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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山西受国家委托，对朝鲜战争中拒绝遣返的美国战俘集训了一年。从此，这些留华战俘与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他们多次来访。我受组织委派，参予了接待服务。
一、双方开始交换战俘，但他们选择留在中国
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历时近三年的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一方，中朝军队为另一方，鉴定了停战协定。
双方随即开始交换战俘。
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中确定的“志愿遣返”原则，所有战俘有权选择归属地。他们可以选择返回自己的故土，也可以选择第三国。
战俘们拿到了一份可选国家的名单列表，表中列有丹麦、瑞典、波兰、捷克等中立国，也有中国、美国及所有参战国。战俘做出抉择后，填写一张记录表，并签字划押。
战俘中的黑人青年亚当斯，当时在中方管理的战俘营里担任图书管理员。
亚当斯选择了中国。
在他的记录表里写到：“他看到中国的宣传资料上写着“新中国、平等、不歧视……尽管可以选择诸如法国、英国这样的第三国，但他知道在当时的欧洲，黑人仍然是二等公民。如果回到美国，自己会象无数退伍老兵那样没文化、没工作，没职业技能，什么也干不了，永远也逃不出一个美国下层黑人的既定人生。他不想继续当二等公民，宁愿去一个截然不同的未知国度。”
除亚当斯以外，还有一些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回家的美国战俘，他们很快聚集在一起。
亚当斯被推举为联络人。他向我图书馆领导透露，有20多名战俘有意去中国。他说，中国人很少歧视，中国很神秘，他们都想去看看，想去学习、工作。
亚当斯代表战俘们向中方接收人员正式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如果大家愿意上学，中国能不能允许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第二，能不能允许他们在中国就业；第三，能不能和中国人结婚。这是他们最关注的。
中方决定接受并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全面负责他们来华之后的接待工作和生活、学习安排。
二、拒遣美国战俘来到中国
1954年2月，首批拒绝遣返的22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1名土耳其战俘离开战俘营，一同来到中国。中国红十字会和志愿军战俘管理部门在丹东举行了交接仪式，并组织了小型、简朴的欢迎会。红十字会正式宣布，所有战俘，不分国籍，一律享受“旅居中国的无国籍友好人士”待遇（后来依据国际法逐步恢复了他们各自的国籍）。
为了让他们熟悉中国的环境，红十字会组织他们在东北参观城乡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让接他们触工人、农民和学生，增加他们对中国社会、民情的了解。这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他们所到之处，中国人都很友好。
各地政府还组织了不同形式的联欢活动。战俘们喜欢舞会，交际舞跳得非常好。在舞会上，他们接触到了大学生，对大学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为他们以后上大学做了思想准备。
更有意义的是，根据他们的心愿，满足了他们与归国志愿军会面、座谈、联欢的要求。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今天成为朋友，大家拥抱在一起，跳跃高歌，全然忘记了战场上相互撕杀的残酷场面。
东北的参观访问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
1954年7月，全体战俘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主义战士”称号，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纪念章。
中国人民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大鼓舞了他们在华居留、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三、在太原集中学习，和大家成为朋友
北京授奖大会不久，全体战俘便被送到太原大南门青年路东凌里一座省政府的小型招待所集中學习，仍由中国红十字会总负责，地方红十字会协助。
在招待所里，一个房间住两人，自由结合，伙食标准每人每月10元，较当时的大学生要好些。北京专门派来一位西餐厨师，伙食上中西餐结合，以中餐为主。时间预定为一年。学习的课程有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史、经济建设、生活习俗，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少量的社会主义知识。汉语言是主要课程，一开始，教材、教师和译员、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北京派送，后来，中文老师就从地方选派了，多来自山西大学和太原国民师范。地方红十字会的工作班子从外事、公安、卫生、教育部门抽调，由公安局牵头，建立了一个党支部，统筹管理教学、保卫、生活接待和后勤供应，遇有重大问题，向中国红十字会请示报告。
一切按照经国家批准的教学计划和管理计划进行，培训工作非常顺利。每一季度，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来检查督导工作，除听取汇报外，还要会见全体学员，介绍时事政治和中国政府的政策，通告他们应该知道的天下大事。对学员们提出的各项意见和要求，他们都要做出坦率、诚恳的解释，办不到的事也要据理说明，不予纠缠。
