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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程:1949年出生,黑龙江人。1977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1979年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硕士学位,1984年—1985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查理王子医院进修。1987年—1994年曾任黑龙江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院长。1994年—2000年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今任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1988年、1991年两次获得教育部“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称号。
在中国,有400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1%,严重的供需失衡现象让刘晓程20多年来一次次做出反常之举。在富有的异国和贫穷的祖国之间,他选择了祖国;在繁华的都市与艰苦的边疆之间,他选择了边疆;在安享成功和拼搏奋斗之间,他选择了永无止境的奋斗!
刘晓程既不为钱,更不为官,只为“心”,这是一个人做人的良心;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良心;是为患者健康充满跳动活力的心;更是向传统医疗体制宣战,为了国家心血管病事业、医疗事业发展无私奉献的拳拳之心。
求学海外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查理王子医院,一所世界一流的医院。1984年,刚刚从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硕士毕业的刘晓程满怀信心地来到这里,他的导师奥布莱恩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心外科专家。作为一名进修医生,为了学本事,为了给中国人争气,刘晓程坚持干在前头,撤在后头。每台手术之后都要写手术记录,填计算机卡片、下手术后医嘱,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工作,都要看下一台手术的造影。外国医生都喝咖啡去了,刘晓程抢着做这些工作。每天早上八点钟进手术室,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下来,一天内刘晓程最多曾从头到尾参加过5台手术,真是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导师越来越信任刘晓程,甚至放手让刘晓程做连他们本国高资历医生都轮不到做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刘晓程参加了近600例手术,其中主刀做的就有四五十例,光冠状动脉搭桥术就做了二三十例,其中年龄最大的患者已经83岁,无一例死亡或是有合并症的。
1985年,在昆士兰国际心脏外科会议上,刘晓程的导师竟然派刘晓程代表查理王子医院去作学术报告,刘晓程成了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医生。但是,刘晓程却越发思念祖国。面对导师真诚的挽留,面对唾手可得的强烈物质诱惑,刘晓程毅然选择了贫穷落后的祖国。
艰难的抉择
回到北京阜外医院,刘晓程带着一身使不完的劲儿,怀着一片报效祖国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刘晓程成功地做了全院第一例正后壁梗后室壁瘤切除术并搭了两支桥,使一个术后心跳骤停45分钟的病儿心脏复苏,并战胜了床边二次开胸所致的严重感染,使病人痊愈出院。刘晓程积极参与国家“七五”攻关重点科研课题“冠心病心肌血运重建工作”的研究和协调工作;在临床工作之余,建立了液氮保存的同种生物瓣实验室并将该瓣首次应用于临床,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一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基金。
回国后,与刘晓程分居6年的妻子终于调进了北京,医院分给刘晓程一套住房,按照常理,从事业到生活刘晓程总算按部就班了。但事实上,回国两年来也是刘晓程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两年。就像初到国外适应不了那种高效率、快节奏一样,刘晓程感到国内这种慢节奏和低效率也让人难以适应,好像在突然减速的快车上站不住脚,总要向前冲一样。刘晓程不明白,每年仅能做1000例手术的阜外医院门外,何以有1.4万多位患者排队?在国外,刘晓程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何以到了国内只能做88例?全院上至院长,下到年轻的医生,大家都想多干、快干,可又总觉得有劲使不出来。
出门诊时,刘晓程看到许多历尽千山万水来北京诊治的患者早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他们得的并非不治之症,却因为等不到床,排不上队,做不上手术失去生存的机会!医院为了减少等待手术的排队量,曾规定每个主治医生一个月只能开30张住院单,可刘晓程一个下午就能接待60个患者,这30张住院单让刘晓程如何用一个月呢?千里迢迢拖家带口来的就诊患者中有不少是刘晓程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他们围着刘晓程,向刘晓程哭诉,仅仅只是为了一张入院单。为了向他们做连自己都认为是毫无说服力的解释,刘晓程有时出门诊要到晚上九点多钟。
黑龙江是刘晓程的家乡,那里先、后天心脏病的发病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数,那里有十几万病人急需手术却投医无路,求治无门。为什么不能回家乡为饱受病痛折磨的父老们建一座心血管病医院呢?可是,妻子孩子为刘晓程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刚刚安定,刘晓程有什么权力再把他们拉回到艰苦、动荡的生活之中?多少个不眠之夜刘晓程和妻子彻夜长谈,最后妻子说:“从个人工作、孩子教育、家庭生活来说,我不想走,但我还是支持你。”
1987年5月13日,刘晓程给院党委和导师郭加强院长写了《请调报告》。院里屡次诚意挽留,刘晓程决心已下!最后,阜外医院终于忍痛在商调函上盖了章。
一个久经动荡后刚刚稳定的小家庭又开拔了……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1987年,刘晓程来到了牡丹江市东安医院。这是一个区级大集体医院,房舍简陋,设备奇缺,只有80张病床,但最缺的还是人才。这里只有一些仅受过初级训练的人和几个从北京阜外医院进修回来的护士,以及超声、体外、心内、X光4个稍有经验的医生。
