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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前我往包里塞了一本书，也没看书名，只是为了在车上消磨时间，什么书并不重要。八点半的火车，到了车站，时间还早，我去车站附近吃了一碗川味面。那面调料不错，又辣又麻的，把面条吃完，我连汤喝了。回到火车站，我点上一根烟，时间宽裕，还差半个小时火车才进站。我买的是软卧，下铺，票价比硬卧差不多贵一倍，而且还不是直达的车，到哈尔滨还要换乘。
昨晚看天气预报，漠河那边已经零下十几度，都下雪了。我穿了外套，刚才吃面，感觉有点微微出汗。这一路向北，天气会越来越冷，我想到了之后，如果冷得受不了，再买一件厚点的衣服。
到哈尔滨，二十三个小时，而我要见的那个人在漠河，距离哈尔滨还有十三个小时的路程。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徐，也可能是言午许。我和老徐非亲非故，我去漠河见他，是因为他读了我的一个小说，通过报社联系到了我。我的那个小说只是在本市的报纸上连载，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的。他身在漠河，会看到坛城的报纸？除非他订了《坛城晚报》，或来过坛城。我写的那个小说，牵扯到一起凶杀案，而小说人物的原型是我父亲。当然，在我写那个小说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人对号入座，我把小说的背景放在了另一个城市，而且时间也延后了七八年。小说《他杀》在《坛城晚报》上连载，反响不错，经常有读者打电话给我。但是，在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后，怀疑我不是小说的作者。叶芊芊怎么是一个男的？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了遗憾和失望，为了不让读者扫兴，我只好撒谎说，叶芊芊是我妻子，小说是她写的，可她去世了。我如此回答，他们再次遗憾，叹口气，不再说什么。写《他杀》这个小说时，我还单着。过去谈过一个对象，结婚证都领了，只差一个仪式，想不到女方的初恋情人会突然出现。两个人旧情复发，爱得要死要活，她主动向我摊牌，要是我不同意离婚，她就自杀，为了成全她，只好一别两宽。《坛城晚报》连载我的小说，她打电话给我，祝贺你啊，作家。阴阳怪气的，不知道是啥意思。我没心情搭理她，没说两句就挂了。据我所知，她过得也不怎么好，结婚后那个男人酗酒，一天三顿，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受的。不结婚也挺好，无牵无挂，想出门，说走就走。
上了车，在卧铺上躺下，我从包里拿出那本书，才发现我读过那本小说。我不记得在哪买的那本书了，在书店、地摊、網上，还是朋友送的，已毫无印象。我再次翻开马里亚斯的《如此苍白的心》，却没多少重读的热情。不过我记得初读时的震惊，我是说小说的开头：我虽然无意探究事实，却还是知道了。两个女孩中的一人——其实她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后没多久，便走进浴室，面对镜子，敞开衬衫，脱下胸罩，拿她父亲的手枪指着自己的心脏……小说开篇就写一个女人自杀，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我合上书，还没收起来，对面铺位上的那个女人说，借我看一会儿行不？
可以。我说，起身把书递了过去。
女人接过书，说闲着无聊，看看书，时间过得快些。
我想告诉她，这本书不怎么好看，既不是武侠小说，也不是言情小说，不见得她能读下去。不等我说什么，她已把书翻开，然后抬头对我笑了笑。那意思好像在说，你忙你的，我看书。我也笑了笑，然后翻个身，脸朝里，想睡却睡不着。
我带的行李不多，几件换洗的内衣、一个保温杯、一盒茶叶，还有一盒煎饼。老徐曾对我提起坛城的煎饼，很是怀念那个味道，特别是卷了大葱吃。我买的是机器做的煎饼，没吃过，不知道味道如何。给他带一点，多少是那个意思。我极少出门，在坛城那个小地方，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写小说是在三十岁之前，开始写的都是短篇，发得不多，期间参加过几次笔会，感觉没多大意思。后来写长篇，从构思到写完，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小说写完，给了一个出版社，想不到出版社回复很快，答应出版，叫我去签合同，如果我不去，他们就把合同给我挂号寄来。那个长篇就是在《坛城晚报》上连载的《他杀》。小说出版后，出版社给我寄来二百本样书，却没提稿酬的事。打电话问他们，对方支吾其词，说那二百本书，每本定价三十元，又说图书市场不景气，特别像我这样的作者，又没有名气……言外之意是能给你出书就不错了。我当然也有自知之明，确实如他们所说，能出书就很满足了。对方说，你文笔很好，下次写了小说，还给我们。在《坛城晚报》编副刊的刘华得知我出版了一个长篇，要我送他一本。刘华发过我的小说，都是三四千字的短篇，稿费千字二十。看过《他杀》，刘华说他推荐给主编看了，主编决定在《坛城晚报》上连载，千字三十，问我愿不愿意？我说，可以，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同意。《他杀》在《坛城晚报》上连载不多久，老徐打电话给刘华，向他打听作者的情况。刘华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老徐。老徐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是在半夜，我都睡了。第二次给我打电话，是在一天下午，就是他打来电话的那个下午，让我决定去见他。因为老徐说他得绝症了，来日不多，更重要的是老徐说我写的《他杀》，不是一个虚构的小说，虽然故事发生在C城，而不是坛城，但是故事的人物却是有原型的。老徐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说，你是谁？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老徐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想和你聊一聊小说。如果你有时间，来漠河一趟，我们见面聊。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下来。老徐说，一会儿我告诉你地址，你拿笔记下。我说，听口音，你也是坛城人。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能听见水壶发出的噗噗声。后来老徐承认自己是坛城人，二十年前离开坛城，至今没有回来过。他对坛城的变化都是通过邮局订阅的《坛城晚报》了解到的，只是报纸收到不及时，而且经常丢失，曾经有好几期没收到，小说《他杀》看得不全。我答应老徐，去的时候给他带一本《他杀》。老徐说，你啥时候来？来的时候一定事先对我吱一声，我去车站接你。我说，好，到时一定给你打个招呼。但是，在临行前，我没有打电话告诉老徐。我有他给我的地址，到了漠河，如果找不到他，再打电话也不迟。
那个女孩为什么要自杀？对面卧铺上那个女人合上书，问我，还有别的书吗？
我说，还有一本。