由于文化差异和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有时学员会和我们发生争辩，不友好、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起先，我们感到很头痛，时间久了，大家也习以为常，较为难缠的事情就等待北京同志来处理。
他们的普遍心理是忧伤、苦闷，耽忧前途，我们就动员大家和他们交朋友。党支部针对他们的活思想，开展一对一、一对二帮教活动，效果很好。集训后期，他们的思想逐步平稳下来。临近结束时，大家感情融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也交下了两个好朋友，我们一直有交往。
学习快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有一位叫迈克尔·道格拉斯的黑人小伙子，感染重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这件事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和困惑。大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同下，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妥善处理了这件事。
我们把他按照中国的习俗就地土葬，举行了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参加的简单的追悼仪式。他被埋葬在太原市双塔寺公墓，墓前立一木桩，上书：美国友人迈克尔·道格拉斯之墓。至今，这位不幸的美国朋友还长眠在太原。
中美建交后，出于人道主义，山西省外事办公室以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行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转致美国驻华大使馆，希望他们能够领取道格拉斯的遗赅。后来接到回复：美方不予受理。
四、他们融入了中国的社会，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一年后，他们的学习结束了，又回到北京。经中央批准，准备把他们集中安置在北京、天津、武汉、山东等条件较好的地方。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闲住（养起来）这四种选择。
亚当斯等几人选择了上大学，他们先进入北京大学进行一至二年的密集式中文培训，然后被保送进入著名大学读本科。结合他们的志向，亚当斯和另外二人来到武汉大学，福斯特、卡迪加二人去了人民大学学习。
对于这批上学、就业的原拒遣战俘人员，中央正式下达过一个政策性文件，政治上一律以“无国籍友好人士”对待，不得歧视，生活上加以照顾；要求各地、各单位“热情友好，以礼相待，多做工作，着眼未来”，争取他们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主义战士。
十多年后，这些“战俘”早已融入中国社会，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很好地完成了学业，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多数人娶妻成家、生儿育女，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亲情与友情的关系。有的工作上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表彰，有的当上了译审、讲师、厂长、经理和工程师。有的被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播音员和外文出版社高级译审，享受了我国外籍专家的待遇，住进了北京友谊宾馆的专家楼。他们中的突出人才福斯特几次应邀参加扮演中国电影剧中的美国人角色。影片《停战以后》的编剧兼副导演辛毅同志在一篇影评文章中说，他遇到很难选择的人物，在人民大学校长的推荐下，他找到了“战俘”留学生福斯特这个理想的人物，备受观众欢迎。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在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工作，专门翻译对外宣传小册子，广泛散发到世界各地，介绍新中国。亚当斯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外文编审。越战爆发后，他应邀在电台多次向侵越美国士兵喊话，劝导黑人士兵“不要参加无意义的战争”。
所有留华参加工作的战俘，在我国不同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学习、工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奉献。
五、文化大革命来临，他们准备离开中国，临行前重返太原参观访问
1963年秋，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通知：经中央批准，曾经在太原集训一年的朝鲜战争拒遣美国战俘，准备离开中国回国或选择去第三国。行前，为满足他们的要求，组织他们去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第一站便是太原。
