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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论中国的德文学科史，作为学科权威的冯至先生自然是无法避开的重要人物。在叶隽教授新近出版的《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一书中，关于冯至先生的内容同样占据了相当篇幅。具体地说，在该书所论及的制度、学人和著述三个方面中，都涉及作为北京大学德文学科筹办者、中国德文学科史第二代学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优秀的抒情诗人与德国文学学者的冯至先生。
当然，该书并不止于对史料的挖掘和材料的梳理层面，作者将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以及迄今对中国德文学科史出现的五代学人及其学术成就，放在当时的时代与政治背景下，所进行的全面深刻的反思和切实独到的评论，才是串联起这些翔实丰富的材料之筋骨，也是本书的亮点所在。譬如，对冯至的评论就不是一味褒扬，我们也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冯至的治學态度如何呢？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冯至治学，确实是相当认真的。但冯至的学术素养，是否能够包含整个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必要元素，则另当别论。”[1]133再如，“但不容置疑的是，作为一个学科领袖，作为一名深得学界尊重的大学者，冯至的学术实绩实在是太过有限。且不说质量上是否出类拔萃，就是在数量上也太过寥落……在冯至这里，当然有时代背景等不得已的制约，但个体生性方面的欠缺也是其中一个因素。”[1]117一个后辈学者对“高山仰止”的学科领袖，直言不讳地指出不足，这段评论不可谓不大胆，对论者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也极易引发不同看法。
果不其然，在《百年学术史探寻与总结的里程碑——评十二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一文中，李伟防教授赞扬该书中对冯至的评论，并特别指出“这种将学者置于学科史、时代环境、个体生性中考察其成就与局限的评价，必然显得特别切实厚重，深刻有力”[2]168。而在本书序言中，郭宏安先生则显然持不同意见。针对书中冯至先生的“学术素养”对于“整个学科发展”是否足够“另当别论”的说法，郭宏安先生认为“冯至先生的学术素养对德文学科的发展是足够的，但由于种种因素的束缚未能充分展示……”[3]4两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作为像笔者一样的后辈学人，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冯至的贡献和不足？本书中对冯至的评价是否中肯可信呢？这个问题吸引着笔者，将该书作者叶隽的冯至研究作为考察对象，一探究竟。
从年龄上看，叶隽与冯至两人直接的个人接触的可能性应该不大，1993年，在冯至于北京去世时，叶隽正在南京大学就读本科。但间接地了解冯至，特别是从侧面获知关于工作中的冯至却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冯至先生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工作近20年，2003年开始就职于社科院同一个所的叶隽，近水楼台地可以接触到许多冯至先生的旧同事、朋友和学生，甚至是由此而与其家人建立联系，可以便利地获得对冯至个人研究的珍贵一手资料。[4]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叶隽多年的冯至研究积累。从叶隽发表几十篇的期刊论文、报纸文章以及多部专著中的相关研究发现，冯至毫无疑问是叶隽长期的关注对象，从这些成果中，可以发现一条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逐步推进的清晰脉络。
早在北外德语系读硕士的2000年，叶隽就在当时唯一的德语期刊《德语学习》[5]上发表了以《留德学人与德国》为题的系列随笔，关注众多留德学者的经历及成就，其中就包括了冯至先生，在文中考察了作为德语学人与抒情诗人冯至的留德经历，并从文学成绩、学者思想、学科建设等多个方面对冯至做出了如下评价：“身兼日耳曼学者与中国最杰出抒情诗人于一身的冯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其《歌德论述》《杜甫传》等著作以今日之学术水准观去难称上乘，但在当年却有开风气的效应，功用莫大;其外表谦和柔弱，在关键时刻却多体现出‘刚性’的一面，人格风襟、自由思想均不愧可列入中国现代学术史之人物;在德语文学学科构建、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领袖、推动之力更是功不可没。我们谈论冯至，应把他作为一个完整的学人来理解和把握，如此则会更生出许多‘温情之敬意’和‘理解之同情’。”[6]6可以看出，叶隽在这里十分赞赏冯至具有风骨的人格魅力，也推崇他为学科建设所做的贡献，但同时，也非常直接地指出，冯至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开风气，而不是学术水平。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叶隽在他最早的冯至研究中，没有以偏概全，而是从个体的微观到学科建构的宏观，一分为二地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其中的立足点是以今人的眼光来评判前人，这一点现在看起来似乎有失之公允之嫌。
之后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中，叶隽将冯至作为留德学人的个案之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中，冯至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以及“学院写作”的形成与实践，成为研究重点。“在我看来，冯至的意义远不仅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诗歌史意义，他的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都贯穿了‘诗意’的表达，而归终于为学者、为教师的冯至，他独树一帜的‘学院写作’，有着常人所难以具备的文化史意义。”[7]280正如这段话所展现的，此处叶隽提炼出了自己的观点：“诗意”的表达最终使冯至达成了“学院写作”。这是叶隽将对冯至西南联大时期教学、学术和文学创作的研究，置于文化史、文学史，乃至教育史和学术史中去考察的结果。这里的研究和提炼明显比此前的梳理更加深入具体，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然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进行考察的。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叶隽对冯至的研究，无论是内容的深度上，还是研究立场的高度上，都有明显推进。
