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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科斯主张的从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企业本质的思路，对不确定性作出了新的三类别区分，并重新审视了科斯企业理论在该三类不确定性下的逻辑。研究显示，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即奈特区分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下，科斯企业理论存有逻辑漏洞，而在对未来完全无知的第三类不确定性下，行为人为实现知识创新能力的动态最大化而选择在亚经济体规模上共享知识时，也将导致企业组织形态的出现。逻辑分析还表明，后一种非交易成本逻辑的企业理论较科斯的企业理论更具根本性。
关键词：不确定性；知识创新；科斯企业理论；奈特企业理论；企业的本质；交易成本；知识创新；知识共享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1-0023-04
一、导论
一般认为，科斯“企业的性质”揭示了企业节省“交易成本”的机制本质，这点出了“企业的性质”的边际贡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若如当前绝大多数学者那样将企业理解为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机制，在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上却是欠完整的。
科斯企业理论是对奈特企业理论的修正与发展①。要理解科斯企业理论的逻辑，有必要先理解奈特的企业理论。在奈特看来，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而如果人们听从那些具有非凡预测能力者的命令与控制，就可分享其知识，获得有保证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处境，企业因此就出现了。但科斯却认为，人们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得预测师的知识。科斯由此断定，如果认定不确定性是导致企业出现的前提条件，那就需要增加考虑其他的因素才能完善该大前提下的企业理论逻辑，他增加考虑的这个因素就是交易成本。
由此可见，科斯的企业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组织机制，其次才能理解为一种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形式。当然，在科斯的理论逻辑上，应对不确定性是企业与市场共同具有的机制功能，而节省交易成本则只是企业具有的机制功能，其也因此标识着企业的性质。在过去对科斯企业理论的学习与探讨中，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企业作为节省交易成本的机制方面，几乎没有研究深入地探讨科斯提出的“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Coase，1937）这一前置命题。这与不确定性在科斯企业理论中占有的逻辑地位显然是不相匹配的。本文即拟沿着科斯主张的从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企业本质思路，探究不确定性的性质与分类，并基于该研究重新审视科斯企业理论的逻辑，以期能深化对科斯理论的理解或发现构建新企业理论的逻辑线索。
二、不确定性的分类
不确定性是经济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却相对滞后（Arrow，1951；North，2005）。21世纪以来经济学中有关不确定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是由奈特作出的，他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在奈特看来，风险是一种能够推导出结果的概率分布的状态，因此可以对这种状态进行保险，而不确定性是一种并不存在这种概率分布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不能用概率衡量的风险（Knight，1921）。但奈特的这种区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均无法覆盖所有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North，2005）。
奈特根据概率分布是否存在对风险与不确定性作出了区分，但在逻辑上，至少还存在着一种可能——采用概率法衡量不确定性的未来是无意义的。这可以采用数学语言作出清晰的表述：
给定行为人所记忆的状态集{s*1，s*2，…s*M}、行为人对未来状态S的描述si及其对P（S=si）=pi（i=1，2，…N）的尝试性探索，如果行为人确信si∈{s*1，s*2，…s*M}且pi均为常数，则该行为人面临着奈特称作的风险，其指行为人不仅知晓未来可能呈现为几种已知状态中的某一种，而且知晓未来呈现为各种状态的概率。如果行为人确信si∈{s*1，s*2，…s*M}，但pi中至少有一个不能用常数来表示时，则行为人面临着奈特称作的不确定性，其指行为人仅知晓未来可能呈现为几种已知状态中的某一种，但不知晓未来呈现为各种状态的概率。但如果行为人确信？坌j∈（1，2，…N），使得si？埸{s*1，s*2，…s*M}时，由于概率表达式P（S=si）中的si未知，概率表达式将失去意义②。上述第三类不确定性的定义是一种混和性的定义，我们还可以将定义中包含着的风险情形与奈特不确定性情形剔除掉。纯化后的第三类不确定性意指行为人确信未来事物可能呈现出的状态是他此前所不知道的，以数学形式表述即si？埸{s*1，s*2，…s*M}。③
