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12岁到西藏当兵，踏过最美的西藏河川；20岁成为战地记者，前线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30岁留学美国，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陷入热恋，为此一度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和审查。她还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会员，是众多大牌导演眼中的金牌编剧。最近，她的著作《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导演拍摄，她再次被推向舞台的中央。
从舞台走向创作
我出生在一个妈妈是话剧演员、爸爸是作家的家庭里。很自然地，要么是舞台，要么就是书房，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就是，无论我一生干什么，这些基因都会占据我的生命，也成为我教养里最主要的成分。
我12岁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个时候还没想到要写作。
在跳了七八年舞之后，我发现要做到最好挺难的，我不是一个柔软度非常好的人，而且当时在部队的舞蹈训练并不是很正规。我是一个做什么事就要做到拔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舞蹈编导。
因为我爱舞蹈，而且舞蹈编导还和创作有关系，让我觉得非常兴奋和开心。虽然我的肢体不是最好的，但是可以和脑袋结合起来，后来领导发现我挺能写的，就把我调到团里的创作组。
我彻底变成作家是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作为战地记者参与其中。那年我20岁，当时没有多少女记者，我不能去前线，就在野战医院采访伤员，在真的看到生死之后，对于之前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就有了新的感受，我不再是以前编编舞、跳跳舞、参与创作的女孩子了。从此以后开始很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读书，有意朝创作的方向走。那时感觉自己有满腔的话要讲，但至于要讲什么，还不知道。
和李准复杂的父女情
1979年之后有很多年轻的作家涌现，他们在写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对“文革”进行反思，我常常读他们的小说，觉得我也有生活，我也可以写。
我在1980年发表了第一部电影剧本《心弦》，在四川获了奖，后来又发表了《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从此我确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李准是我前夫李克威的父亲，我在他们家生活了8年，学到很多东西。他是中国式的、很传统的一个作家。他平常讲话就非常生动，有农民式的风趣和精到，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造诣很深。我爸爸萧马是西洋派，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西学的教育影响很深，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也很好，但更偏重西方。所以李准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
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的是河南方言。当时他们全家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我也是半个河南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能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尽管也去河南农村蹲过点，但最好的基础是在李准家生活，听他讲农村各种各样的故事。
1985年，我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198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出版，获得了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
在美国遇到一段情
在我发表第二部长篇之后，《中国日报》给了我一个版面的专访，第二天美国文化新闻总署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我们有一个年轻艺术家去美国访问的计划，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愿意。
当时因为我姑姑在美国，访问结束后我在姑姑家住了6个月，开始自学英文。回到北京后，又找托福书自学。在自学17个月后，我托福考到570多分，达到了念研究生可以拿奖学金的分数要求。
当时对于出国我并没有什么设想，一开始是想读博士，念英国文学。但是到了美国半年之后碰到我先生劳伦斯，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他和我前夫吸引我的地方很相近，都是爱读书。对我来讲，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百科全书，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给他打电话。而且他的价值观和我非常接近，比如对物质没有野心，乐趣就是每天可以读书。在创作上，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有时给他讲两个故事，他说这个好，应该先写这个，那个也不错，但这个更好。他从来不说不好。
1992年，我们打算结婚。由于劳伦斯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安全，对我进行了严厉盘查，因为我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当过13年兵。为了结婚，劳伦斯辞职，直到2004年才在美国国务院复职。我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在美国念了3年研究生，更加系统地读了很多作品，包括全部被禁的作家、美国南部作家、种族黑人作家等，方方面面的书都被我看完了，这个营养是在哪里都得不到的。我也学了很多写小说的技巧，分析各种小说的样式，每一种样式用自己的故事再写一次，我的创作也就更加顺利了。
这时我开始写旅美生活，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霜降》《扶桑》《人寰》都是那时候创作的，后两本在台湾都获得了奖项，从此奠定了我可以用笔来养自己，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地位。
写作是我的“秘密情人”
我为《金陵十三钗》的写作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比在国内的华人更爱国，因为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受种族歧视，所以这种民族自尊心总是非常敏感。最初《金陵十三钗》只是一部短篇小说，在做同名电影的编剧时（张艺谋执导此片），我发现很多内容需要重新书写，于是把它又变成了一部长篇，增加了后人对13个妓女的下落追寻的部分。
我和张艺谋的合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快乐的，张导演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非常随和。他精力无限，常常开玩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时候讲的故事甚至可以激发我去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活到这个岁数，不会再对任何事情期望值太高，所有的事情都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不过每次我把稿子一发出去，如果对方在三五天之内没有什么消息，我就会猜是不是把我的作品给否定了。所以我不是很自信的人，写到今天还是如此，经常写完稿子我想这大概是这辈子的最后一篇了。
但我还是爱写作，生活中我是一个极其内向的人，很少和人沟通，写作是我的抒发方式，也许是我把大部分情感都投入到写作上了，所以我对写作的要求极高，像对情人那样挑剔。我从去年写到今年的作品叫《无期》，这大概是我花费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我写得非常吃力。但是写完之后，我觉得确实是一部能够让自己为之骄傲的作品。有时候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我就跟自己说，你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不应该为那样的小事情不愉快，因为你考虑的都是非常大的命题，人类、人性，小事情难不住你。也许就是因为这一部作品，我感觉这一辈子值得了。（摘自《名汇》）