女人说，外国人写的书，名字太长，记不住。 有时我也搞混。我说，把《他杀》从包里掏出来，给她递过去。她看了一眼书名，说恐怖小说？我说，算是吧。她躺下，翻开书，又坐了起來，从包里拿出一个菠萝蜜递给我。我没有客气，伸手接了过来。她再次躺下，去看书。我拿了保温杯，打了一杯水，回来的时候，她说，照片上的人是你？我说，是啊。她说，这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她说，你比照片看上去帅多了。我说，我这个人不上相。她笑了笑，说你写的是真事吗？我说，不是，都是虚构的。她说，虚构的？作家写东西都是无中生有、闭门造车了？我不置可否。她说，要不要听一听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足够你写一个长篇。我说，说来听听。她说，不说了，我还是看你的小说吧。看了两页，她合上书，说写煤矿的？我说，不全是。她说，我在矿区长大，对煤矿挺了解。我说，煤矿环境不好，穿白衬衣出门，回来领子就变成黑的了。她说，你说这话我信，看来你挺了解煤矿。我说，我在矿上干过，下井，后来受不了那个罪，就不干了。她说，后来你就写小说了？我说，我写小说与在煤矿干不干没什么关系。她说，你睡一会儿吧，我看你写的小说。我说，好，你看吧。小说都是瞎写的，别当真。
一觉醒来，也不知道到哪了。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车窗外闪过的灯光告诉我，已是晚上，列车正在穿越某一个城市，可能是济南或天津。我朝对面看一眼，她还在看书。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时，她说，我有点饿，你饿不饿？你要是也饿了，我们吃饭去。我说，你要不说，还感觉不到饿，你这么一说，还真的饿了。
我以为只是吃个饭，没想到她要了一瓶酒。餐车里人不多，点的菜很快就上来了。她带了一只真空包装的扒鸡，车过德州站时买的。我给她倒上一杯，那杯子有点大，至少能装三两。再倒满我的杯子，一瓶酒就下去了一半多。她端起酒杯说，你酒量咋样？要是可以，咱俩整一个。我说，酒量还行，只是这杯子有点大，我喝急酒不行，醉得快。她说，别给我整样儿，都知道你们文人的酒量大，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说，人家是酒仙，不能比。她说，喝完这杯咱慢慢喝。我说，你叫啥名字，方便的话就说。她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没多大意义。你要是喜欢，叫我小艾好了。我说，哪个字？她说，什么哪个字？我说，你刚才说要我叫你小艾。她说，艾草的艾。我说，你姓艾？她说，你这个人真啰嗦。我姓艾，名字就不跟你说了。我说，保密？她说，看你简介，你比我大三岁，我叫你哥好不？我说，这哥啊妹的，整出点情况来不好。她说，你是作家，高攀不起。我说，啥作家不作家，别给我戴高帽，我就俗人一个。喝酒！她端起酒杯，碰我杯子一下，说哥，先干为敬。差不多三两白酒，她眼睛不眨，一口就喝干了。说实话，我那点酒量，这一杯下去，肯定会受不了。见我犹豫不决，她说，哥，你要不行，那就慢慢喝。我端着酒杯，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喝下去。喝完，感觉胃里火辣辣的，似有一团火焰在窜来窜去。她撕下一根鸡腿，递给我，说哥，快吃点压一压。
一杯酒喝下，再次倒满。她端起酒杯，说哥，你随意喝，别勉强。我说，你喝多少我喝多少，舍命陪君子好不？她说，啥君子，红颜是祸水。酒杯端起来了，不能再放下，只好喝了一小口。她一口喝下半杯，面不改色。我说，慢慢喝，时间还早。我去漠河，到哈尔滨换乘，你呢？她说，依兰。我说，依兰我不知道，呼兰河我知道。萧红有个小说，叫《呼兰河传》。她说，上学时读过，萧红命运挺惨，爱过好几个男人，有点滥情。我说，萧红是民国才女，都说她的小说写得好，可我读不下去。她说，张爱玲的小说喜欢不？我说，说出来叫人汗颜，只读过她的《倾城之恋》。她说，谈文学我是外行，喝酒。喝下一口酒，我说，从哪上的车？她说，深圳。我说，从深圳到依兰，你穿越大半个中国了。她说，不是半个，几乎是整个。我说，在深圳工作，回家看父母？她说，老爸不在了，只剩下一个老妈。我说，咋不接到深圳去？她说，老家还有个姐，老妈离她家不远，三四里路。我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她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我说，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我爸去世早，只剩一个老妈。她说，我爸是在进山打猎时死的，那年我才刚上初中。你爸啥情况？我说，我爸的情况都被我写在小说里了。她说，你在小说里写了好几个男人，不知道哪个是你爸。小说我还没看完，看了一半多。我说，就是那个李天亮。她说，李天亮？我说，是。她说，就是那个凶手？我说，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爸不是凶手，他在家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哪会有胆子杀人？我爸是被冤枉的，屈打成招。她说，你写的还是真事，不是胡编乱造？我说，有真有假，小说写完，我都信以为真了。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整个人陷进去了。她说，你的小说写得有点魔幻。我说，哪有？她说，那个大湖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而死者被发现，居然没腐烂，也没被鱼虾吃掉。你用了一个词，栩栩如生，不可信。人死那么久，表情怎么会栩栩如生？我说，这个是真的，当时我也不信。她说，你爸是最后一个见到宋矿长的人，两个人在一起喝了一晚上酒，你爸还塞给宋矿长五百块钱？我说，是！小说里是这么写的。李天亮在井下挖煤，干够了，想调动，就请宋矿长喝酒。她说，矿上发生透水事故，死了三十多个人。这个是真的？我点点头，说我还去摸过鱼，最大的一条多少斤我不知道，两个人抬着挺吃力。她说，那个大湖的消失与矿上的透水事故有关？我说，是，矿上在大湖下挖煤，把大湖捅漏水了，所有的水都漏进了巷道里。她说，宋矿长被人害死，沉进了大湖的湖底。如果不是矿上发生了透水事故，致使大湖消失，永远都不会找到宋矿长的尸体。后来，警察找到李天亮，因为他是最后见到宋矿长的人，自然脱不了干系。李天亮被警察带走，交代说他和宋矿长在河边呆了半个小时，后来两个人吵了起来。李天亮推了宋矿长一下，他就掉进了河里。那河挺深，连接着大湖。李天亮想下水救人，又不会游泳，踌躇半天，最后还是走了。但是，你爸不知道宋矿长水性好，他掉河里，喝了几口水，可他还是从河里爬了上来。我说，你记性挺好，过目不忘。她说，后来，宋矿长从河里爬出来，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那个凶手，他把宋矿长给杀死了，准确地说是给掐死的。然后，那个凶手背着宋矿长去了大湖。到了大湖，那个凶手在宋矿长身上坠上了几块石头，把他沉进了大湖里。我说，这段是虚构的，因为李天亮走后，对后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说，那个凶手与宋矿长有仇，因为宋矿长罚过他的钱，他咽不下那口气，早就想报复宋矿长，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我说，这段也是虚构的，别相信一个作家在小说中所说的话。