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杨照和“看理想”合作了一套音频节目《古今：杨照史记百讲》，基于音频的《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一书也在2019年11月出版。这本书打破《史记》的章节顺序，用不一样的眼光解读司马迁和他的史识。
　　1963年出生的杨照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现为台湾诚品讲堂等长期授课讲师，研究专长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致力于经典作品的解读，著有《经典里的中国》《故事照亮未来》《想乐》等作品。《史记》到底要怎么读？司马迁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何要重读经典？杨照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关于细读

　　南风窗：你的新书叫《史记的读法》，大部分人对《史记》有哪些不正确的读法吗？
　　杨照：我不觉得是大部分人的读法不正确，只是会有一种遗憾，有一种阅读方式被忽略了，叫“细读”。现在的人读书我称之为“学霸后遗症”，就是要读很多书，还要表现出读了很多书，所以要旁征博引。但这不是读书唯一，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在《史记的读法》里，我试图恢复或至少提醒有一种“细读”的方法，《史记的读法》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引用《史记》以外的书。
　　为什么要细读？细读很多时候是为了从文本里读出背后的人，讲得文学性一点，就是借由文本去认识创作文本的那一颗心灵或灵魂。这种读书的方式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感应，意味着读者借由作品，是要去认识作者，或是把作者当作有影响的老师、朋友。
　　“学霸后遗症”最大的问题是，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你读了很多书，但这些书不会影响你、改变你。我喜欢的读书方式是，借由这些书去认识作者。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活著？他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他怎么做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
　　细读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前提，我尊重在我眼前的文本。我的态度是除非我有特别的证据，不然我尊重文本，相信作者这么写一本书，一定有他的道理。如果我看不出这个道理，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努力去把这个道理整理出来。另一种态度是倒过来的，看不懂或不了解作者有什么道理，就怪作者。这两种态度有根本的差别。一个比较谦卑一点，因为谦卑，就会努力从作者写的书里学习。
　　所以我在读《史记》的时候，任何蛛丝马迹、任何线索都不放过，然后拼在一起、互相比对，这就是细读。例如我在书里讲司马迁为什么写《酷吏列传》，它不见得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可《酷吏列传》在不同状况下有不同意义。
　　当你知道司马迁一生最关键的经历是为李陵辩护，因此下狱，下狱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严重的事，因为有酷吏的存在。包括司马迁对于李陵的解释，李陵为什么投降不回去？ 因为李陵不愿意回来面对这些酷吏。所以从司马迁的生命去了解，你就了解他写酷吏时心情有多么沉重，这又是多么尖锐的一件事。
　　不只如此，我佩服司马迁进一步去追问，如果酷吏应该被批判，酷吏的对面是什么？我们会很自然以为是循吏（“循”指“循礼而为”）。但细心读会发现，酷吏的对面不完全是循吏，所以我特别讲了《张释之冯唐列传》，而且我有充分信心，这应该是司马迁原来所想要表达的。

重读经典

　　南风窗：刚谈到“细读”，但为何不是读别的书，而是读经典？
　　杨照：经典最大的特色是它是没有被淘汰、遗留下来的旧书，意味着它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书。还是一样，读这些书是为了认识这些人。
　　经典太有趣了，经典的作者活在跟我们不同的时代，面对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他们的观念和处境，我们无法想象。可是他们对于生命、对于世界、对于各种不同的观念跟反应，就记录在他们的书里。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我们可以认识这些不在我们时代的人。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不要读那么多新书，因为读300本新书，大概勉强能找到几本是比较不一样的。可是读经典的书，300本就是300本，300本都跟我们不一样，300本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们认识司马迁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知道他不可能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太有趣了，包括他人生的梦想、愿望。比如我在书里特别强调，那么感动、吸引我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叫作历史学家？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这样看待历史，没有人这样去做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是要为那些不应该被遗忘的人打抱不平。司马迁真的就是这样，他说这种人我看到他活过了，我看到他在资料里，但我知道如果不把他写下来，他就会被人家忘掉。这是什么样的胸怀？
　　再举个例子，透过《论语》，我们认识了那么可爱的一位老师，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第一个老师。他内在有各种不同的矛盾，他有非常强烈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一辈子跟学生在一起，家人对他不重要，国君对他不重要，他全部的生命就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然后他面对每一个学生，都真心真意，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向他问任何问题。

为什么要细读？细读很多时候是为了从文本里读出背后的人，讲得文学性一点，就是借由文本去认识创作文本的那一颗心灵或灵魂。

　　我常常说我们每个当老师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读了孔子，感到惭愧。我们有谁做到像孔子那样，从来不教大班课，耐心对每一个学生讲不一样的话，从来没给过标准答案。同样的问题，学生可以问他几十次，他都不会不耐烦，就算不耐烦，也常常带着幽默感。
　　如果用今天语言讲，是针对学生当下需要量身定做的答案。有这么好、这么用心对学生的老师，我们怎么能不认识他。我们认识了孔子，回头检讨自己如何做老师，有太多事情可以想了。
　　基本上我自己喜欢的，自己读的，包括现在和“看理想”合作的《中国原典通读计划》，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读，认识一个个背后的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佩服的，但即使是我不同意的，我都努力去认识他。 　　比如我很确定，如果我跟韩非坐在同一张桌子，我们两个讲话讲不到10分钟，我一定起身走掉。举个例子，我为什么要在《中国原典通读计划》开始选《说难》这篇，韩非说要去游说国君多么困难，要揣摩国君的心情，还要很小心，因为国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重视文化，其实内心是爱钱爱利的。所以要跟他说，如果赞助这个项目，不只可以拿到名声，还可以赚一个亿，国君就会完全被说服。
　　我可以体会为什么韩非有这种态度，也知道他思考内在细腻的脉理，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但对我来说这是虚伪的，我不会用这种讨好的方式去取得权利和财富，韩非让我清楚我人生的底线在哪。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为自己而读，跟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系的。