中国红十字会特邀公安部、总参、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络组深入相关省市打前站，联络安排接待事宜。省政府郑林副省长、市政府刘舒侠副市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北京联络组同志。北京来的同志详细介绍了美俘背景、政治表现、工作情况、中央政策、接待原则、注意事项等，商定了接待方案，排定了活动日程。联络组的同志特别强调，中央明确指示，从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出发，为了扩大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中央同意让当年朝鲜战争拒遣战俘依其志愿回国、移居它国或继续留居中国。为了做好行前教育工作，满足他们到各地参观的意愿，决定先集中北京，请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员和当年抗美援朝参战人员接见、座谈、联欢，由知名专家做报告，然后分批到各地参观考察，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中央要求所到各地应予以高度重视，按照“外国侨民”的特殊身份接待，“积极、主动、广泛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既要安排看好的，也要安排看差的，要放手让他们接触群众，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得出自己真实的结论”。遇到不同观点，可以求同存异，如遇无理取闹、攻击诬蔑，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不予纠缠，避免争论。中央领导还特意交待，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人身安全，坚持“内紧外松”，不能有丝毫伤害。
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加了接待工作。省里十分重视这批“特别来宾”的接待。以外事为主，从公安、军区、交际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山西省暨太原市红十字会”的接待班子。
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物资不是十分丰富，市政府特供一批副食品，各地的烟、酒、粮油、肉食等源源不断调到住地并州饭店。确定的参观点有：太重、晋祠人民公社长巷大队、太原牛奶场、晋祠工人疗养院、少年宫、晋祠，还要看一场晋剧晚会和太原杂技艺术团的表演。
当年夏、秋两季，由红十字会总会一位副秘书长陪同，他们分两批来到太原参观，第一批40人，第二批12人。陪同人员均为公安部的同志，能讲点英语，和他们很熟悉，相处较融洽，减少了我们很多负担。后来才知道，陪同人员就是红十字会一直与他们联络的工作人员。
这批朋友到达以后，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中国话讲得很流利，有的人能讲一口北京话，简直使你不敢相信他们是外国人。平常交谈、听介绍不需要通过翻译；第二是态度基本友好，较为听话，行动一致，不乱跑动，能服从地方安排；第三是通晓中国国情，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知道的很多；第四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普遍高，多数人是大学肆业或毕业后应征入伍，有的来华后通过各种形式进修学习，达到了研究生水准，个别人成为专家教授。通过几天的接触，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想象，大家思想放松下来，大胆接近，主动聊天，彼此有了信赖感，确实成了朋友。临别时有的人依依不舍。几位已经享受文教专家待遇的朋友，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直到“文革”后他们离开中国为止；第五是学习认真，都带一个笔记本，下到工厂、公社参观，好比记者采访，听介绍做记录，发问也多，问得很深、很细，反复核对数字，有时使接待单位很被动，为此曾引起争议和不愉快，还做了不少解释。那时大家思想比较“左”，有人说他们不友好，怀疑他们搞“情报”，主张“反击”，北京同志不同意。
但是，這些人毕竟年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性，特别是平时散居各地，常年孤居、单独劳动、生活，一下子集中起来，组织到各地参观，而且给予一定礼遇，思想上便放松了，行动上要自由，提出许多要求。找女伴跳舞、唱歌的要求被拒绝了，爬山、打牌、钓鱼的要求，经研究，只满足钓鱼一项，专门找省体委在晋祠东湖特别组织过一次钓鱼活动，效果很好。记得一名土耳其老兵，是一位钓鱼能手，钓上一大桶鱼，带回饭店大家美餐一顿。
六、亚当斯志愿回国后的处境
这些战俘，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也不等，短的八、九年，长的十来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后，打破了他们中少数人工作和生活的平静，纷纷要求离开。一直负责管理和照料他们的中国红十字会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他们宣布：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来去自由、各自选择”，同意他们选择回国或去第三国，而且忠告他们：“如果你们想走，要不就早走，要不就可能走不掉了！”一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亚当斯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他毅然选择重回自己的祖国——美国。为什么一个越战时三次通过中国电台向美军喊话，号召黑人兄弟放下武器，不要参加无意义的战争的“拒遣战俘”敢于返回美国呢？他的举动令中国朋友们既不理解，又很担心。直至他最近逝世后，他的女儿刘黛罗回忆说，她也一段时间里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没有选择去其它国家，而是坚持去美国，后来才明白，这可能是他的生存智慧。当时，美国政府恨死他了，如果他去任何第三国，他们即使杀了他也没有人知道。但他坚决要求回国，全国都轰动了，媒体会跟踪报导，美国要负责监管他，我们一家反而安全了！