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与第三类不确定性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未来不论如何，呈现给行为人的均只是旧问题，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意味着行为人已经知晓应对各种旧问题的最优（满意）方案，剩下的只是根据风险概率或对不确定性的预测在这些对策方案中作出最优的选择问题，也即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但在第三类不确定性下，未来呈现给行为人的却是新的问题，这意味着行为人尚未找到应对该问题的最优（满意）方案，行为人需要首先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可能的对策方案，并从中挑选出最优（满意）方案。可见，第一、二类不确定性带给行为人的主要是资源配置问题，而第三类不确定性带给行为人的则主要是知识创新问题。
按照诺斯（North，2005）的观点，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不断产生需要解决全新问题的动态世界。在这一理念下，上述分析可以在如下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化。首先，第三类不确定性问题带给行为人的不仅仅是为一个、两个新出现的问题创新出新的最优（满意）方案的问题，而是保有高水平的知识创新能力，不断地创新出应对经济世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最优（满意）新知识方案的问题。其次，第三类不确定性是行为人所需应对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因为，在动态的视角上，当行为人面对了一次新问题的来袭，并成功地创新出了该新问题的最优（满意）方案后，新问题就转化成了旧问题，第三类不确定性也相应地退化成了第二类乃至第一类不确定性问题。 三、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科斯企业理论逻辑
奈特—科斯的企业理论显然仅讨论了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行为人在经济体中如何利用社会资源改善其处境的问题。在奈特看来，如果不确定性的未来是风险型的，人们关于未来状态的知识即是相同的，这不会出现那种依托于知识非均衡性的命令与控制。而如果不确定性的未来是第二类不确定性型的，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呈现为何种状态的概率不能达成一致，或者说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未来的预测是差异性的，人们就需要共享预测师的知识，以优化其在各对策方案上所配置资源的数量，实现最大化的、有保证的收入。科斯则进一步提出，人们可以采取市场交易与企业中的命令与控制两种方式共享预测师的知识，但由于市场方式存在着交易成本，企业方式存在着组织成本，人们将根据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大小在市场方式与企业方式两者间作出选择。
如果从应对不确定性的理论逻辑考察，可发现上述企业理论逻辑中潜藏着了如下的假设：经济体中各行为人的对策知识是相同的。显然，这样的假设是难以接受的。而如果经济体中各行为人的对策知识是不同的，奈特—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就需要增加考虑，经济体中的行为人还可以通过共享那些有更高回报的对策知识提高个人的收益水平。
可能有学者会提出，对策知识的共享问题与预测知识的共享问题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也是在有交易成本的市场方式与有组织成本的企业方式中的选择问题。因此，只需要简单地加上一条理论补丁，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奈特—科斯企业理论逻辑就无懈可击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此处并不能仅仅在静态上考虑某对策性知识的共享。在动态的视角上，行为人面对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状态以及与这一系列状态相对应的对策性知识，而这些对策性知识（在动态上）并不能认为就是外生给定的。这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在动态上，所有的第一、二类不确定性问题均是由第三类不确定性问题退化而来的，而所有的与应对某一时期中的第一、二类不确定性相关的对策性知识均是在此前应对第三类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创新出来的。这样看来，在分析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经济体中行为人的对策性知识共享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使经济体能保持较高水平的创新能力，能不断地创新出可供行为人共享的具有较高收益水平的对策性知识。这样一个需要增加考虑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最优地应对第三类不确定性的问题。由此看来，即使仅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考察，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也是欠严密的。
四、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的企业理论逻辑
