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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带有革命性特征，其探索的目的在于复兴中华文化，启迪民智，重塑民魂，振兴民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思想基础。毛泽东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无论成功经验还是挫折教训，都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复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中国文化；探索；革命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5）02-0054-04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文化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革命思维与革命情结伴随他一生，使他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带上了浓厚的革命性色彩和特征。革命文化和文化革命，是毛泽东文化探索特征的二重反映，给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和文化相生交织的图景。
一、毛泽东早年性格的革命性特征
发展心理学认为，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思想，将影响他一生，至死也不会完全消失。毛泽东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可以从他早年的经历和性格中窥见一斑。
（一）敢于挑战强权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从小酷爱中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濡染，并在现实生活斗争中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批判。他小时候曾以经书为据批驳父亲对他的指责，并以跳水和离家出走相威胁，最终使他父亲屈服。这让他明白斗争的好处：“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 1 ]李鹏程教授曾经分析指出，毛泽东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格局，形成了他早年“恨父爱母”的文化态度。 [ 2 ]他的反抗性格不仅来自家庭，还有学校和社会。在家乡读书时，他敢于反对私塾老师，讨厌背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常常溜出去玩，或者看一些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所谓的“闲书”“杂书”。特别是《水浒传》，使他体验到梁山英雄“造反有理”的道理。后来，毛泽东的抗逆性格慢慢对准了整个旧社会、旧势力、旧制度。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对袁世凯政府背信弃义、卖国求荣，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痛局面非常痛恨，写下《明耻篇》予以谴责。在护法战争期间，毛泽东以声东击西的办法，不费力地使长沙免去一场兵灾，初步显示其斗争胆识和才能。他不仅敢造湖南一师张干校长的反，甚至还敢造当时湖南省省长的反。
（二）进行社会实践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早年性格，不是抱残守缺、不思改革，而是大胆进行社会实践。他在读书期间，不是闭门读书，而以“游学”方式，足迹遍及五个县，广泛进行社会调查，还创办工人夜校，不断接触工农群众。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又积极投身社会实际，着手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毛泽东邀约蔡和森等人创立了新民学会，提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组织成立问题研究会，还参与赵五贞女士自杀事件的控诉与批判等。毛泽东积极组织和参与“湖南自治运动”，认为“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这次运动虽然失败，却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毛泽东不断“自我省察”，寻求失败原因。他慢慢认识到要有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3 ]继而，他又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追求和信仰。他认为，中国只有采用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才是“可以预计效果的”[ 4 ]，其他政策和主义都行不通。
（三）动、变、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毛泽东早年性格中的斗争性和革命性，来自于他早年“动”“变”“斗”的哲学人生观，并且影响他一生。毛泽东早年怀抱圣贤创世观。他崇尚“大本大源”，追求“宇宙之真理”，想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指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天下万事，万变不穷”，这是天地之间最普遍的法则。不仅如此，他认为“变”和“动”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认为，社会变化和人生改变只能求“奋斗”一途。在一师求学时，他在日记中写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与他早年这种哲学观有关。毛泽东受《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影响最深，从这些书中，他指出，“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 5 ]“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后，他便用“阶级斗争”做为观察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工具。
二、毛泽东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
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也不是封建军阀的腐朽文化，而是与它们斗争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6 ]扫除的途径就是斗争，必须打倒和淘汰它们，否则，“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打倒它们，就有一个破与立，塞与导的除旧与布新的斗争过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7 ]历史没有给新民主主义文化提供启蒙的时期和环境，在“救亡压倒启蒙”主题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这也注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通过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注定了它的革命性。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8 ]，它的革命性体现在它不同于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第一，从民族性来看，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反对一切外来民族的侵略与奴役，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平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无论从它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中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第二，从科学性来看，它第一次公开主张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主张理论和实践统一，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看待客观世界，因此，它必须与主张和宣扬封建迷信思想、服从和顺从的文化作斗争，与各种权威和教条作斗争，反对唯上、唯书、唯神，因而具有革命性特点。第三，从人民性来看，它第一次提出必须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 9 ]，改写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观念，站在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立场，替他们说话，为他们服务，实现了有史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仅如此，它还具有民主性，反对封建家长制和独断专横作风，使文化第一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同时，旧文化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与它们展开斗争，扫除自身发展障碍，因而具有革命性特征。