从舞台走向创作
我出生在一个妈妈是话剧演员、爸爸是作家的家庭里。很自然地，要么是舞台，要么就是书房，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就是，无论我一生干什么，这些基因都会占据我的生命，也成为我教养里最主要的成分。
我12岁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个时候还没想到要写作。
在跳了七八年舞之后，我发现要做到最好挺难的，我不是一个柔软度非常好的人，而且当时在部队的舞蹈训练并不是很正规。我是一个做什么事就要做到拔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舞蹈编导。
因为我爱舞蹈，而且舞蹈编导还和创作有关系，让我觉得非常兴奋和开心。虽然我的肢体不是最好的，但是可以和脑袋结合起来，后来领导发现我挺能写的，就把我调到团里的创作组。
我彻底变成作家是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作为战地记者参与其中。那年我20岁，当时没有多少女记者，我不能去前线，就在野战医院采访伤员，在真的看到生死之后，对于之前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就有了新的感受，我不再是以前编编舞、跳跳舞、参与创作的女孩子了。从此以后开始很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读书，有意朝创作的方向走。那时感觉自己有满腔的话要讲，但至于要讲什么，还不知道。
和李准复杂的父女情
1979年之后有很多年轻的作家涌现，他们在写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对“文革”进行反思，我常常读他们的小说，觉得我也有生活，我也可以写。
我在1980年发表了第一部电影剧本《心弦》，在四川获了奖，后来又发表了《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从此我确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李准是我前夫李克威的父亲，我在他们家生活了8年，学到很多东西。他是中国式的、很传统的一个作家。他平常讲话就非常生动，有农民式的风趣和精到，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造诣很深。我爸爸萧马是西洋派，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西学的教育影响很深，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也很好，但更偏重西方。所以李准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
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的是河南方言。当时他们全家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我也是半个河南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能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尽管也去河南农村蹲过点，但最好的基础是在李准家生活，听他讲农村各种各样的故事。
1985年，我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198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出版，获得了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
在美国遇到一段情
在我发表第二部长篇之后，《中国日报》给了我一个版面的专访，第二天美国文化新闻总署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我们有一个年轻艺术家去美国访问的计划，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愿意。
当时因为我姑姑在美国，访问结束后我在姑姑家住了6个月，开始自学英文。回到北京后，又找托福书自学。在自学17个月后，我托福考到570多分，达到了念研究生可以拿奖学金的分数要求。
当时对于出国我并没有什么设想，一开始是想读博士，念英国文学。但是到了美国半年之后碰到我先生劳伦斯，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他和我前夫吸引我的地方很相近，都是爱读书。对我来讲，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百科全书，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给他打电话。而且他的价值观和我非常接近，比如对物质没有野心，乐趣就是每天可以读书。在创作上，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有时给他讲两个故事，他说这个好，应该先写这个，那个也不错，但这个更好。他从来不说不好。
1992年，我们打算结婚。由于劳伦斯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安全，对我进行了严厉盘查，因为我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当过13年兵。为了结婚，劳伦斯辞职，直到2004年才在美国国务院复职。我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在美国念了3年研究生，更加系统地读了很多作品，包括全部被禁的作家、美国南部作家、种族黑人作家等，方方面面的书都被我看完了，这个营养是在哪里都得不到的。我也学了很多写小说的技巧，分析各种小说的样式，每一种样式用自己的故事再写一次，我的创作也就更加顺利了。
这时我开始写旅美生活，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霜降》《扶桑》《人寰》都是那时候创作的，后两本在台湾都获得了奖项，从此奠定了我可以用笔来养自己，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地位。
写作是我的“秘密情人”
我为《金陵十三钗》的写作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比在国内的华人更爱国，因为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受种族歧视，所以这种民族自尊心总是非常敏感。最初《金陵十三钗》只是一部短篇小说，在做同名电影的编剧时（张艺谋执导此片），我发现很多内容需要重新书写，于是把它又变成了一部长篇，增加了后人对13个妓女的下落追寻的部分。
我和张艺谋的合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快乐的，张导演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非常随和。他精力无限，常常开玩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时候讲的故事甚至可以激发我去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活到这个岁数，不会再对任何事情期望值太高，所有的事情都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不过每次我把稿子一发出去，如果对方在三五天之内没有什么消息，我就会猜是不是把我的作品给否定了。所以我不是很自信的人，写到今天还是如此，经常写完稿子我想这大概是这辈子的最后一篇了。
但我还是爱写作，生活中我是一个极其内向的人，很少和人沟通，写作是我的抒发方式，也许是我把大部分情感都投入到写作上了，所以我对写作的要求极高，像对情人那样挑剔。我从去年写到今年的作品叫《无期》，这大概是我花费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我写得非常吃力。但是写完之后，我觉得确实是一部能够让自己为之骄傲的作品。有时候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我就跟自己说，你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不应该为那样的小事情不愉快，因为你考虑的都是非常大的命题，人类、人性，小事情难不住你。也许就是因为这一部作品，我感觉这一辈子值得了。（摘自《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