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些登山的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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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峻这么多年的登山生涯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万科总裁郁亮。“很多人选择登山,是希望通过登山这种行动来告诉别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此他能理解,但郁亮是个例外。
  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登珠峰之后,体重都会锐减,郁亮却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整个登山过程,都有详细的规划和补给策略,一如他游刀有余地掌控万科这样的巨无霸企业。迄今为止,只有300多名中国人登顶珠峰之巅。
  中国近年来登山热正悄然盛行。
  曹峻曾受邀多次组织南北极徒步穿越和雪山探险活动。“虽然你可以花钱买服务,真正核心的东西,是对自己生命的把控,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去掌握。”
  尽管郁亮在登山经验上不如曹峻丰富,但曹峻说从郁亮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郁亮花费了3年时间去做登珠峰的准备,迫使自己不断地去运动,让自己保持一个状态。这其实就是一种严格的自我管理。”
  “王石登山是个人行为,郁亮却融入到公司的管理中。”曹峻十分认同郁亮的—个理念: “人的一辈子当中,最大的财富是你身体的健康。如果你连自己的健康都不能管理好,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

曹峻永远的“北大山鹰梦”


  热爱体育的曹峻在198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进入大学的第二年,曹峻看到北大登山协会的招新通知,就报名参加了。“到了现场一了解,协会平时组织去攀岩、拉练,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当时就觉得,这不就是一个专门组织大家去玩的社团嘛。”
  在加入北京大学登山协会之前,曹峻对于户外登山几乎没有了解,此前对于该领域唯一的了解,就是在电视上看到1985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穆朗玛峰的消息。平时,北大登山协会会定期组织大家集训,那时条件比较差,没有专门的场地和装备,他们就去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蹭”。大家穿着破1日的装备,吃着馒头,喝着凉水,训练也很开心。
  经过一年的训练,大家都想去真正的雪山一试身手。著名冰川学家、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崔之久向他们推荐了玉珠峰——这座山峰攀登难度相对较小,距离青藏公路较近,接近性比较好,并且曾是1960年中华总工会组织攀登珠峰的训练地。于是,11名队员踏上了攀登玉珠峰的征程。
  从玉珠峰归来之后,山鹰社开始了每年一座雪山的攀登计划。1991年,曹峻作为山鹰社第二任社长,带领大家攀登了位于新疆的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由于队伍组织相对松散,缺乏战略配合,加之有队员发生高原急性脑水肿,最终未登顶。
  回到北京后,大家反复总结经验教训,针对薄弱环节特别是团队的配合和接应进行训练,1992年,曹峻和队员们成功登顶了海拔7117米的念青唐古拉峰。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1990年到1997年8年,山鹰社飞越玉珠峰、念青唐古拉峰、慕士塔格峰、格拉丹东峰和宁金抗沙峰等多座海拔6000-7000米的山峰。

  这一次他们剑指8000米级别山峰——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想要送给母校一个特别的礼物,经验丰富的曹峻担任此次攀登卓奥峰登山队队长。当修路队修到C2营地,一阵狂风将所有物资连同帐篷全都吹走了;第一组冲顶之后,紧接着是第二组,但天气突变,继续登顶面临巨大危险。
  是继续还是下撤?这样的抉择横在身为队长的曹峻面前。面对一步之遥的顶峰,谁又甘心下撤?可是队员的生命最重要,曹峻做出了第二组停止登顶立即下撤的决定。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组的成员没有怨言,马上下撤,这让曹峻非常感动。“在雪山面前,我们没有私心,只要有一个人登顶,我们为母校准备的礼物就成功了。每一个山鹰人都在这里学会了奉献、责任与爱。”
  从1999年开始,中国民间登山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开启了自己的雪山探险历程,随之而来的就是登山风险的陡然加剧。2003年,人类首登珠峰50周年。以王石为代表的中国业余登山队登顶了珠峰。随后,王石发起深圳登山协会,曹峻被任命为深登协秘书长,继山鹰社之后,他的登山生涯进入崭新的一页。
  为了不辜负自己的选择,曹峻全身心地投入深登协的工作中去。他先去香港学习先进的户外培训经验,回来之后又自己琢磨教案,自己授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户外教练。此外,他还致力于推动成立深圳山地救援队、建立户外及登山培训体系,通过他的努力深登协成为国内户外领域最規范、最成体系并最有成效的一个机构。
  曹峻的工作不仅仅局限在深圳,在雪山的故乡,曹峻和一些山友推动成立的高山救援基金,旨在给予极高海拔的商业登山救援以资金支持,包括为高山向导购买商业保险以及购买救援设施,免除高山救援的后顾之忧。
  作为山鹰社元老,曹峻说:“无论离开多久,山鹰社对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很多人,都是永远可以回去的‘家’。我们在那里不仅收获友谊和成长,更深刻领会了登山精神。这是山鹰社的‘魂’,始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从未褪色。”