经济研究显然有必要考察一下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在第三类不确定性情形下的适用性。这不仅是因为第三类不确定性是奈特与科斯均未考虑到的一种不确定性类型，也因为在其所考虑到了的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理论分析中，也包含着一个应对第三类不确定性的逻辑分支。如果在第三类不确定性这一大前提下，需要加入交易成本之外的其他前提才可推导出企业的出现，或者需要替换掉交易成本假设才可推导出企业的出现，或者排除交易成本假设仍可推导出企业的产生，那么，科斯企业理论就不再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而只能称之为一项能解释部分类型的企业的部分性理论。更有甚者，由于第三类不确定性是较第一、二类不确定性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旦科斯企业理论逻辑不适用于第三类不确定性的情形，其作为部分性企业理论的地位也将失去，而只能被称为次要性的、短期而言的企业理论。考虑到企业理论大家族中还存在着一项与科斯企业理论相并立的熊彼特企业理论，特别是该理论得到了企业家与雇员的极大认同，并是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本文在此提出研究课题的确是有必要的。
按照前文的研究，面对着第三类不确定性不断带来的新问题，行为人需要做到的是保持其最高水平的知识创新能力，以不断地创新出具有较高收益水平的对策性知识。但这只是对孤立行为人的分析。对处于经济体中的行为者而言，如果各行为人创新知识的能力是差异性，创新出的新知识是差异性的，行为人就还可通过共享那些高创新能力者创新出的具有更高回报的对策知识改善其收益状况。而且，如果暂时不考虑这种知识共享对经济体中各行为人知识创新能力的反馈影响，那么，对策知识的最优化共享问题就适用于采用科斯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权衡的逻辑进行分析。这样看来，对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科斯企业理论逻辑的适用性分析，只需要对最优的知识创新能力保持问题作出分析即可完成。
虽然科学尚不清楚知识创新的机制细节，也未清晰地说明决定知识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但研究者已基本达成以下共识。其一，新创的知识中虽然可能包含有原创知识，但一定包含有既有知识④，并且往往是以既有知识为主体乃至完全由既有知识的新组合构成。其二，新创知识中原创知识成分的生成机制异常复杂，在经济分析中可将其视为外生性的。其三，因此，知识创新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以知识生产知识的过程。并且，行为人可利用的既有知识素材越多样化，其知识创新能力越高⑤。
如果将原创知识的生成视作为外生性的，那么，一个人的知识创新能力就由其可获得的既有知识素材的多少（多样性水平）决定。既有知识无非有两大来源：个人当前记忆的知识与经济体中他人记忆的知识。行为人若与他人共享既有知识，就能扩展自已既有知识素材的多样性，提高其当前的知识创新能力。如果经济中不存在着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水平间的负反馈关系，那么，行为人只需在经济体这一最大的规模水平上与他人共享知识，即可保证其总具有最高的知识创新能力。但如果知识共享的规模与知识的多样性水平间存在着负反馈机制，即知识共享规模的扩大将导致知识多样性水平的下降，那么，为了提升当前知识创新能力的知识共享规模的扩大就将导致行为人在未来可获得的知识多样性水平下降，并从而导致其未来知识创新能力下降。在这种可能性下，要将经济体中个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就需要在当前知识能力的提升（下降）与未来知识创新能力的下降（提升）间作出权衡，也即是在一个恰当的规模上共享对策知识。如果某类知识的最优共享规模小于经济体，经济体中就会出现若干个封闭的知识共享亚群，这每一个亚群就是一个企业。⑥可以想象，不同类别知识的最优知识共享规模是不同的，经济体中将因此出现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这其中，如果某类知识的最优经济体的规模大于经济体的规模，行为者就选择在经济体规模上共享企业，这就出现了市场⑦。 那么，理论与经验是否支持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水平间存在着负反馈关系的假定，从而支持“在第三类不确定性下，企业是导向知识动态创新能力最大化的最优组织形态”的新理论逻辑呢？从理论上看，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即使纸笔的记载可以扩展人的记忆能力，但这种扩展也是相当有限的⑧。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共享他们的知识时，他所记忆的一部分知识就会被另一个人的知识替代，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当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记忆中被替代的知识正好被替代进另一个人的记忆中，两个人记忆的知识的多样性水平不发生变化。但一般的情形是，一个人被替代了的知识中有一部分并未被替代进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其结果就是两个人记忆的知识的多样性水平下降了。随着参与知识共享的行为人的增加，这种知识多样性减少效应的强度会发生复杂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间存在的负反馈关系不会完全消失。