针对这种情况,刘晓程提出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带着他们边干边学,大家没见过四联症根治术,刘晓程先同他们讨论,讲明要点,然后上台干;他们不懂怎样换瓣,对冠状动脉搭桥术更是生疏,刘晓程带他们去电影院,插空借用电影放映机看造影片子。国产造影片子,机器拉不动,一开机就烧,刘晓程只好带大家回来在观片灯下把整卷片子一片一片地用放大镜看。看一次要一个多小时,前后看了6遍才做出诊断。外国同行知道后风趣地说:“你搭的桥不是世界第一例,但用这种原始方式看冠状动脉造影的,你是世界第一人。”
东安医院没有医院必备的双路电,一次正在做心脏外科手术,发生了意外停电,病人已经开胸,手术必须坚持做下去。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被临时拉来为“刘晓程”们打手电筒,那位记者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打着手电筒的手直哆嗦,刘晓程火了,冲着她吼了一嗓子:“拿稳了,抖什么?”就这样“刘晓程”们坚持做完了手术。亲眼目睹手术过程的那位记者不但没有为刘晓程粗暴的态度生气,反而义正辞严地到市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市领导为东安医院解决双回路电,市领导现场办公解决此事。
几年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刘晓程和同事们渐渐建起了一支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在紧张的工作实践中,这支队伍的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
由于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建一所新医院迫在眉睫。黑龙江省委书记获悉后专门做了批示,省、市政府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资近千万为“刘晓程”们盖医院。经李铁映、宋健等中央领导研究协调,国家计委、科委、卫生部、财政部、物资部等部门共同为医院筹措了2000万元人民币和配套中央外汇,帮助他们购置必需的进口设备。他们的创业之举也感动了国际友人,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们送来了急需的药品、设备、器材,一些专家学者自费来牡丹江帮刘晓程工作,举办讲座,与刘晓程的同事同台手术,为他们培养专科技术人才……
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筹款,边引进设备,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在农田地上建起了崭新的我国第二所心血管病医院。几年来,医院从最开始每周仅能做两台手术发展到每周做十七八台手术,医院收到全国各地近万封求治信,为来自23个省的几千位患者做了心脏手术。
一位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的患者满含感激地送来一副金匾,上书8个大字:“晓界生死,承接古今!”生与死,古与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医生的价值么?
新的征程
1994年刘晓程被上级调回北京,就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刘晓程不得不告别了自己用全部心血建起的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从1994年至2000年,刘晓程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在一般人看来前程似锦的刘晓程却越来越陷入痛苦之中。据卫生部最新统计,全国每天有1.3万人死于心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疾病,心血管病已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重要“杀手”之一。我国需要接受心血管手术的病人已达400万人,而全国每年的手术量不足4万例,因此心血管领域的医患供求矛盾成为医疗卫生战线中最尖锐的供求矛盾。
刘晓程一直在苦苦地思索:造成这种日益尖锐的供求矛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慢慢地悟出,我们不单单是经济和科技落后,还有传统思想的残余及诸多因素造成的低效率和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处处存在的内耗。再三思索之下,2000年,刘晓程辞去了公职。
如果说刘晓程离开北京到牡丹江创办心血管病医院是为了解除更多病人的痛苦,那么刘晓程又一次选择离开北京、辞去公职就是要向中国传统的医疗体制挑战,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一个顽疾。刘晓程要做这块改革试验田里的拓荒者,给国家的卫生改革事业闯出一条路,为饱受折磨的400万心血管病患者带来福音……
长期的实践告诉刘晓程,治疗心血管病需要高科技、高设备、高协作、高管理,这“四高”的严格要求,使一般综合性医院无法顺利地、大量地开展心血管手术和心血管介入治疗。
2002年,刘晓程来到了天津泰达开发区,出任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一所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面向市场,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型现代化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它集医疗、教学、科研和康复四位一体,以心脏病和心血管介入治疗为核心技术,建成后年心脏手术的介入治疗量为1万例以上。建院伊始刘晓程就提出要在国内率先采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全新经营管理体制,采取市场经营理念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施行院长负责制。院长全权负责医院的经营管理,独立承担法律、经济、民事责任,对医院所有者负责。这无疑为探索国有医疗企业新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这正是吸引刘晓程来此的根本原因。
“刘晓程”们鲜明地提出要一手高举人道主义的大旗,体现医疗事业平等、博爱的公益性质;一手高举市场经济的大旗,让医院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不断良性发展,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这条航船正扬帆远航,刘晓程和他的同事们为“心”而进行的新的航程将永远不会停止。
刘晓程愿意做一个坚定的唯“心”主义者。
在中国,有400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1%,严重的供需失衡现象让刘晓程20多年来一次次做出反常之举。在富有的异国和贫穷的祖国之间,他选择了祖国;在繁华的都市与艰苦的边疆之间,他选择了边疆;在安享成功和拼搏奋斗之间,他选择了永无止境的奋斗!
