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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音乐处境艰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仅就最近王健，孔祥东等世界级演奏家的音乐会来看，那种座无虚席，听众近乎朝圣的景象，也使人有理由相信，无论商品大潮如何铺天盖地，热爱严肃音乐的种子是不会断绝的。
也正因为如此，更感到“大敌当前”，起引导和启迪作用的乐评何其重要。而事实上，我国严肃音乐的评介工作，就现状言，还远不足以担当起其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因此私心期望专家们拿起笔来，为培养一代严肃音乐爱好者，为提高我国严肃音乐的演奏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具体地说，迄今为止的乐评，多数还停留在平面化的介绍加陈辞滥调式的评论的低水平上，充斥着重复性的，人云亦云的话语，味同嚼蜡。读者无从寻觅的是鲜明的个性——即便失之偏颇，亦别开生面的诠释——即便不够周详，也使人确有所悟、确有所得的见解——即便只是一管之见，却使人一见倾心、过目难忘的文采。
在稀有的例外中，我愿举荐李欧梵关于若干录音版本的比较(见《读书》一九九一年十月号。作者系海外华人，严格地说，还不能归入在此针对的国内乐评)和许越关于一九九二莫扎特年在中国的回顾(见《读书》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号)两篇文章。前者以独具的视点，痛快淋漓的臧否和毫不依违两可的取舍使你或为之击节，或为之拍案。后者则称得上是一篇值得一切严肃音乐爱好者拜读的佳作，其贯穿全篇的纯正趣味和丰采奕奕的文学风格堪称楷模，而其结尾若干文字尤为笔者所激赏：
……现代音乐听众的耳朵往往被浪漫派及其后的作品搞坏了，习惯以音乐的强弱而不是音乐织体判断所谓“力度”，好像越缺乏旋律感就越有深度。
许多从贝多芬开始的音乐爱好者走向瓦格纳是自然的事。然而当他们对那些夸大其辞的辉煌厌烦了，却找不到回来的路了。那种对纯音乐的直觉早被浮华的辞藻所替代，真正古典的宝库的钥匙早已被丢弃。
古典主义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人格，是一种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属于过去的……它的出现总是在一个制度，一个人达到相对成熟之时。我有理由相信它必定会属于未来。
这里难能可贵的是：文字中分明闪烁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光芒。
是的，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大部分乐评之所以写得枯燥乏味，读来毫无意趣，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一大症结。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呢？
首先，音乐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乐评不仅以台上的演奏者，更以台下和场外的广大乐迷为对象，那么对后者而言，欣赏音乐，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参与，性情的涵养，或精神的响应。而真正的音乐大师，比如贝多芬，按并非专业音乐工作者、却写出了一系列饶有风情的乐评的辛丰年先生的说法，“主要是为不懂作曲的人说法的”，也就是说，是面对大众的。准此，则乐评理应将音乐置于整个文化的大背景之上，在谈乐的同时，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给人一种广博的文化浸染，藉以使读者获得开阔的视野和对音乐作品更深入的领会。
生于匈牙利的旅美音乐理论家P.H.朗格撰写的《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英文为《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题义更为显豁)，也许在已经译成中文的同类著作中最具典范意义。辛丰年先生曾谓，读此书有“到此始觉眼界宽”之感，确为知者之言。另外，还可举英国指挥家D.F.托维的《交响音乐分析》第二卷为例。托氏虽身为乐坛“槛内人”，但思想不为成见所拘束，笔尖饱蘸情感，对读者具有一种直抵内心的感召力。在驳斥当时音乐界有些人怀疑勃拉姆斯的《悲剧序曲》名称不妥的谬见时，他令人心悦诚服地指出：
我们……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悲剧”这个特殊的术语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它的内涵要比“悲怆”崇高得多。……在想公平地对待一部真正有悲剧意味的艺术作品时，人们还会承认，它具有古典的高贵和含蓄。托氏还极为精当地写到：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将会……对柴可夫斯基称自己最后一部交响曲为《悲怆交响曲》表示赞许，认为他确有自知之明。
