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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对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论述，而且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本期我们为读者推出的是习仲勋关于调查研究要抓住重点的论述。
文献一：公共食堂问题
这是目前农村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三月初散伙。据了解，长葛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都在观察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有些干部耽心食堂散伙以后会影响出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排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饭热菜的现象。同时让社员在家做饭，就可以把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宗寨大队十四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其余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了，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工资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准。过去吃食堂，一天两顿就把粮吃完了，现在一天吃三顿饭，再掺上些野菜，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自从食堂散伙以来，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七个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其实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四十九户人家中，除了三户地富分子外，逐户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食堂本身购置的家具、炊具，修盖的房屋要妥加保管维护，以备将来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产队经营，生产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吃，也可以作为商品菜出售给社员，出售所得归生产队所有，作为本队的积累，或者在以后分配给社员。伙食委员会应当扩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并继续担任每月发口粮、发菜的工作。
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并且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宗寨大队办的敬老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老人种菜，养家禽家畜，所得的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一年内还上交给大队一千余元。
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更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摘自《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9页。）
文献二：按劳分配与“大办粮食”问题
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刮“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做十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供给制部分太大造成了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合八厘，一天做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指每月总工分值）”。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了，在农村呆不住了。很多农民去搞副业，大量青壮年往城里跑。超龄学生也增加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无心过日子。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实行了“三七开”，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但是还不彻底。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群众说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十二条，千条万条，都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过去大刮“五风”的情况下，不可能落实，现在有了这七十二条后，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六十条加上四十条正好一百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因此，每个社、队都应当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具体规划，争取粮食早日过关。从长葛还看出了，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全县有一百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二十多万亩，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够基本上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稍有松懈。
（摘自《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265页。）
导读
这里摘选的内容，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两份报告，反映他带领中央调查组在河南长葛县调查的有关情况。
文献一是习仲勋1961年4月23日所写。当时，他带领中央调查组，对河南长葛县的和尚桥公社进行了十几天的调查，了解的情况包括农村形势、公共食堂问题、劳动保护问题、多劳多吃问题等。鉴于客观形势，他们着重调查了群众最关心的食堂问题，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给出了解决的方案。
文献二是习仲勋1961年5月9日所写。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他带领中央调查组，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结合划队工作，对粮食问题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并着重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来越好；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干部作风问题。
从摘选的这两段文献不难看出，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这个思想方法对我们今天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献一：公共食堂问题
这是目前农村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三月初散伙。据了解，长葛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都在观察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有些干部耽心食堂散伙以后会影响出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排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饭热菜的现象。同时让社员在家做饭，就可以把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宗寨大队十四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其余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了，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工资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准。过去吃食堂，一天两顿就把粮吃完了，现在一天吃三顿饭，再掺上些野菜，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自从食堂散伙以来，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七个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其实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四十九户人家中，除了三户地富分子外，逐户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食堂本身购置的家具、炊具，修盖的房屋要妥加保管维护，以备将来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产队经营，生产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吃，也可以作为商品菜出售给社员，出售所得归生产队所有，作为本队的积累，或者在以后分配给社员。伙食委员会应当扩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并继续担任每月发口粮、发菜的工作。
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并且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宗寨大队办的敬老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老人种菜，养家禽家畜，所得的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一年内还上交给大队一千余元。
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更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摘自《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9页。）
文献二：按劳分配与“大办粮食”问题
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刮“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做十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供给制部分太大造成了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合八厘，一天做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指每月总工分值）”。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了，在农村呆不住了。很多农民去搞副业，大量青壮年往城里跑。超龄学生也增加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无心过日子。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实行了“三七开”，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但是还不彻底。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群众说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十二条，千条万条，都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过去大刮“五风”的情况下，不可能落实，现在有了这七十二条后，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六十条加上四十条正好一百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因此，每个社、队都应当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具体规划，争取粮食早日过关。从长葛还看出了，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全县有一百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二十多万亩，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够基本上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稍有松懈。
（摘自《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265页。）
导读
这里摘选的内容，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两份报告，反映他带领中央调查组在河南长葛县调查的有关情况。
文献一是习仲勋1961年4月23日所写。当时，他带领中央调查组，对河南长葛县的和尚桥公社进行了十几天的调查，了解的情况包括农村形势、公共食堂问题、劳动保护问题、多劳多吃问题等。鉴于客观形势，他们着重调查了群众最关心的食堂问题，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给出了解决的方案。
文献二是习仲勋1961年5月9日所写。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他带领中央调查组，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结合划队工作，对粮食问题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并着重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来越好；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干部作风问题。
从摘选的这两段文献不难看出，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这个思想方法对我们今天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