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性，还体现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这篇讲话开篇就讲了文艺和革命的关系，中心思想贯穿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思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和文艺批评的标准等等，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所以，新主主义文化实际上起到了革命的急先锋和吹鼓手作用。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它对人们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这些为鼓励人们支持、参与、参加革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掀起了不符合《讲话》精神的文艺路线和作家的批评斗争。康生等人把一些作家的思想认识上升到政治高度，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以致酿成冤案错案，如王实味案。毛泽东虽然对此进行了批评，但《讲话》确立的文艺路线，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一直影响着文艺界。这也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如果离开了革命主题，对革命采取旁观和漠视态度，就文艺而文艺，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注定了它当时的革命性特征。
总之，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创立，不仅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巨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而且，他制定的许多原则和思想，这后来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继续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二）社会主义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改造旧中国、“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历史重任。我国发起了关闭各类妓院，改造各类妓女，全面废除封建陋习，大力打击偷盗抢劫、投机倒把、吸毒贩毒、拐卖人口等不良现象。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担负起全面除旧布新任务，不仅很快肃清了封建的、买办的、腐朽的思想，使中国人民的政治面貌、精神状态和文化生活呈现出新气象，而且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新气象。1952年底，随着我国发起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随之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曾一度成了我国文化的样板和楷模。但是，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形成了高度单一的文化体制，使得文化领域的斗争和批判往往带有浓烈的火药味，意识形态性较浓。在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遗传学派”和摩尔根学派之争中，前者虽然获得胜利，但实际上是政治压制科学与文艺的结果。这个学派认为，凡是西方文化就是唯心主义，也是腐朽没落的文化。这实际上排除了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成果，使苏联文化无法及时借鉴和吸收外国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自我封闭，窒息了自身文化发展。苏联文化领域的这种专制态度和作风，不断传播到中国文化界和科学界。苏共二十大后，针对苏联文化建设的弊端和影响，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初衷本想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文化发展道路，以摆脱其不良影响，寻求中国文化自身发展出路。但是，这个方针提出不久，就发生了反右运动，它并未在实践中真正贯彻下去。不管怎样，“双百”方针当时顺应和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发展的需求和愿望，符合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磨灭不了其永恒的光辉。
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不完全清楚，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也并不是完全清楚。虽然通过移风易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形式，党不断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但是，社会主义文化探索受到“左”倾思想严重影响，逐渐走向曲折发展。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文艺界提出了尖锐的不符合实际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并指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些对文艺界和思想界震动很大。
康生、江青等利用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无限上纲上线，打击迫害文艺界人士，炮制了无数冤假错案。如把小说《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康生等人诬告作者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为高岗翻案”，开了意识形态错误批判的先河；后来又展开了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电影，《三家巷》、《苦斗》等小说与《李慧娘》、《谢瑶环》等戏剧的批判，把文艺问题不断上升到政治态度高度。同时，对学术界也展开了无情批判，如对历史学家翦伯赞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歪曲为“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甚至批判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上要有“利润指标”的观点是搞“利润挂帅”；等等。
总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过于严重的估计，使得革命时期人们惯用的阶级斗争方式和思维模式再次被提起和强化运用，革命思维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主宰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头脑。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且钳制了我国文化的发展。文化政治化，文化成为政治的奴婢，充当了政治不自觉的工具，失去了自身应有的发展权利和地位。特别是“文革”时期愈演愈烈。
三、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及原因
毛泽东晚年指从1957年到1976年，这里主要指“文革”时期。“文革”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纯化”，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纯洁”的社会主义。但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却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分清红皂白地全盘否定和破坏，使中华文化遭到旷古未闻之浩劫。它使中国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文明倒退，使中国差点成了文化沙漠。它以文化始，以政治终，不仅没有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反而复辟了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糟粕文化。
“文革”时期，文化被意识形态化，这是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陈晋曾指出：“当时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专注，已经更多地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重大战场和最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突破口。”因此，“这自然没有太多的必要把文化问题同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 。[ 10 ]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使得革命思维重新主宰了政治文化生活，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建设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被降到次要地位，而且文化建设也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更可悲的是，毛泽东晚年沉迷于阶级斗争和革命思维而不能自拔。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大家都有份”。 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走向革命化，原因在于他的革命性思维。