,只好作罢。
不久之后,母亲在吃饭时悄悄问我们,有没有人动她的抽屉。我们摇摇头。母亲说,她要纳的鞋底子不见了。在一整个下午的翻箱倒柜之后,她突然宣布,在某一个衣箱底部找到了。但是令她愤怒的是,她的顶针、衣线已经完全找不到了。第二天晚上,她才在床底的一个纸箱里找到。之后的很久,她经常突然嚎叫一声,声称丢了东西。最后她几乎绝望,对我们说,她的所有东西都乱了套了。再过两天,她悲伤地说,她发现原来是哑巴将所有东西弄乱的。她是在晚上监视着她的东西,发现哑巴像贼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开抽屉,将所有东西扒来扒去。她的箱子也是同样的遭遇。她对我们说,她非常讨厌任何人胡乱翻她的东西,任何人。
我们很难见到哑巴。每天晚上我们入睡很久他才上床,并且轻手轻脚。而一大早他就不知去向。有一天早上,我以为起的比较早,哑巴的被子高高隆起,我一把将被子扯下,我以为可以看到哑巴瘦小的身子,但是床上只有一大堆花生皮。这个发现真令人气恼。不过它让全家人知道哑巴究竟是靠什么维持生存。母亲一只手扯着他的被子,一只手捂住鼻子,对父亲说:“已经脏得不能洗了。”
他的整个床铺都发出恶臭,甚至有鱼腥味,大哥比较肯定地说:“这不代表他吃了鱼,而是长时间不洗澡的味道。”
有一天,大哥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嚷道:“我要把他的东西扔出去,我每天晚上闻见这种可怕的气味,连做梦都梦见一个漂着死鱼的臭水坑。”
二哥说:“要是他回来睡觉怎么办?”
大哥反问道:“你见他回来过吗?”
这样,大哥就将他的被子晒在平房上,太阳正好照在这张处处发霉的被子上,仿佛照着一些伤口。
不过到了晚上,这张被子又回到了哑巴床上。这说明哑巴确实回来了。大哥十分气愤,他认为晒被子的任务不应该落在自己头上,而被子只要一天不晒,那些破旧潮湿的棉絮里就会爬出虫子来。大哥的愤怒体现在两只挥舞的拳头上。他在堂屋里踱来踱去,仿佛想要揍人,这时候我和二哥需要保持绝对的沉默,否则极可能成为他拳头下的鬼魂。
我们决定逮住哑巴,要教会他什么是讲卫生。而大哥却说,应该教会他的,是如何尊重人。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在将近一点钟时,哑巴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他弯着腰,手里提着一包东西,瘦小得像一只猫。我想叫他,大哥已经捂住了我和二哥两人的嘴巴。哑巴将东西放在被子下,然后没有脱衣服,连鞋子也不脱就钻进了被窝。他的脑袋转来转去,向我们的床铺望去。我们隐约发现,他的头发塌在脑壳上,一双眼睛机灵地转动,然后他就将头埋进被窝里。接着,被窝里传来剥花生的轻微而缓慢的声音。
这时候,大哥一跃而起,揪开他的被子,二哥已经将灯拉开。我们惊惧地发现床上真的躺了一只肥猫。起码在一瞬间,我们以为有一只猫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我们看到哑巴的身体向墙角蠕动,他似乎比我们还要惊恐,他的衣服已经很破烂,再也不能遮住身体,皮肤上出现一层绒毛。大哥说话时声音很颤抖,但他还是说出来了,他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哑巴的眼睛里不断流露出惊恐,更多的是可怜。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哑巴是什么话都不说的。这时二哥尖叫了一声,嚷道:“你们看,他长着一条尾巴!”
我们看到一条短促的尾巴迅速收了回去。大哥突然愤怒了起来,他叫道:“你们看,这是一个妖怪,我们家养了一个妖怪,这事传出去怎么办?”我和二哥面面相觑。哑巴已经依附在一个墙角了,他动弹不得,没有退路。父母显然听见了动静,在房间里大喊:“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回答,因为大哥捋着袖子,说:“我要杀了他!”
