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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聊斋志异》具有丰富的的关于疾病、医药的描写，患病的不仅是人的生理，还有心理、精神上呈现的病态。他们各自不同的病症是《聊斋志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引导情節走向的关键，与人物命运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关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相关的社会历史情态，表达了作者的人生哲学，寄于了作者的美好理想和追求。
关键词：《聊斋志异》；病；痴；社会情态
《聊斋志异》单纯描写疾病，或故事中含有疾病内容的篇章多达40余篇，其中不少故事情节涉及疾病内容，具有丰富的中医药知识。所涉及的疾病内容大体可分为：中医诊疗方法的望、闻、问、切；内、外、妇、儿、五官等科；杂病、瘟疫、按摩、推拿、针灸、理疗、手术等内容无所不有，并对脉理、脉象、药性、药理、解剖、消毒、麻醉、止血、消肿等急救方面的内容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就涉猎疾病题材的丰富和数量之多而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文学中，疾病是一种象征，一种叙事手段和技巧。疾病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生活中一种常见现象的客观反映，它已经超越了疾病本身的医学意义，而承载了社会、文化及美学等意义。《聊斋志异》嵌入大量的病态人物描写，既有生理上、也有精神上的病态，如“物痴”、“性痴”、“情痴”。疾病既关乎病者自身的性情、命运，同时也是引导某些故事情节走向的关键。下文将通过分析这些病态人物的病症、病因及诊疗方法，揭示出当时隐含的社会情态和明清时期的新思想，同时表达作者的美学理想和追求。
一、生理病态型——以病寓意、因文设病
（一）、以病寓意
疾病在《聊斋志异》中具有象征意义和寓意功能。
首先，疾病寓指人物性格或人格的缺陷。《骂鸭》一篇将疾病与人物的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异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鸡毛生！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故事中偷鸭人要向邻翁讨骂其罪责才可稍减，而邻翁骂人却是善事一件、功德无量。作为惩罚的骂竟变成施恩，白某因盗窃生鸭毛这种怪病就成了道德败坏的象征。实际上讽刺了当时社会中那些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不劳而获品行败坏的人。同样《瞳人语》中才子方栋为人轻佻，品行不端，违反了儒家非礼勿视的信条，而“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百药无效”。最后改过自新，诵读佛经、参禅、趺坐解救了自己。方生因轻薄放荡所患眼疾寓意深刻，警示世人自律、自重，品德高尚，切勿心怀不轨，恣意妄为，自取其辱。
其次，《聊斋志异》中疾病现象寓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每个人身体或思想上善或恶的行为，必然会招致善或恶的果报，这就是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聊斋志异》中许多作品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如：《僧孽》写一僧因不遵守法戒，敛财淫赌，遭到“创生股间，脓血崩溃”的果报，但当其知道病痛原因后，就戒荤戒酒，虔诚地诵读佛经，半月后就痊愈了。而《紫花和尚》则写了诸城的丁生前生与董尚书府中侍儿有夙怨，患病多年濒临死亡，虽知道“邑有谋生者精岐黄”，终因“孽前自生，”而落“死吾分耳”的下场。它们都具有启迪世人意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恶则会遭果报，应改过自新，一心向善，这样才能善待自己活出人生的意义。明清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信佛参禅的爱好，但动机和目的往往各有不同。蒲松龄参禅信佛的世俗和功利色彩很明显，因其“少羸多病，长命不犹”[2]，通过参禅、趺坐来修身养性，求解脱，祈求福音。
（二）、因文设病
《聊斋志异》中的疾病描写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其中有些篇章以疾病描写为中心，结构成独立完整的故事，如《瞳人语》《口技》《褚遂良》《太医》等。但蒲松龄更善于将疾病贯穿与故事中，使其成为情节的穿插过渡，有的甚至成为故事重要的组成部分。《花姑子》里的花姑子两次为安幼舆治病，第一次治病，两人由相思病苦到情爱无限；第二次治病，因安生被蛇精所害，花姑子为救其性命功力大损，两人不得不劳燕分飞。疾病的设置也成为花姑子和安生感情升温的催化剂，演绎了一段“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3]的缠绵悱恻的爱恋。《翩翩》中的罗子浮与翩翩之间的相识、相恋，是通过罗字浮的病渐渐展开的。聊斋中的故事千姿百态，疾病也千奇百怪，随着主人公的行事而变化多端，有些疾病描写也成为引导情节走向的关键。
二、精神病态型——物痴、情痴、性痴