她说，透水之前，没有预兆？我说，矿领导玩忽职守，没当回事，本该能够避免悲剧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她说，后半部分写的什么，我还没看，你能不能对我说一说？我说，李天亮在被关押期间，越狱逃走了。为了找到那个凶手，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她说，找到那个凶手了？我说，没有，李天亮在一起车祸中死掉了，死得很惨，几乎面目全非，而肇事车辆却逃逸了。她说，这是小说还是现实？我说，小说，现实不是这样。她说，现实咋样？我说，现实是我爸因过失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在服刑的第三年，得病去世了，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她说，你在小说中没这样写？我说，没有。她说，不说那些了，我们喝酒。我说，不想知道小说的结局？她说，我就想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我说，现在知道了。她说，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 一瓶酒见底，她又拿来一瓶，启开，给我的杯子倒满。我已喝下四两多，喝得急，再喝恐怕要吐。我说，不能再喝了，再喝會多。她说，没喝尽兴，还差一点。我只好陪着她继续喝酒，她没再针对《他杀》发表意见。餐车里就剩我们俩了，我说回车厢再喝，她要了两个方便袋打包，刚才只顾喝酒，基本没怎么吃菜。
回到车厢，其他铺位上的两人正在睡觉，我们轻手轻脚，没好意思弄出动静。时间还早，还不到十点，火车明天早晨到哈尔滨。我基本没再喝，那瓶酒，几乎都被她喝掉了。她的酒量不可小觑，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这么能喝的女人。我眼皮发沉，看她的五官，一点点变得模糊，感觉像在雾中。她搁下杯子，说那个女孩在浴室开枪自杀，需要一个理由吧？我说，哪个女孩？她说，就是小说《如此苍白的心》写的那个女孩。我说，你要是想知道女孩开枪自杀的死因，可以把小说看完，那本书我送你。她说，你告诉我不就得了，我就是好奇。我说，小说写得有点复杂，记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她说，等你想起来了再告诉我。我说，一会儿我再翻一下那本书。她说，你要是困，就睡觉去。要是不困，我给你讲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说，不困，你说就是。我胳膊肘支在小桌子上，手掌托着下巴，听她说。因为离得近，她呼出的酒气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直反胃，忍不住打了一个嗝。这样近距离看着一个陌生女人，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听着她说，睡意袭来，一个劲儿打瞌睡，而她并不在意我是否在听。后来她问我要了手机号，打通后，又挂断了。她把手机揣兜里，继续喝酒。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的时候，她已躺在铺位上睡着了。我没打扰她，把她蜷起的一条腿放平，然后给她盖上被子，回到自己的铺位。
等我一觉醒来，看到她的铺位上坐着一个胖女人，正在大声地打电话。上铺的那个男人在吃泡面，哧溜一口，哧溜一口，吃得很香，他告诉我小艾已经下车了。我说，下车了？那个男人停止吞咽，说你怎么没和她一起下车？我没有回答他，恍恍惚惚，感觉就像做了一梦。那个胖女人不再打电话，从包里摸出一个苹果，在裤子上擦了擦，大口吃起来。
车窗外，秋色萧条，连绵的山脉、森林、房舍，匆匆闪过。我的脑子一片混沌，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长相了。我想打电话给她，又想两个人在车上遇见，萍水相逢尽是他乡客，说不定她转身就把我忘了。不过我隐约记起，她对我讲的与她有关的那些事。我还记得，她问我后来那个大湖又有水了吗？我说，没有，大湖的水漏掉后，从此就干涸了。她说，在我老家，也有一个大湖，很大很大的一个湖。那个湖，水质很好，清澈见底，能够看到湖里的鱼。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你要去，我给你做鱼吃。我说，从漠河回来的时候我去。她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喜欢冬游，但湖水并不冷，水性好的人，还能逮到鱼。
我又想了想她的样子，终于想了起来。她的短发、双眼皮、涂了口红的嘴唇，从我的脑海中慢慢浮现出来，拼贴成一张好看的脸，似乎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我记得在她说到她的继父时，从她的眼神我看到一股子杀气。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当时我困得睁不开眼，精力不怎么集中，要是让我再复述出来，所说的并不可靠。每一个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心里都怀揣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一旦变成文字，就带上了虚构的成分，所以把她所说的诉诸文字，不知道又有几分可信——
小艾的父亲死于枪膛爆炸，在枪支未管制前，下了班，他喜欢去山里打猎。每次打猎，他都满载而归，野兔、狍子、狼，甚至还打死过一头黑瞎子。那天，小艾的父亲一大早进山，直到晚上也没回来。过去他进山打猎，打着打不着，天擦黑他就会回来。小艾的母亲坐立不安，出门好几次，去村口等他。这个时间不回来，八成是出事了。小艾的母亲这样想，但没对她们姐妹俩说。那一夜，母亲几乎没睡，不时看一眼窗户外面，一直坐到了天亮。父亲没有回来，从此杳无音讯。找到父亲的尸体，已是来年初夏，他死在一条山沟里，死前怀抱着那杆自制的土枪。那年，小艾才十二岁，姐姐十三岁。在小艾十四岁那年，母亲又嫁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在铁路上工作，没别的爱好，下班后喜欢喝点小酒。喝了酒，那个男人就变得亢奋，即使在小艾的母亲来例假时，也不放过她。那个男人身体好，五大三粗，几乎天天想着床上那点事，把小艾的母亲折腾得死去活来，也不顾及小艾和她姐姐就住在隔壁。小艾的母亲不从，反抗，那个男人就打她，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小艾和她的姐姐，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总是担心做错事、说错话，招致那个男人发脾气。那个男人喝酒，喝多了，就让小艾给他倒酒，而他的眼睛却看着姐姐，目光落在姐姐的身上，死死地盯着不动。姐姐正在长身体，比小艾发育得早，很是惹人眼。
那天，小艾跟着母亲去商场，回来的半道上，母亲想起忘了买酒，又返回去，叫小艾先回家。小艾回到家，见关着门，叫了一声姐。没听到答应，她就推开门。她看到那个男人，正趴在姐姐上面，露着一个白屁股，身体一抖一抖的。姐姐呜咽的哭声从那个男人的手指缝挣扎出来，细若游丝，几乎听不到。小艾操起一块砖头，对准那个男人的后脑勺，狠狠拍下去。那个男人哼了一声，话也没说，人就瘫软了。暗红的血液从他的后头涌出来，沿着他的后背，一直流到床单上。那个男人，虎背熊腰，却不经打。小艾只是拍了他一砖，不想就把他拍得不省人事。
