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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学”听起来很民间，“堪舆学”看上去很学术。
殊不知，在不同“马甲”间变换的同一样东西，竟会产生“迷信”与“科学”的大争辩，似乎一提及“风水”二字，社会上总免不了质疑与争论。
如同香港风水节目中总会使用这样的免责条款：“风水命理乃玄学，并非精妙科学，仅供观众参考”，本文所提的部分观点，的确也无法得到官方证实或证伪。在这里，也请允许记者套用这句“山寨”的免责条款：“仅供参考”。
风水与科学之间，暂且只能见仁见智。
有关“住”的文化
中国风水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早在原始社会，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的踪影开始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诗经》以及《尚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冈等不同的地形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
到了西汉时期，相地术更是盛行，开始出现“堪舆”的叫法。据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陈抟、邵雍、朱熹以及蔡元定等宋代著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更是奠定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
上海“美名馆”的负责人，对姓名学和风水学均颇有研究的李佳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
李佳霖告诉记者，在唐朝和清朝均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工作，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可见，古时候那些有名的堪舆学家，大多数还都是朝廷命官。”
直到解放后，风水虽然仍然作为一种风俗继续存在，但其理论受到沉重打击，一度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
李佳霖分析道，这是因为近几百年来，西方科学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以至于全世界形成了一边倒的格局，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科学深信不疑。
“另外，还有一些江湖术士混迹于风水行当中，以至于研究者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败坏了风水的名声。”李佳霖强调，“现在从事风水学、姓名学的人，其文化底蕴大大不如民国以前，原因在于：整个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断层，而现代人读与背的功夫又太少。”
李佳霖反復强调，风水是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风水是文化，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现在，有些所谓学者为了让风水学更好地发展，将其解释为‘环境科学’，我认为，有些舍本逐末。”
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建筑风水专家翁经方则将风水文化进一步细分，“中国人讲衣食住行，风水就是关于‘住’的文化，不能全部都用科学去对比。”
世界风潮
李佳霖告诉《新民周刊》，他并不惊讶于新天地公司在伦敦的上市，“风水文化源于中国，但在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风水文化也走向世界，并在各地破土发芽、开花结果。”
据了解，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相关机构对风水文化认可度更高，即便特首也并不讳言看风水。在香港，一些大公司会频频请一些风水大师前来指点迷津，甚至给员工讲课。和内地不同，风水师在香港不仅只是社会活动家，更可以进入象牙塔，一些大学的进修部门都愿意聘请相关专家来讲课，向大学生传授这一独特的中国古典文化。
香港风水师则更是专业人士和演艺界人士的“混合体”。他们开班授课、出书育人、跨境“北上”，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收入与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看齐。据报道，请苏民峰看房子和办公室风水，一套7500港元，麦玲玲则以每平方英尺10到12元港元起价，香港以外另议。
在日本和东南亚，也有许多专科大学建筑教授都在研究星相风水。东南亚著名的研究风水的专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地理学系尹弘基曾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撰文说，“风水师为建筑物迹象地点的景观评级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里选址与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将它简单的称为迷信或科学。”
西方社会同样如此。上世纪70年代后，除了东南亚、日本、韩国，欧美等地区也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风水的热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运用风水理论指导生活。
美国目前就有17所大学开设易经风水等专业，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都相继对此作了专题研究。在法国达飞轮船公司总部的大堂里，一整面墙壁都是一个巨大的室内鱼缸，相关人员介绍说，这与风水有关。
而一些老外认为，风水与外国的环境学类似，有一定道理。“房子通风开敞，住在里面的人神清气爽，事业家庭自然都顺吧！”
“可见，风水并不是亚洲人或者华人的专利。”李佳霖说，多元文化的繁荣已经让更多人开始对风水有了客观全面的认识。
其实，早在1985年，在时任地理系主任侯仁之的强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就曾正式开设了风水课。当时，由有着“中国第一风水学大师”之称的于希贤教授担任主讲人。
但由于中国大陆的政策环境与港台不同，大陆的风水公司一般比较低调，而风水公司的客户们也往往更加低调。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曾经受一家内资银行邀请为其看过风水，后在自己的博客中谈及此事，但被客户要求删除该内容。
