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病例消失后42天，才能解除疫情警报。目前，利比里亚已经解除警报，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还在扫尾，6月未必能彻底解除警报，而边境地区是否会向利比里亚输入疫情，也还很难说。所以，中国疾控中心在那里保留了20人的团队。”
　　2015年春节前夕从埃博拉疫情重灾区塞拉利昂回国的中国疾控中心（疾控中心以下简称CDC）副主任梁晓峰，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概述目前西非的疫情状况。
　　他曾于2014年11月9日带领我国政府派往非洲的首批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一行12人，在塞拉利昂工作了3个月。
　　梁晓峰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培训4000名基层村民;第二，找3个村子，建立一个试点示范基地;第三，建立固定的生物安全实验室P3。
　　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4轮紧急援助，总价值约1.2亿美元。向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派遣了包括梁晓峰等人在内近1000人次的公共卫生、临床医疗和实验室检测专家组。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也有了更深入的推进。
　　美国CDC驻华代表罗纳德·穆勒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在埃博拉疫情中的表现令人尊敬，在可能危及全球的疫情面前，中美两国建立交流机制很有必要。
　　美国CDC到中央党校交流控烟经验
　　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多年前就已开始。
　　“2003年非典暴发，全球累计8000多个病例，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终于明白，快速分析数据、传递讯息、建立有效的应急机制，有多么重要。2005年我们就和中国签署了备忘录，合作EID 项目。”穆勒那说。
　　EID项目启动后，双方开始专注于应对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一整套流程，比如建立疾病追踪系统、风险交流机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司欧美处处长卢国萍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EID这个项目框架下包括中美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合作，如应对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艾滋病防治等。埃博拉也在其中。
　　“中美EID项目谅解备忘录每隔5年续签一次，今年6月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会议上，会第二次续签。”卢国萍说。
　　为有效运转该项目，由美国驻华大使馆负责，美国CDC专门在中国设办公室，派驻了一个50人的团队。
　　据梁晓峰介绍，美国CDC在世界多个国家设有办公室。
　　除了传染病领域，一些非传染的公共疾病也由CDC负责。美国CDC基金会出资，供中美双方合作调查人群吸烟率，为相关政策提供数据。美方CDC还曾应中央党校之邀，交流控烟经验。
　　“结果你也看到了，北京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条例。通过合作研究促进公共政策变革，这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CDC首席政策分析师、华裔人士余雪莲表示。
　　双方的合作机制多种多样。梁晓峰介绍说，中国CDC虽未在美专设办公室，但会派人在美国CDC长期进修。“埃博拉疫情发生时，中方人员会加入那边的团队，及时传递讯息。”
　　“中国CDC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每周和美方召开一次电话会议，进行疫情分析和应对措施的交流。”卢国萍说。
　　梁晓峰回忆，电话会议沟通是在疫情早期，那时中国CDC刚到非洲，而美方已驻扎了很久，掌握情况较多。“他们会告诉我们，疫情国家现在最缺什么，是消毒剂、手套还是病床。”
　　卢国萍说，双方也通过EID项目办公室的专家进行日常交流。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就继续加强应对埃博拉合作达成共识。在G20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宣言中，中美两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向世界展现了两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姿态。
　　在塞拉利昂，中美双方驻塞拉利昂大使馆也会定期交流，并协调具体事务。
　　穆勒那说，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隶属于CDC的EIS——流行病学情报所成立，组织学员培训，让他们亲临疾病暴发现场学习经验。而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世界领域内流行病学的核心骨干。
　　“中国目前也在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类似的FETP项目（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项目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相信它在‘后埃博拉时代’会对培训非洲专业人士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在西非乡村里“人盯人”