小艾推了一下那个男人，没推动，憋足力气，又推一下，才把那个男人从姐姐身上推开。那个男人倒在地上，哼也没哼。小艾说，我把他打死了。姐姐双手捂脸，两腿分开，身下的床单血迹斑斑。小艾又说，他死了。姐姐这才说，谁？小艾说，还能有谁，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姐姐说，我疼。身体蜷缩成一团。小艾在那个男人的肚子上踹了一脚，感觉还不解气，又拿起那块砖头。姐姐说，你、你会把他打死的。小艾说，死有余辜，他早该死了！母亲推门进来，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两腿发软，瘫坐在地上。小艾说，人是我打死的，我去派出所自首。母亲缓过神来，突然嚎啕大哭。小艾说，你哭啥哭？母亲不再哭，说人是我打死的，我去对警察说。小艾说，杀人偿命，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活？姐姐说，你们别争了，我去派出所。母亲说，你干嘛下手这么重？小艾说，打死他，也难解心头之恨。母亲说，怎么办？不能这么耗着。小艾说，在后院挖个坑，把他埋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他出远门了……母亲当然不会同意，把一个人埋在后院，那不天天做噩梦。他是一个人，又不是一头猪。要是一头猪，埋就埋了…… 车到哈尔滨车站，我又换乘k7039列车，再坐十三个多小时才会到漠河。我换乘的是绿皮火车，车厢里稀稀拉拉几个人，嘴巴上都叼着烟，在吞云吐雾，也没人管。我在乌烟瘴气的车厢里找到我的座位，坐下后，趴在小桌上打了一个盹。醒来后，我点上一根烟，抽一口，把烟喷在车窗玻璃上。外面下雪了，往远处看，白山黑水，满目荒凉。列车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一路向北行驶，看着外面的雪，感觉前方的道路漫无尽头。雪不停地落下来，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一片。我有些后悔，问自己我干嘛要去见老徐？是为了知道事情的真相，就算我知道了又怎么样。父亲已死去多年，他是不是那个凶手，已无关紧要。我在座位上躺下，想睡却睡不着，很是煎熬。我穿得少，感觉有点冷，不停地打哆嗦，可能是感冒了，随身也没带什么药，只能熬着。我离开座位，想去打杯热水，身子直打摆。还有一半的路程，这样挨着也不是办法。列车员来车厢打扫卫生，我问他有退烧药不？他叫我等一会儿，马上去给我拿。没过一会儿，他拿来了退烧药和感冒药。吃下退烧药，我又喝下两包“三九”，再次在座位上躺下。见我穿得少，列车员拿来一个黄大衣，给我盖上。刚要迷迷糊糊睡着，一个电话打过来。我问了一声谁？头还在疼，懒得多说。对方说，我是小艾。我说，你在哪？不打招呼就下车。她说，下车时看你睡得正香，没忍心叫醒你。快到漠河了吧？我说，还有一半路呢。她说，从漠河回来，来依兰呗，我给你做鱼吃。我说，感冒了，刚吃了药，眼皮沉。她说，你睡一觉，多喝点水。挂了电话，我却睡意全无，刚才喝下一杯热水，现在感觉暖和了很多。
车到漠河加格达奇站，下车前，我去送还那件黄大衣。那个列车员见我穿得少，没再要，把黄大衣送给了我。我穿着那件带着油渍斑斑的黄大衣，从出站口出来，到售票处买了一张回去的车票，然后去了火车站对过的苏红冷面炝菜馆。时间还早，差十分八点，饭店关着门，还没开始营业。我敲开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男人，五十来岁，嘴巴上叼着一根烟。我坐下后，点了一个鳕鱼炖豆腐，一盘炸串。炸串很便宜，一元三串，我要了二十串。两个菜加起来，还不到六十块钱。没过多久，菜就上来了。上菜的是一个女人，应该是那个男人的媳妇。老板给我推荐漠河特产“千山”，要我尝尝。我要是喝着不对胃口，免单。我启开酒瓶盖，倒上一杯，酒香扑鼻。炸串味道不错，咸香多汁，入口酥嫩，嚼起来挺香。老板热情，给我加了一盘地三鲜，又拿来一瓶“千山”酒，说陪我喝。倒上酒，老板端起酒杯敬我。二两半的杯子，这一口喝干，有点困难。但盛情难却，只能硬着头皮喝。喝完，老板又给我倒满酒，说来漠河旅游？我说，不是，一个亲戚在这里。老板说，再整一个。我说酒量不行，端着酒杯很是为难。老板说，我是哥你是弟，這酒得喝……老板的媳妇在一旁说，你啥意思，人家说了酒量不行，你非要灌醉人家咋地？老板笑笑，说我怕媳妇，别笑话我。那个女人眉眼周正，看上去一点也不凶。我说，嫂子很年轻。老板说，亲戚姓啥？待会儿我送你。我说，第一次来漠河，一会儿我一个人溜达溜达，四处转一转。老板说，打算住几天？我说，还没想好。
喝了差不多半斤“千山”，没感觉到醉意。从饭店出来，我给老徐打电话。电话接通，却没人接。点上一根烟，我又打，这次有人接了，是一个女人。我说，徐师傅呢？他在不？女人说，去世了。我一愣，忙问，啥时候的事？女人说，半个月前。我噢了一声，半天无话。女人说，你是谁？我没说我是谁，把电话挂断了。北风挺硬，我站在街上，胃翻腾了两下，感觉两腿有点发软。我蹲下来，背对着风，点上一根烟，站起来时，才发觉天下雪了。雪片儿挺大，扑簌扑簌落下来，所见模糊一片，站前广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铺天盖地，似乎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老徐住的地方，离火车站挺远，差不多还有二十来里路。他人已不在，害得我白跑一趟。
回到车站售票处，我把车票退了，又买了一张当天的车票。下午三点四十的火车，时间还早，我离开车站，走出一段路，又回头去看，已看不清楚加格达奇站那几个大字。老徐在这里生活了二十来年，人生地不熟，他靠什么维持生计？二十年，他对这个小城肯定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沿着铁南路，走了五百多米，右拐来到加漠公路，站在路口，看到了双桥旅馆。雪下得很大，路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我走过，身后的脚印，接着就被大雪覆盖了。大雪漫天漫地，如梦如幻，仿佛走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走进双桥旅馆，办完登记手续，给小艾打电话。电话接通，我说，老徐去世了。小艾说，啥？什么老徐？我说，我来漠河是为了见老徐的，可他去世了。小艾说，你和老徐啥关系？我说，没关系。小艾说，没关系你去见他，脑袋被驴踢了。我说，说没关系，也有关系。小艾说，你挺能绕，咋就不能有啥说啥？我说，你说你拍了那个男人一砖，他死了没有？小艾说，听不懂你在说啥。我说，就是你的那个继父，你拍了他一砖，他到底死没死？小艾说，没！只是被我打晕过去了。我说，那后来呢？小艾说，报警了，警察带走了他，判了二十年。我说，应该枪毙他。小艾说，拍他一砖的那个人是我姐，不是我。我说，我有点不明白。小艾说，糊涂点不好吗？整那么明白干啥？我说，你说得有道理。小艾说，你来不来依兰？你要是来，我去车站接你。我说，我想吃你做的鱼。