从郁亮身上学习自我管理


  “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入意料。”2013年5月18日中午12时35分,48岁的郁亮顺利登顶珠穆朗玛峰。撇开“创业者” “企业家” “万科总裁”的身份,郁亮在登顶一刻的头衔只需要一个——运动达人。   迄今为止,只有300多名中国人到达了珠峰之巅。近年来,在中国登山热正在悄然盛行。由于丰富的登山经验,曹峻曾受邀多次组织南北极徒步穿越和雪山探险活动, “有钱并非是挑战极限成功的关键。”
  在曹峻看来,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地、无条件地交给探险公司,那么这无疑是很冒险的事情。虽然你可以花钱买服务,但你只能把一部分东西交付给别人去处理,而真正核心的东西,对自己生命的把控,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去掌握。
  在合作过的众多登山伙伴中,曹峻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起登珠峰的队友、万科总裁郁亮的转型。“三年前,郁亮还是个身形微胖的儒商,也是个运动界‘菜乌’。2010年,郁亮开始决心减肥,他的计划是将体重从75公斤减至64公斤。”
  作为曾经不怎么运动的中年发福男,郁亮在2010年瘦身成功。对运动,郁亮的想法简单: “当汗水一滴滴往下掉的时候,那一天的烦恼也随之而去。”3年前,他还是“微胖界”的一只运动菜鸟,现如今已颇具“达人之姿”,征服茫茫世界之巅。
  跑步、骑行、攀冰;四姑娘山、启孜峰、慕士塔格峰直至珠穆朗玛峰,郁亮一步一脚印、一山一高度。“看上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有了分解动作后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因此我把它称为登峰计划而不是登峰梦想。”
  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在登珠峰之后,体重会锐减。郁亮却是个例外,他的体重几乎没有改变,原因是他的整个登山过程有详细的规划和补给策略,一如他掌控万科这样的庞大企业。
  为了登珠峰,郁亮把企业管理的心态和方法用到登山中去了。登珠峰前,郁亮先从5000米的四姑娘山大峰开始攀登,然后是6200米的启孜峰,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还有8201米的卓奥友峰,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锻炼自己,提高登山技能。
  这些年接触了许多登山者,曹峻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很多人选择登山是希望通过登山这种行动,来“告诉别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我想去做一件事,可能外界未必能看见。但是如果我决定去做一次登山探险,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也很容易让人看到我身上的变化”。
  “郁亮的例子很好地说明,登山的意义还在于能让想体验攀登的人树立目标,长期严格准备,提升个人潜能,形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尽管郁亮在登山经验上不如曹峻丰富,但曹峻却觉得从郁亮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郁亮花费了3年时间去做登珠峰的准备,迫使自己不断地去运动,让自己保持一个状态。这其实就是一种严格的自我管理。”
  曹峻十分认同郁亮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人的一辈子当中,最大的财富是你身体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才能管理好其他事情,如果你连自己的健康都不能管理好,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
  从珠峰归来后,曹峻迷上了跑步。尽管2013年1月,他最开始跑步是为了康复训练,那时他只能一天跑上四五公里,目前他已经开始跑全程马拉松和超级马拉松, “跑步算是我在攀登珠峰之后的又一个收获。现在我是把跑步当成日常生活中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保持身体的状况、积极的生活状态,今后想做什么事情就一定都可以做到。这是我想要的一种人生状态。”

厉伟的“喜马拉雅式攀登”