请看，这样的乐评具有何等宝贵的文化高度，对于人们准确，深刻地把握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基调，内在底蕴，是何等重要的启示！这样的乐评没有丝毫的“匠气”，而是洋溢着醇酽的文化气息。音乐在此不再只是和声，乐式，而显得更为是属人的了，和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这里，我们已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人文精神的另一面。音乐既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抽象，最难以解说的一种，同时，音乐又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当你听一首贝多芬的交响乐或四重奏时，不出几分钟，你就会感到从强有力到温柔，从欢乐到悲伤等突然而鲜明的对比。”(梅纽因)这几乎是其他任何艺术所不及的。
音乐既如此，乐评也便没有任何理由成为单纯事实的罗列，或枯燥得令人无法卒读的术语的堆砌。音乐是人创造的，乐评作者的心里应该时刻装着人：作为作曲家的人，作为演奏者、作为听众的人。事实上，即便是在演奏或聆赏至为抽象的室内乐时，也依然寄托着人性的一切。海顿或舒伯特的一首四重奏，丰富着人性的蕴含，表达出“人类最深刻，最细致的感情，可以讲述永恒的真理”(梅纽因)，演奏者和听众如果不能以同样深厚的人性加以回应，所谓知音根本是一句空话。因此，乐评，作为作品和演奏者、和听众之间的桥梁，无疑应该在其他要素之外，首先具备一种足以唤起人们怀着更大的热情和更深切的理解力走向音乐的力量，有帮助每个人“从音乐中看到一个无穷的天地，认出自己的嗓音和感情，看到种种启迪人心的方式方法”(梅纽因)的感染力。所谓人文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是否可以理解为由深切体味而来的人间性，由推己及人产生的人情味？在此，至关重要的是有一颗具有细腻感受和博大同情的心。要之，音乐与人生，二者岂止是相互关联，根本是水乳交融。而人性，再没有比在贝多芬或马勒的音乐中表现得那么深切，那么惊心动魄的了。
进而言之，对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人而言，由于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内在的异己性和专制性，人与人的隔膜日益深化，从而一个人亲炙一部音乐作品，就越来越成为与他人无涉的一己之私，对乐评话语私人化的期待空前地提高了。人们已倦于读那些四平八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字。使人感兴趣的是饱含个性的魅力，而又似乎与自己不谋而合的论述，使读者平生一种与作者抵膝独对的亲切，或感同己出的惊喜。就如在阅读朗格的音乐史时，常常会产生的那种心心相印之感。比如，关于威尔第，朗格的话既入木三分，又一往情深：
威尔第塑造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热情的牺牲品；他写的人物和我们是一样的，基本上软弱的，自欺的，重要的是他们的热情，而不在于他们的行动。
他比瓦格纳更富于人性，他更接近我们。而关于肖邦，只几句话就抓住了每一个乐迷心中似乎只属于自己的这位钢琴诗人的本质：
他讲的是自己，说给他自己听；他写的是自白。他的忧郁和感伤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芳香……
读着这样的文字，你觉得孤寂感得到了抚慰，心被温暖了。你会怀着怎样的知己之感，向它们再三注目啊……
最后，在至高无上的层面上，我们便与音乐中那种出自于人又高于人的东西，那种纯洁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升华的力量，那种使多少人在一个个心醉神迷的瞬间，超脱有限人生的羁绊，置身于无限和永恒的神性相遇了。音乐，她揭示出我们自身从未认识到的东西，她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而乐评的人文精神，当其揭示和阐发音乐与人类的终极向往和追求的内在联系时，便达到了它的极致。
近代德国指挥大师布鲁诺·沃尔特在评说小提琴演奏家胡贝尔曼时写到：
在他身上，我看到对艺术的一片赤诚，和对世界大事积极参与的完美结合……我怀着深深的内疚，承认自己从未在艺术与对人类的责任之间取得那样完美的平衡。
同是这位只一句话就使人肃然起敬的沃尔特，在他那本纪念被公认为现代基督精神四位先知之一的作曲家马勒的小册子中，无比深刻地指出：
绝对音乐——比如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行板——凭其本身的素质，就可以产生只有通过宗教才能达到的精神升华。
是的，每一个曾经在绝望的深渊向音乐呼告，并从中获得过安慰，汲取过力量的人，对这一点都心领神会；每一个福至心灵，由音乐之神引领而踏上一座座直耸云霄的精神高地的人，对此都有铭心刻骨的体验。在充满种种不如人意的缺憾的人生中，人被无比幸运地赐予了音乐，这实在是一个我们永远要顶礼膜拜的奇迹！
我心目中的乐评，我所崇尚的人文精神，应如上述。
走笔至此，不免又想起前文提及的《莫扎特回顾》一文中许越先生的慨叹：“多年以来，我尚未见到一篇哪怕是与傅雷先生当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莫扎特生平简介相比肩的文章”。不用说，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些是一时半刻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仍然执着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作为一个乐评作者，是否真正热爱音乐，是否比你的读者更千百倍地热爱音乐，这乃是首要的问题。尽管现状不容乐观，我们仍然抱着希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拥有像英国当年的内维尔·卡达斯那样为一代人所铭记的音乐评论家。我们期盼着更多更好的乐评。