到了2008年的《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叶隽在中国歌德研究的语境中，主要以冯至的《歌德论述》为研究对象，对冯至给予了如下评价：“总体来说，作为学者个体的冯至，自然可以张扬其诗人个性，做到‘学’与‘文’的相得益彰，且即便就学术论，其学术与思想相互生发，颇见高明;但若以大学者期待之，则远未达到，不但其自己主观上欠缺这样的主体理论建构意识，即便以学术成果论也远未达到大学者可以立身的‘数量基础’;至于作为学科领袖的冯至，则文人倾向显得过于张扬，学科建设意识颇为欠缺。这既有诸多客观背景的限制，也是他作为诗人气质的学者难以规避的‘个性陷阱’。”[8]345这段评论非常鲜明地分不同层面来评价冯至，作为普通学者，冯至的学者个性和学术思想是可圈可点、值得赞赏的，但如果放到更高的评价标准中去衡量，譬如作为大学者，甚至学科领袖，他的学术成就的不足就会凸显出来，叶隽在此进一步推想其原因是冯至的诗人气质。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层层深入、逻辑严谨、鞭辟入里。但是，这样的评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个评论的前提是关于学者、大学者、学科领袖的衡量标准，姑且不论这个评判标准是否客观公正，从冯至的角度而言，他当初在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创作，以及为学科建设奔波之时，是否的确考虑过要做出怎样的成绩？或许直到后来，冯至被推上重要的工作位置，他的许多实践行为也只是因势而为而已。那么要如何看待叶隽做出这样的评价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他自己早就做出了回答。 在《学术研究的“俯仰之间”——论研究主体的仰视、平视与俯视》一文中，叶隽以他的冯至研究实践为例，探讨了研究视角的问题。叶隽认为，研究的主体视角可以分为仰视、平视与俯视三种，并展示了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在三种研究视角之间逐步推进的过程。文中还特别强调了他采用“俯视”视角的初衷：“前贤已矣，如此强调‘居高临下’，绝不是为了‘苛求古人’，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走入如过去那样的‘盲目崇拜’状态。前贤的成就与贡献，当然必须充分肯定，因为这本就属于我们必有的‘学术传统’的那一部分，‘高山仰止’也是我们常有的心态;但却绝不能以此而‘画地为牢’，要想有所超越，走出前人的藩篱，就必须有研究视角上的‘俯视’态度，有审問之功，有省思之能。这样，才能推动学术本身的演进过程。”[9]66读到这段话，上文中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了，叶隽对冯至首先是充满敬意的，并非不尊重和挑剔，而是不止步于这种敬仰，从一种学术史的高度去观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最基本的意图是要通过对学人实践、学术传统等的梳理和评判，“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10]1从这个角度上讲，以“俯视”的视角出发而做出的高下评判，是学术史书写的内在要求。这样的学术史，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后辈学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应该成为我们进入学术场之前的必修内容。
具体到冯至研究，从《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一书开始，叶隽主要从这种“俯视”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种视角的运用，直接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反思和追问：“对于现代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先行学者们来说，后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规范为何迟迟未能建立，准则为何久久未获公认？如果说第一代人还不得不在开创期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挣扎，甚至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本身的指导与范式的话（也有本学科的特殊性）;那么从一国留学归来，尤其是在名校之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又如何能辞其咎？我至今不明白，能做出相当工整规范的德国式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先贤，如陈铨，如冯至，他们究竟是不能为，还是不愿为？他们在归国之后，都干了些什么？”[9]65作者进而不无遗憾地指出：“冯至若能将他在德国所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继续‘发扬光大’，对于现代中国正处于建设期的德语文学学科而言，意义莫大焉！”[9]65对于冯至学术实绩未达到期待的原因，“或许是冯至、陈铨们的学术史与学术前沿意识，都不浓烈。”[9]66
回到上文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在《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一书中，叶隽对冯至的评价是经过了多年长期的深入研究积累而得出的，其中不仅可看到有叶隽对冯至为人、治学，以及对德文学科建设的贡献等多方面的调查与了解，还体现了在此过程中叶隽研究视角不断提升的成果。同样，在理解这一评价时读者也要把握这种“俯视”的主体视角，从学科史的高度来看待，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叶隽的写作意图。总之，可以说叶隽对冯至做出的评价，虽然不能保证不受丝毫主观影响，但也完全称得上是有理有据，有高度也有态度。