刘晓程既不为钱,更不为官,只为“心”,这是一个人做人的良心;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良心;是为患者健康充满跳动活力的心;更是向传统医疗体制宣战,为了国家心血管病事业、医疗事业发展无私奉献的拳拳之心。
求学海外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查理王子医院,一所世界一流的医院。1984年,刚刚从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硕士毕业的刘晓程满怀信心地来到这里,他的导师奥布莱恩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心外科专家。作为一名进修医生,为了学本事,为了给中国人争气,刘晓程坚持干在前头,撤在后头。每台手术之后都要写手术记录,填计算机卡片、下手术后医嘱,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工作,都要看下一台手术的造影。外国医生都喝咖啡去了,刘晓程抢着做这些工作。每天早上八点钟进手术室,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下来,一天内刘晓程最多曾从头到尾参加过5台手术,真是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导师越来越信任刘晓程,甚至放手让刘晓程做连他们本国高资历医生都轮不到做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刘晓程参加了近600例手术,其中主刀做的就有四五十例,光冠状动脉搭桥术就做了二三十例,其中年龄最大的患者已经83岁,无一例死亡或是有合并症的。
1985年,在昆士兰国际心脏外科会议上,刘晓程的导师竟然派刘晓程代表查理王子医院去作学术报告,刘晓程成了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医生。但是,刘晓程却越发思念祖国。面对导师真诚的挽留,面对唾手可得的强烈物质诱惑,刘晓程毅然选择了贫穷落后的祖国。
艰难的抉择
回到北京阜外医院,刘晓程带着一身使不完的劲儿,怀着一片报效祖国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刘晓程成功地做了全院第一例正后壁梗后室壁瘤切除术并搭了两支桥,使一个术后心跳骤停45分钟的病儿心脏复苏,并战胜了床边二次开胸所致的严重感染,使病人痊愈出院。刘晓程积极参与国家“七五”攻关重点科研课题“冠心病心肌血运重建工作”的研究和协调工作;在临床工作之余,建立了液氮保存的同种生物瓣实验室并将该瓣首次应用于临床,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一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基金。
回国后,与刘晓程分居6年的妻子终于调进了北京,医院分给刘晓程一套住房,按照常理,从事业到生活刘晓程总算按部就班了。但事实上,回国两年来也是刘晓程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两年。就像初到国外适应不了那种高效率、快节奏一样,刘晓程感到国内这种慢节奏和低效率也让人难以适应,好像在突然减速的快车上站不住脚,总要向前冲一样。刘晓程不明白,每年仅能做1000例手术的阜外医院门外,何以有1.4万多位患者排队?在国外,刘晓程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何以到了国内只能做88例?全院上至院长,下到年轻的医生,大家都想多干、快干,可又总觉得有劲使不出来。
出门诊时,刘晓程看到许多历尽千山万水来北京诊治的患者早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他们得的并非不治之症,却因为等不到床,排不上队,做不上手术失去生存的机会!医院为了减少等待手术的排队量,曾规定每个主治医生一个月只能开30张住院单,可刘晓程一个下午就能接待60个患者,这30张住院单让刘晓程如何用一个月呢?千里迢迢拖家带口来的就诊患者中有不少是刘晓程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他们围着刘晓程,向刘晓程哭诉,仅仅只是为了一张入院单。为了向他们做连自己都认为是毫无说服力的解释,刘晓程有时出门诊要到晚上九点多钟。
黑龙江是刘晓程的家乡,那里先、后天心脏病的发病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数,那里有十几万病人急需手术却投医无路,求治无门。为什么不能回家乡为饱受病痛折磨的父老们建一座心血管病医院呢?可是,妻子孩子为刘晓程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刚刚安定,刘晓程有什么权力再把他们拉回到艰苦、动荡的生活之中?多少个不眠之夜刘晓程和妻子彻夜长谈,最后妻子说:“从个人工作、孩子教育、家庭生活来说,我不想走,但我还是支持你。”
1987年5月13日,刘晓程给院党委和导师郭加强院长写了《请调报告》。院里屡次诚意挽留,刘晓程决心已下!最后,阜外医院终于忍痛在商调函上盖了章。
一个久经动荡后刚刚稳定的小家庭又开拔了……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1987年,刘晓程来到了牡丹江市东安医院。这是一个区级大集体医院,房舍简陋,设备奇缺,只有80张病床,但最缺的还是人才。这里只有一些仅受过初级训练的人和几个从北京阜外医院进修回来的护士,以及超声、体外、心内、X光4个稍有经验的医生。
针对这种情况,刘晓程提出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带着他们边干边学,大家没见过四联症根治术,刘晓程先同他们讨论,讲明要点,然后上台干;他们不懂怎样换瓣,对冠状动脉搭桥术更是生疏,刘晓程带他们去电影院,插空借用电影放映机看造影片子。国产造影片子,机器拉不动,一开机就烧,刘晓程只好带大家回来在观片灯下把整卷片子一片一片地用放大镜看。看一次要一个多小时,前后看了6遍才做出诊断。外国同行知道后风趣地说:“你搭的桥不是世界第一例,但用这种原始方式看冠状动脉造影的,你是世界第一人。”