编者按：许多文学、音乐评论家有鉴于当前乐评之缺少，有编辑《爱乐》丛刊之举。此举已获李德伦、吴祖强等乐坛先辈支持，丛刊将在今年年中由三联书店出版。可见呼喊乐评，已为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附记于此，以供爱乐的朋友参考。
也正因为如此，更感到“大敌当前”，起引导和启迪作用的乐评何其重要。而事实上，我国严肃音乐的评介工作，就现状言，还远不足以担当起其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因此私心期望专家们拿起笔来，为培养一代严肃音乐爱好者，为提高我国严肃音乐的演奏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具体地说，迄今为止的乐评，多数还停留在平面化的介绍加陈辞滥调式的评论的低水平上，充斥着重复性的，人云亦云的话语，味同嚼蜡。读者无从寻觅的是鲜明的个性——即便失之偏颇，亦别开生面的诠释——即便不够周详，也使人确有所悟、确有所得的见解——即便只是一管之见，却使人一见倾心、过目难忘的文采。
在稀有的例外中，我愿举荐李欧梵关于若干录音版本的比较(见《读书》一九九一年十月号。作者系海外华人，严格地说，还不能归入在此针对的国内乐评)和许越关于一九九二莫扎特年在中国的回顾(见《读书》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号)两篇文章。前者以独具的视点，痛快淋漓的臧否和毫不依违两可的取舍使你或为之击节，或为之拍案。后者则称得上是一篇值得一切严肃音乐爱好者拜读的佳作，其贯穿全篇的纯正趣味和丰采奕奕的文学风格堪称楷模，而其结尾若干文字尤为笔者所激赏：
……现代音乐听众的耳朵往往被浪漫派及其后的作品搞坏了，习惯以音乐的强弱而不是音乐织体判断所谓“力度”，好像越缺乏旋律感就越有深度。
许多从贝多芬开始的音乐爱好者走向瓦格纳是自然的事。然而当他们对那些夸大其辞的辉煌厌烦了，却找不到回来的路了。那种对纯音乐的直觉早被浮华的辞藻所替代，真正古典的宝库的钥匙早已被丢弃。
古典主义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人格，是一种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属于过去的……它的出现总是在一个制度，一个人达到相对成熟之时。我有理由相信它必定会属于未来。
这里难能可贵的是：文字中分明闪烁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光芒。
是的，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大部分乐评之所以写得枯燥乏味，读来毫无意趣，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一大症结。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呢？
首先，音乐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乐评不仅以台上的演奏者，更以台下和场外的广大乐迷为对象，那么对后者而言，欣赏音乐，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参与，性情的涵养，或精神的响应。而真正的音乐大师，比如贝多芬，按并非专业音乐工作者、却写出了一系列饶有风情的乐评的辛丰年先生的说法，“主要是为不懂作曲的人说法的”，也就是说，是面对大众的。准此，则乐评理应将音乐置于整个文化的大背景之上，在谈乐的同时，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给人一种广博的文化浸染，藉以使读者获得开阔的视野和对音乐作品更深入的领会。
生于匈牙利的旅美音乐理论家P.H.朗格撰写的《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英文为《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题义更为显豁)，也许在已经译成中文的同类著作中最具典范意义。辛丰年先生曾谓，读此书有“到此始觉眼界宽”之感，确为知者之言。另外，还可举英国指挥家D.F.托维的《交响音乐分析》第二卷为例。托氏虽身为乐坛“槛内人”，但思想不为成见所拘束，笔尖饱蘸情感，对读者具有一种直抵内心的感召力。在驳斥当时音乐界有些人怀疑勃拉姆斯的《悲剧序曲》名称不妥的谬见时，他令人心悦诚服地指出：
我们……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悲剧”这个特殊的术语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它的内涵要比“悲怆”崇高得多。……在想公平地对待一部真正有悲剧意味的艺术作品时，人们还会承认，它具有古典的高贵和含蓄。托氏还极为精当地写到：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将会……对柴可夫斯基称自己最后一部交响曲为《悲怆交响曲》表示赞许，认为他确有自知之明。
请看，这样的乐评具有何等宝贵的文化高度，对于人们准确，深刻地把握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基调，内在底蕴，是何等重要的启示！这样的乐评没有丝毫的“匠气”，而是洋溢着醇酽的文化气息。音乐在此不再只是和声，乐式，而显得更为是属人的了，和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
这里，我们已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人文精神的另一面。音乐既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抽象，最难以解说的一种，同时，音乐又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当你听一首贝多芬的交响乐或四重奏时，不出几分钟，你就会感到从强有力到温柔，从欢乐到悲伤等突然而鲜明的对比。”(梅纽因)这几乎是其他任何艺术所不及的。