经验同样也支持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水平间存在着负反馈关系。的确，随着二战以来贸易的扩张、旅游活动的扩展、人员交流的频繁化等，人类知识共享的规模显著地扩张了，与之相伴随的是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传统工艺、传统产品（甚至不少现代产品与现代工艺）的快速消失，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同一化等。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全球化进程正挑战着人类的知识多样性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多样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保护人类的文化多样性（UNESCO，2001）。
五、结论
可见，沿着奈特—科斯的主张，从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企业的本质，至少存在着两个相并立的企业理论逻辑。一是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科斯企业理论逻辑，其认为企业是行为者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共享预测师知识，在有组织成本的企业方式与有交易成本的市场方式间作出的权衡选择。二是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的企业理论逻辑，其认为企业是由导向知识创新能力动态最大化的最优知识共享规模决定的经济组织形态。由于在动态视角上第三类不确定性涵括着第一、二类不确定性，并且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科斯企业理论逻辑需要在分支逻辑上增加考虑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逻辑，可以认为，后一种非交易成本逻辑的企业理论是决定企业出现的主导逻辑。当然，本文对作为导向知识创新能力动态最大化的最优组织形态的企业性质的阐述是简略、粗浅、猜测性的，尚有待充实、完善，并提供丰富的现实经验支撑。
注释：
①科斯称在形成其企业理论逻辑前并未接触过奈特的理论，否认其曾从奈特的思想中获得过启发（科斯，2007）。但这可能只是科斯的自誉。科斯曾自述他听过奈特的课程，“企业的性质”也大段引用与详细评述了奈特的企业理论。张五常则提出说，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是影响科斯的最重要的两本著作之一（张五常，1996）。
②诸多学者已意识到了这里提出的第三类不确定性，如沙克尔的万花筒式的不确定性理念（Shackle，1972）、萨皮亚的真正的不确定性理念（Zappia，1996）、波普尔（2001）无限的可能的未来理念、诺斯的带来新问题的不确定性理念（North，2005）等等。
③雷国雄对不确定性的性质与分类作了较详细的研究，具体可参阅（雷国雄，2012）。
④大量的研究将资本作为了创新的主导影响因素，本文则将其纳入既有知识的范畴予以考虑，因为资本在本质是属于固化了的既有知识。
⑤波普尔（Popper，1972）、林毅夫（Lin，1995）的知识创新模型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试错搜索的过程，试错搜索的数量决定了所创新知识的回报水平。但雷国雄（2012）认为，行为人可提出的供试错搜索的方案更紧束地决定了其知识创新能力，这也就是说，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的知识创新逻辑下，猜想较反驳更显重要。
⑥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区别于市场的关键特征在于企业中存在着雇主与雇员间非平等的命令与遵从。但企业与市场的特征区别显然应该是多元的。从知识共享规模的视角上看，由于经济体中往往有多个乃至无数个同类的企业，因此可以认为，市场是在经济体规模上共享知识的组织形式，企业则是在亚经济体规模上共享知识的组织形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Simon，2000）即采取了这样的区分视角，他指出说，企业内的信息交流的频率远远高于市场，即企业的边界限定了知识的共享。
⑦现实中，市场的规模不是由经济体的边界决定的，例如，运输成本的存在就使得诸多市场的规模小于经济体，但为了清晰简明地阐述企业理论逻辑，本文忽略这些因素对市场规模的影响。
⑧这不仅是因为相当数量的知识属于不可编码知识，难于通过纸笔扩展记忆，也因为那些扩展记忆着的知识仍需要通过阅读、理解重新调入大脑后，才可作为素材加入知识创新的过程中，而这个重新调入大脑的过程，当然也会受到人的记忆能力的约束。人们常说花了好大的工夫也记不住某东西，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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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opper K.R. 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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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UNESCO 2001.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A].范俊军，编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1]Zappia C. Radical Subjectivism and Austrian Economics [A].M.G.& K.R.（Eds.） Subjectivism aced Economic Analysis [C].London：Routledge，1996.
