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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大发明。自1839年法国物理学家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术以来，这一发明很快就风靡欧洲，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事件，许多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莫不仰赖这一发明而得以流传后世，让后人有缘一睹那些历史事件的原有面貌和那些历史伟人的迷人风采。
摄影术发明的第六年，即1845年，这项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来自西洋的“奇技淫巧”，始由一位法国摄影家将这项技术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且所拍照片多为沿海一带的风光渔船。由于当时的摄影感光技术还不成熟，感光速度很慢，有时需长达20秒，故人像摄影往往需固定的位置，坐的椅子和头部都有靠背，以保持被照者稳定不动。实际上，在这位法国摄影家来华之前，中国的摄影家已掌握了拍摄人像的技术。这位摄影家，就是山西人杨昉。他最早的人像摄影作品就拍摄于1845年。他之所以能捷足先登，掌握这项技术，很可能得益于他在法国早期的旅游生活。
当时，中国人对来自西洋的“奇技淫巧”并不接受，甚至是抵制的。他们主观且盲目地认为，来自西方的这种“奇技淫巧”，是能够“摄人魂魄”“吸人膏血”乃至致人死命的，因此，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在闭塞落后的北方地区，即使是满清皇室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亦不例外。直到1903年，慈禧才战战兢兢地由她的宫廷摄影师裕龄为自己拍摄了第一幅个人照。至于娘子关内的山西百姓接受这一“奇技淫巧”的时间，据现在能看到的史料记载，则到了1906年。但实际上，早在1845年杨昉就接受、认识并掌握了这一技术，并将这一技术传入山西。
杨昉（1830-1894），字少初，号朗山，山西灵石县张家庄人。其父杨尚文，字仲华，号墨林，系清季著名藏书家。其先祖早年在东北经销木材致富。单是在晋、京、冀、豫等地经营的典当、银铺，就多达100余处，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幼年的杨昉，曾入私塾开蒙。但天性好奇又贪玩的杨昉，哪里能耐得住私塾的寂寞，哪里能听得进私塾先生所讲授的四书五经和子云诗曰。每有闲暇，常独自一人悄然出走，或寄情山林，放飞遐思;或面对流水，闭目深思。有一次，他趁家人外出，偷偷带着他心爱的小猴子离家出走，不知所向。一个多月后，在京城经商的父亲才意外地看到这个不期而至的孩子。杨尚文面对这个贸贸然到来的孩子，又惊又喜，又恨又怕，少不得对其喝斥教训一番。问起儿子来京的经过，杨昉才一五一十地讲起他的这次冒险旅行。原来，身无分文的杨昉，在家人和塾师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一如传奇小说中的独行侠那样，一路风餐露宿，晓行夜止，全仗表演猴戏换来的几个小钱，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孤身一人来到千里之外的京师之地。
作为人父，杨尚文对儿子的冒险远游不免有所担心，但对儿子的安全到来，倒也颇感欣慰。因为他从儿子的这次冒险远游中，第一次发现了儿子在困境中处变不惊、应付裕如的沉稳心理和谋事求生的可贵本领。
人常说：“知子莫过于乃父。”他想，既然这个桀骜不驯的犬子无意于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上求取功名，便以附贡生名义为之报捐道衔，在兵部衙门中托人替他挂了一个武选司兼武库司郎中的虚名。
当时，刚刚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开放五口通商。西方的科技文化亦随之接踵而至，潮水般涌入中国。杨尚文想，报捐而得的虚衔，毕竟不能解决犬子将来的衣食之虞，只好退而求其次，着其在新兴的洋务运动中学一点西洋的“奇技淫巧”，以为犬子未来的看家本领。他遂为之延请了几位洋教师，着其读洋书，识洋字，学洋话，兼学一点西洋实用的科技知识。杨昉倒也不负重望，不啻在学习物理化学、地质矿产方面表现出罕有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领悟能力，且在外国语言文字方面表现出特有的天赋。在几位洋教师的耳提面命下，他很快就通晓了英、法、俄、日、德、意等国的语言文字。
杨尚文一向喜好交际，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布衣寒士，大凡叩访自己府邸者，一律以礼相待，或酒饭款待，或奕棋相娱，每每日暮，才揖别而去。
