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内蒙古一农民王力军在未经粮食部门许可及工商机关核准的情况下，从周边农户手中收购玉米并陆续卖给国有粮食储备仓库，从中牟取差价，被当地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退缴非法所得6000元，并处罚金20000元。此事引起了网友热议。
　　许多网友认为当地公检法机关有些矫枉过正，理由一是王力军平均每斤收购价0.94元，出售给国有粮仓的价格为1.09元，总共收购玉米40余万公斤，扣除成本获利仅6000元，起早摸黑赚的是辛苦钱，数额以及社会危害并不如判决书所认定的那么大；二是农民愿意把玉米卖给收购商是因为天气寒冷且运输比较麻烦，收购商上门收购其实是方便了农民；三是无证收购者非常多，情节比其严重的可能也不少，为什么偏偏就王力军被判刑。
　　对照法律条款，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的定义和量刑，“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其适用的是该条第四款“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而王力军此次违反的国家规定，是指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申请从事小麦、稻谷、玉米、杂粮等粮食收购活动，应当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资金、仓储设施、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的材料证明。此外，从事粮食销售、存储、运输等经营活动，还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王力军并不具备以上资质，且其承认事先知道需要有关部门核准，从法律角度来讲，该行为违法显而易见。
　　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构成犯罪，即是否构成了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果构成，则罪名成立；如果不构成，则应该根据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给予行政处罚。笔者不是法律问题专家，从一个门外汉的角度来考虑，以王力军的非法经营行为来认定其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似有些过于严厉。原因在于，一是从其收购的数量，以及收售的价格来看，似乎无法看出存在足以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从经营的金额来看，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则要依照刑法的有关司法解释，但相较于国家庞大的玉米收储量，显然只是沧海一粟。二是从判决本身来看，法院所依据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款是兜底条款，王力军的行为并未在法条及其司法解释中被明确列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法院依照该条款定罪，即认定其“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但同时又给予“判一缓二”的轻判，从法理上来讲，似乎又有些矛盾。
　　类似事件并非孤例。如2014年，河南大学生闫啸天与其朋友王亚军因掏了两个鸟窝，捉幼鸟12只并贩卖（该幼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被认定为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均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当时网络舆论也是一片热议，认为司法部门矫枉过正。事实上，事后有关部门公布的调查情况显示，尽管庭审时此二人表示不知道捕捉的鸟类为国家保护动物，但在被公安机关询问时二人承认知道捕捉的鸟类为保护动物，只是不知道捕捉并贩卖的后果如此严重，这与二人积极贩卖幼鸟牟利的行为相互验证。
　　这些事件背后，笔者认为，至少明显反映出了以下几类情况。一是部分公民的守法意识确有待提高，尤其在通过一定的手段谋取经济利益时，对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却又涉及违法的“小事”，心存侥幸。二是部分媒体在发布网络新闻时，有时存在为博人眼球而断章取义的情况，使用的标题可能不够客观、不够准确，容易误导受众。三是部分单位面对网络舆论反应滞后，即便是合理合法的司法执法行为，也可能因为未能及时公布客观情况而陷入被动。这些都值得反思。
　　说到底，公众期待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利益多元化现象，公众越来越厌恶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现象，因此立法者和执法司法者更容易处在公众的关注之中。笔者认为，这既是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对于人大而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需要与时俱进的眼光，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使之更能适应人民的期待和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