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出台，让“鸡娃”瞬间失去抓手，课外辅导机构的取消使得家庭教育的构架坍塌。原本就焦虑不安的中产阶级家长仿佛溺水者，在浓雾弥漫的湖面上疯狂抓取救命稻草。
　　课外辅导是主流学校教育系统的补充和拓展，以主流学校教育的存在为前提，规模、形态和内容依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被学者形象地界定为“影子教育”。影子之所以是影子，是因为它无论被光源夸大到何种程度，都不能摆脱本体而存在。影子教育遍布东亚，有公立教育存在的地方，课外辅导如影随形。
　　日韩庞大的“影子教育”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东亚三国均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为东亚三国阶层流动的有效通路与希望。在这种社会共识的推动下，热衷考试成为独有的社会景观，考生和家长也因此陷入高度紧张的强压状态，竞争、超前成为东亚三国的关键词。关于“高考”，东亚三国都有着金科玉律，中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韩国是“四上五落”（每天睡觉4小时，就会顺利上榜，每天睡觉5小时，会名落孙山），日本则是“考试地狱一考定终身”。考试成绩决定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决定工作去向、工作决定命运，这一逻辑闭环已经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东亚三国无不奉为圭臬。
　　在“学历主义”盛行的日本，学历是命门。终身雇佣体制下，学历宛如“家世”，校门高低决定了地位高低，毕业后的第一家公司很有可能就是一生悬命所在。这对信息不对称的人才市场来说，应聘者的最高学历及其母校的排名是招聘方判断应聘者优秀程度的重要指标。对于日本高中生来说，考上大学很简单（2015年春季大学录取率为93.3%），但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考上一所名校就难上加难。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慕强的学历社会、充分自主的招生模式，在这三合力的作用下“学习塾”应运而生。
　　回顾日本学习塾的发展史，学习塾的扩展爆发源于1977年正式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宽松教育和填鸭教育相对，强调给予学生宽裕而又充实的校园生活，然而公立学校的轻松教育状况和激烈的竞争升学考试不对称导致更多学生投向“学习塾”。截至目前，日本学习塾的数量在5.5万所左右，大约有33.7%的小学生、51.9%的初中生和29.3%的高中生参加补习班，2020年日本校外补习机构的总销售额约为4702.9亿日元。
　　韩剧《天空之城》被称为韩国高考恐怖片，即使是高净值家庭的孩子也需要凭借疯狂补习来获得名牌高校的入场券。韩国的补习风尚居于全球首位，《纽约时报》报道称，75%的韩国学生就读于全國10万个补习班中，“企业化规模”的补习班更似“韩国教育体系的支柱”。韩国智库现代研究所行业调研报告称，韩国家庭平均将其收入的近20%用于子女的课外辅导中。
　　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是著名的“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这条街上的各种补习班多达1057家，占江南区补习班数量的近一半，每年创造约20万亿韩元的“补习班经济”。补习内容大多以学科教育为主，韩国的兴趣补习班更多的是精英有钱人的游戏。大峙洞补习班上孩子们同样被灌输抢跑原则，贯彻落实超前教育。在这般“超前学习”的调教之下，韩国不乏小学生考托福、中学生解大学考题等现象。
　　韩国的财阀经济结构决定了大多数普通韩国人生老病死都与巨头企业密切相关，而高学历是打开这些大门的唯一钥匙。与中国高考分数几乎是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不同，韩国大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招生权，这意味着家长和孩子们不仅要搞好高中期间的校内表现评价，还要提前规划，为孩子增加社会实践、课外活动、文体特长等加分亮点，求学压力可想而知。
　　疏与堵的平衡
　　如何管制庞大的“影子教育”，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教育难题。
　　韩国的“影子教育”管制是在堵与疏中寻求平衡。1980年，全斗焕为了赢得民众支持，喊出了“实现正义社会”的口号，发布了“7·30教育改革”措施，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课外辅导和补习班。次年，当局通过《学院法》明确禁止各种类型的课外辅导，违反者将处以罚款，甚至有期徒刑1年等处罚。
　　全斗焕政府试图用教育电视（韩国教育电视台EBS）来取缔课外补习机构，甚至派出“课外辅导打压队”四处查处补课行为。禁令带来的后果是：五花八门的各色伪装补习层出不穷、辅导市场价码在风险成本加持下一路飙升。“课外辅导打压队”很快放弃了查处工作，但1988年，在江南区就读的高中二、三年级学生中，有70%以上的学生都接受着秘密课外辅导。20世纪90年代末，补课禁令被废除，并最终于2000年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理由是“过度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表达性格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等基本权利”。韩国的课外培训行业由21世纪初期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一刀切政策以失败告终，以总统李明博为代表的教育改革人士致力于“疏”通沉痼的补习体系，祭出强硬的“补习宵禁令”，要求补习机构十点后不准再补习，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官员晚上十点后会上街到补习班密集的地区巡察和探访，违反机构会被扣分、罚款，甚至停学整顿。然而，这些减压减负的管制手段，学生和家长不买账，在升学的强压面前，参加补习、压缩睡眠时间、疯狂学习是搭起上升阶梯的唯一方式。
　　如今，韩国的“影子教育”规模已达到空前盛况，韩国人在家教补习上的花费占该国GDP的2%。管制辅导机构宛如抽刀断水，水源没有管控，终究无济于事。
　　21世纪，日本社会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学习塾在新时代的价值，学习塾向着规范化、合法化、集团式发展。2001年所有私塾组织统合成“全国私塾教育网络”，旨在让私塾之间互通信息、切磋业务，由企业运营的学习塾开始出现。同时，日本政府重视教培行业协会作用，从法律和行业两维度入手实现管制。2008年起，塾校合作成为常态，学习塾扮演校内教育的“合作者”角色。目前，很多学校与学习塾利用课余时间合作开展自愿参加的辅导课程，也有部分学校或在学校内的教学课程中引进学习塾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或邀请学习塾教师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课程，或聘请学习塾教师承担教辅工作等。
　　当下，我国的大型课外辅导机构多以集团的形式存在，这些教育集团的智能题库、教研云平台、大数据中心等都具有强大的创造力，这对科技力量较为薄弱的公立教育而言尤为珍贵。科技型教辅集团与公立学校的合作能加速实现教育事业智能化升级，为我国的智慧教育生态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