革命性思维既是他晚年文化探索走上曲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毛泽东初衷是想通过思想文化战线的革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达到纯洁社会主义目的。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就一直不断思考如何使“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问题，思考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问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执政后变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惩处了象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官，制止了腐败的发生和漫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文革”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发动起来，不过是以思想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目的为了实现“清一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走向革命化，还与党内人士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有关。党内之所以接受和任其“文革”发展，有其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革命战争而后迅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科学认识和实践基础。因此，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做法，便容易被再现出来。同时，毛泽东晚年个人威望达到顶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不断盛行，使他自己也难以控制住局势发展。再者，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党的领袖所犯错误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也使林彪、江青等野心家能够受到信任和重用因而横行霸道，造成我国文化领域“万马齐喑”局面。
四、毛泽东文化探索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目的在于复兴中华文化，启迪民智，重塑民魂，振兴民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他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无论成功经验还是挫折教训，都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当下，我国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古代的中国，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还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我们应该吸取毛泽东文化探索的丰富思想和营养，不断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虽然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用阶级斗争思维、观点和方法，用革命斗争手段去看待和建设文化，但是，毛泽东文化探索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他曾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精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怕邪、不怕压、不怕鬼的永不磨灭的光辉形象，为我们继续探索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留下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 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108.
[2] 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0-81.
[3]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98.
[4]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5]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
[6]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
[7]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
[8]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8.
[10] 陈晋.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梳理与分析[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2，（1）.
责任编辑：张明明
〔关键词〕 毛泽东；中国文化；探索；革命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5）02-0054-04
毛泽东的一生，既是文化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革命思维与革命情结伴随他一生，使他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带上了浓厚的革命性色彩和特征。革命文化和文化革命，是毛泽东文化探索特征的二重反映，给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和文化相生交织的图景。
一、毛泽东早年性格的革命性特征
发展心理学认为，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思想，将影响他一生，至死也不会完全消失。毛泽东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可以从他早年的经历和性格中窥见一斑。
（一）敢于挑战强权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从小酷爱中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濡染，并在现实生活斗争中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批判。他小时候曾以经书为据批驳父亲对他的指责，并以跳水和离家出走相威胁，最终使他父亲屈服。这让他明白斗争的好处：“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 1 ]李鹏程教授曾经分析指出，毛泽东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格局，形成了他早年“恨父爱母”的文化态度。 [ 2 ]他的反抗性格不仅来自家庭，还有学校和社会。在家乡读书时，他敢于反对私塾老师，讨厌背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常常溜出去玩，或者看一些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所谓的“闲书”“杂书”。特别是《水浒传》，使他体验到梁山英雄“造反有理”的道理。后来，毛泽东的抗逆性格慢慢对准了整个旧社会、旧势力、旧制度。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对袁世凯政府背信弃义、卖国求荣，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痛局面非常痛恨，写下《明耻篇》予以谴责。在护法战争期间，毛泽东以声东击西的办法，不费力地使长沙免去一场兵灾，初步显示其斗争胆识和才能。他不仅敢造湖南一师张干校长的反，甚至还敢造当时湖南省省长的反。
（二）进行社会实践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早年性格，不是抱残守缺、不思改革，而是大胆进行社会实践。他在读书期间，不是闭门读书，而以“游学”方式，足迹遍及五个县，广泛进行社会调查，还创办工人夜校，不断接触工农群众。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又积极投身社会实际，着手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毛泽东邀约蔡和森等人创立了新民学会，提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组织成立问题研究会，还参与赵五贞女士自杀事件的控诉与批判等。毛泽东积极组织和参与“湖南自治运动”，认为“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这次运动虽然失败，却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毛泽东不断“自我省察”，寻求失败原因。他慢慢认识到要有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3 ]继而，他又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追求和信仰。他认为，中国只有采用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才是“可以预计效果的”[ 4 ]，其他政策和主义都行不通。