亚当斯完全清楚回美国的后果是什么。据后来他给外文出版社的同事们讲述，当年，最初决定来中国的23个人中，有2个人在临行前又改了主意。可是他们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被判刑10年；另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到20年。
亚当斯一家在回孟伟斯的路上，负责他们回乡的特工就告知他们3K党计划谋杀他。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家不敢出户，屋外到处有巡警。亚当斯很快被召往华盛顿接受国会质询。他在法庭上答辩说：为什么不能通过选择去中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后来，他当庭无罪释放。但作为一个从中国归来的拒遣俘虏，在许多当地人眼里是一个出名的“叛徒”。亚当斯说，在最初的几年里，一家人的生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中美建交以后，两国人员开始往来。20世纪80年代，亚当斯一家曾被外文出版社邀请来华访问。亚当斯要求来太原、大同参观。我曾陪白清才副省长接见并宴请了亚当斯及其夫人刘林凤和两个女儿。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一家从中国回去以后，政治上遭受到迫害，生活上陷入困难，经过顽强的斗争才有了转机。
亚当斯夫妇最初做一些送外卖、清洁工等零工，后来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工作。他和妻子在一个小城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由于经营有方，发展成一个当地知名的中国餐饮连锁企业。曾有许多亚当斯当年的战友不远万里来餐馆聚餐，目的是向亚当斯道歉。刘黛罗说，她父亲是留华战俘中唯一一个在返美后选择不断追溯往事、不断对媒体发声的人。他上广播、拒绝认错或向大众观念投降。而其余的先期回来的人却很安静。他们大多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愿意被人发现，即使接受采访也都要求不透露他们现在的居住地。而亚当斯一家作为“新闻之家”一直生活在镁光灯下。每隔几年，就有美国全国性媒体要来采访他。
1999年，留华多年又返回美国的知名朝鲜战争战俘在自己的家乡孟菲斯走完了曲折而又传奇的一生。当年与亚当斯一起应召赴朝作战的战友和战后居留中国又返美的同事们参加了他的葬礼。中国红十字会、外文出版社联名发去唁电，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学报分别发表了署名文章。中国香港的三联《生活周刊》和《凤凰周刊》陆续登载传记性纪念文章。多份美国主流报刊为他撰写了讣告，军方还决定为他举行标准的军人葬礼，棺材覆盖有美国国旗，并授予荣誉称号。多位国会议员发信致哀，称亚当斯为“国家珍宝”。据美国媒体介绍，居住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中美混血儿、亚当斯的大女儿刘黛罗正在筹资，准备到中国实地取景，拍摄一部关于他父亲的电影。
一、双方开始交换战俘，但他们选择留在中国
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历时近三年的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一方，中朝军队为另一方，鉴定了停战协定。
双方随即开始交换战俘。
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中确定的“志愿遣返”原则，所有战俘有权选择归属地。他们可以选择返回自己的故土，也可以选择第三国。
战俘们拿到了一份可选国家的名单列表，表中列有丹麦、瑞典、波兰、捷克等中立国，也有中国、美国及所有参战国。战俘做出抉择后，填写一张记录表，并签字划押。
战俘中的黑人青年亚当斯，当时在中方管理的战俘营里担任图书管理员。
亚当斯选择了中国。
在他的记录表里写到：“他看到中国的宣传资料上写着“新中国、平等、不歧视……尽管可以选择诸如法国、英国这样的第三国，但他知道在当时的欧洲，黑人仍然是二等公民。如果回到美国，自己会象无数退伍老兵那样没文化、没工作，没职业技能，什么也干不了，永远也逃不出一个美国下层黑人的既定人生。他不想继续当二等公民，宁愿去一个截然不同的未知国度。”
除亚当斯以外，还有一些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回家的美国战俘，他们很快聚集在一起。
亚当斯被推举为联络人。他向我图书馆领导透露，有20多名战俘有意去中国。他说，中国人很少歧视，中国很神秘，他们都想去看看，想去学习、工作。
亚当斯代表战俘们向中方接收人员正式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如果大家愿意上学，中国能不能允许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第二，能不能允许他们在中国就业；第三，能不能和中国人结婚。这是他们最关注的。
中方决定接受并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全面负责他们来华之后的接待工作和生活、学习安排。
二、拒遣美国战俘来到中国
1954年2月，首批拒绝遣返的22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1名土耳其战俘离开战俘营，一同来到中国。中国红十字会和志愿军战俘管理部门在丹东举行了交接仪式，并组织了小型、简朴的欢迎会。红十字会正式宣布，所有战俘，不分国籍，一律享受“旅居中国的无国籍友好人士”待遇（后来依据国际法逐步恢复了他们各自的国籍）。
为了让他们熟悉中国的环境，红十字会组织他们在东北参观城乡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让接他们触工人、农民和学生，增加他们对中国社会、民情的了解。这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他们所到之处，中国人都很友好。
