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累得像驴一样，一天工作16个小时，有时候也会后悔;听说昔日的同事获得提拔，心里还能一点波澜都没有吗？”刘富君说道。
　　一年前，他辞去了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回到了仕途的起点无锡。在科创园一间30平方米的办公室构建他的创业蓝图“互联网 公务员网校”，为公务员提供遴选在线教育培训。
　　如他所说，失落的情绪顶多延宕15分钟，便又能投入到他已经置身其中的新世界。

“考霸”的从政梦

　　刘富君是个“考霸”。十多年前，他从河北唐山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考试方面的才能依然超群，帮助他在仕途中游刃有余地转换职位。11年的政府机关工作中，他两次参加全国范围的公选，均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热门岗位。而这也成为刘富君创业的“原始资本”，他觉得自己在考试、演讲和写作方面的才能足以构成在市场中折腾的立身之本，于是便有了今天的Upleader在线教育学院。
　　他要帮助基层公务员实现遴选梦，帮助他们到国家部委、省城省直机关、城市市直机关上班。如果没有辞职，刘富君大概也依然会循着遴选这一通道进入更高的平台。而现在，他将此看作自己的商业机会。
　　刘富君的从政生涯应该可以归入顺畅的那一类，没有破格提拔的跳跃式升迁，也没有常年待位的不得志，他熟谙体制内正常渠道向上突进的“门路”，总能得偿所愿。2004年，刘富君作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选调生走进了政府机关，被分配到无锡新区检察院工作，与他的专业完全对口，然而他志不在此。“并不是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我们要承认，进政府机关工作的人本身就有‘官本位’思想，我也是带着这种‘文化包袱’进去的。政法机关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但是比较专业，而党委和政府部门就不一样了，一个是决策，一个是推动，从官本位的角度来说，融入那种建设、推动发展的工作氛围中，更能实现从政的梦想。”
　　于是，在无锡新区检察院工作不久后，他决定给新区的领导和组织部门写信毛遂自荐，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在写作、政策研究方面的优势。不过并没有很快得到回应。直到全省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新区政策研究室需要借调一个人，领导才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刘富君就顺利当上了政策研究室助理直至政策研究室主任。
　　在无锡的8年，刘富君跨上了从普通科员到正科的第一步台阶，但他的参照系和自我驱动感仍然让他充满焦虑。“虽然我晋升并不慢，在一个发达地区做到了中层，但是一直在无锡新区发展的话，下一步就是当个局长，这个就是我的天花板，只有非常出色的局长才有晋升的机会。和那些在国家部委的同学相比，我感觉到职业天花板还是要低一些，在国家部委，从正科到副处都是水到渠成的，而在地方，到下一步会困难得多。”
　　2012年，海南国际旅游岛试验先行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聘处级干部。刘富君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在400多名竞争中遥遥领先，成为区党工部副部长，顺利实现了从正科到副处的升级。没过多久，他又看到了另一个机会，山东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选管委会副主任，他又一次以绝对优势胜出，成功跳槽。
　　“国家级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含金量肯定比副处长高。政府里面可以分为3类人，官、吏、僚，县委书记虽然级别不高，但他是官;吏就是负责执行的，厅长局长都是执行党委的决策;我以前待的政策研究室就属于僚，处长充其量就是吏，某种程度上还承担着僚的作用，是官员脑力、体力和时间的延伸。而管委会副主任属于真正的领导，尽管只是副处级。”刘富君说，实际上还是从政梦想驱动着他，管委会副主任这个职位，才能让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领导力得到施展。

辞官创业

　　事实也如他料想的那样，他从一个建言者变成了真正的官员。到了德州，开会可以直接说话，无论是党工委的参与讨论会还是部门会议，他都可以直接部署。分管的招商工作也能体现自己的创新观念，比如政府购买服务，优惠政策公开化，都是德州开发区不曾实践过的。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在体制内，刘富君几乎甚少有求而不得的郁结，从正科到副处，从非核心部门到真正的领导岗位，他将自己的优势和公开的升迁通道用到了极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手底下的那帮人一辈子都混不到管委会副主任。刚开始写材料时，他会找几百篇各个地区、各个层级的领导讲话稿，运用归类、比较、提炼的方法系统临摹学习。为了写一手好文稿，他买齐了胡鞍钢的书，每本读了不下十遍，每次动笔之前，都要先查阅他的文章，观察他看待问题的高度和角度。
　　在德州工作期间，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带领德州市和德州开发区的领导到武汉东风汽车招商引资，刘富君代表德州方面向东风汽车董事长汇报德州发展汽车产业的规划和优势。前一晚，他在酒店里自己对着镜子反复演习如何更有表现力的汇报PPT。
　　这样一个从踏入政府机关第一天起就带着从政梦、富有激情而又肯下苦功夫的人却突然辞职了。
　　“如果说1992年那一轮辞职潮是政策驱动的话，我认为今天应该是技术驱动型的辞职，互联网对这个时代的改变太大。我分管招商之后，接触了大量市场中的人，有企业高管，也有很多成功的民企老板，慢慢产生了一种想法，是不是我也可以做到？这些还不足以促成行动，真正的核心在于今天的互联网让创业成本变得极低。”刘富君说。在3个国家级开发区工作过，开发区又是比较活跃的地方，这让他自认从未远离市场，不是完全坐着当行政管理者。
　　对基层公务员的发展状况比较熟悉，酷爱讲课，在小圈子内颇受好评，对考试机制和机关运行的核心有独到观察和见地，他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入手，看准了要挣基层公务员培训这份钱。

