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末，母亲因癌症去世几天后，我与姐姐和妹妹坐在冰冷的起居室里，听律师宣读母亲的遗嘱。
　　我们被告知，她为数不多的财产将被平分，唯有一项例外。“她收藏的3000多册纸质书将留给大女儿琳恩。”律师宣布。
　　听了这话，姐姐和妹妹转身看着我。不知何时，眼泪已经充满了我的眼眶。她们知道，母亲和我在书籍上有着不可分割的羁绊。
　　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在卧室里，我看着她一手拿着吹风筒整理头发，一手拿着一本小说的景象。
　　之后的多少个日夜，母亲牵着我的手，一起在哈珀·李、查尔斯·狄更斯和刘易斯·卡罗尔的世界漫步。我在生日和圣诞节收到的礼物，都是长方形的精装书。
　　我家的每一本书上，都留有母亲简洁有力的注解。“亲爱的尼克：生活中绝不能没有美好的书籍。爱你的妈妈。”这是她在《战争与和平》上留下的字迹。
　　我长大一些后，母亲和我分享的书单越来越长。但几年前，我们因为书吵了一架。
　　那是2011年，我在搬家期间决定抛弃大部分纸质书，改用Kindle和iPad存放电子书。“你怎么了？”她在电话里责骂，“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整天在屏幕上阅读。”
　　她激动地说，阅读纸质书时，你可以闻到书香，可以在手中感受到封面的边缘。而且，之前的读者（通常是母亲）在书中留下的注解，能让时间停滞。
　　我不肯让步。我相信，纸质书就像光盘和录像带，是过时的载体。“你无法搜索一本纸质书，”我争辩道，“我可以随身携带1000本电子书，而你在手袋里只能装两本。”
　　后来，我为她买了各种电子阅读器，但它们在多数时间原封不动地躺在她的抽屉里。在我的生日和圣诞节寄到信箱中的，仍然是沉重的、长方形的礼物。
　　而今，我们已不再有机会争论。
　　遗嘱宣读完毕后，姐姐主动表示，愿意跟我分享母亲的藏书，我很感激地接受了。
　　几星期后，妹妹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看到了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
　　“你想要妈妈的Kindle吗？”她发来短信。
　　我凝视着手机屏幕，回想着与母亲那没完没了的争辩。这是讽刺吗？现在她走了，而我关心的却是她的纸质书。
　　是的，在录像带变为光碟及其他流媒体之后，在放弃光盘、转用iPad之后，我从未回首。一度，我对那些逝去的信息载体毫无留恋之情，相反，我对它们的消失感到高兴。
　　但现在我明白了，书籍完全不同。
　　多年来，我徘徊在纸质书与电子码书孰优孰劣的纠结中，形同自虐。母亲的去世让争辩结束了——并不是说它们谁比谁更优越，而是在现代世界里，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位置。
　　我一直喜欢在开车时收听有声读物，或者带上Kindle去长途旅行，但这绝不意味着我想留下母亲的Kindle来纪念她。相反，我只想要她的纸质书。我希望能够闻到书香，看到她在书中留下的笔迹，知道她翻阅过的那些章节，以及她在这些书上留下的人生。
　　这也是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清楚地知道的事情。一天早上，她叫我去书房取来她最喜欢的那本《爱丽丝梦游仙境》。她想在封页内给我那尚未出生的儿子写点东西，因为此时，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无法与那个小家伙相遇的事实。
　　做了一番简洁的介绍后，她写下了一个简单的句子：“愿你的生活充满美好的文字。爱你的奶奶。”她并没有指定，这些文字应该是印刷的，还是数码化的。
　　我希望此时她正在天上俯瞰人间，如果她真的在看，那她一定会注意到，那本《爱丽丝梦游仙境》就矗立在她留下的那些纸質书，以及越来越多的新书身旁。
　　冯国伟摘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