音乐既如此，乐评也便没有任何理由成为单纯事实的罗列，或枯燥得令人无法卒读的术语的堆砌。音乐是人创造的，乐评作者的心里应该时刻装着人：作为作曲家的人，作为演奏者、作为听众的人。事实上，即便是在演奏或聆赏至为抽象的室内乐时，也依然寄托着人性的一切。海顿或舒伯特的一首四重奏，丰富着人性的蕴含，表达出“人类最深刻，最细致的感情，可以讲述永恒的真理”(梅纽因)，演奏者和听众如果不能以同样深厚的人性加以回应，所谓知音根本是一句空话。因此，乐评，作为作品和演奏者、和听众之间的桥梁，无疑应该在其他要素之外，首先具备一种足以唤起人们怀着更大的热情和更深切的理解力走向音乐的力量，有帮助每个人“从音乐中看到一个无穷的天地，认出自己的嗓音和感情，看到种种启迪人心的方式方法”(梅纽因)的感染力。所谓人文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是否可以理解为由深切体味而来的人间性，由推己及人产生的人情味？在此，至关重要的是有一颗具有细腻感受和博大同情的心。要之，音乐与人生，二者岂止是相互关联，根本是水乳交融。而人性，再没有比在贝多芬或马勒的音乐中表现得那么深切，那么惊心动魄的了。
进而言之，对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人而言，由于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内在的异己性和专制性，人与人的隔膜日益深化，从而一个人亲炙一部音乐作品，就越来越成为与他人无涉的一己之私，对乐评话语私人化的期待空前地提高了。人们已倦于读那些四平八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字。使人感兴趣的是饱含个性的魅力，而又似乎与自己不谋而合的论述，使读者平生一种与作者抵膝独对的亲切，或感同己出的惊喜。就如在阅读朗格的音乐史时，常常会产生的那种心心相印之感。比如，关于威尔第，朗格的话既入木三分，又一往情深：
威尔第塑造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热情的牺牲品；他写的人物和我们是一样的，基本上软弱的，自欺的，重要的是他们的热情，而不在于他们的行动。
他比瓦格纳更富于人性，他更接近我们。而关于肖邦，只几句话就抓住了每一个乐迷心中似乎只属于自己的这位钢琴诗人的本质：
他讲的是自己，说给他自己听；他写的是自白。他的忧郁和感伤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芳香……
读着这样的文字，你觉得孤寂感得到了抚慰，心被温暖了。你会怀着怎样的知己之感，向它们再三注目啊……
最后，在至高无上的层面上，我们便与音乐中那种出自于人又高于人的东西，那种纯洁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升华的力量，那种使多少人在一个个心醉神迷的瞬间，超脱有限人生的羁绊，置身于无限和永恒的神性相遇了。音乐，她揭示出我们自身从未认识到的东西，她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而乐评的人文精神，当其揭示和阐发音乐与人类的终极向往和追求的内在联系时，便达到了它的极致。
近代德国指挥大师布鲁诺·沃尔特在评说小提琴演奏家胡贝尔曼时写到：
在他身上，我看到对艺术的一片赤诚，和对世界大事积极参与的完美结合……我怀着深深的内疚，承认自己从未在艺术与对人类的责任之间取得那样完美的平衡。
同是这位只一句话就使人肃然起敬的沃尔特，在他那本纪念被公认为现代基督精神四位先知之一的作曲家马勒的小册子中，无比深刻地指出：
绝对音乐——比如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行板——凭其本身的素质，就可以产生只有通过宗教才能达到的精神升华。
是的，每一个曾经在绝望的深渊向音乐呼告，并从中获得过安慰，汲取过力量的人，对这一点都心领神会；每一个福至心灵，由音乐之神引领而踏上一座座直耸云霄的精神高地的人，对此都有铭心刻骨的体验。在充满种种不如人意的缺憾的人生中，人被无比幸运地赐予了音乐，这实在是一个我们永远要顶礼膜拜的奇迹！
我心目中的乐评，我所崇尚的人文精神，应如上述。
走笔至此，不免又想起前文提及的《莫扎特回顾》一文中许越先生的慨叹：“多年以来，我尚未见到一篇哪怕是与傅雷先生当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莫扎特生平简介相比肩的文章”。不用说，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些是一时半刻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仍然执着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作为一个乐评作者，是否真正热爱音乐，是否比你的读者更千百倍地热爱音乐，这乃是首要的问题。尽管现状不容乐观，我们仍然抱着希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拥有像英国当年的内维尔·卡达斯那样为一代人所铭记的音乐评论家。我们期盼着更多更好的乐评。
编者按：许多文学、音乐评论家有鉴于当前乐评之缺少，有编辑《爱乐》丛刊之举。此举已获李德伦、吴祖强等乐坛先辈支持，丛刊将在今年年中由三联书店出版。可见呼喊乐评，已为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附记于此，以供爱乐的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