  和曹峻同样深入思考和实践的还有厉伟。2019年5月15日,北京大学登山队登顶珠峰,为母校120周年献上分量最重的礼物,赢得一片喝彩。然而,作为队长,著名投资人厉伟却在海拔8300米处停下脚步,放弃了近在咫尺的成就与荣誉。
  无数人曾在这古老的喜马拉雅山间获得启迪。厉伟所说的“喜马拉雅式攀登”,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登顶珠峰,厉伟已经做了两年半的准备。
  在投资界,厉伟战绩彪炳,30年来,不仅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还创立松禾资本,托举了一大批企业成功上市。他的父亲厉以宁更是中国经济学泰斗、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担任北大珠峰登山队队长后,厉伟以创业般的热情,投入登山训练中去。2016年以来,他数次来到西藏,从零开始,积累体能,完成了一座又一座山峰的攀登,为带领队伍登上珠峰、献礼校庆打下基础。
  攀登的保障,不可谓不全面。西藏圣山公司派出了最豪华的向导阵容,其中,两位实力最强的向导——曾登顶珠峰12次的扎西平措和曾一次背负11瓶氧气下山的扎西贡布——被分配给了年龄最大的厉伟,此外,他还拥有3瓶额外的备用氧气。
  为了帮助厉伟顺利登顶,在做高山适应性训练时,其他队员从7028米只拉练到7300米,扎西平措则带领他提前六小时,在凌晨3点就向8000米进发,以提前适应更高海拔。
  此次登山活动的北大总指挥、曾3次登顶珠峰的北京大学校友黄怒波曾开玩笑说: “以厉伟的身体状况,从8300米上下两次珠峰都没有问题。”向导们也认为,以当时的天气状况和队员的身体条件来看,有望全员登顶。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厉伟为什么在眼看就要完成目标的8300米处,放弃近在咫尺的荣誉?为了选择这次关键的、颇令外界不解的放弃,在最重要的时刻,为何他选择了“喜马拉雅式攀登”,而非“阿尔卑斯式攀登”?

  2019年5月15日凌晨12点25分,厉伟在风雪交加中钻出挤迫的高山帐篷,摸索着爬到帐篷区的最高处,在8300米的珠峰山脊,没有皎洁的月光,更不见漫天的星斗,连伟岸的珠峰都隐没在黑暗之中。
  那种感觉厉伟至今难忘:呼啸的寒风裹挟着冰晶和雪粒打在裸露的脸上,每一下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在一刀一刀划开皮肉,风寒效应使体感温度降到了零下四十几摄氏度,唯一的念头就是“嗨起来”,只有拼命活动才能抵御这酷寒,这个珠峰之夜实在是一点都不浪漫。
  厉伟与冲顶的队员一一拥抱告别,目送他们一步一步没入暗夜。祝福他们为自己、为北大、为团队“顺利登顶,平安归来”。近两个小时送走了所有队友逃回帐篷,感觉自己要被冻伤了。此时主向导扎西平措拉开帐篷,开口问道:“我是你的向导,你让我去哪里?”
  “留下,我下撤将格外安全;上行,队友们将更有保障。”厉伟回答, “你去照顾他们吧,帮我带点8848米的雪下来。”扎西平措背了四瓶救急的氧气走了,厉伟心存感动,为他的忠诚,也为自己能够在此时、在此地为团体贡献一点力量。
  “这样,减少一名冲顶队员,就减少一分风险。而我放弃冲顶,就意味着我的主向导,圣山公司实力最强的向导,可以作为队伍的安全保障向导前去帮助其他队员。”厉伟说, “我当时的身體状态相当不错,留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可以尽我所能,鼓舞军心,做一些指挥协调的工作。”
  人们在户外经常说:“独行快,众行远”——因为团队能够发挥队员之间互补的能力,能够在队员陷入低迷甚至危险的境地时给予信心、提供温暖、相互搀扶、携手同行。
  在登山史上,多数悲剧发生在采取阿尔卑斯式的攀登方式攀登的登山者身上。阿式登山是一种不依赖他人、完全或主要靠登山者自身力量来进行山峰攀登的方式,登山者以轻便的装备、快速的行进速度攀爬,中途不依靠外界补给,炫耀以一己之力征服山峰。
  而与阿式攀登相对应的,则是喜马拉雅式攀登——这是一种强调团队协作、稳步推进的攀登方式——想要攀登更高的雪山,只能依靠这种攀登法,只有依靠团队精神和团队力量,登山的风险才会更小,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
  从珠峰下来后,有人问厉伟,全员登顶岂不是更加完美?然而,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事情。相较于全员登顶,全员安全的价值更大。厉伟对此从没后悔过, “作为队长,这是我的使命所系,更是责任所在。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的成功,远比个人登顶的荣耀,更令我看重与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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