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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稳妥有序地从一些完全竞争领域退出，不仅关系到国有经济总体布局调整战略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否最终到位。为此，只有认清国企退出的客观现实依据，才能切实处理好国企有序退出中公开、公正、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如退出的程序、退出后国企应该集中的领域和应有的基本功能定位等。
关键词：国企；竞争领域；定位
国企改革的始终不到位已经影响到包括收入分配公平、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政企关系理顺等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现有的国有经济，既不讲效率，又违反公平”。相关报道显示，2003年国资委所管理的193家重点国有企业中，经济增加值为正数的只有49家，不到30%；增加值为负数的达134家，超过70%。由此可见，在未来可以预见的若干年中，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仍将是迫切而艰难的任务。为此，尤其不能缺少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和制度创新，其涉及面至少包括：一是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三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在这三者之中，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占据着整个改革的制高点。而其作为制高点的作用能否发挥，关键则在于应该退出的国有企业能否稳妥、有序、尽快地退出完全竞争性行业。
首先，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根本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已到了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历史阶段。国有企业不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政企职责不明的难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破解。从国有企业的本质看，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注定了国有企业理应肩负远比民间企业更重大的社会公共责任。正因为存在这种责任，政府才取得动用来自全体人民的國家资本举办国企的充分理由。所以，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就不是为了“一企私利”参与竞争，而是保障和实现最大公共利益。如果不能明确国有企业具有的这种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不可更改的本质属性，就永远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清楚国有企业存在于以局部利益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国有企业就必须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回归其本来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才能推进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的最终到位。
其次，退出是目前国企改革的一种积极进取，是实现国有资产规范化管理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诸多难题的根本突破口。国有企业的诸多难题都与国有企业的大量而广泛的存在密不可分。多一个国企就多一个政府与市场无法分开的联系，也是政府有意无意直接介入经营活动的通道。多一个国企就多一份监管、约束与激励的职责，也是一个政府成为公正裁判的制约。以世界上较成功的国有企业管理政体为例，它们都仅负责管理数量相当少的国有企业——新西兰为16家、瑞典59家、新加坡20家。反面的例证是，意大利国营工业持股公司IRI曾在大约500家公司中拥有自己的利益，曾是整个西方国家中最为庞大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但它被证实为一场大灾难，其破产清算时间超过8年，最后IRI以结束营业收场。为此，一些国企改革专家曾指出，如果中国期望达到同国外类似的先进管理水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少数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实上，中央“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决策都已体现了这一点。目前，西安、重庆、深圳、江苏等地都在施行实质为“国资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改革措施。西安市属500亿国资中，今后只保留少量国有资本；江苏省的最终改革目标是，将国有大型企业调整到230户以内，只占全省企业总数的1%。而中央同样如此，在全国9000家国有大型企业中，中央仅集中管理其中的大约1200家。不过，即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中管理的仅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但其总数量仍相当于瑞典的150倍，新加坡的450倍，新西兰的560倍，因此要成功地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对于没有必要由国企控制的产业领域，国企改革最到位、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有序退出。早退早有活力，先退先得机遇。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低效率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都充分表明了国有企业不适合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事实。例如，2001年上海国有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只有4.5%，比银行年贷款利率5.85%还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从机制上保证国有企业比其他企业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反过来，不管是国企退出改革前沿的广东，还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同时也都是经济最有活力，各种改革遗留问题和矛盾最少的地方。无数事实表明，如果政府不拿着大量公共财产去兴办国企并参与市场份额与销售利润之争，许多困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只要是真正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出发，那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有序退出。仅以镇江为例，2002年镇江机械工业企业数量减少一半，国有资产退出60％，而销售和利税却同比分别增长33％、104％，一举脱掉了连续7年亏损的帽子。再从全国看，自1995年至2002年，完成破产的国有企业已有7798家，而国有骨干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却从5年前的807亿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了2.3倍。
最后，从国企改革二十多年来的实事结果和本质的变化来看，改革的主要成效大多来自于“退”，也就是国有资本在企业经营资本中占比的下降。不管是半退——股权多元化、合资、兼并、重组等还是全退——（Management Buy Out，MBO）、（Employee and Management Buy Out，EMBO）、转让、拍卖等，也不管是主动退——关、停、并、转，还是被动退——清算、破产；企业主要的机制转变也集中表现在“退”，不管是股份制公司改造，还是经营者持股。没有这种退，就没有中国经济今天的大步前进。正是大量中小国有企业的退出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能够持续进行的经济基础。
