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根本法则的多样性，是观察和比较体制优劣、改革得失的“入门捷径”，也是评判其综合实力、后续潜力的重要指标。
　　正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内存在的多元、多样，才使得施加于人身上的桎梏得以松解和冲破，人的才能和创造激情才得以施展和释放。多元多样的个体得到承认与尊重、自由与解放，并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得的机会，必然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与张力，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从而也更具有动态稳定性和自我净化能力。多元多样要素在共同环境下独立存在，在有序竞争的基础上相互融合与沟通，不仅大大丰富了主体选择的机会，也促使各种元素更自觉地适应环境并提升自身竞争力，最终促进普遍进步。
　　理解和诠释多样性，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以本国国情为样本，以同一主题之下的多样存在为指标，以文化文明、体制制度、观念意识等为探照维度，选取特定时间阶段，在此前提下综合考察多样性的表现与价值意义。
　　中国曾经历过一个声音、一种服饰、“一大二公”、“七个样板戏”的极端年代，政治文化严重畸形，经济社会单调沉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急速调头向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制嬗变，重新实现“多样性”的回归。昔日被视之为离经叛道的各种事物、观念、制度开始慢慢积聚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营养日益丰饶多样。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昭示我们，绝对的一统、一致，很容易带来普遍的贫瘠与僵化，而那些与正统主流稍异其趣的各种多样性元素，如果运用得当，往往是“灵丹一点，触手成春”，甚至能成为我们事业加速跃升的催化剂与弹跳板。因此，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具有细大不捐、海纳百川的胸怀，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崇尚开放、自信与多样性。在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审视一元底线与多样支撑，如何调动发挥多样性的良性功能，锻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持续发展潜力的社会体制，便是学界、政界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
　　探讨中国多样性，离不开对中国独特性与包容性的充分发掘。这三个主题彼此共生，相互紧扣，各有侧重，都从不同角度共同呼应了一个更深远、更紧要的议题：对中国当下国情的深切认知。本期策划，我们精心遴选了在各自研究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几位专家的新近研究成果，希望以此为火种和契机，使学术界、理论界和决策层能在此基础上寻津讨源，更上层楼，也更希望广大读者藉此对这一重要的哲学、社会学命题能加深思考与感悟，从而为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深化改革指明航向，积累微观经验与正能量。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编辑部
　　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自己坚实的根柢。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有效地克服了脱离或偏离中国实际、中华民族实际、中华文明实际的各种思想和做法之后，终于坚定不移、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结果。
　　——姜义华
　　生态文明建设在本质上就是趋向于并最终实现对自然界生物（态）多样性、整体性与可持续性价值的人类文明性理解、善待和尊重。换句话说，对生物（态）多样性与多样化的认可、崇尚与促进应该成为当代社会的文明追求与文明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崭新的生态化文明的内源性基质。
　　——郇庆治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成功地促进了不同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发展，也得益于能够成功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灵活配置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资源，积极开拓国内和国际两类市场。国有经济主体的华丽转身和非公经济主体的发展壮大，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500强企业的新兴发源地。
　　——贾华强
　　中华法系在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上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特征。中华法系有两个不同于其他法系的基本特征：一是宗法伦理主义精神。“礼”成为确认权利义务以及行为是非功过，衡量违法犯罪和制定司法程序的最高准则；二是混合法样式。即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相结合。
　　——武树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