[12]雷国雄.不确定性、创新不足与经济演化——经济过程及过程中的企业家、城市、制度与增长模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3]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M].李本正，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关键词：不确定性；知识创新；科斯企业理论；奈特企业理论；企业的本质；交易成本；知识创新；知识共享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1-0023-04
一、导论
一般认为，科斯“企业的性质”揭示了企业节省“交易成本”的机制本质，这点出了“企业的性质”的边际贡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若如当前绝大多数学者那样将企业理解为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机制，在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上却是欠完整的。
科斯企业理论是对奈特企业理论的修正与发展①。要理解科斯企业理论的逻辑，有必要先理解奈特的企业理论。在奈特看来，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而如果人们听从那些具有非凡预测能力者的命令与控制，就可分享其知识，获得有保证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处境，企业因此就出现了。但科斯却认为，人们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得预测师的知识。科斯由此断定，如果认定不确定性是导致企业出现的前提条件，那就需要增加考虑其他的因素才能完善该大前提下的企业理论逻辑，他增加考虑的这个因素就是交易成本。
由此可见，科斯的企业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组织机制，其次才能理解为一种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形式。当然，在科斯的理论逻辑上，应对不确定性是企业与市场共同具有的机制功能，而节省交易成本则只是企业具有的机制功能，其也因此标识着企业的性质。在过去对科斯企业理论的学习与探讨中，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企业作为节省交易成本的机制方面，几乎没有研究深入地探讨科斯提出的“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Coase，1937）这一前置命题。这与不确定性在科斯企业理论中占有的逻辑地位显然是不相匹配的。本文即拟沿着科斯主张的从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企业本质思路，探究不确定性的性质与分类，并基于该研究重新审视科斯企业理论的逻辑，以期能深化对科斯理论的理解或发现构建新企业理论的逻辑线索。
二、不确定性的分类
不确定性是经济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却相对滞后（Arrow，1951；North，2005）。21世纪以来经济学中有关不确定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是由奈特作出的，他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在奈特看来，风险是一种能够推导出结果的概率分布的状态，因此可以对这种状态进行保险，而不确定性是一种并不存在这种概率分布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不能用概率衡量的风险（Knight，1921）。但奈特的这种区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均无法覆盖所有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North，2005）。
奈特根据概率分布是否存在对风险与不确定性作出了区分，但在逻辑上，至少还存在着一种可能——采用概率法衡量不确定性的未来是无意义的。这可以采用数学语言作出清晰的表述：
给定行为人所记忆的状态集{s*1，s*2，…s*M}、行为人对未来状态S的描述si及其对P（S=si）=pi（i=1，2，…N）的尝试性探索，如果行为人确信si∈{s*1，s*2，…s*M}且pi均为常数，则该行为人面临着奈特称作的风险，其指行为人不仅知晓未来可能呈现为几种已知状态中的某一种，而且知晓未来呈现为各种状态的概率。如果行为人确信si∈{s*1，s*2，…s*M}，但pi中至少有一个不能用常数来表示时，则行为人面临着奈特称作的不确定性，其指行为人仅知晓未来可能呈现为几种已知状态中的某一种，但不知晓未来呈现为各种状态的概率。但如果行为人确信？坌j∈（1，2，…N），使得si？埸{s*1，s*2，…s*M}时，由于概率表达式P（S=si）中的si未知，概率表达式将失去意义②。上述第三类不确定性的定义是一种混和性的定义，我们还可以将定义中包含着的风险情形与奈特不确定性情形剔除掉。纯化后的第三类不确定性意指行为人确信未来事物可能呈现出的状态是他此前所不知道的，以数学形式表述即si？埸{s*1，s*2，…s*M}。③