通过以上叶隽评价冯至的整个始末，对我们后辈学人如何积极应对研究现状也不无启发。杨武能先生曾对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现状不无担忧地说：“当今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整个已处于学术的边缘，其中很不显眼的德国文学研究，自冯至先生辞世以来更沦为了边缘的边缘，因此备受忽视、冷落，愿意涉足的人日益稀少。”[11]1结合这一点，更能理解杨武能先生对叶隽的赞赏之意。可以看出，在叶隽身上，体现了作为德语文学学人的社会担当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本书中提到的制度、学人以及作品，还是对于作者叶隽，我们后辈学人都应该持有“理解之同情”与“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在研习书中关于德文学科史的内容和观察方法的同时，加深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在当前整个人文学科式微的不利条件下，不忘自己投身于德文学科的初心，沉潜其中，以图学科发展之辉煌未来。
回到本文开头，《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是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的第8卷。这套历时数年，合国内众多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之力而成的丛书，较为全面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从艰难初创至今一路走来的学术历程，尤其是对研究方法和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总结历史之得失与展望未来之方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权威之作。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能再读这样高水准的学术丛书。
注释
[l]叶隽.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2]李伟昉.百年学术史探寻与总结的里程碑——评十二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J].外国文学研究，2017 （1）：166-169。
[3]郭宏安.权威时代之后——《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代序.载叶隽.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1-7.
[4]如叶隽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20日的文章《死生契阔一世缘——姚可崑的学科史贡献及其与冯至的日耳曼学情缘》中，就曾注明一些材料来自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
[5]该期刊现名为《德语人文研究》。
[6]叶隽.《留德学人与德国》系列随笔——冯至[J].德语学习，2000（6）：2-6.
[7]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8]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叶隽.学术研究的“俯仰之间”——论研究主体的仰视、平视与俯视[Jl.博览群书，2004 （10）：63-66.
[10]陈平原.《学术史丛书》总序.载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II]杨武能.序：不只是一部学科史……载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外国文学系
【责任编辑魏建宇）
当然，该书并不止于对史料的挖掘和材料的梳理层面，作者将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以及迄今对中国德文学科史出现的五代学人及其学术成就，放在当时的时代与政治背景下，所进行的全面深刻的反思和切实独到的评论，才是串联起这些翔实丰富的材料之筋骨，也是本书的亮点所在。譬如，对冯至的评论就不是一味褒扬，我们也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冯至的治學态度如何呢？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冯至治学，确实是相当认真的。但冯至的学术素养，是否能够包含整个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必要元素，则另当别论。”[1]133再如，“但不容置疑的是，作为一个学科领袖，作为一名深得学界尊重的大学者，冯至的学术实绩实在是太过有限。且不说质量上是否出类拔萃，就是在数量上也太过寥落……在冯至这里，当然有时代背景等不得已的制约，但个体生性方面的欠缺也是其中一个因素。”[1]117一个后辈学者对“高山仰止”的学科领袖，直言不讳地指出不足，这段评论不可谓不大胆，对论者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也极易引发不同看法。
果不其然，在《百年学术史探寻与总结的里程碑——评十二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一文中，李伟防教授赞扬该书中对冯至的评论，并特别指出“这种将学者置于学科史、时代环境、个体生性中考察其成就与局限的评价，必然显得特别切实厚重，深刻有力”[2]168。而在本书序言中，郭宏安先生则显然持不同意见。针对书中冯至先生的“学术素养”对于“整个学科发展”是否足够“另当别论”的说法，郭宏安先生认为“冯至先生的学术素养对德文学科的发展是足够的，但由于种种因素的束缚未能充分展示……”[3]4两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作为像笔者一样的后辈学人，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冯至的贡献和不足？本书中对冯至的评价是否中肯可信呢？这个问题吸引着笔者，将该书作者叶隽的冯至研究作为考察对象，一探究竟。
从年龄上看，叶隽与冯至两人直接的个人接触的可能性应该不大，1993年，在冯至于北京去世时，叶隽正在南京大学就读本科。但间接地了解冯至，特别是从侧面获知关于工作中的冯至却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冯至先生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工作近20年，2003年开始就职于社科院同一个所的叶隽，近水楼台地可以接触到许多冯至先生的旧同事、朋友和学生，甚至是由此而与其家人建立联系，可以便利地获得对冯至个人研究的珍贵一手资料。[4]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叶隽多年的冯至研究积累。从叶隽发表几十篇的期刊论文、报纸文章以及多部专著中的相关研究发现，冯至毫无疑问是叶隽长期的关注对象，从这些成果中，可以发现一条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逐步推进的清晰脉络。