痴本是人的一种精神病态，本意是愚蠢、呆头呆脑的意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反其道而用之，取其执着、迷恋、用情专一的深意，塑造了一批行为乖僻，性偏癖的病态痴人形象。作者对痴持一种赞成的态度，正如《阿宝》最后的异史氏曰：“性痴者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无成者，皆自谓不痴也。……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彼孙子楚何痴乎？”及《香玉》中作者发出的赞语“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透过作者塑造这些痴情郎形象，我们可以探析当时隐含的社会情态和明清时期的新思想。
（一）、物痴
这里所说的“物痴”，主要指某些人爱物成癖，把心爱之物当做毕生追求，为其倾倒，为其痴迷，甚至奋不顾身以生命为代价去呵护，以至于在常人看来近乎于癫狂的状态。《葛巾》里的常大用癖爱牡丹，他的痴情感动了紫牡丹花神，终使他抱得花和美人归。《黄英》中的马子才，癖好菊花，每当“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即使菊花精帮其家渐渐致富，却以贩花为业为俗，仍然保持着对菊花的执着专一、安贫乐道的高洁情操。《书痴》里的郎玉柱出身与书香门第，一味地死读书、苦读书，却不懂得读书只不过是获得“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敲门砖，更不晓得为人处世之理和夫妇之间的情爱。千古书虫，憨得可爱，痴得癫狂，看后令人不免产生一种“含泪式的笑”。
《石清虚》刻画了一个“石痴”邢云飞，他“好石，见佳石，不惜重直”，他的心情随石或喜或悲，甚至把石头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生命诚可贵，石头价更高”。即使在临死之际也不忘“又嘱子，必以石殉”，表现了他对丢石的执着与痴爱。他的痴迷，似乎也使石具有了灵性，纵然石在墓中被盗，却也甘愿“碎为数十片”，仍被放入墓中，最后人石得以相聚。故异史氏曰：“物之尤者祸之付。至欲以身殉石，亦痴甚矣！而幸之石与人相，终始，谁谓石无情哉？”这篇表面写爱石，更深层体现当时社会恶势力的强大，草菅人命，鱼肉百姓。从作者塑造的众多物痴形象，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沉迷于喜爱之物，执着专一，可以为其生，也可以为其死。 同时作者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痴迷科举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文章词赋，冠绝一时”的叶生，在科场上却屡战屡败，忧愤而死，魂从友人，只为道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的血泪之语《叶生》；生前不得志饱受文运之苦，死后化为漂泊的游魂继续求功名的宋生《司文郎》；作者塑造这些可悲、可怜、可叹的知识分子，揭露了当时科场营私舞弊、贪污成风的弊病，讽刺了考官的有眼无珠，昏庸无能，描绘出一个个痴迷科举的封建士子形象。
蒲松龄一生以科举考务为主，虽然初应童子试获得县、府、道三个第一，但以后却屡试不第，大半生蹉跎于考场，但始终没有放弃过。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乡间，饱受社会黑势力的欺压，了解普通百姓的苦难，熟悉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人生的种种遭遇加重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对地方官吏的徇私舞弊，土豪劣绅的肆虐乡里，他常愤愤不平，只能借助梦幻异域之境，痛诉科举的血泪史，成就那些痴迷于科举的士子，使其求得功名，同时通过这些癡人形象也实现自己的科举之梦。因而《聊斋志异》中“物痴”者，多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愤恨之情。
（二）情痴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则塑造了众多的痴情郎，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用情专一、锲而不舍、甚至为爱献身。《婴宁》中的王子服初见拈花女郎“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不禁为其倾倒，驻足凝视，待婴宁遗花走后，“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怏怏遂返”。到家后，“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瑞云》中清贫文士贺生在名妓瑞云辉煌灿烂，拥有如花的容颜时，痴情于瑞云，只是苦于财力贫乏，无钱替瑞云赎身，而当瑞云容貌被毁后，贺生毅然将瑞云赎回家，瑞云不肯以正妻自居，贺生大义凌然地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可能知我，我岂以卿衰故忘卿哉！”贺生的真情最终换得神人赐水，瑞云貌美如初，结果是“痴情郎独占花魁”。真可谓是“天下惟有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痴情篇的佼佼者当属《阿宝》，被称为“千古情痴”的孙子楚性格迂腐、为人木讷、却用情专一。他对阿宝的痴情经历了“断指”、“离魂”、“化鸟”三个阶段。
这些痴情郎大多用情至深、至真、至纯，体现了明清时期所提倡的“至情”思想，即敢于蔑视封建门阀观念及男尊女卑的观念，大胆追求真挚纯洁，矢志不渝的爱情，提倡男女平等、个性解放。他们天真无邪的爱情，寄寓着作者的美学理想，实质是一种人性的觉醒，即敢于蔑视封建门阀制度，否定就传统、旧观念，大胆追求真爱，这种觉醒是探索新人生的重大转折。
（三）性痴
性痴者主要指那些无心机、性格率真的“痴”人。如《婴宁》中狐女婴宁“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当王子服向她表达倾慕之情时，她竟以“痴”语相对，令人苦笑不得，却憨得可爱。婴宁天真烂漫，童心未泯，是真性情的化身。类似的形象还有《珠儿》中珠儿“然性绝痴，五六岁尚不辨菽麦，言语蹇涩”，却不失天真可爱。