打过电话，我在床上躺下，把小说《他杀》从包里掏了出来，不想再把这本书带在身上。三点四十的车，还有四个多小时才到点，我可以好好睡一觉，在车上再怎么睡，也休息不好。房间里很暖和，暖气烧得很足，暖气片烫手。合上眼不多时，我便睡着了，甚至还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小艾抱了一条鱼，正朝我笑着，她的牙齿很白。在她的身后是那个大湖，但见湖水清冽，可以一眼看到湖底，一尾又一尾鱼，在大湖里游来游去，真实又虚幻。
责任编辑：段玉芝
昨晚看天气预报，漠河那边已经零下十几度，都下雪了。我穿了外套，刚才吃面，感觉有点微微出汗。这一路向北，天气会越来越冷，我想到了之后，如果冷得受不了，再买一件厚点的衣服。
到哈尔滨，二十三个小时，而我要见的那个人在漠河，距离哈尔滨还有十三个小时的路程。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徐，也可能是言午许。我和老徐非亲非故，我去漠河见他，是因为他读了我的一个小说，通过报社联系到了我。我的那个小说只是在本市的报纸上连载，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的。他身在漠河，会看到坛城的报纸？除非他订了《坛城晚报》，或来过坛城。我写的那个小说，牵扯到一起凶杀案，而小说人物的原型是我父亲。当然，在我写那个小说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人对号入座，我把小说的背景放在了另一个城市，而且时间也延后了七八年。小说《他杀》在《坛城晚报》上连载，反响不错，经常有读者打电话给我。但是，在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后，怀疑我不是小说的作者。叶芊芊怎么是一个男的？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了遗憾和失望，为了不让读者扫兴，我只好撒谎说，叶芊芊是我妻子，小说是她写的，可她去世了。我如此回答，他们再次遗憾，叹口气，不再说什么。写《他杀》这个小说时，我还单着。过去谈过一个对象，结婚证都领了，只差一个仪式，想不到女方的初恋情人会突然出现。两个人旧情复发，爱得要死要活，她主动向我摊牌，要是我不同意离婚，她就自杀，为了成全她，只好一别两宽。《坛城晚报》连载我的小说，她打电话给我，祝贺你啊，作家。阴阳怪气的，不知道是啥意思。我没心情搭理她，没说两句就挂了。据我所知，她过得也不怎么好，结婚后那个男人酗酒，一天三顿，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受的。不结婚也挺好，无牵无挂，想出门，说走就走。
上了车，在卧铺上躺下，我从包里拿出那本书，才发现我读过那本小说。我不记得在哪买的那本书了，在书店、地摊、網上，还是朋友送的，已毫无印象。我再次翻开马里亚斯的《如此苍白的心》，却没多少重读的热情。不过我记得初读时的震惊，我是说小说的开头：我虽然无意探究事实，却还是知道了。两个女孩中的一人——其实她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后没多久，便走进浴室，面对镜子，敞开衬衫，脱下胸罩，拿她父亲的手枪指着自己的心脏……小说开篇就写一个女人自杀，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我合上书，还没收起来，对面铺位上的那个女人说，借我看一会儿行不？
可以。我说，起身把书递了过去。
女人接过书，说闲着无聊，看看书，时间过得快些。
我想告诉她，这本书不怎么好看，既不是武侠小说，也不是言情小说，不见得她能读下去。不等我说什么，她已把书翻开，然后抬头对我笑了笑。那意思好像在说，你忙你的，我看书。我也笑了笑，然后翻个身，脸朝里，想睡却睡不着。
我带的行李不多，几件换洗的内衣、一个保温杯、一盒茶叶，还有一盒煎饼。老徐曾对我提起坛城的煎饼，很是怀念那个味道，特别是卷了大葱吃。我买的是机器做的煎饼，没吃过，不知道味道如何。给他带一点，多少是那个意思。我极少出门，在坛城那个小地方，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写小说是在三十岁之前，开始写的都是短篇，发得不多，期间参加过几次笔会，感觉没多大意思。后来写长篇，从构思到写完，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小说写完，给了一个出版社，想不到出版社回复很快，答应出版，叫我去签合同，如果我不去，他们就把合同给我挂号寄来。那个长篇就是在《坛城晚报》上连载的《他杀》。小说出版后，出版社给我寄来二百本样书，却没提稿酬的事。打电话问他们，对方支吾其词，说那二百本书，每本定价三十元，又说图书市场不景气，特别像我这样的作者，又没有名气……言外之意是能给你出书就不错了。我当然也有自知之明，确实如他们所说，能出书就很满足了。对方说，你文笔很好，下次写了小说，还给我们。在《坛城晚报》编副刊的刘华得知我出版了一个长篇，要我送他一本。刘华发过我的小说，都是三四千字的短篇，稿费千字二十。看过《他杀》，刘华说他推荐给主编看了，主编决定在《坛城晚报》上连载，千字三十，问我愿不愿意？我说，可以，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同意。《他杀》在《坛城晚报》上连载不多久，老徐打电话给刘华，向他打听作者的情况。刘华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老徐。老徐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是在半夜，我都睡了。第二次给我打电话，是在一天下午，就是他打来电话的那个下午，让我决定去见他。因为老徐说他得绝症了，来日不多，更重要的是老徐说我写的《他杀》，不是一个虚构的小说，虽然故事发生在C城，而不是坛城，但是故事的人物却是有原型的。老徐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说，你是谁？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老徐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想和你聊一聊小说。如果你有时间，来漠河一趟，我们见面聊。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下来。老徐说，一会儿我告诉你地址，你拿笔记下。我说，听口音，你也是坛城人。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能听见水壶发出的噗噗声。后来老徐承认自己是坛城人，二十年前离开坛城，至今没有回来过。他对坛城的变化都是通过邮局订阅的《坛城晚报》了解到的，只是报纸收到不及时，而且经常丢失，曾经有好几期没收到，小说《他杀》看得不全。我答应老徐，去的时候给他带一本《他杀》。老徐说，你啥时候来？来的时候一定事先对我吱一声，我去车站接你。我说，好，到时一定给你打个招呼。但是，在临行前，我没有打电话告诉老徐。我有他给我的地址，到了漠河，如果找不到他，再打电话也不迟。
那个女孩为什么要自杀？对面卧铺上那个女人合上书，问我，还有别的书吗？
我说，还有一本。