当然，如何退出依然是一个重大而缺乏公开讨论的问题。目前，各地政府八仙过海，自行决定国有产权退出的方式，从而导致了众多内部人交易。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以法律形式确定国有资产退出的公共选择、公共授权、公共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按照公平的原则让每个公民都从国有资产退出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仅就退出过程的基本方面而言，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国有企业的退出既是“相对的退”——减少数量与比重，也是“绝对的退”——退出的属于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不再进入。从政策上，应对国有资本进入的产业领域加以明确规定，凡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有能力进入并愿意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就再进入。国有资本要向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集中，充分发挥民间投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不对国企经营的领域做出限制，国企的退出战略就必然陷入怪圈，一边是耗光国有资本、经营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不断被逼退出，一边是看准了“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国企不断扩大投资进入更多充满竞争风险的领域。据一项粗略统计，国有资本的新增投资约有30%以上因失误而没有产生效益，浪费资金达３～４千亿元。
二是，“退出”不宜指标化。国有企业的退出，一如它当初的建立，都是为了从整体上推进经济发展。而科学的退出机制是不宜用“指标”来量化的。现有国企的经营状况如何，哪些可以退、哪些可以缓退、哪些暂不宜退？退出机制怎样？如何避免退出过程的国有资产流失？退出后的国有资产投向何方、怎样管理等等，问题纷繁复杂，不是设定一个简单的退出指标就可以解决的。相反，简简单单指标化，很可能使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陷入僵局。而在国有企业转让收购过程中，如果信息不对等，或因个别人的暗箱操作，也容易造成对投资人的伤害，并且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此，更重要的是必须尽快出台相应法规，具体规定国有资产转让规范和便于实际操作的管理条例；建立严格的资产评估程序，确保转让资产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减少转让价格的盲目性，限定经营管理者在操作转让中的责任；转让管理办法要有利于资产公开拍卖市场的真正形成，制订，要有利于拍卖市场发展的管理规则等等。
三是，退出后的正确定位。国企的退出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是由国有企业始终独具的强烈的社会与经济双重属性所决定的。在其改革的进程中，国企自身的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演化。从统揽一切社会责任（就业、医疗、住房、子女就学、治安等等）到兼顾经济效益，再从社会经济效益并重（既要利税也要照顾职工就业）到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甩掉医疗、养老等包袱，甚至出现为了利润不惜以污染、假帐等坑害国家的现象），最终再回归到以社会责任为重（弥补市场机制失灵、落实公共经济政策），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螺旋上升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企将重新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回到自己正确定位的过程越短，改革成本就越低。
四是，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国有企业退出的过程中，亟待解决一系列问题，如国有企业的并购与重组、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以及实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都要求改革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而且，由于中国对国资的管理涉及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人事部、组织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多个国家机关，政出多门和互相推诿的弊端导致了国资管理的混乱和低效的局面。因此，国有企业的有序退出迫切需要对现有的国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1、潘石,李士梅.入世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关键[J].当代经济研究,2004(5).
2、白永秀,严汉平.试论国有企业定位与国企改革实质[J].经济学家,2004(3).
3、韩晶,张仁德..产权低效与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体制改革,2003(4).
4、四川省经贸委课题组.四川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J].经营管理者,2002(10).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国企；竞争领域；定位
国企改革的始终不到位已经影响到包括收入分配公平、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政企关系理顺等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现有的国有经济，既不讲效率，又违反公平”。相关报道显示，2003年国资委所管理的193家重点国有企业中，经济增加值为正数的只有49家，不到30%；增加值为负数的达134家，超过70%。由此可见，在未来可以预见的若干年中，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仍将是迫切而艰难的任务。为此，尤其不能缺少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和制度创新，其涉及面至少包括：一是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三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在这三者之中，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占据着整个改革的制高点。而其作为制高点的作用能否发挥，关键则在于应该退出的国有企业能否稳妥、有序、尽快地退出完全竞争性行业。
首先，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根本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已到了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历史阶段。国有企业不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政企职责不明的难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破解。从国有企业的本质看，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注定了国有企业理应肩负远比民间企业更重大的社会公共责任。正因为存在这种责任，政府才取得动用来自全体人民的國家资本举办国企的充分理由。所以，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就不是为了“一企私利”参与竞争，而是保障和实现最大公共利益。如果不能明确国有企业具有的这种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不可更改的本质属性，就永远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清楚国有企业存在于以局部利益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国有企业就必须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回归其本来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才能推进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的最终到位。