成一家之言

　　南风窗：你在书中反复强调司马迁的史识，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为何如此重要？
　　杨照：独立判断，四个字讲完了。
　　我的编辑当时也问我，“究天人之际”讲那么长，“通古今之变”只讲了一小段，“成一家之言”完全没讲。我就告诉他“通古今之变”后面会示范，可我的确特意没多讲“成一家之言”。因为我没办法摊开来讲，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这么理所当然。这叫作独立思考，或是独立判断。
　　独立判断是基础。这个世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明白。第一我不是随波逐流，第二我不是出于情绪冲动、出于直觉，我有一套价值原则来做判断。
　　所以司马迁为什么“成一家之言”？我尊重他说自己是“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独立判断，因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成一家之言”是有来历、有道理的，所以我在书里还是回到《史记》本身，整理他独立判断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至少在我眼中，司马迁他的独立判断是完全合格的，他有资格宣称他“成一家之言”。
　　为什么要写历史？为什么需要一个专业的史家來写历史？为什么要写通史？在通史当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在表现通史的时候，我的个人判断跟历史事实之间用什么方式处理、调整？什么时候让读者以为这是历史的客观事实？什么时候必须站出来说，这是我整理过的结果？
　　这是我最佩服司马迁的地方，他没有一个篇章是随便安排随便写的，这些他一定都想过，不然书不可能长这个样子，这是我试图要讲的。
　　南风窗：你说司马迁用“文学之笔”写历史，这样会太主观吗？
　　杨照：我刚说司马迁不可能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可是司马迁的理念或这种写历史的方式，足以让我们在思考历史时，带给我们很大冲击。其实从司马迁或从这种方式去理解历史，就知道有些东西没那么理所当然。
　　如果历史是用客观方式书写的话，这客观的标准到底在哪？只要夹带主观的就都不能写吗？以中国历史来说，我们基本上做不到这件事。

　　所有的史料，包括《史记》在内，都是有缺点的。当司马迁在写《殷本纪》的时候，他要写的是西元前大概17世纪，跟他差了1000多年。不管司马迁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资料，怎么能够说他有客观标准来写商代历史？司马迁写了，我们后来就把《史记》里写的商代历史当作商代的历史，这怎么会是客观的呢？

司马迁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但是他被摆在那里、被供奉在那里，他跟后来的正史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被遗忘了。

　　在史学里真正所谓客观是什么？这客观是相对的，有时候司马迁的态度反而更符合客观。他让你意识到，不能假装历史书是机器人、大数据整理出来的，你要知道每一本书、每一段历史，都是由一个人写的。司马迁非常负责地告诉你，这是我说的历史，我因为有这些标准，所以我用这种方法说了这个历史。因此你们应该要小心，也应该知道，我有我的偏见，我把它摆明了，告诉你们。
　　所谓正史，刚好相反。皇帝看过了，从此历史就长这个样子。这上面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事实？怎么可能。我就想告诉大家，你最不应该相信的，就是你以为它都是事实的东西，这样你就失去了提防。
　　举个例子，为什么不同的清代稿本中，有的有纳兰成德，有的没有？这是一个彻底有跟无的差别，怎么能说这就叫作事实？在这本书里曾经活过的人，在那本书就没有了，你不能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存在。
　　这里面观念的差别在于历史跟史学，我们很多人都把历史跟史学混淆了。我的态度一向都是史学的态度，意味着历史是史学家去研究、去编写的，没有一个客观真相的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是不同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所以我们要认识史学跟史家，你才能够认识历史。
　　南风窗：那么多史家，只有司马迁一个人做到了吗？
　　杨照：他做得比较好。是有一些不同的史学家，但是正史的意识形态太强大，使中国的史学相对在“成一家之言”上面，成就是令人遗憾的。
　　因为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被当作是正史，可是从《汉书》以后，所谓的正史都是官方的历史，它基本上不允许被质疑。司马迁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但是他被摆在那里、被供奉在那里，他跟后来的正史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被遗忘了。后来太长的时间中，中国读书人都觉得学历史最高的目标就是学正史，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像我在讲司马迁的时候也一再被问到，可不可以讲《资治通鉴》？可不可以讲司马光？我必须很诚实地说，在我心目中，司马光和司马迁不是同一个等级的，《资治通鉴》跟《史记》也不是同一个等级的著作。
　　《资治通鉴》的问题是这是为皇帝写的，书名是皇帝御赐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好的史书，也可以说它是“成一家之言”，但内容跟内涵比《史记》贫弱太多了。在中国的史学传统当中，“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并不是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