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效应问题是任何一个日本儒学研究者都无法规避的问题。作为生力军的第三代日本儒学研究者刘岳兵以服部宇之吉门下的高田真治和狩野直喜门下的小岛马为案例，探讨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存在形态。《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以下简称《儒学》)一书结构上的第二章“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和第三章“小岛马论”相互对照、相互映衬，勾勒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其一，是儒学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相勾结，军国主义分子恶用儒学，成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存在形态。其二，与之相反，儒学的博大精深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及具有儒者风范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诸如幸德秋水、河上肇、小岛马等。这是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另一种存在形态。
　　在论述军国主义思想时，他认为其特点有三：以“国家主义为思想基础”；“缺乏逻辑的一致性，是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对日本传统思想资源的畸形利用与发展”。这是刘岳兵的新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岳兵在《儒学》中，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对儒学与日本军国主义关系做了归并和整理。他认为，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包括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与儒学。虽然各资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恩怨难断，但是，在与军国主义思想发生联系时，它们找到了思想上的接合点。并且，他从儒学与明治政府理念的军国主义化、御用儒学团体的活动等两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历史联系，将一八八二年一月天皇颁发的《军人敕谕》视为明治政府的指导思想逐渐步入军国主义之途的重要标志之一，将《教育敕语》视为推进全民武士化的精神典范。这种定位是恰如其分的。另外，他以“斯文学会”与“大东文化协会”等御用儒学团体的活动揭示了儒学的存在形态，进而阐述了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历史关系。与以往的研究成果（如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对照观之，无疑刘岳兵对儒学与军国主义历史关系的概括更为清晰，而且视野更为开阔。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研究是对前辈们同类研究的超越。
　　至于儒学在理论上与军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他通过介绍高田真治的历史观及文化观将它们连接起来。作者指出，高田真治对当时思想界的“贡献”就在于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学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结合起来，将儒学作为一种工具，并且将军国主义的“霸道”美化为“王道”。高田真治的儒教以构筑大东亚文化为目标，并为确立世界新秩序做出贡献。在分析儒学与军国主义连接的原因时，他认为近代日本儒学没有学理上的创造性进展，促进了儒学在功能上的泛化，而军国主义是各种思想交杂的怪胎，缺乏严格的理论体系。因此，这就为双方的接触找到了结点。他的分析一针见血，寥寥数语便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是在以往的同类研究中所没有的新观点，读罢有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
　　在儒学以狰狞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反面，它还有以塑造出具有儒雅风范的知识分子形象而活络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儒学》新著的第三章即是在与前一章对比的前提下所做的巧妙安排，也是作者笔墨较多的部分。如果说前一章中提及的近代日本儒学在理论上没有突破和创新是儒学与军国主义发生联系的前提条件，那么从小岛马的人生历程及思想历程来看，虽然谈不上对儒学有创新，但是让人足以感到欣喜与安慰的是他对其老师狩野直喜的继承与超越。他将汉学中的实证精神与法国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对传统经学进行改造，从而为近代日本中国学的确立做出了贡献。在思想历程上，“他经历了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再到文化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过程。”而且，小岛晚年思想的最后归趋基本上是一种以原始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大同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小岛的存在就是儒学积极向上精神的存在。
　　刘岳兵对小岛马的把握，首先是建立在对小岛思想中各种要素构成分析的基础上，诸如有他的老师狩野直喜的思想成分，有内藤湖南的特点，有河上肇的影子，有法国重农学派和社会学派的思想内涵等，从而得出小岛马的思想特点是“在东洋式的修身上接受西欧式的治国”。其次，从学问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上来加以把握，总结出小岛马具有一代儒者风范。即是说，在“道义”与“权势”的选择上，有的知识分子放弃“道义”屈服“权势”，有的知识分子则能继续保持“道义”之承担者身份，还有的知识分子继续“以势驭道”。这无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典型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小岛马的学问与人格的完美结合反映出刘岳兵所赞赏的一种儒学的存在模式。继而从小岛马论儒家思想及中国社会的种种言论中，作者将其定位为“现代新儒家”,因为无论是小岛马对中国儒家思想进行分期，还是对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所做的利害分辨，他的主旨都是要寻找能够拯救近代文明危机的儒家思想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与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