其次，退出是目前国企改革的一种积极进取，是实现国有资产规范化管理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诸多难题的根本突破口。国有企业的诸多难题都与国有企业的大量而广泛的存在密不可分。多一个国企就多一个政府与市场无法分开的联系，也是政府有意无意直接介入经营活动的通道。多一个国企就多一份监管、约束与激励的职责，也是一个政府成为公正裁判的制约。以世界上较成功的国有企业管理政体为例，它们都仅负责管理数量相当少的国有企业——新西兰为16家、瑞典59家、新加坡20家。反面的例证是，意大利国营工业持股公司IRI曾在大约500家公司中拥有自己的利益，曾是整个西方国家中最为庞大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但它被证实为一场大灾难，其破产清算时间超过8年，最后IRI以结束营业收场。为此，一些国企改革专家曾指出，如果中国期望达到同国外类似的先进管理水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少数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实上，中央“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决策都已体现了这一点。目前，西安、重庆、深圳、江苏等地都在施行实质为“国资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改革措施。西安市属500亿国资中，今后只保留少量国有资本；江苏省的最终改革目标是，将国有大型企业调整到230户以内，只占全省企业总数的1%。而中央同样如此，在全国9000家国有大型企业中，中央仅集中管理其中的大约1200家。不过，即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中管理的仅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但其总数量仍相当于瑞典的150倍，新加坡的450倍，新西兰的560倍，因此要成功地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对于没有必要由国企控制的产业领域，国企改革最到位、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有序退出。早退早有活力，先退先得机遇。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低效率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都充分表明了国有企业不适合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事实。例如，2001年上海国有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只有4.5%，比银行年贷款利率5.85%还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从机制上保证国有企业比其他企业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反过来，不管是国企退出改革前沿的广东，还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同时也都是经济最有活力，各种改革遗留问题和矛盾最少的地方。无数事实表明，如果政府不拿着大量公共财产去兴办国企并参与市场份额与销售利润之争，许多困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只要是真正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出发，那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有序退出。仅以镇江为例，2002年镇江机械工业企业数量减少一半，国有资产退出60％，而销售和利税却同比分别增长33％、104％，一举脱掉了连续7年亏损的帽子。再从全国看，自1995年至2002年，完成破产的国有企业已有7798家，而国有骨干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却从5年前的807亿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了2.3倍。
最后，从国企改革二十多年来的实事结果和本质的变化来看，改革的主要成效大多来自于“退”，也就是国有资本在企业经营资本中占比的下降。不管是半退——股权多元化、合资、兼并、重组等还是全退——（Management Buy Out，MBO）、（Employee and Management Buy Out，EMBO）、转让、拍卖等，也不管是主动退——关、停、并、转，还是被动退——清算、破产；企业主要的机制转变也集中表现在“退”，不管是股份制公司改造，还是经营者持股。没有这种退，就没有中国经济今天的大步前进。正是大量中小国有企业的退出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能够持续进行的经济基础。
当然，如何退出依然是一个重大而缺乏公开讨论的问题。目前，各地政府八仙过海，自行决定国有产权退出的方式，从而导致了众多内部人交易。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以法律形式确定国有资产退出的公共选择、公共授权、公共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按照公平的原则让每个公民都从国有资产退出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仅就退出过程的基本方面而言，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国有企业的退出既是“相对的退”——减少数量与比重，也是“绝对的退”——退出的属于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不再进入。从政策上，应对国有资本进入的产业领域加以明确规定，凡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有能力进入并愿意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就再进入。国有资本要向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集中，充分发挥民间投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不对国企经营的领域做出限制，国企的退出战略就必然陷入怪圈，一边是耗光国有资本、经营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不断被逼退出，一边是看准了“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国企不断扩大投资进入更多充满竞争风险的领域。据一项粗略统计，国有资本的新增投资约有30%以上因失误而没有产生效益，浪费资金达３～４千亿元。
二是，“退出”不宜指标化。国有企业的退出，一如它当初的建立，都是为了从整体上推进经济发展。而科学的退出机制是不宜用“指标”来量化的。现有国企的经营状况如何，哪些可以退、哪些可以缓退、哪些暂不宜退？退出机制怎样？如何避免退出过程的国有资产流失？退出后的国有资产投向何方、怎样管理等等，问题纷繁复杂，不是设定一个简单的退出指标就可以解决的。相反，简简单单指标化，很可能使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陷入僵局。而在国有企业转让收购过程中，如果信息不对等，或因个别人的暗箱操作，也容易造成对投资人的伤害，并且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此，更重要的是必须尽快出台相应法规，具体规定国有资产转让规范和便于实际操作的管理条例；建立严格的资产评估程序，确保转让资产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减少转让价格的盲目性，限定经营管理者在操作转让中的责任；转让管理办法要有利于资产公开拍卖市场的真正形成，制订，要有利于拍卖市场发展的管理规则等等。
三是，退出后的正确定位。国企的退出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是由国有企业始终独具的强烈的社会与经济双重属性所决定的。在其改革的进程中，国企自身的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演化。从统揽一切社会责任（就业、医疗、住房、子女就学、治安等等）到兼顾经济效益，再从社会经济效益并重（既要利税也要照顾职工就业）到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甩掉医疗、养老等包袱，甚至出现为了利润不惜以污染、假帐等坑害国家的现象），最终再回归到以社会责任为重（弥补市场机制失灵、落实公共经济政策），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螺旋上升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企将重新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回到自己正确定位的过程越短，改革成本就越低。
四是，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国有企业退出的过程中，亟待解决一系列问题，如国有企业的并购与重组、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以及实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都要求改革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而且，由于中国对国资的管理涉及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人事部、组织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多个国家机关，政出多门和互相推诿的弊端导致了国资管理的混乱和低效的局面。因此，国有企业的有序退出迫切需要对现有的国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1、潘石,李士梅.入世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关键[J].当代经济研究,2004(5).
2、白永秀,严汉平.试论国有企业定位与国企改革实质[J].经济学家,2004(3).
3、韩晶,张仁德..产权低效与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体制改革,2003(4).
4、四川省经贸委课题组.四川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J].经营管理者,2002(10).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