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与第三类不确定性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未来不论如何，呈现给行为人的均只是旧问题，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意味着行为人已经知晓应对各种旧问题的最优（满意）方案，剩下的只是根据风险概率或对不确定性的预测在这些对策方案中作出最优的选择问题，也即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但在第三类不确定性下，未来呈现给行为人的却是新的问题，这意味着行为人尚未找到应对该问题的最优（满意）方案，行为人需要首先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可能的对策方案，并从中挑选出最优（满意）方案。可见，第一、二类不确定性带给行为人的主要是资源配置问题，而第三类不确定性带给行为人的则主要是知识创新问题。
按照诺斯（North，2005）的观点，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不断产生需要解决全新问题的动态世界。在这一理念下，上述分析可以在如下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化。首先，第三类不确定性问题带给行为人的不仅仅是为一个、两个新出现的问题创新出新的最优（满意）方案的问题，而是保有高水平的知识创新能力，不断地创新出应对经济世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最优（满意）新知识方案的问题。其次，第三类不确定性是行为人所需应对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因为，在动态的视角上，当行为人面对了一次新问题的来袭，并成功地创新出了该新问题的最优（满意）方案后，新问题就转化成了旧问题，第三类不确定性也相应地退化成了第二类乃至第一类不确定性问题。 三、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科斯企业理论逻辑
奈特—科斯的企业理论显然仅讨论了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行为人在经济体中如何利用社会资源改善其处境的问题。在奈特看来，如果不确定性的未来是风险型的，人们关于未来状态的知识即是相同的，这不会出现那种依托于知识非均衡性的命令与控制。而如果不确定性的未来是第二类不确定性型的，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呈现为何种状态的概率不能达成一致，或者说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未来的预测是差异性的，人们就需要共享预测师的知识，以优化其在各对策方案上所配置资源的数量，实现最大化的、有保证的收入。科斯则进一步提出，人们可以采取市场交易与企业中的命令与控制两种方式共享预测师的知识，但由于市场方式存在着交易成本，企业方式存在着组织成本，人们将根据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大小在市场方式与企业方式两者间作出选择。
如果从应对不确定性的理论逻辑考察，可发现上述企业理论逻辑中潜藏着了如下的假设：经济体中各行为人的对策知识是相同的。显然，这样的假设是难以接受的。而如果经济体中各行为人的对策知识是不同的，奈特—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就需要增加考虑，经济体中的行为人还可以通过共享那些有更高回报的对策知识提高个人的收益水平。
可能有学者会提出，对策知识的共享问题与预测知识的共享问题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也是在有交易成本的市场方式与有组织成本的企业方式中的选择问题。因此，只需要简单地加上一条理论补丁，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奈特—科斯企业理论逻辑就无懈可击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此处并不能仅仅在静态上考虑某对策性知识的共享。在动态的视角上，行为人面对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状态以及与这一系列状态相对应的对策性知识，而这些对策性知识（在动态上）并不能认为就是外生给定的。这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在动态上，所有的第一、二类不确定性问题均是由第三类不确定性问题退化而来的，而所有的与应对某一时期中的第一、二类不确定性相关的对策性知识均是在此前应对第三类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创新出来的。这样看来，在分析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经济体中行为人的对策性知识共享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使经济体能保持较高水平的创新能力，能不断地创新出可供行为人共享的具有较高收益水平的对策性知识。这样一个需要增加考虑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最优地应对第三类不确定性的问题。由此看来，即使仅在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考察，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也是欠严密的。