各地政府还组织了不同形式的联欢活动。战俘们喜欢舞会，交际舞跳得非常好。在舞会上，他们接触到了大学生，对大学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为他们以后上大学做了思想准备。
更有意义的是，根据他们的心愿，满足了他们与归国志愿军会面、座谈、联欢的要求。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今天成为朋友，大家拥抱在一起，跳跃高歌，全然忘记了战场上相互撕杀的残酷场面。
东北的参观访问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
1954年7月，全体战俘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主义战士”称号，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纪念章。
中国人民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大鼓舞了他们在华居留、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三、在太原集中学习，和大家成为朋友
北京授奖大会不久，全体战俘便被送到太原大南门青年路东凌里一座省政府的小型招待所集中學习，仍由中国红十字会总负责，地方红十字会协助。
在招待所里，一个房间住两人，自由结合，伙食标准每人每月10元，较当时的大学生要好些。北京专门派来一位西餐厨师，伙食上中西餐结合，以中餐为主。时间预定为一年。学习的课程有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史、经济建设、生活习俗，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少量的社会主义知识。汉语言是主要课程，一开始，教材、教师和译员、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北京派送，后来，中文老师就从地方选派了，多来自山西大学和太原国民师范。地方红十字会的工作班子从外事、公安、卫生、教育部门抽调，由公安局牵头，建立了一个党支部，统筹管理教学、保卫、生活接待和后勤供应，遇有重大问题，向中国红十字会请示报告。
一切按照经国家批准的教学计划和管理计划进行，培训工作非常顺利。每一季度，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来检查督导工作，除听取汇报外，还要会见全体学员，介绍时事政治和中国政府的政策，通告他们应该知道的天下大事。对学员们提出的各项意见和要求，他们都要做出坦率、诚恳的解释，办不到的事也要据理说明，不予纠缠。
由于文化差异和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有时学员会和我们发生争辩，不友好、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起先，我们感到很头痛，时间久了，大家也习以为常，较为难缠的事情就等待北京同志来处理。
他们的普遍心理是忧伤、苦闷，耽忧前途，我们就动员大家和他们交朋友。党支部针对他们的活思想，开展一对一、一对二帮教活动，效果很好。集训后期，他们的思想逐步平稳下来。临近结束时，大家感情融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也交下了两个好朋友，我们一直有交往。
学习快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有一位叫迈克尔·道格拉斯的黑人小伙子，感染重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这件事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和困惑。大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同下，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妥善处理了这件事。
我们把他按照中国的习俗就地土葬，举行了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参加的简单的追悼仪式。他被埋葬在太原市双塔寺公墓，墓前立一木桩，上书：美国友人迈克尔·道格拉斯之墓。至今，这位不幸的美国朋友还长眠在太原。
中美建交后，出于人道主义，山西省外事办公室以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行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转致美国驻华大使馆，希望他们能够领取道格拉斯的遗赅。后来接到回复：美方不予受理。
四、他们融入了中国的社会，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一年后，他们的学习结束了，又回到北京。经中央批准，准备把他们集中安置在北京、天津、武汉、山东等条件较好的地方。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闲住（养起来）这四种选择。
亚当斯等几人选择了上大学，他们先进入北京大学进行一至二年的密集式中文培训，然后被保送进入著名大学读本科。结合他们的志向，亚当斯和另外二人来到武汉大学，福斯特、卡迪加二人去了人民大学学习。
对于这批上学、就业的原拒遣战俘人员，中央正式下达过一个政策性文件，政治上一律以“无国籍友好人士”对待，不得歧视，生活上加以照顾；要求各地、各单位“热情友好，以礼相待，多做工作，着眼未来”，争取他们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主义战士。