东安医院没有医院必备的双路电,一次正在做心脏外科手术,发生了意外停电,病人已经开胸,手术必须坚持做下去。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被临时拉来为“刘晓程”们打手电筒,那位记者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打着手电筒的手直哆嗦,刘晓程火了,冲着她吼了一嗓子:“拿稳了,抖什么?”就这样“刘晓程”们坚持做完了手术。亲眼目睹手术过程的那位记者不但没有为刘晓程粗暴的态度生气,反而义正辞严地到市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市领导为东安医院解决双回路电,市领导现场办公解决此事。
几年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刘晓程和同事们渐渐建起了一支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在紧张的工作实践中,这支队伍的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
由于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建一所新医院迫在眉睫。黑龙江省委书记获悉后专门做了批示,省、市政府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资近千万为“刘晓程”们盖医院。经李铁映、宋健等中央领导研究协调,国家计委、科委、卫生部、财政部、物资部等部门共同为医院筹措了2000万元人民币和配套中央外汇,帮助他们购置必需的进口设备。他们的创业之举也感动了国际友人,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们送来了急需的药品、设备、器材,一些专家学者自费来牡丹江帮刘晓程工作,举办讲座,与刘晓程的同事同台手术,为他们培养专科技术人才……
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筹款,边引进设备,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在农田地上建起了崭新的我国第二所心血管病医院。几年来,医院从最开始每周仅能做两台手术发展到每周做十七八台手术,医院收到全国各地近万封求治信,为来自23个省的几千位患者做了心脏手术。
一位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的患者满含感激地送来一副金匾,上书8个大字:“晓界生死,承接古今!”生与死,古与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医生的价值么?
新的征程
1994年刘晓程被上级调回北京,就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刘晓程不得不告别了自己用全部心血建起的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从1994年至2000年,刘晓程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在一般人看来前程似锦的刘晓程却越来越陷入痛苦之中。据卫生部最新统计,全国每天有1.3万人死于心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疾病,心血管病已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重要“杀手”之一。我国需要接受心血管手术的病人已达400万人,而全国每年的手术量不足4万例,因此心血管领域的医患供求矛盾成为医疗卫生战线中最尖锐的供求矛盾。
刘晓程一直在苦苦地思索:造成这种日益尖锐的供求矛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慢慢地悟出,我们不单单是经济和科技落后,还有传统思想的残余及诸多因素造成的低效率和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处处存在的内耗。再三思索之下,2000年,刘晓程辞去了公职。
如果说刘晓程离开北京到牡丹江创办心血管病医院是为了解除更多病人的痛苦,那么刘晓程又一次选择离开北京、辞去公职就是要向中国传统的医疗体制挑战,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一个顽疾。刘晓程要做这块改革试验田里的拓荒者,给国家的卫生改革事业闯出一条路,为饱受折磨的400万心血管病患者带来福音……
长期的实践告诉刘晓程,治疗心血管病需要高科技、高设备、高协作、高管理,这“四高”的严格要求,使一般综合性医院无法顺利地、大量地开展心血管手术和心血管介入治疗。
2002年,刘晓程来到了天津泰达开发区,出任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一所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面向市场,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型现代化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它集医疗、教学、科研和康复四位一体,以心脏病和心血管介入治疗为核心技术,建成后年心脏手术的介入治疗量为1万例以上。建院伊始刘晓程就提出要在国内率先采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全新经营管理体制,采取市场经营理念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施行院长负责制。院长全权负责医院的经营管理,独立承担法律、经济、民事责任,对医院所有者负责。这无疑为探索国有医疗企业新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这正是吸引刘晓程来此的根本原因。
“刘晓程”们鲜明地提出要一手高举人道主义的大旗,体现医疗事业平等、博爱的公益性质;一手高举市场经济的大旗,让医院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不断良性发展,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这条航船正扬帆远航,刘晓程和他的同事们为“心”而进行的新的航程将永远不会停止。
刘晓程愿意做一个坚定的唯“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