早在北外德语系读硕士的2000年，叶隽就在当时唯一的德语期刊《德语学习》[5]上发表了以《留德学人与德国》为题的系列随笔，关注众多留德学者的经历及成就，其中就包括了冯至先生，在文中考察了作为德语学人与抒情诗人冯至的留德经历，并从文学成绩、学者思想、学科建设等多个方面对冯至做出了如下评价：“身兼日耳曼学者与中国最杰出抒情诗人于一身的冯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其《歌德论述》《杜甫传》等著作以今日之学术水准观去难称上乘，但在当年却有开风气的效应，功用莫大;其外表谦和柔弱，在关键时刻却多体现出‘刚性’的一面，人格风襟、自由思想均不愧可列入中国现代学术史之人物;在德语文学学科构建、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领袖、推动之力更是功不可没。我们谈论冯至，应把他作为一个完整的学人来理解和把握，如此则会更生出许多‘温情之敬意’和‘理解之同情’。”[6]6可以看出，叶隽在这里十分赞赏冯至具有风骨的人格魅力，也推崇他为学科建设所做的贡献，但同时，也非常直接地指出，冯至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开风气，而不是学术水平。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叶隽在他最早的冯至研究中，没有以偏概全，而是从个体的微观到学科建构的宏观，一分为二地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其中的立足点是以今人的眼光来评判前人，这一点现在看起来似乎有失之公允之嫌。
之后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中，叶隽将冯至作为留德学人的个案之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其中，冯至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以及“学院写作”的形成与实践，成为研究重点。“在我看来，冯至的意义远不仅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诗歌史意义，他的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都贯穿了‘诗意’的表达，而归终于为学者、为教师的冯至，他独树一帜的‘学院写作’，有着常人所难以具备的文化史意义。”[7]280正如这段话所展现的，此处叶隽提炼出了自己的观点：“诗意”的表达最终使冯至达成了“学院写作”。这是叶隽将对冯至西南联大时期教学、学术和文学创作的研究，置于文化史、文学史，乃至教育史和学术史中去考察的结果。这里的研究和提炼明显比此前的梳理更加深入具体，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然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进行考察的。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叶隽对冯至的研究，无论是内容的深度上，还是研究立场的高度上，都有明显推进。
到了2008年的《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叶隽在中国歌德研究的语境中，主要以冯至的《歌德论述》为研究对象，对冯至给予了如下评价：“总体来说，作为学者个体的冯至，自然可以张扬其诗人个性，做到‘学’与‘文’的相得益彰，且即便就学术论，其学术与思想相互生发，颇见高明;但若以大学者期待之，则远未达到，不但其自己主观上欠缺这样的主体理论建构意识，即便以学术成果论也远未达到大学者可以立身的‘数量基础’;至于作为学科领袖的冯至，则文人倾向显得过于张扬，学科建设意识颇为欠缺。这既有诸多客观背景的限制，也是他作为诗人气质的学者难以规避的‘个性陷阱’。”[8]345这段评论非常鲜明地分不同层面来评价冯至，作为普通学者，冯至的学者个性和学术思想是可圈可点、值得赞赏的，但如果放到更高的评价标准中去衡量，譬如作为大学者，甚至学科领袖，他的学术成就的不足就会凸显出来，叶隽在此进一步推想其原因是冯至的诗人气质。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层层深入、逻辑严谨、鞭辟入里。但是，这样的评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个评论的前提是关于学者、大学者、学科领袖的衡量标准，姑且不论这个评判标准是否客观公正，从冯至的角度而言，他当初在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创作，以及为学科建设奔波之时，是否的确考虑过要做出怎样的成绩？或许直到后来，冯至被推上重要的工作位置，他的许多实践行为也只是因势而为而已。那么要如何看待叶隽做出这样的评价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他自己早就做出了回答。 在《学术研究的“俯仰之间”——论研究主体的仰视、平视与俯视》一文中，叶隽以他的冯至研究实践为例，探讨了研究视角的问题。叶隽认为，研究的主体视角可以分为仰视、平视与俯视三种，并展示了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在三种研究视角之间逐步推进的过程。文中还特别强调了他采用“俯视”视角的初衷：“前贤已矣，如此强调‘居高临下’，绝不是为了‘苛求古人’，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走入如过去那样的‘盲目崇拜’状态。前贤的成就与贡献，当然必须充分肯定，因为这本就属于我们必有的‘学术传统’的那一部分，‘高山仰止’也是我们常有的心态;但却绝不能以此而‘画地为牢’，要想有所超越，走出前人的藩篱，就必须有研究视角上的‘俯视’态度，有审問之功，有省思之能。这样，才能推动学术本身的演进过程。”[9]66读到这段话，上文中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了，叶隽对冯至首先是充满敬意的，并非不尊重和挑剔，而是不止步于这种敬仰，从一种学术史的高度去观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最基本的意图是要通过对学人实践、学术传统等的梳理和评判，“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10]1从这个角度上讲，以“俯视”的视角出发而做出的高下评判，是学术史书写的内在要求。这样的学术史，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后辈学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应该成为我们进入学术场之前的必修内容。