蒲松龄对痴持一种赞成的态度，他曾在《聊斋自序》提到：“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託旷怀，痴且不讳。”[3]那么作者所执着的“痴”到底指什么？婴宁的“痴”指的是未入世俗前保留下的未被污染纯真之心，童真之趣，同时婴宁的形象也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美学理想：天真纯洁的童心是善的、美的。作者这种观点显然受到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童心说”的影响，“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若失却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却真心，便是却真人。”（《童心说》）[5]李贽所提倡的“童心”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感。正是婴宁的天真烂漫，不受世俗礼法的拘束，冲破理学的桎梏，才得以呈现率真的自然之美。但在礼法森的封建社会，婴宁终究是悲剧，无法保持其真性情。作者推崇这种无心机的率真之“痴”，其实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对，是对假道学的讽刺，更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封建世俗扼杀人的童真之心，泯灭人的纯真之性，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聊斋志异》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病态人物，无论是患有志怪色彩怪病的人物，或是其他精神病态的人物，究其根本，他们不同的病症、病因及诊疗方法，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等级之间因身份、地位的差异造成命运的不同，揭露出社会的黑暗腐朽，道德的沦丧，吏治的腐败，更呈现出病态累累的社会情态。（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注解：
①②[清]蒲松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自序》，山东：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6页。
③④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⑤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2]于池《三径蓬蒿贫处士——囊皮骨病维摩从蒲松龄的疾病谈起》，《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
[3]徐峰《<聊斋志异>中的“痴男”形象解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张振国《蒲松龄痴逛意象论》，《青年园地》2007年第1期。
关键词：《聊斋志异》；病；痴；社会情态
《聊斋志异》单纯描写疾病，或故事中含有疾病内容的篇章多达40余篇，其中不少故事情节涉及疾病内容，具有丰富的中医药知识。所涉及的疾病内容大体可分为：中医诊疗方法的望、闻、问、切；内、外、妇、儿、五官等科；杂病、瘟疫、按摩、推拿、针灸、理疗、手术等内容无所不有，并对脉理、脉象、药性、药理、解剖、消毒、麻醉、止血、消肿等急救方面的内容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就涉猎疾病题材的丰富和数量之多而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文学中，疾病是一种象征，一种叙事手段和技巧。疾病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生活中一种常见现象的客观反映，它已经超越了疾病本身的医学意义，而承载了社会、文化及美学等意义。《聊斋志异》嵌入大量的病态人物描写，既有生理上、也有精神上的病态，如“物痴”、“性痴”、“情痴”。疾病既关乎病者自身的性情、命运，同时也是引导某些故事情节走向的关键。下文将通过分析这些病态人物的病症、病因及诊疗方法，揭示出当时隐含的社会情态和明清时期的新思想，同时表达作者的美学理想和追求。
一、生理病态型——以病寓意、因文设病
（一）、以病寓意
疾病在《聊斋志异》中具有象征意义和寓意功能。
首先，疾病寓指人物性格或人格的缺陷。《骂鸭》一篇将疾病与人物的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异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鸡毛生！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故事中偷鸭人要向邻翁讨骂其罪责才可稍减，而邻翁骂人却是善事一件、功德无量。作为惩罚的骂竟变成施恩，白某因盗窃生鸭毛这种怪病就成了道德败坏的象征。实际上讽刺了当时社会中那些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不劳而获品行败坏的人。同样《瞳人语》中才子方栋为人轻佻，品行不端，违反了儒家非礼勿视的信条，而“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百药无效”。最后改过自新，诵读佛经、参禅、趺坐解救了自己。方生因轻薄放荡所患眼疾寓意深刻，警示世人自律、自重，品德高尚，切勿心怀不轨，恣意妄为，自取其辱。