并未与体制“相决绝”

　　相比于曾经的体制内工作经验，他谈起创业历程的时候似乎更有话说。对于官员辞职后选择就业他不那么认同，“坦率地说，辞职当一个CEO有什么意思，辞职就是要创业。”刘富君说道。他也不隐藏自己追求商业成功的野心：像俞敏洪走到哈佛、耶鲁，只要是华人留学生都会叫他一声俞老师那样，希望全国各地的基层公务员都能叫他一声刘老师。 　　“放着好好的管委会副主任不干，no zuo no die，玩砸了肯定有思想包袱。官本位的思想可能已经丢掉了，但是追求社会地位的观念还有，肯定还是想做一番事业，不能说是梦想，首先是对得起自己的辞职，再有就是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自己，要获得更多人的尊重。”刘富君这样剖白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马云、俞敏洪、徐小平这样的大咖常常夹杂在他的话语中。
　　2014年7月正式递交辞职信后，刘富君回到了无锡。仅有的投资是每月750元的房租，在小区对面的民宅租了一个房子当工作间，项目则是他本人。他希望自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风格，改掉过去对下属疾言厉色的习惯，给自己取名“和颜悦色老师”，在民宅里独自录制培训课程，其中包括公文写作训练、遴选面试等，对于基层公务员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指导经验。“我还相当于产品经理，要做课程设计，同时又是客服，要直接接待学员，而且还是美工，网站的图片怎么PS，都要自己做。虽然已经将近40岁了，但是我觉得自己跟90后一样，未来10年不会担心时代的问题。经过一年的转型，我感觉自己踩对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点，那就是互联网。”刘富君说，如果官员辞职不能迅速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转型，是无法成功的。
　　不过，自觉已经完成了市场化转型的刘富君并没有与官场“相决绝”，而是以一种新的身份服务体制，这或许是他与其他辞职官员最大的不同。他给自己的标签是体制内职场规划指导专家。从心理感受来说，刘富君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脱离体制，他依然要像当初在政策研究室时那样，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十三五规划”一出来，也得快速研究备课。毕竟，他的中央机关遴选备战班收费高至1.2800万元。
　　“辞职前，我就已经想好了要做互联网 基层公务员网校。我们国家公务员的培训是党校加高校，我希望培育起来第3种力量，就是网校。前两者更多是组织目标，而网校完全是他们个人买单。”刘富君笑称以前是拿着纳税人的钱，现在间接还是拿着纳税人的钱。
　　在草创期的工作室待了10个月之后，刘富君搬到了现在的科创园，他的商业模式初显成功，招聘了3个专职人员，也有了兼职讲课的老师。刘富君的两部手机里微信好友差不多已经到限额了，大多都是各地的基层公务员。等到加够10个手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才能放手让助理去做交流。受欢迎的程度让他自己很受激励，“明年的秋天，我肯定要换一个地方，不是北京就是上海。”刘富君对此很确定，“辞官创业，如果做不到在全国有影响力，不成为一个名人，那就是‘瞎折腾’”。

直揭基层公务员的普遍困惑

　　这份自信首先与刘富君的互联网认知程度有关，他自认对于如今的互联网生态已有了足够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他熟知基层公务员的普遍困惑，那就是晋升。前不久有一个廊坊的公务员向他请教，说自己以副代正多年升不上去，应该怎么办？有类似困扰的“客户”并不少。
　　“遴选是刚需”，刘富君说，在他所有的课程中，遴选无疑是需求量最大的。在今年10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录公务员公告规定在职公务员不能再参加国考后，遴选更是成为数百万基层公务员进入上级机关近乎唯一的公开渠道。
　　无论是最基层的公务员还是有了一定职级的官员，都以进入更高层级为从政成功的重大标志。这一职业化群体的晋升通道的宽窄并不足以成为产生“现象级”辞职的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以硬约束、规范化为主体的体制内流动，让大多数公务员都有一种需要靠考试、概率挪腾的局促感。
　　“尤其是很多生活在乡村地带的基层公务员，他们可能原来在省城读大学，一定要当公务员，但是省市级的竞争太激烈考不上，就先考到乡镇去，看以后能不能调回来。但是谈何容易呀，想要上来的人太多了，待了一两年调动没解决就傻眼了。还有一些人总会思考5年之后会怎么样，这种不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有没有饭碗，而是5年之后，是不是仍然什么也不会，没有立身之本，没有专业特长。”刘富君说，遴选机会并没有那么多，基层公务员的天花板又很低，他给出的答案是“考试很重要，但是竞争太激烈了，关键是要成为机关的专业人士，这对调动很有帮助。”
　　政府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士？以刘富君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对年轻人来说，非常典型的就是写作，公文写作在政府机关中有很大的需求，是政府机关运行的血液。“如果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不用你说，就有人来找你了。”
　　前不久，刘富君做了一个统计研究，对2015年中央机关面向全国遴选的3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参加遴选最多的是市一级的，其次是乡镇、省、县。“到了市这一级，还不放弃对中央部委的追求，他们心中渴望的还是到更高的平台。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大家还是不想过快碰到天花板。”
　　然而，从体制出走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刘富君所接触的“客户”中不乏向他求职的人，他们都曾经是公务员。有一个年纪比较大了，他辞职之后换了好几个工作，现在可能生计都成问题了。还有一个年轻人从安徽辞职了，到北京发展，第一份工作是做电话销售，落差很大。
　　想辞职的也都被他劝住了，“市场中，浪大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