（三）动、变、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毛泽东早年性格中的斗争性和革命性，来自于他早年“动”“变”“斗”的哲学人生观，并且影响他一生。毛泽东早年怀抱圣贤创世观。他崇尚“大本大源”，追求“宇宙之真理”，想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指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天下万事，万变不穷”，这是天地之间最普遍的法则。不仅如此，他认为“变”和“动”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认为，社会变化和人生改变只能求“奋斗”一途。在一师求学时，他在日记中写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与他早年这种哲学观有关。毛泽东受《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影响最深，从这些书中，他指出，“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 5 ]“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后，他便用“阶级斗争”做为观察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工具。
二、毛泽东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
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也不是封建军阀的腐朽文化，而是与它们斗争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6 ]扫除的途径就是斗争，必须打倒和淘汰它们，否则，“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打倒它们，就有一个破与立，塞与导的除旧与布新的斗争过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7 ]历史没有给新民主主义文化提供启蒙的时期和环境，在“救亡压倒启蒙”主题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这也注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通过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注定了它的革命性。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8 ]，它的革命性体现在它不同于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第一，从民族性来看，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反对一切外来民族的侵略与奴役，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平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无论从它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中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第二，从科学性来看，它第一次公开主张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主张理论和实践统一，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看待客观世界，因此，它必须与主张和宣扬封建迷信思想、服从和顺从的文化作斗争，与各种权威和教条作斗争，反对唯上、唯书、唯神，因而具有革命性特点。第三，从人民性来看，它第一次提出必须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 9 ]，改写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观念，站在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立场，替他们说话，为他们服务，实现了有史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仅如此，它还具有民主性，反对封建家长制和独断专横作风，使文化第一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同时，旧文化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与它们展开斗争，扫除自身发展障碍，因而具有革命性特征。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性，还体现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这篇讲话开篇就讲了文艺和革命的关系，中心思想贯穿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思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和文艺批评的标准等等，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所以，新主主义文化实际上起到了革命的急先锋和吹鼓手作用。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它对人们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这些为鼓励人们支持、参与、参加革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掀起了不符合《讲话》精神的文艺路线和作家的批评斗争。康生等人把一些作家的思想认识上升到政治高度，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以致酿成冤案错案，如王实味案。毛泽东虽然对此进行了批评，但《讲话》确立的文艺路线，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一直影响着文艺界。这也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如果离开了革命主题，对革命采取旁观和漠视态度，就文艺而文艺，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注定了它当时的革命性特征。
总之，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创立，不仅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巨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而且，他制定的许多原则和思想，这后来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继续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二）社会主义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改造旧中国、“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历史重任。我国发起了关闭各类妓院，改造各类妓女，全面废除封建陋习，大力打击偷盗抢劫、投机倒把、吸毒贩毒、拐卖人口等不良现象。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担负起全面除旧布新任务，不仅很快肃清了封建的、买办的、腐朽的思想，使中国人民的政治面貌、精神状态和文化生活呈现出新气象，而且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新气象。1952年底，随着我国发起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随之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曾一度成了我国文化的样板和楷模。但是，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形成了高度单一的文化体制，使得文化领域的斗争和批判往往带有浓烈的火药味，意识形态性较浓。在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遗传学派”和摩尔根学派之争中，前者虽然获得胜利，但实际上是政治压制科学与文艺的结果。这个学派认为，凡是西方文化就是唯心主义，也是腐朽没落的文化。这实际上排除了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成果，使苏联文化无法及时借鉴和吸收外国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自我封闭，窒息了自身文化发展。苏联文化领域的这种专制态度和作风，不断传播到中国文化界和科学界。苏共二十大后，针对苏联文化建设的弊端和影响，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初衷本想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文化发展道路，以摆脱其不良影响，寻求中国文化自身发展出路。但是，这个方针提出不久，就发生了反右运动，它并未在实践中真正贯彻下去。不管怎样，“双百”方针当时顺应和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发展的需求和愿望，符合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磨灭不了其永恒的光辉。
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不完全清楚，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也并不是完全清楚。虽然通过移风易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形式，党不断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但是，社会主义文化探索受到“左”倾思想严重影响，逐渐走向曲折发展。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文艺界提出了尖锐的不符合实际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并指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些对文艺界和思想界震动很大。