女人说，外国人写的书，名字太长，记不住。 有时我也搞混。我说，把《他杀》从包里掏出来，给她递过去。她看了一眼书名，说恐怖小说？我说，算是吧。她躺下，翻开书，又坐了起來，从包里拿出一个菠萝蜜递给我。我没有客气，伸手接了过来。她再次躺下，去看书。我拿了保温杯，打了一杯水，回来的时候，她说，照片上的人是你？我说，是啊。她说，这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她说，你比照片看上去帅多了。我说，我这个人不上相。她笑了笑，说你写的是真事吗？我说，不是，都是虚构的。她说，虚构的？作家写东西都是无中生有、闭门造车了？我不置可否。她说，要不要听一听我的故事？我的经历足够你写一个长篇。我说，说来听听。她说，不说了，我还是看你的小说吧。看了两页，她合上书，说写煤矿的？我说，不全是。她说，我在矿区长大，对煤矿挺了解。我说，煤矿环境不好，穿白衬衣出门，回来领子就变成黑的了。她说，你说这话我信，看来你挺了解煤矿。我说，我在矿上干过，下井，后来受不了那个罪，就不干了。她说，后来你就写小说了？我说，我写小说与在煤矿干不干没什么关系。她说，你睡一会儿吧，我看你写的小说。我说，好，你看吧。小说都是瞎写的，别当真。
一觉醒来，也不知道到哪了。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车窗外闪过的灯光告诉我，已是晚上，列车正在穿越某一个城市，可能是济南或天津。我朝对面看一眼，她还在看书。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时，她说，我有点饿，你饿不饿？你要是也饿了，我们吃饭去。我说，你要不说，还感觉不到饿，你这么一说，还真的饿了。
我以为只是吃个饭，没想到她要了一瓶酒。餐车里人不多，点的菜很快就上来了。她带了一只真空包装的扒鸡，车过德州站时买的。我给她倒上一杯，那杯子有点大，至少能装三两。再倒满我的杯子，一瓶酒就下去了一半多。她端起酒杯说，你酒量咋样？要是可以，咱俩整一个。我说，酒量还行，只是这杯子有点大，我喝急酒不行，醉得快。她说，别给我整样儿，都知道你们文人的酒量大，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说，人家是酒仙，不能比。她说，喝完这杯咱慢慢喝。我说，你叫啥名字，方便的话就说。她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没多大意义。你要是喜欢，叫我小艾好了。我说，哪个字？她说，什么哪个字？我说，你刚才说要我叫你小艾。她说，艾草的艾。我说，你姓艾？她说，你这个人真啰嗦。我姓艾，名字就不跟你说了。我说，保密？她说，看你简介，你比我大三岁，我叫你哥好不？我说，这哥啊妹的，整出点情况来不好。她说，你是作家，高攀不起。我说，啥作家不作家，别给我戴高帽，我就俗人一个。喝酒！她端起酒杯，碰我杯子一下，说哥，先干为敬。差不多三两白酒，她眼睛不眨，一口就喝干了。说实话，我那点酒量，这一杯下去，肯定会受不了。见我犹豫不决，她说，哥，你要不行，那就慢慢喝。我端着酒杯，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喝下去。喝完，感觉胃里火辣辣的，似有一团火焰在窜来窜去。她撕下一根鸡腿，递给我，说哥，快吃点压一压。
一杯酒喝下，再次倒满。她端起酒杯，说哥，你随意喝，别勉强。我说，你喝多少我喝多少，舍命陪君子好不？她说，啥君子，红颜是祸水。酒杯端起来了，不能再放下，只好喝了一小口。她一口喝下半杯，面不改色。我说，慢慢喝，时间还早。我去漠河，到哈尔滨换乘，你呢？她说，依兰。我说，依兰我不知道，呼兰河我知道。萧红有个小说，叫《呼兰河传》。她说，上学时读过，萧红命运挺惨，爱过好几个男人，有点滥情。我说，萧红是民国才女，都说她的小说写得好，可我读不下去。她说，张爱玲的小说喜欢不？我说，说出来叫人汗颜，只读过她的《倾城之恋》。她说，谈文学我是外行，喝酒。喝下一口酒，我说，从哪上的车？她说，深圳。我说，从深圳到依兰，你穿越大半个中国了。她说，不是半个，几乎是整个。我说，在深圳工作，回家看父母？她说，老爸不在了，只剩下一个老妈。我说，咋不接到深圳去？她说，老家还有个姐，老妈离她家不远，三四里路。我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她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我说，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我爸去世早，只剩一个老妈。她说，我爸是在进山打猎时死的，那年我才刚上初中。你爸啥情况？我说，我爸的情况都被我写在小说里了。她说，你在小说里写了好几个男人，不知道哪个是你爸。小说我还没看完，看了一半多。我说，就是那个李天亮。她说，李天亮？我说，是。她说，就是那个凶手？我说，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爸不是凶手，他在家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哪会有胆子杀人？我爸是被冤枉的，屈打成招。她说，你写的还是真事，不是胡编乱造？我说，有真有假，小说写完，我都信以为真了。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整个人陷进去了。她说，你的小说写得有点魔幻。我说，哪有？她说，那个大湖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而死者被发现，居然没腐烂，也没被鱼虾吃掉。你用了一个词，栩栩如生，不可信。人死那么久，表情怎么会栩栩如生？我说，这个是真的，当时我也不信。她说，你爸是最后一个见到宋矿长的人，两个人在一起喝了一晚上酒，你爸还塞给宋矿长五百块钱？我说，是！小说里是这么写的。李天亮在井下挖煤，干够了，想调动，就请宋矿长喝酒。她说，矿上发生透水事故，死了三十多个人。这个是真的？我点点头，说我还去摸过鱼，最大的一条多少斤我不知道，两个人抬着挺吃力。她说，那个大湖的消失与矿上的透水事故有关？我说，是，矿上在大湖下挖煤，把大湖捅漏水了，所有的水都漏进了巷道里。她说，宋矿长被人害死，沉进了大湖的湖底。如果不是矿上发生了透水事故，致使大湖消失，永远都不会找到宋矿长的尸体。后来，警察找到李天亮，因为他是最后见到宋矿长的人，自然脱不了干系。李天亮被警察带走，交代说他和宋矿长在河边呆了半个小时，后来两个人吵了起来。李天亮推了宋矿长一下，他就掉进了河里。那河挺深，连接着大湖。李天亮想下水救人，又不会游泳，踌躇半天，最后还是走了。但是，你爸不知道宋矿长水性好，他掉河里，喝了几口水，可他还是从河里爬了上来。我说，你记性挺好，过目不忘。她说，后来，宋矿长从河里爬出来，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那个凶手，他把宋矿长给杀死了，准确地说是给掐死的。然后，那个凶手背着宋矿长去了大湖。到了大湖，那个凶手在宋矿长身上坠上了几块石头，把他沉进了大湖里。我说，这段是虚构的，因为李天亮走后，对后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说，那个凶手与宋矿长有仇，因为宋矿长罚过他的钱，他咽不下那口气，早就想报复宋矿长，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我说，这段也是虚构的，别相信一个作家在小说中所说的话。她说，透水之前，没有预兆？我说，矿领导玩忽职守，没当回事，本该能够避免悲剧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她说，后半部分写的什么，我还没看，你能不能对我说一说？我说，李天亮在被关押期间，越狱逃走了。