　　“中国在防控埃博拉疫情方面的技术水平不比美国差，设备也先进，但中国没有病人，美国有病人，所以需要美国帮助提供实验室诊断试剂。”卢国萍说。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美国人对此非常佩服，认为这个覆盖全国的监控系统，能够准确预报感染病患的数量。

　　“塞拉利昂的医疗网络都垮了，我们选了3个村庄4万人作为试点示范基地，建立了人盯人的网络。”梁晓峰说，“治疗传染病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梁晓峰所说的“人盯人网络”，是先选出大约100名村民小组长，一个负责几户，普及疫情基本知识，给他们发了手机，一旦发现不安全葬礼、发烧等情况，及时报告。 　　然后又找了30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赤脚医生”，负责检查和报告疫情。
　　三个村16个病例，接触者共有600多人。梁晓峰他们雇当地人管理这600人，“每天问一次情况”，“每天填报”。
　　“我们还给村子里配备了电脑、冰箱。最重要的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这个网络，工作就好开展了。”他说。
　　美国驻华CDC办公室流行病学部主任卡萝·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他们也会和中国CDC合作，帮助他们在试点村庄完善监控系统，比如确定患者的真实数量。
　　梁晓峰认为，美国对西非埃博拉防疫的帮助主要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的，而中国做的主要是一些铺得广、比较实的基层工作。
　　“美国CDC在非洲有很大的基地，扎根多年，也有语言优势，跟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关系很密切，可以参与决策。但他们在基层不够深入，所以咱们就尽可能多开展基层人员培训，运送建筑工人过去，又快又好地建设实验室。”梁晓峰说。
　　即便是像梁晓峰这种高级别的专家，也必须深入乡村，而这在欧美国家的援非人员中很少见。
　　美国在非洲的实验室主要是帐篷，中国则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价值近千万元人民币的移动P3实验室，用于检测埃博拉病毒。
　　此外，中国还调动北京城建集团的队伍，迅速建立了固定P3实验室，这是西非第一个P3级生物安全实验室。“87天就建成了，在西方国家眼中是不可想象的。”梁晓峰说。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组织方式也很不同，美国前往西非的医生大部分是NGO的志愿者，而中国医生则更成建制。
　　让梁晓峰自己也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没有一例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的病例。“也许是因为我们更加细致小心吧。”
　　如何在非洲找到中美契合点
　　不过，语言障碍使得中美、乃至中非交流都有困难。“非洲人讲英语有口音，中国医生英语也不够好，临床试验时，很难让非洲护士理解该怎么做。”卡萝·饶说。
　　梁晓峰承认，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美方曾建议中国为利比里亚提供1000张病床。“究竟就是床，还是带床的医院，还是包括配套的医护人员，由于语言问题，大家讨论了好几次都说不清楚。”
　　中美双方也有理解上的误区。“中国人缺少国际经验，不被美国人了解，美国对中国实力也有怀疑，在平等交流方面还有些差距。”梁晓峰说。
　　其实，中美两国医疗人员在塞拉利昂的驻地相距只有大约1000米，也会偶尔走动，美方曾来过中方驻地两次，还在食堂吃了饭。但梁晓峰觉得，双方的交流还可以更宽松、更深入。“大家都需要改变。”
　　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疫情基本结束后的灾后建设时代，非洲迫切需要中国帮助，中方也有此意向，但中美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非盟专门有一个建立CDC的委员会，中美双方都是委员会成员，都希望能在建设非盟CDC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仍存在挑战。
　　比如，是否需要给非盟建一座有各种功能的实体中心？是否要帮助非盟通过手机APP建立类似于非典的网络直报系统？之前有传闻说，美国已经与非盟签署了有关建立CDC的备忘录，具体的情况中方并不知晓。此前中方已派人参与委员会有关事宜的讨论。
　　近期，非盟多国官员组团来中国参观学习，他们表达了建立网络直报系统的意愿。
　　“非洲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非洲主要是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经验值得他们借鉴。”卢国萍说。
　　梁晓峰说，中美双方正在努力寻找契合点，“发挥各自优势，一起来帮助非洲，这一点我们都有共识。”
　　“长期来看，公共卫生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越来越被大家认识和接受。过去援助非洲都是盖房子，修高速公路，现在软性的合作越来越多。它因此也成为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梁晓峰说。
　　卢国萍认为，卫生领域纳入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后，提高了合作的层次，拓展了与美国国务院全球卫生办公室的合作。
　　卡萝·饶是亚裔，到美国驻中国CDC办公室工作已近4年，她曾三次援非，其中两次是帮助抗击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正是在塞拉利昂，她多次与中国人接触合作，也结识了梁晓峰。
　　“中国人非常勇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害怕，没想到他们第一次去，就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她对本刊记者说。
　　“卡萝会说一些中文，总是让我帮她介绍中国男朋友。”卡萝·饶给梁晓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才是中美人文交流机制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