康生、江青等利用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无限上纲上线，打击迫害文艺界人士，炮制了无数冤假错案。如把小说《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康生等人诬告作者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为高岗翻案”，开了意识形态错误批判的先河；后来又展开了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电影，《三家巷》、《苦斗》等小说与《李慧娘》、《谢瑶环》等戏剧的批判，把文艺问题不断上升到政治态度高度。同时，对学术界也展开了无情批判，如对历史学家翦伯赞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歪曲为“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甚至批判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上要有“利润指标”的观点是搞“利润挂帅”；等等。
总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过于严重的估计，使得革命时期人们惯用的阶级斗争方式和思维模式再次被提起和强化运用，革命思维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主宰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头脑。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且钳制了我国文化的发展。文化政治化，文化成为政治的奴婢，充当了政治不自觉的工具，失去了自身应有的发展权利和地位。特别是“文革”时期愈演愈烈。
三、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及原因
毛泽东晚年指从1957年到1976年，这里主要指“文革”时期。“文革”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纯化”，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纯洁”的社会主义。但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却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分清红皂白地全盘否定和破坏，使中华文化遭到旷古未闻之浩劫。它使中国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文明倒退，使中国差点成了文化沙漠。它以文化始，以政治终，不仅没有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反而复辟了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糟粕文化。
“文革”时期，文化被意识形态化，这是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的革命性特征。陈晋曾指出：“当时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专注，已经更多地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重大战场和最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突破口。”因此，“这自然没有太多的必要把文化问题同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 。[ 10 ]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使得革命思维重新主宰了政治文化生活，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建设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被降到次要地位，而且文化建设也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更可悲的是，毛泽东晚年沉迷于阶级斗争和革命思维而不能自拔。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大家都有份”。 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走向革命化，原因在于他的革命性思维。革命性思维既是他晚年文化探索走上曲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毛泽东初衷是想通过思想文化战线的革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达到纯洁社会主义目的。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就一直不断思考如何使“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问题，思考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问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执政后变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惩处了象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官，制止了腐败的发生和漫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文革”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发动起来，不过是以思想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目的为了实现“清一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走向革命化，还与党内人士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有关。党内之所以接受和任其“文革”发展，有其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革命战争而后迅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科学认识和实践基础。因此，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做法，便容易被再现出来。同时，毛泽东晚年个人威望达到顶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不断盛行，使他自己也难以控制住局势发展。再者，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党的领袖所犯错误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也使林彪、江青等野心家能够受到信任和重用因而横行霸道，造成我国文化领域“万马齐喑”局面。
四、毛泽东文化探索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目的在于复兴中华文化，启迪民智，重塑民魂，振兴民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他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无论成功经验还是挫折教训，都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当下，我国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古代的中国，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还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我们应该吸取毛泽东文化探索的丰富思想和营养，不断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虽然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用阶级斗争思维、观点和方法，用革命斗争手段去看待和建设文化，但是，毛泽东文化探索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他曾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精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怕邪、不怕压、不怕鬼的永不磨灭的光辉形象，为我们继续探索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留下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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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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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晋.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梳理与分析[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2，（1）.
责任编辑：张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