为了找到那个凶手，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她说，找到那个凶手了？我说，没有，李天亮在一起车祸中死掉了，死得很惨，几乎面目全非，而肇事车辆却逃逸了。她说，这是小说还是现实？我说，小说，现实不是这样。她说，现实咋样？我说，现实是我爸因过失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在服刑的第三年，得病去世了，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她说，你在小说中没这样写？我说，没有。她说，不说那些了，我们喝酒。我说，不想知道小说的结局？她说，我就想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我说，现在知道了。她说，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 一瓶酒见底，她又拿来一瓶，启开，给我的杯子倒满。我已喝下四两多，喝得急，再喝恐怕要吐。我说，不能再喝了，再喝會多。她说，没喝尽兴，还差一点。我只好陪着她继续喝酒，她没再针对《他杀》发表意见。餐车里就剩我们俩了，我说回车厢再喝，她要了两个方便袋打包，刚才只顾喝酒，基本没怎么吃菜。
回到车厢，其他铺位上的两人正在睡觉，我们轻手轻脚，没好意思弄出动静。时间还早，还不到十点，火车明天早晨到哈尔滨。我基本没再喝，那瓶酒，几乎都被她喝掉了。她的酒量不可小觑，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这么能喝的女人。我眼皮发沉，看她的五官，一点点变得模糊，感觉像在雾中。她搁下杯子，说那个女孩在浴室开枪自杀，需要一个理由吧？我说，哪个女孩？她说，就是小说《如此苍白的心》写的那个女孩。我说，你要是想知道女孩开枪自杀的死因，可以把小说看完，那本书我送你。她说，你告诉我不就得了，我就是好奇。我说，小说写得有点复杂，记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她说，等你想起来了再告诉我。我说，一会儿我再翻一下那本书。她说，你要是困，就睡觉去。要是不困，我给你讲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说，不困，你说就是。我胳膊肘支在小桌子上，手掌托着下巴，听她说。因为离得近，她呼出的酒气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直反胃，忍不住打了一个嗝。这样近距离看着一个陌生女人，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听着她说，睡意袭来，一个劲儿打瞌睡，而她并不在意我是否在听。后来她问我要了手机号，打通后，又挂断了。她把手机揣兜里，继续喝酒。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的时候，她已躺在铺位上睡着了。我没打扰她，把她蜷起的一条腿放平，然后给她盖上被子，回到自己的铺位。
等我一觉醒来，看到她的铺位上坐着一个胖女人，正在大声地打电话。上铺的那个男人在吃泡面，哧溜一口，哧溜一口，吃得很香，他告诉我小艾已经下车了。我说，下车了？那个男人停止吞咽，说你怎么没和她一起下车？我没有回答他，恍恍惚惚，感觉就像做了一梦。那个胖女人不再打电话，从包里摸出一个苹果，在裤子上擦了擦，大口吃起来。
车窗外，秋色萧条，连绵的山脉、森林、房舍，匆匆闪过。我的脑子一片混沌，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长相了。我想打电话给她，又想两个人在车上遇见，萍水相逢尽是他乡客，说不定她转身就把我忘了。不过我隐约记起，她对我讲的与她有关的那些事。我还记得，她问我后来那个大湖又有水了吗？我说，没有，大湖的水漏掉后，从此就干涸了。她说，在我老家，也有一个大湖，很大很大的一个湖。那个湖，水质很好，清澈见底，能够看到湖里的鱼。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你要去，我给你做鱼吃。我说，从漠河回来的时候我去。她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喜欢冬游，但湖水并不冷，水性好的人，还能逮到鱼。
我又想了想她的样子，终于想了起来。她的短发、双眼皮、涂了口红的嘴唇，从我的脑海中慢慢浮现出来，拼贴成一张好看的脸，似乎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我记得在她说到她的继父时，从她的眼神我看到一股子杀气。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当时我困得睁不开眼，精力不怎么集中，要是让我再复述出来，所说的并不可靠。每一个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心里都怀揣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一旦变成文字，就带上了虚构的成分，所以把她所说的诉诸文字，不知道又有几分可信——
小艾的父亲死于枪膛爆炸，在枪支未管制前，下了班，他喜欢去山里打猎。每次打猎，他都满载而归，野兔、狍子、狼，甚至还打死过一头黑瞎子。那天，小艾的父亲一大早进山，直到晚上也没回来。过去他进山打猎，打着打不着，天擦黑他就会回来。小艾的母亲坐立不安，出门好几次，去村口等他。这个时间不回来，八成是出事了。小艾的母亲这样想，但没对她们姐妹俩说。那一夜，母亲几乎没睡，不时看一眼窗户外面，一直坐到了天亮。父亲没有回来，从此杳无音讯。找到父亲的尸体，已是来年初夏，他死在一条山沟里，死前怀抱着那杆自制的土枪。那年，小艾才十二岁，姐姐十三岁。在小艾十四岁那年，母亲又嫁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在铁路上工作，没别的爱好，下班后喜欢喝点小酒。喝了酒，那个男人就变得亢奋，即使在小艾的母亲来例假时，也不放过她。那个男人身体好，五大三粗，几乎天天想着床上那点事，把小艾的母亲折腾得死去活来，也不顾及小艾和她姐姐就住在隔壁。小艾的母亲不从，反抗，那个男人就打她，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小艾和她的姐姐，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总是担心做错事、说错话，招致那个男人发脾气。那个男人喝酒，喝多了，就让小艾给他倒酒，而他的眼睛却看着姐姐，目光落在姐姐的身上，死死地盯着不动。姐姐正在长身体，比小艾发育得早，很是惹人眼。
那天，小艾跟着母亲去商场，回来的半道上，母亲想起忘了买酒，又返回去，叫小艾先回家。小艾回到家，见关着门，叫了一声姐。没听到答应，她就推开门。她看到那个男人，正趴在姐姐上面，露着一个白屁股，身体一抖一抖的。姐姐呜咽的哭声从那个男人的手指缝挣扎出来，细若游丝，几乎听不到。小艾操起一块砖头，对准那个男人的后脑勺，狠狠拍下去。那个男人哼了一声，话也没说，人就瘫软了。暗红的血液从他的后头涌出来，沿着他的后背，一直流到床单上。那个男人，虎背熊腰，却不经打。小艾只是拍了他一砖，不想就把他拍得不省人事。