十多年后，这些“战俘”早已融入中国社会，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很好地完成了学业，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多数人娶妻成家、生儿育女，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亲情与友情的关系。有的工作上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表彰，有的当上了译审、讲师、厂长、经理和工程师。有的被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播音员和外文出版社高级译审，享受了我国外籍专家的待遇，住进了北京友谊宾馆的专家楼。他们中的突出人才福斯特几次应邀参加扮演中国电影剧中的美国人角色。影片《停战以后》的编剧兼副导演辛毅同志在一篇影评文章中说，他遇到很难选择的人物，在人民大学校长的推荐下，他找到了“战俘”留学生福斯特这个理想的人物，备受观众欢迎。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在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工作，专门翻译对外宣传小册子，广泛散发到世界各地，介绍新中国。亚当斯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外文编审。越战爆发后，他应邀在电台多次向侵越美国士兵喊话，劝导黑人士兵“不要参加无意义的战争”。
所有留华参加工作的战俘，在我国不同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学习、工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奉献。
五、文化大革命来临，他们准备离开中国，临行前重返太原参观访问
1963年秋，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通知：经中央批准，曾经在太原集训一年的朝鲜战争拒遣美国战俘，准备离开中国回国或选择去第三国。行前，为满足他们的要求，组织他们去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第一站便是太原。
中国红十字会特邀公安部、总参、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络组深入相关省市打前站，联络安排接待事宜。省政府郑林副省长、市政府刘舒侠副市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北京联络组同志。北京来的同志详细介绍了美俘背景、政治表现、工作情况、中央政策、接待原则、注意事项等，商定了接待方案，排定了活动日程。联络组的同志特别强调，中央明确指示，从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出发，为了扩大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中央同意让当年朝鲜战争拒遣战俘依其志愿回国、移居它国或继续留居中国。为了做好行前教育工作，满足他们到各地参观的意愿，决定先集中北京，请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员和当年抗美援朝参战人员接见、座谈、联欢，由知名专家做报告，然后分批到各地参观考察，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中央要求所到各地应予以高度重视，按照“外国侨民”的特殊身份接待，“积极、主动、广泛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既要安排看好的，也要安排看差的，要放手让他们接触群众，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得出自己真实的结论”。遇到不同观点，可以求同存异，如遇无理取闹、攻击诬蔑，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不予纠缠，避免争论。中央领导还特意交待，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人身安全，坚持“内紧外松”，不能有丝毫伤害。
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加了接待工作。省里十分重视这批“特别来宾”的接待。以外事为主，从公安、军区、交际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山西省暨太原市红十字会”的接待班子。
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物资不是十分丰富，市政府特供一批副食品，各地的烟、酒、粮油、肉食等源源不断调到住地并州饭店。确定的参观点有：太重、晋祠人民公社长巷大队、太原牛奶场、晋祠工人疗养院、少年宫、晋祠，还要看一场晋剧晚会和太原杂技艺术团的表演。
当年夏、秋两季，由红十字会总会一位副秘书长陪同，他们分两批来到太原参观，第一批40人，第二批12人。陪同人员均为公安部的同志，能讲点英语，和他们很熟悉，相处较融洽，减少了我们很多负担。后来才知道，陪同人员就是红十字会一直与他们联络的工作人员。
这批朋友到达以后，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中国话讲得很流利，有的人能讲一口北京话，简直使你不敢相信他们是外国人。平常交谈、听介绍不需要通过翻译；第二是态度基本友好，较为听话，行动一致，不乱跑动，能服从地方安排；第三是通晓中国国情，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知道的很多；第四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普遍高，多数人是大学肆业或毕业后应征入伍，有的来华后通过各种形式进修学习，达到了研究生水准，个别人成为专家教授。通过几天的接触，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想象，大家思想放松下来，大胆接近，主动聊天，彼此有了信赖感，确实成了朋友。临别时有的人依依不舍。几位已经享受文教专家待遇的朋友，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直到“文革”后他们离开中国为止；第五是学习认真，都带一个笔记本，下到工厂、公社参观，好比记者采访，听介绍做记录，发问也多，问得很深、很细，反复核对数字，有时使接待单位很被动，为此曾引起争议和不愉快，还做了不少解释。那时大家思想比较“左”，有人说他们不友好，怀疑他们搞“情报”，主张“反击”，北京同志不同意。