这时候哑巴那尖嘴猴腮的模样已经说不上可怜了,只剩下眼睛里无限的绝望和颤抖不已的瘦小身躯。大哥踏步向他走去,哑巴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向前一趴,跪在了我们三兄弟面前,尾巴在屁股后面翘起来。这个动作让大哥愣住了。大哥环顾了一下他的两个弟弟,然后解释似的说:“不管怎么都不能饶它,等它成精了,我们就制不住了。”我们不置可否。大哥就将铁锤般的拳头擂了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下子揪紧了,我说不清那复杂的感受来自哪里,就在他一拳擂下的那一瞬间,我将他猛地往后一拉,这一拳就打空了。他吃惊地望着我。我吞吞吐吐地说:“他……毕竟他是我们弟弟呀!”
大哥又愣了一下,趁这一瞬间,哑巴迅速从他腿边溜走了,这敏捷的动作就和一条猎狗一样。他蹿出院子,我们追出去,父亲和母亲已经穿着内衣站在院子里了,他们说看到一条黄鼠狼从这里爬到平房上了。
等到春天,母亲决定将我送到幼儿园,但是父亲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应该直接上小学,这样也省下一笔学费。于是我就开始了小学生活。在起初的几天里,我尚且十分新鲜,后来竟觉得苦闷。由于我的两个哥哥是高年级学生,所以自然没有人欺负我,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没有人和我成为朋友。我的沉默寡言加上哥哥的臭名远扬使他们私下都议论我,认为我是个坏孩子。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有一次上学路上,我受几只漂亮鸟儿的蛊惑,一直跟着它们走,最后来到一片树林,它们自然很快隐入了深林。我在几棵高大的树下转来转去,突然听见头顶“吱吱”在叫,那声音听上去既像老鼠又像鸟。我仰头看时,树上挂着一只猴子。那时候我还未见过猴子,但我知道它是一只猴子。它在几棵树上跳来跳去,最后落在我面前。它的嘴里吃着花生,我陡然一惊,从眉目间认出它就是哑巴。但它已不是一个人,而完完全全成为了一只猴子。它的尾巴长长了,头发变成了脏兮兮的毛,全身上下也是毛。它见我认出它,眼中也流露出高兴。它咿咿呀呀的,似乎想说话,但是却说不出来,于是它用手指着一个方向,示意我跟它走。我就跟着它走,它在树干上跳来跳去,最后跳到一棵最高的杨树上,向上爬,等它下来时,嘴里叼着一个书包。我还记得这是他刚来时身上挎的书包。他将书包递给我,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鼓励的神色。我接过书包,它就走了。
后来我经常来这片树林,有时也见到它,但是它似乎不认识我了,除了见我就躲外,它的眼神也尤其陌生。再后来,它就消失不见了。大约过了两年,村子里来了一群表演杂技和魔术的人。有一个人声称可以将一把剑吞下,大家不相信,但是他果然就一点一点吞下了。另一个人在场地中央铺了一堆碎玻璃,他赤着脊梁在上面打滚,等他站起来时,人们就纷纷从他背上胳膊上拔下玻璃,他浑身上下就开始淌血,不过血淌得并不多。我们最喜欢看的还是那个一直吞东西的人,他从一个袋子里拿出很多东西吞下去,没有人知道他吞的是什么,但他吞完以后,却从眼睛里扯出来很长很长的七彩布条。我们一直看,忘记了上课,老师索性也不去上課,围在人群中观看。这时候,有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头牵来一只猴子,他说这是长白山的猴子,它已经活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它一直吃长白山上的仙桃,所以万寿无疆,让它给谁作揖,谁就长命百岁。我看到这只猴子几乎和哑巴一样,它的眼神那么绝望。它有点不知所措,老头就用鞭子在地上“啪”地甩了一下,它就一下子跪在老头面前。老头厉声说:“不是这边,是那边!”猴子顺从地向着众人扭过身子,磕头。大家都笑了,老头也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猴子就是哑巴,我忍不住泪水,就悄悄离开了人群。
等我上高中时,有幸第一次来到动物园,我特意去看了看猴子。在一个叫“花果山”的假山面前,我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猴子,它们利落地接过游客们扔进来的食物,面无表情。它们的叫声也和哑巴不一样。但是它们却长得和哑巴一模一样。我想,即使哑巴在这群猴子里面,我也不会认识了吧!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