四、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的企业理论逻辑
经济研究显然有必要考察一下科斯的企业理论逻辑在第三类不确定性情形下的适用性。这不仅是因为第三类不确定性是奈特与科斯均未考虑到的一种不确定性类型，也因为在其所考虑到了的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理论分析中，也包含着一个应对第三类不确定性的逻辑分支。如果在第三类不确定性这一大前提下，需要加入交易成本之外的其他前提才可推导出企业的出现，或者需要替换掉交易成本假设才可推导出企业的出现，或者排除交易成本假设仍可推导出企业的产生，那么，科斯企业理论就不再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而只能称之为一项能解释部分类型的企业的部分性理论。更有甚者，由于第三类不确定性是较第一、二类不确定性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旦科斯企业理论逻辑不适用于第三类不确定性的情形，其作为部分性企业理论的地位也将失去，而只能被称为次要性的、短期而言的企业理论。考虑到企业理论大家族中还存在着一项与科斯企业理论相并立的熊彼特企业理论，特别是该理论得到了企业家与雇员的极大认同，并是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本文在此提出研究课题的确是有必要的。
按照前文的研究，面对着第三类不确定性不断带来的新问题，行为人需要做到的是保持其最高水平的知识创新能力，以不断地创新出具有较高收益水平的对策性知识。但这只是对孤立行为人的分析。对处于经济体中的行为者而言，如果各行为人创新知识的能力是差异性，创新出的新知识是差异性的，行为人就还可通过共享那些高创新能力者创新出的具有更高回报的对策知识改善其收益状况。而且，如果暂时不考虑这种知识共享对经济体中各行为人知识创新能力的反馈影响，那么，对策知识的最优化共享问题就适用于采用科斯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权衡的逻辑进行分析。这样看来，对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科斯企业理论逻辑的适用性分析，只需要对最优的知识创新能力保持问题作出分析即可完成。
虽然科学尚不清楚知识创新的机制细节，也未清晰地说明决定知识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但研究者已基本达成以下共识。其一，新创的知识中虽然可能包含有原创知识，但一定包含有既有知识④，并且往往是以既有知识为主体乃至完全由既有知识的新组合构成。其二，新创知识中原创知识成分的生成机制异常复杂，在经济分析中可将其视为外生性的。其三，因此，知识创新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以知识生产知识的过程。并且，行为人可利用的既有知识素材越多样化，其知识创新能力越高⑤。
如果将原创知识的生成视作为外生性的，那么，一个人的知识创新能力就由其可获得的既有知识素材的多少（多样性水平）决定。既有知识无非有两大来源：个人当前记忆的知识与经济体中他人记忆的知识。行为人若与他人共享既有知识，就能扩展自已既有知识素材的多样性，提高其当前的知识创新能力。如果经济中不存在着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水平间的负反馈关系，那么，行为人只需在经济体这一最大的规模水平上与他人共享知识，即可保证其总具有最高的知识创新能力。但如果知识共享的规模与知识的多样性水平间存在着负反馈机制，即知识共享规模的扩大将导致知识多样性水平的下降，那么，为了提升当前知识创新能力的知识共享规模的扩大就将导致行为人在未来可获得的知识多样性水平下降，并从而导致其未来知识创新能力下降。在这种可能性下，要将经济体中个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就需要在当前知识能力的提升（下降）与未来知识创新能力的下降（提升）间作出权衡，也即是在一个恰当的规模上共享对策知识。如果某类知识的最优共享规模小于经济体，经济体中就会出现若干个封闭的知识共享亚群，这每一个亚群就是一个企业。⑥可以想象，不同类别知识的最优知识共享规模是不同的，经济体中将因此出现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这其中，如果某类知识的最优经济体的规模大于经济体的规模，行为者就选择在经济体规模上共享企业，这就出现了市场⑦。 那么，理论与经验是否支持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水平间存在着负反馈关系的假定，从而支持“在第三类不确定性下，企业是导向知识动态创新能力最大化的最优组织形态”的新理论逻辑呢？从理论上看，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即使纸笔的记载可以扩展人的记忆能力，但这种扩展也是相当有限的⑧。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共享他们的知识时，他所记忆的一部分知识就会被另一个人的知识替代，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当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记忆中被替代的知识正好被替代进另一个人的记忆中，两个人记忆的知识的多样性水平不发生变化。但一般的情形是，一个人被替代了的知识中有一部分并未被替代进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其结果就是两个人记忆的知识的多样性水平下降了。随着参与知识共享的行为人的增加，这种知识多样性减少效应的强度会发生复杂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间存在的负反馈关系不会完全消失。