但是，這些人毕竟年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性，特别是平时散居各地，常年孤居、单独劳动、生活，一下子集中起来，组织到各地参观，而且给予一定礼遇，思想上便放松了，行动上要自由，提出许多要求。找女伴跳舞、唱歌的要求被拒绝了，爬山、打牌、钓鱼的要求，经研究，只满足钓鱼一项，专门找省体委在晋祠东湖特别组织过一次钓鱼活动，效果很好。记得一名土耳其老兵，是一位钓鱼能手，钓上一大桶鱼，带回饭店大家美餐一顿。
六、亚当斯志愿回国后的处境
这些战俘，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也不等，短的八、九年，长的十来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后，打破了他们中少数人工作和生活的平静，纷纷要求离开。一直负责管理和照料他们的中国红十字会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他们宣布：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来去自由、各自选择”，同意他们选择回国或去第三国，而且忠告他们：“如果你们想走，要不就早走，要不就可能走不掉了！”一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亚当斯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他毅然选择重回自己的祖国——美国。为什么一个越战时三次通过中国电台向美军喊话，号召黑人兄弟放下武器，不要参加无意义的战争的“拒遣战俘”敢于返回美国呢？他的举动令中国朋友们既不理解，又很担心。直至他最近逝世后，他的女儿刘黛罗回忆说，她也一段时间里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没有选择去其它国家，而是坚持去美国，后来才明白，这可能是他的生存智慧。当时，美国政府恨死他了，如果他去任何第三国，他们即使杀了他也没有人知道。但他坚决要求回国，全国都轰动了，媒体会跟踪报导，美国要负责监管他，我们一家反而安全了！
亚当斯完全清楚回美国的后果是什么。据后来他给外文出版社的同事们讲述，当年，最初决定来中国的23个人中，有2个人在临行前又改了主意。可是他们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被判刑10年；另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到20年。
亚当斯一家在回孟伟斯的路上，负责他们回乡的特工就告知他们3K党计划谋杀他。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家不敢出户，屋外到处有巡警。亚当斯很快被召往华盛顿接受国会质询。他在法庭上答辩说：为什么不能通过选择去中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后来，他当庭无罪释放。但作为一个从中国归来的拒遣俘虏，在许多当地人眼里是一个出名的“叛徒”。亚当斯说，在最初的几年里，一家人的生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中美建交以后，两国人员开始往来。20世纪80年代，亚当斯一家曾被外文出版社邀请来华访问。亚当斯要求来太原、大同参观。我曾陪白清才副省长接见并宴请了亚当斯及其夫人刘林凤和两个女儿。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一家从中国回去以后，政治上遭受到迫害，生活上陷入困难，经过顽强的斗争才有了转机。
亚当斯夫妇最初做一些送外卖、清洁工等零工，后来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工作。他和妻子在一个小城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由于经营有方，发展成一个当地知名的中国餐饮连锁企业。曾有许多亚当斯当年的战友不远万里来餐馆聚餐，目的是向亚当斯道歉。刘黛罗说，她父亲是留华战俘中唯一一个在返美后选择不断追溯往事、不断对媒体发声的人。他上广播、拒绝认错或向大众观念投降。而其余的先期回来的人却很安静。他们大多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愿意被人发现，即使接受采访也都要求不透露他们现在的居住地。而亚当斯一家作为“新闻之家”一直生活在镁光灯下。每隔几年，就有美国全国性媒体要来采访他。
1999年，留华多年又返回美国的知名朝鲜战争战俘在自己的家乡孟菲斯走完了曲折而又传奇的一生。当年与亚当斯一起应召赴朝作战的战友和战后居留中国又返美的同事们参加了他的葬礼。中国红十字会、外文出版社联名发去唁电，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学报分别发表了署名文章。中国香港的三联《生活周刊》和《凤凰周刊》陆续登载传记性纪念文章。多份美国主流报刊为他撰写了讣告，军方还决定为他举行标准的军人葬礼，棺材覆盖有美国国旗，并授予荣誉称号。多位国会议员发信致哀，称亚当斯为“国家珍宝”。据美国媒体介绍，居住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中美混血儿、亚当斯的大女儿刘黛罗正在筹资，准备到中国实地取景，拍摄一部关于他父亲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