道光末年，杨尚文告老还乡，辞归故里。京中事务，具交由儿子代为处置。真乃“有其父必有其子”。杨昉主事后，自不乏乃父遗风，常邀京中名士或山西同乡来府邸饮酒奕棋，纵论古今。山西代州籍诗人冯志沂曾为之赋诗一首，以记其事。诗云：“杨生居家如寓公，接交不知囊中空。座中磊磊多文雄，酒酣棋罢窗日红。长安自会哪易得，好作家书报乃翁。”
如果说，乾隆时的名士徐继畬是站在国门看世界的人，杨昉则称得上是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人。对西洋文化心仪已久的杨昉，在几位洋教师的撺掇下，急不可耐地踏上了出访西洋的旅途，先后考察了日、英、法、德等国，并不惜巨资，从这些国家购置了许多理化仪器、照像器材和日用器物。
从海外考察归来后，杨昉开始了自己的摄影实践活动。他既拍摄人物肖像、风景园林，也翻拍碑帖字画，而且还亲自冲印制作。许多达官名流、家人亲朋都成了他拍摄的对象。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曾為其父好友、平定籍地理学家张穆拍摄小像一张;咸丰九年（1859年），为代州籍诗人冯志沂拍像一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其舅父何庆澜拍写真小像一帧。之后，他又为书家何绍基、学者韵生、许乃普一一拍照。杨氏所有亲属，也都请他留影。何庆澜诗有：“集为一册成不朽，天涯咫尺如相逢。鲁川（冯志沂）吟髭数茎秀，子贞（何绍基）气体一何丰。韵生端凝好风度，珊珊仙贵许滇翁。亲朋戚好难悉数，富贵寿考名称雄。”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初八和十一月，他分别为湖南籍学者周寿昌、山西籍清季翰林检讨董文焕拍照留念。其自拍像有三种：一为骑马、一为正面肖像、一为侧面肖像。光绪五年（1879年）、同治七年（1868年），他在京城寓所分别为自己自拍头像和骑马像各一帧，存世至今。杨昉还将自己的摄影实践与日常生活及化学方面的应用经验记录在《朗山杂记》中，是其唯一的、也是尚未面世的著作手稿。
光绪六年（1880年），这位热衷洋务的摄影先驱离京返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准备兴办实业。当时，他雇用了数十峰骆驼，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把他在国外购置的许多器物统统运回故里。有手摇发电机、制火柴机、磨面机、缝纫机、抽水机、煤气灯、照像机、单管支架望远镜、大型望远镜、自行车、东洋车、喇叭型留声机、八音盒、手把小型望远镜、显微镜、钢架弹簧床、活动安乐椅、钟表、怀表、玻璃器皿和西洋餐具等。
由于种种原因，杨昉开创实业的想法未能如愿，但他带回的缝纫机、照相机，却让同乡用来开办了灵石县第一家缝纫社和第一家照相馆。
而今的摄影，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但我们绝不应忘记，在一百多年前中国摄影的洪荒原野上，为我们呕心沥血、开荒拓路的这位摄影界先驱——杨昉。
摄影术发明的第六年，即1845年，这项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来自西洋的“奇技淫巧”，始由一位法国摄影家将这项技术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且所拍照片多为沿海一带的风光渔船。由于当时的摄影感光技术还不成熟，感光速度很慢，有时需长达20秒，故人像摄影往往需固定的位置，坐的椅子和头部都有靠背，以保持被照者稳定不动。实际上，在这位法国摄影家来华之前，中国的摄影家已掌握了拍摄人像的技术。这位摄影家，就是山西人杨昉。他最早的人像摄影作品就拍摄于1845年。他之所以能捷足先登，掌握这项技术，很可能得益于他在法国早期的旅游生活。
当时，中国人对来自西洋的“奇技淫巧”并不接受，甚至是抵制的。他们主观且盲目地认为，来自西方的这种“奇技淫巧”，是能够“摄人魂魄”“吸人膏血”乃至致人死命的，因此，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在闭塞落后的北方地区，即使是满清皇室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亦不例外。直到1903年，慈禧才战战兢兢地由她的宫廷摄影师裕龄为自己拍摄了第一幅个人照。至于娘子关内的山西百姓接受这一“奇技淫巧”的时间，据现在能看到的史料记载，则到了1906年。但实际上，早在1845年杨昉就接受、认识并掌握了这一技术，并将这一技术传入山西。
杨昉（1830-1894），字少初，号朗山，山西灵石县张家庄人。其父杨尚文，字仲华，号墨林，系清季著名藏书家。其先祖早年在东北经销木材致富。单是在晋、京、冀、豫等地经营的典当、银铺，就多达100余处，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幼年的杨昉，曾入私塾开蒙。但天性好奇又贪玩的杨昉，哪里能耐得住私塾的寂寞，哪里能听得进私塾先生所讲授的四书五经和子云诗曰。每有闲暇，常独自一人悄然出走，或寄情山林，放飞遐思;或面对流水，闭目深思。有一次，他趁家人外出，偷偷带着他心爱的小猴子离家出走，不知所向。一个多月后，在京城经商的父亲才意外地看到这个不期而至的孩子。杨尚文面对这个贸贸然到来的孩子，又惊又喜，又恨又怕，少不得对其喝斥教训一番。问起儿子来京的经过，杨昉才一五一十地讲起他的这次冒险旅行。原来，身无分文的杨昉，在家人和塾师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一如传奇小说中的独行侠那样，一路风餐露宿，晓行夜止，全仗表演猴戏换来的几个小钱，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孤身一人来到千里之外的京师之地。