殊不知，在不同“马甲”间变换的同一样东西，竟会产生“迷信”与“科学”的大争辩，似乎一提及“风水”二字，社会上总免不了质疑与争论。
如同香港风水节目中总会使用这样的免责条款：“风水命理乃玄学，并非精妙科学，仅供观众参考”，本文所提的部分观点，的确也无法得到官方证实或证伪。在这里，也请允许记者套用这句“山寨”的免责条款：“仅供参考”。
风水与科学之间，暂且只能见仁见智。
有关“住”的文化
中国风水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早在原始社会，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的踪影开始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诗经》以及《尚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冈等不同的地形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
到了西汉时期，相地术更是盛行，开始出现“堪舆”的叫法。据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陈抟、邵雍、朱熹以及蔡元定等宋代著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更是奠定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
上海“美名馆”的负责人，对姓名学和风水学均颇有研究的李佳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
李佳霖告诉记者，在唐朝和清朝均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工作，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可见，古时候那些有名的堪舆学家，大多数还都是朝廷命官。”
直到解放后，风水虽然仍然作为一种风俗继续存在，但其理论受到沉重打击，一度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
李佳霖分析道，这是因为近几百年来，西方科学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以至于全世界形成了一边倒的格局，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科学深信不疑。
“另外，还有一些江湖术士混迹于风水行当中，以至于研究者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败坏了风水的名声。”李佳霖强调，“现在从事风水学、姓名学的人，其文化底蕴大大不如民国以前，原因在于：整个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断层，而现代人读与背的功夫又太少。”
李佳霖反復强调，风水是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风水是文化，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现在，有些所谓学者为了让风水学更好地发展，将其解释为‘环境科学’，我认为，有些舍本逐末。”
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建筑风水专家翁经方则将风水文化进一步细分，“中国人讲衣食住行，风水就是关于‘住’的文化，不能全部都用科学去对比。”
世界风潮
李佳霖告诉《新民周刊》，他并不惊讶于新天地公司在伦敦的上市，“风水文化源于中国，但在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风水文化也走向世界，并在各地破土发芽、开花结果。”
据了解，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相关机构对风水文化认可度更高，即便特首也并不讳言看风水。在香港，一些大公司会频频请一些风水大师前来指点迷津，甚至给员工讲课。和内地不同，风水师在香港不仅只是社会活动家，更可以进入象牙塔，一些大学的进修部门都愿意聘请相关专家来讲课，向大学生传授这一独特的中国古典文化。
香港风水师则更是专业人士和演艺界人士的“混合体”。他们开班授课、出书育人、跨境“北上”，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收入与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看齐。据报道，请苏民峰看房子和办公室风水，一套7500港元，麦玲玲则以每平方英尺10到12元港元起价，香港以外另议。
在日本和东南亚，也有许多专科大学建筑教授都在研究星相风水。东南亚著名的研究风水的专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地理学系尹弘基曾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撰文说，“风水师为建筑物迹象地点的景观评级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里选址与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将它简单的称为迷信或科学。”
西方社会同样如此。上世纪70年代后，除了东南亚、日本、韩国，欧美等地区也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风水的热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运用风水理论指导生活。
美国目前就有17所大学开设易经风水等专业，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都相继对此作了专题研究。在法国达飞轮船公司总部的大堂里，一整面墙壁都是一个巨大的室内鱼缸，相关人员介绍说，这与风水有关。
而一些老外认为，风水与外国的环境学类似，有一定道理。“房子通风开敞，住在里面的人神清气爽，事业家庭自然都顺吧！”
“可见，风水并不是亚洲人或者华人的专利。”李佳霖说，多元文化的繁荣已经让更多人开始对风水有了客观全面的认识。
其实，早在1985年，在时任地理系主任侯仁之的强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就曾正式开设了风水课。当时，由有着“中国第一风水学大师”之称的于希贤教授担任主讲人。
但由于中国大陆的政策环境与港台不同，大陆的风水公司一般比较低调，而风水公司的客户们也往往更加低调。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曾经受一家内资银行邀请为其看过风水，后在自己的博客中谈及此事，但被客户要求删除该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