小艾推了一下那个男人，没推动，憋足力气，又推一下，才把那个男人从姐姐身上推开。那个男人倒在地上，哼也没哼。小艾说，我把他打死了。姐姐双手捂脸，两腿分开，身下的床单血迹斑斑。小艾又说，他死了。姐姐这才说，谁？小艾说，还能有谁，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姐姐说，我疼。身体蜷缩成一团。小艾在那个男人的肚子上踹了一脚，感觉还不解气，又拿起那块砖头。姐姐说，你、你会把他打死的。小艾说，死有余辜，他早该死了！母亲推门进来，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两腿发软，瘫坐在地上。小艾说，人是我打死的，我去派出所自首。母亲缓过神来，突然嚎啕大哭。小艾说，你哭啥哭？母亲不再哭，说人是我打死的，我去对警察说。小艾说，杀人偿命，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活？姐姐说，你们别争了，我去派出所。母亲说，你干嘛下手这么重？小艾说，打死他，也难解心头之恨。母亲说，怎么办？不能这么耗着。小艾说，在后院挖个坑，把他埋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他出远门了……母亲当然不会同意，把一个人埋在后院，那不天天做噩梦。他是一个人，又不是一头猪。要是一头猪，埋就埋了…… 车到哈尔滨车站，我又换乘k7039列车，再坐十三个多小时才会到漠河。我换乘的是绿皮火车，车厢里稀稀拉拉几个人，嘴巴上都叼着烟，在吞云吐雾，也没人管。我在乌烟瘴气的车厢里找到我的座位，坐下后，趴在小桌上打了一个盹。醒来后，我点上一根烟，抽一口，把烟喷在车窗玻璃上。外面下雪了，往远处看，白山黑水，满目荒凉。列车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一路向北行驶，看着外面的雪，感觉前方的道路漫无尽头。雪不停地落下来，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一片。我有些后悔，问自己我干嘛要去见老徐？是为了知道事情的真相，就算我知道了又怎么样。父亲已死去多年，他是不是那个凶手，已无关紧要。我在座位上躺下，想睡却睡不着，很是煎熬。我穿得少，感觉有点冷，不停地打哆嗦，可能是感冒了，随身也没带什么药，只能熬着。我离开座位，想去打杯热水，身子直打摆。还有一半的路程，这样挨着也不是办法。列车员来车厢打扫卫生，我问他有退烧药不？他叫我等一会儿，马上去给我拿。没过一会儿，他拿来了退烧药和感冒药。吃下退烧药，我又喝下两包“三九”，再次在座位上躺下。见我穿得少，列车员拿来一个黄大衣，给我盖上。刚要迷迷糊糊睡着，一个电话打过来。我问了一声谁？头还在疼，懒得多说。对方说，我是小艾。我说，你在哪？不打招呼就下车。她说，下车时看你睡得正香，没忍心叫醒你。快到漠河了吧？我说，还有一半路呢。她说，从漠河回来，来依兰呗，我给你做鱼吃。我说，感冒了，刚吃了药，眼皮沉。她说，你睡一觉，多喝点水。挂了电话，我却睡意全无，刚才喝下一杯热水，现在感觉暖和了很多。
车到漠河加格达奇站，下车前，我去送还那件黄大衣。那个列车员见我穿得少，没再要，把黄大衣送给了我。我穿着那件带着油渍斑斑的黄大衣，从出站口出来，到售票处买了一张回去的车票，然后去了火车站对过的苏红冷面炝菜馆。时间还早，差十分八点，饭店关着门，还没开始营业。我敲开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男人，五十来岁，嘴巴上叼着一根烟。我坐下后，点了一个鳕鱼炖豆腐，一盘炸串。炸串很便宜，一元三串，我要了二十串。两个菜加起来，还不到六十块钱。没过多久，菜就上来了。上菜的是一个女人，应该是那个男人的媳妇。老板给我推荐漠河特产“千山”，要我尝尝。我要是喝着不对胃口，免单。我启开酒瓶盖，倒上一杯，酒香扑鼻。炸串味道不错，咸香多汁，入口酥嫩，嚼起来挺香。老板热情，给我加了一盘地三鲜，又拿来一瓶“千山”酒，说陪我喝。倒上酒，老板端起酒杯敬我。二两半的杯子，这一口喝干，有点困难。但盛情难却，只能硬着头皮喝。喝完，老板又给我倒满酒，说来漠河旅游？我说，不是，一个亲戚在这里。老板说，再整一个。我说酒量不行，端着酒杯很是为难。老板说，我是哥你是弟，這酒得喝……老板的媳妇在一旁说，你啥意思，人家说了酒量不行，你非要灌醉人家咋地？老板笑笑，说我怕媳妇，别笑话我。那个女人眉眼周正，看上去一点也不凶。我说，嫂子很年轻。老板说，亲戚姓啥？待会儿我送你。我说，第一次来漠河，一会儿我一个人溜达溜达，四处转一转。老板说，打算住几天？我说，还没想好。
喝了差不多半斤“千山”，没感觉到醉意。从饭店出来，我给老徐打电话。电话接通，却没人接。点上一根烟，我又打，这次有人接了，是一个女人。我说，徐师傅呢？他在不？女人说，去世了。我一愣，忙问，啥时候的事？女人说，半个月前。我噢了一声，半天无话。女人说，你是谁？我没说我是谁，把电话挂断了。北风挺硬，我站在街上，胃翻腾了两下，感觉两腿有点发软。我蹲下来，背对着风，点上一根烟，站起来时，才发觉天下雪了。雪片儿挺大，扑簌扑簌落下来，所见模糊一片，站前广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铺天盖地，似乎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老徐住的地方，离火车站挺远，差不多还有二十来里路。他人已不在，害得我白跑一趟。
回到车站售票处，我把车票退了，又买了一张当天的车票。下午三点四十的火车，时间还早，我离开车站，走出一段路，又回头去看，已看不清楚加格达奇站那几个大字。老徐在这里生活了二十来年，人生地不熟，他靠什么维持生计？二十年，他对这个小城肯定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沿着铁南路，走了五百多米，右拐来到加漠公路，站在路口，看到了双桥旅馆。雪下得很大，路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我走过，身后的脚印，接着就被大雪覆盖了。大雪漫天漫地，如梦如幻，仿佛走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走进双桥旅馆，办完登记手续，给小艾打电话。电话接通，我说，老徐去世了。小艾说，啥？什么老徐？我说，我来漠河是为了见老徐的，可他去世了。小艾说，你和老徐啥关系？我说，没关系。小艾说，没关系你去见他，脑袋被驴踢了。我说，说没关系，也有关系。小艾说，你挺能绕，咋就不能有啥说啥？我说，你说你拍了那个男人一砖，他死了没有？小艾说，听不懂你在说啥。我说，就是你的那个继父，你拍了他一砖，他到底死没死？小艾说，没！只是被我打晕过去了。我说，那后来呢？小艾说，报警了，警察带走了他，判了二十年。我说，应该枪毙他。小艾说，拍他一砖的那个人是我姐，不是我。我说，我有点不明白。小艾说，糊涂点不好吗？整那么明白干啥？我说，你说得有道理。小艾说，你来不来依兰？你要是来，我去车站接你。我说，我想吃你做的鱼。
打过电话，我在床上躺下，把小说《他杀》从包里掏了出来，不想再把这本书带在身上。三点四十的车，还有四个多小时才到点，我可以好好睡一觉，在车上再怎么睡，也休息不好。房间里很暖和，暖气烧得很足，暖气片烫手。合上眼不多时，我便睡着了，甚至还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小艾抱了一条鱼，正朝我笑着，她的牙齿很白。在她的身后是那个大湖，但见湖水清冽，可以一眼看到湖底，一尾又一尾鱼，在大湖里游来游去，真实又虚幻。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