作为人父，杨尚文对儿子的冒险远游不免有所担心，但对儿子的安全到来，倒也颇感欣慰。因为他从儿子的这次冒险远游中，第一次发现了儿子在困境中处变不惊、应付裕如的沉稳心理和谋事求生的可贵本领。
人常说：“知子莫过于乃父。”他想，既然这个桀骜不驯的犬子无意于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上求取功名，便以附贡生名义为之报捐道衔，在兵部衙门中托人替他挂了一个武选司兼武库司郎中的虚名。
当时，刚刚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开放五口通商。西方的科技文化亦随之接踵而至，潮水般涌入中国。杨尚文想，报捐而得的虚衔，毕竟不能解决犬子将来的衣食之虞，只好退而求其次，着其在新兴的洋务运动中学一点西洋的“奇技淫巧”，以为犬子未来的看家本领。他遂为之延请了几位洋教师，着其读洋书，识洋字，学洋话，兼学一点西洋实用的科技知识。杨昉倒也不负重望，不啻在学习物理化学、地质矿产方面表现出罕有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领悟能力，且在外国语言文字方面表现出特有的天赋。在几位洋教师的耳提面命下，他很快就通晓了英、法、俄、日、德、意等国的语言文字。
杨尚文一向喜好交际，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布衣寒士，大凡叩访自己府邸者，一律以礼相待，或酒饭款待，或奕棋相娱，每每日暮，才揖别而去。
道光末年，杨尚文告老还乡，辞归故里。京中事务，具交由儿子代为处置。真乃“有其父必有其子”。杨昉主事后，自不乏乃父遗风，常邀京中名士或山西同乡来府邸饮酒奕棋，纵论古今。山西代州籍诗人冯志沂曾为之赋诗一首，以记其事。诗云：“杨生居家如寓公，接交不知囊中空。座中磊磊多文雄，酒酣棋罢窗日红。长安自会哪易得，好作家书报乃翁。”
如果说，乾隆时的名士徐继畬是站在国门看世界的人，杨昉则称得上是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人。对西洋文化心仪已久的杨昉，在几位洋教师的撺掇下，急不可耐地踏上了出访西洋的旅途，先后考察了日、英、法、德等国，并不惜巨资，从这些国家购置了许多理化仪器、照像器材和日用器物。
从海外考察归来后，杨昉开始了自己的摄影实践活动。他既拍摄人物肖像、风景园林，也翻拍碑帖字画，而且还亲自冲印制作。许多达官名流、家人亲朋都成了他拍摄的对象。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曾為其父好友、平定籍地理学家张穆拍摄小像一张;咸丰九年（1859年），为代州籍诗人冯志沂拍像一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其舅父何庆澜拍写真小像一帧。之后，他又为书家何绍基、学者韵生、许乃普一一拍照。杨氏所有亲属，也都请他留影。何庆澜诗有：“集为一册成不朽，天涯咫尺如相逢。鲁川（冯志沂）吟髭数茎秀，子贞（何绍基）气体一何丰。韵生端凝好风度，珊珊仙贵许滇翁。亲朋戚好难悉数，富贵寿考名称雄。”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初八和十一月，他分别为湖南籍学者周寿昌、山西籍清季翰林检讨董文焕拍照留念。其自拍像有三种：一为骑马、一为正面肖像、一为侧面肖像。光绪五年（1879年）、同治七年（1868年），他在京城寓所分别为自己自拍头像和骑马像各一帧，存世至今。杨昉还将自己的摄影实践与日常生活及化学方面的应用经验记录在《朗山杂记》中，是其唯一的、也是尚未面世的著作手稿。
光绪六年（1880年），这位热衷洋务的摄影先驱离京返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准备兴办实业。当时，他雇用了数十峰骆驼，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把他在国外购置的许多器物统统运回故里。有手摇发电机、制火柴机、磨面机、缝纫机、抽水机、煤气灯、照像机、单管支架望远镜、大型望远镜、自行车、东洋车、喇叭型留声机、八音盒、手把小型望远镜、显微镜、钢架弹簧床、活动安乐椅、钟表、怀表、玻璃器皿和西洋餐具等。
由于种种原因，杨昉开创实业的想法未能如愿，但他带回的缝纫机、照相机，却让同乡用来开办了灵石县第一家缝纫社和第一家照相馆。
而今的摄影，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但我们绝不应忘记，在一百多年前中国摄影的洪荒原野上，为我们呕心沥血、开荒拓路的这位摄影界先驱——杨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