其次，《聊斋志异》中疾病现象寓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每个人身体或思想上善或恶的行为，必然会招致善或恶的果报，这就是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聊斋志异》中许多作品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如：《僧孽》写一僧因不遵守法戒，敛财淫赌，遭到“创生股间，脓血崩溃”的果报，但当其知道病痛原因后，就戒荤戒酒，虔诚地诵读佛经，半月后就痊愈了。而《紫花和尚》则写了诸城的丁生前生与董尚书府中侍儿有夙怨，患病多年濒临死亡，虽知道“邑有谋生者精岐黄”，终因“孽前自生，”而落“死吾分耳”的下场。它们都具有启迪世人意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恶则会遭果报，应改过自新，一心向善，这样才能善待自己活出人生的意义。明清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信佛参禅的爱好，但动机和目的往往各有不同。蒲松龄参禅信佛的世俗和功利色彩很明显，因其“少羸多病，长命不犹”[2]，通过参禅、趺坐来修身养性，求解脱，祈求福音。
（二）、因文设病
《聊斋志异》中的疾病描写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其中有些篇章以疾病描写为中心，结构成独立完整的故事，如《瞳人语》《口技》《褚遂良》《太医》等。但蒲松龄更善于将疾病贯穿与故事中，使其成为情节的穿插过渡，有的甚至成为故事重要的组成部分。《花姑子》里的花姑子两次为安幼舆治病，第一次治病，两人由相思病苦到情爱无限；第二次治病，因安生被蛇精所害，花姑子为救其性命功力大损，两人不得不劳燕分飞。疾病的设置也成为花姑子和安生感情升温的催化剂，演绎了一段“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3]的缠绵悱恻的爱恋。《翩翩》中的罗子浮与翩翩之间的相识、相恋，是通过罗字浮的病渐渐展开的。聊斋中的故事千姿百态，疾病也千奇百怪，随着主人公的行事而变化多端，有些疾病描写也成为引导情节走向的关键。
二、精神病态型——物痴、情痴、性痴
痴本是人的一种精神病态，本意是愚蠢、呆头呆脑的意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反其道而用之，取其执着、迷恋、用情专一的深意，塑造了一批行为乖僻，性偏癖的病态痴人形象。作者对痴持一种赞成的态度，正如《阿宝》最后的异史氏曰：“性痴者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无成者，皆自谓不痴也。……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彼孙子楚何痴乎？”及《香玉》中作者发出的赞语“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透过作者塑造这些痴情郎形象，我们可以探析当时隐含的社会情态和明清时期的新思想。
（一）、物痴
这里所说的“物痴”，主要指某些人爱物成癖，把心爱之物当做毕生追求，为其倾倒，为其痴迷，甚至奋不顾身以生命为代价去呵护，以至于在常人看来近乎于癫狂的状态。《葛巾》里的常大用癖爱牡丹，他的痴情感动了紫牡丹花神，终使他抱得花和美人归。《黄英》中的马子才，癖好菊花，每当“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即使菊花精帮其家渐渐致富，却以贩花为业为俗，仍然保持着对菊花的执着专一、安贫乐道的高洁情操。《书痴》里的郎玉柱出身与书香门第，一味地死读书、苦读书，却不懂得读书只不过是获得“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敲门砖，更不晓得为人处世之理和夫妇之间的情爱。千古书虫，憨得可爱，痴得癫狂，看后令人不免产生一种“含泪式的笑”。
《石清虚》刻画了一个“石痴”邢云飞，他“好石，见佳石，不惜重直”，他的心情随石或喜或悲，甚至把石头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生命诚可贵，石头价更高”。即使在临死之际也不忘“又嘱子，必以石殉”，表现了他对丢石的执着与痴爱。他的痴迷，似乎也使石具有了灵性，纵然石在墓中被盗，却也甘愿“碎为数十片”，仍被放入墓中，最后人石得以相聚。故异史氏曰：“物之尤者祸之付。至欲以身殉石，亦痴甚矣！而幸之石与人相，终始，谁谓石无情哉？”这篇表面写爱石，更深层体现当时社会恶势力的强大，草菅人命，鱼肉百姓。从作者塑造的众多物痴形象，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沉迷于喜爱之物，执着专一，可以为其生，也可以为其死。 同时作者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痴迷科举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文章词赋，冠绝一时”的叶生，在科场上却屡战屡败，忧愤而死，魂从友人，只为道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的血泪之语《叶生》；生前不得志饱受文运之苦，死后化为漂泊的游魂继续求功名的宋生《司文郎》；作者塑造这些可悲、可怜、可叹的知识分子，揭露了当时科场营私舞弊、贪污成风的弊病，讽刺了考官的有眼无珠，昏庸无能，描绘出一个个痴迷科举的封建士子形象。
蒲松龄一生以科举考务为主，虽然初应童子试获得县、府、道三个第一，但以后却屡试不第，大半生蹉跎于考场，但始终没有放弃过。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乡间，饱受社会黑势力的欺压，了解普通百姓的苦难，熟悉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人生的种种遭遇加重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对地方官吏的徇私舞弊，土豪劣绅的肆虐乡里，他常愤愤不平，只能借助梦幻异域之境，痛诉科举的血泪史，成就那些痴迷于科举的士子，使其求得功名，同时通过这些癡人形象也实现自己的科举之梦。因而《聊斋志异》中“物痴”者，多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愤恨之情。