具体到冯至研究，从《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一书开始，叶隽主要从这种“俯视”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种视角的运用，直接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反思和追问：“对于现代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先行学者们来说，后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规范为何迟迟未能建立，准则为何久久未获公认？如果说第一代人还不得不在开创期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挣扎，甚至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本身的指导与范式的话（也有本学科的特殊性）;那么从一国留学归来，尤其是在名校之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又如何能辞其咎？我至今不明白，能做出相当工整规范的德国式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先贤，如陈铨，如冯至，他们究竟是不能为，还是不愿为？他们在归国之后，都干了些什么？”[9]65作者进而不无遗憾地指出：“冯至若能将他在德国所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继续‘发扬光大’，对于现代中国正处于建设期的德语文学学科而言，意义莫大焉！”[9]65对于冯至学术实绩未达到期待的原因，“或许是冯至、陈铨们的学术史与学术前沿意识，都不浓烈。”[9]66
回到上文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在《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一书中，叶隽对冯至的评价是经过了多年长期的深入研究积累而得出的，其中不仅可看到有叶隽对冯至为人、治学，以及对德文学科建设的贡献等多方面的调查与了解，还体现了在此过程中叶隽研究视角不断提升的成果。同样，在理解这一评价时读者也要把握这种“俯视”的主体视角，从学科史的高度来看待，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叶隽的写作意图。总之，可以说叶隽对冯至做出的评价，虽然不能保证不受丝毫主观影响，但也完全称得上是有理有据，有高度也有态度。
通过以上叶隽评价冯至的整个始末，对我们后辈学人如何积极应对研究现状也不无启发。杨武能先生曾对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现状不无担忧地说：“当今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整个已处于学术的边缘，其中很不显眼的德国文学研究，自冯至先生辞世以来更沦为了边缘的边缘，因此备受忽视、冷落，愿意涉足的人日益稀少。”[11]1结合这一点，更能理解杨武能先生对叶隽的赞赏之意。可以看出，在叶隽身上，体现了作为德语文学学人的社会担当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本书中提到的制度、学人以及作品，还是对于作者叶隽，我们后辈学人都应该持有“理解之同情”与“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在研习书中关于德文学科史的内容和观察方法的同时，加深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在当前整个人文学科式微的不利条件下，不忘自己投身于德文学科的初心，沉潜其中，以图学科发展之辉煌未来。
回到本文开头，《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是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的第8卷。这套历时数年，合国内众多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之力而成的丛书，较为全面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从艰难初创至今一路走来的学术历程，尤其是对研究方法和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总结历史之得失与展望未来之方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权威之作。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能再读这样高水准的学术丛书。
注释
[l]叶隽.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2]李伟昉.百年学术史探寻与总结的里程碑——评十二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J].外国文学研究，2017 （1）：166-169。
[3]郭宏安.权威时代之后——《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代序.载叶隽.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1-7.
[4]如叶隽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20日的文章《死生契阔一世缘——姚可崑的学科史贡献及其与冯至的日耳曼学情缘》中，就曾注明一些材料来自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
[5]该期刊现名为《德语人文研究》。
[6]叶隽.《留德学人与德国》系列随笔——冯至[J].德语学习，2000（6）：2-6.
[7]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8]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叶隽.学术研究的“俯仰之间”——论研究主体的仰视、平视与俯视[Jl.博览群书，2004 （10）：63-66.
[10]陈平原.《学术史丛书》总序.载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II]杨武能.序：不只是一部学科史……载叶隽.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外国文学系
【责任编辑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