经验同样也支持知识共享规模与知识多样性水平间存在着负反馈关系。的确，随着二战以来贸易的扩张、旅游活动的扩展、人员交流的频繁化等，人类知识共享的规模显著地扩张了，与之相伴随的是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传统工艺、传统产品（甚至不少现代产品与现代工艺）的快速消失，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同一化等。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全球化进程正挑战着人类的知识多样性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多样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保护人类的文化多样性（UNESCO，2001）。
五、结论
可见，沿着奈特—科斯的主张，从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企业的本质，至少存在着两个相并立的企业理论逻辑。一是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科斯企业理论逻辑，其认为企业是行为者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共享预测师知识，在有组织成本的企业方式与有交易成本的市场方式间作出的权衡选择。二是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的企业理论逻辑，其认为企业是由导向知识创新能力动态最大化的最优知识共享规模决定的经济组织形态。由于在动态视角上第三类不确定性涵括着第一、二类不确定性，并且第一、二类不确定性下的科斯企业理论逻辑需要在分支逻辑上增加考虑第三类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逻辑，可以认为，后一种非交易成本逻辑的企业理论是决定企业出现的主导逻辑。当然，本文对作为导向知识创新能力动态最大化的最优组织形态的企业性质的阐述是简略、粗浅、猜测性的，尚有待充实、完善，并提供丰富的现实经验支撑。
注释：
①科斯称在形成其企业理论逻辑前并未接触过奈特的理论，否认其曾从奈特的思想中获得过启发（科斯，2007）。但这可能只是科斯的自誉。科斯曾自述他听过奈特的课程，“企业的性质”也大段引用与详细评述了奈特的企业理论。张五常则提出说，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是影响科斯的最重要的两本著作之一（张五常，1996）。
②诸多学者已意识到了这里提出的第三类不确定性，如沙克尔的万花筒式的不确定性理念（Shackle，1972）、萨皮亚的真正的不确定性理念（Zappia，1996）、波普尔（2001）无限的可能的未来理念、诺斯的带来新问题的不确定性理念（North，2005）等等。
③雷国雄对不确定性的性质与分类作了较详细的研究，具体可参阅（雷国雄，2012）。
④大量的研究将资本作为了创新的主导影响因素，本文则将其纳入既有知识的范畴予以考虑，因为资本在本质是属于固化了的既有知识。
⑤波普尔（Popper，1972）、林毅夫（Lin，1995）的知识创新模型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试错搜索的过程，试错搜索的数量决定了所创新知识的回报水平。但雷国雄（2012）认为，行为人可提出的供试错搜索的方案更紧束地决定了其知识创新能力，这也就是说，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的知识创新逻辑下，猜想较反驳更显重要。
⑥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区别于市场的关键特征在于企业中存在着雇主与雇员间非平等的命令与遵从。但企业与市场的特征区别显然应该是多元的。从知识共享规模的视角上看，由于经济体中往往有多个乃至无数个同类的企业，因此可以认为，市场是在经济体规模上共享知识的组织形式，企业则是在亚经济体规模上共享知识的组织形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Simon，2000）即采取了这样的区分视角，他指出说，企业内的信息交流的频率远远高于市场，即企业的边界限定了知识的共享。
⑦现实中，市场的规模不是由经济体的边界决定的，例如，运输成本的存在就使得诸多市场的规模小于经济体，但为了清晰简明地阐述企业理论逻辑，本文忽略这些因素对市场规模的影响。
⑧这不仅是因为相当数量的知识属于不可编码知识，难于通过纸笔扩展记忆，也因为那些扩展记忆着的知识仍需要通过阅读、理解重新调入大脑后，才可作为素材加入知识创新的过程中，而这个重新调入大脑的过程，当然也会受到人的记忆能力的约束。人们常说花了好大的工夫也记不住某东西，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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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