（二）情痴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则塑造了众多的痴情郎，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用情专一、锲而不舍、甚至为爱献身。《婴宁》中的王子服初见拈花女郎“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不禁为其倾倒，驻足凝视，待婴宁遗花走后，“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怏怏遂返”。到家后，“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瑞云》中清贫文士贺生在名妓瑞云辉煌灿烂，拥有如花的容颜时，痴情于瑞云，只是苦于财力贫乏，无钱替瑞云赎身，而当瑞云容貌被毁后，贺生毅然将瑞云赎回家，瑞云不肯以正妻自居，贺生大义凌然地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可能知我，我岂以卿衰故忘卿哉！”贺生的真情最终换得神人赐水，瑞云貌美如初，结果是“痴情郎独占花魁”。真可谓是“天下惟有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痴情篇的佼佼者当属《阿宝》，被称为“千古情痴”的孙子楚性格迂腐、为人木讷、却用情专一。他对阿宝的痴情经历了“断指”、“离魂”、“化鸟”三个阶段。
这些痴情郎大多用情至深、至真、至纯，体现了明清时期所提倡的“至情”思想，即敢于蔑视封建门阀观念及男尊女卑的观念，大胆追求真挚纯洁，矢志不渝的爱情，提倡男女平等、个性解放。他们天真无邪的爱情，寄寓着作者的美学理想，实质是一种人性的觉醒，即敢于蔑视封建门阀制度，否定就传统、旧观念，大胆追求真爱，这种觉醒是探索新人生的重大转折。
（三）性痴
性痴者主要指那些无心机、性格率真的“痴”人。如《婴宁》中狐女婴宁“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当王子服向她表达倾慕之情时，她竟以“痴”语相对，令人苦笑不得，却憨得可爱。婴宁天真烂漫，童心未泯，是真性情的化身。类似的形象还有《珠儿》中珠儿“然性绝痴，五六岁尚不辨菽麦，言语蹇涩”，却不失天真可爱。
蒲松龄对痴持一种赞成的态度，他曾在《聊斋自序》提到：“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託旷怀，痴且不讳。”[3]那么作者所执着的“痴”到底指什么？婴宁的“痴”指的是未入世俗前保留下的未被污染纯真之心，童真之趣，同时婴宁的形象也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和美学理想：天真纯洁的童心是善的、美的。作者这种观点显然受到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童心说”的影响，“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若失却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却真心，便是却真人。”（《童心说》）[5]李贽所提倡的“童心”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感。正是婴宁的天真烂漫，不受世俗礼法的拘束，冲破理学的桎梏，才得以呈现率真的自然之美。但在礼法森的封建社会，婴宁终究是悲剧，无法保持其真性情。作者推崇这种无心机的率真之“痴”，其实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对，是对假道学的讽刺，更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封建世俗扼杀人的童真之心，泯灭人的纯真之性，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聊斋志异》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病态人物，无论是患有志怪色彩怪病的人物，或是其他精神病态的人物，究其根本，他们不同的病症、病因及诊疗方法，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等级之间因身份、地位的差异造成命运的不同，揭露出社会的黑暗腐朽，道德的沦丧，吏治的腐败，更呈现出病态累累的社会情态。（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注解：
①②[清]蒲松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自序》，山东：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6页。
③④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⑤李贽《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2]于池《三径蓬蒿贫处士——囊皮骨病维摩从蒲松龄的疾病谈起》，《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
[3]徐峰《<聊斋志异>中的“痴男”形象解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张振国《蒲松龄痴逛意象论》，《青年园地》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