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前两天，2020年福建文旅的宣传片《有福相见》发布了。姚晨是福建旅游形象大使，跟随她的镜头，我们路过厦门、泉州、石狮，还有莆田湄洲岛，一幅接一幅的市井烟火画面，渐次出现。
　　姚晨不是第一回为福建拍宣传片，她免费为家乡代言，每年都会拿出至少一星期的时间回到家乡配合拍摄旅游宣传片，“我愿意这么做。那是我的家乡，有很深厚的感情”。春节，姚晨会带着家人回故乡，她总说“我们福建人，对于回家过年都是有情结的”。
　　离家越远，回家机会越少，就越珍惜这一年一会。

那是一个回得去的故乡

　　过年的福建，叫人想起桌上的美味。“福建靠海，以海鲜为主”。每次回家吃饭，姚晨就感到肠胃特别舒服，“在菜场买新鲜食材自己加工，福建菜系不会添加重口味的調料，最重口的可能算鱼露了，我们希望保持食物的原味”。她也奇怪，为什么同一个菜，在北京吃不好吃，回来吃就变好吃了呢？
　　不在福建生活多年，姚晨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一个客人，一回家，什么都不用你干了，有种等着被‘伺候’的劲儿”。话至此处，忍不住再度想起往年晒出的团聚时光，感觉年味就在近处了。
　　如果问我福建是怎么样的地方，我会回答，它是一个回得去的故乡—姚晨在微博上写道。
　　去年姚晨录制了一期综艺《很高兴认识你》，采访了很多福建艺术家，“一些人从欧洲回来，一些人去了上海、北京又‘回到故乡’”。姚晨问他们，为什么回来了？“他们给出的答案相似，家乡可以给他们的创作提供养分，这片土壤已经能让他们生长了。上一代为原始积累而打拼，提供给这一代很好的成长环境，他们无需背负太多使命，只需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和价值体现。所以他们的选择和我们的会不太一样”。
　　她想起了自己，从南赴北，成为“北上大军”中的一员。那时的人更愿从南方小镇到北方大都市，寻找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十来岁的姚晨没有太大的梦想，也不曾想去争夺些什么，只想走出去看看。她家乡在南平，近武夷山的一座小山城。“北京给我的印象是天安门、升旗仪式—这些还是从电视里看来的。对当时还是小孩的我来说，可以去北京玩诶”！
　　转眼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每天待在城市森林中，孩子们渐渐长大，当想带“小土豆”去玩的时候，她却发现没什么地方可玩了。
　　“我对玩的概念停留在我的童年，摸螺蛳，挖蚯蚓，挖竹笋，上山爬树，到溪水里抓小鱼、小蝌蚪，找‘水晶石’……这才叫玩，可在北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条件呢？这时候才觉得我们的童年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
　　姚晨拍戏曾带“小土豆”一起去阿克塞，“小土豆”天天在沙漠里玩沙子、骑骆驼，冻得小脸通红。旁人都说，孩子这么小你怎么就带来了啊！姚晨说，他很开心啊，这是他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一段生命时光了。回到北京，“小土豆”对妈妈说，我还想玩沙子。姚晨说，行吧。带孩子下楼一看，“好可怜，他只能在小区花圃里用小铲子铲铲土”。姚晨忙拦着，别铲了，再铲物业得报警了。
　　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子，离开后才慢慢意识到，对自己来说，它是多么重要。

我在维护表演的尊严

　　“想要开心一下，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姚晨反问。
　　去年，她接了部电视剧《假日暖洋洋》。她想拍点“开心的东西”，只有自己拍得开心了，才能给别人分享一点快乐。
　　拍摄40天，姚晨瘦了十几斤。拍摄极度消耗体能。
　　采访中，照例问了“为什么选这么一个经纪人的角色”，角色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除“开心”以外，或许也有某些表演上的挑战……话音未落，就被姚晨截住，感觉她整个人敛容正色，表面上，她还以原先的模样坐着，只是声调微微提高：“我演戏没那么多私心杂念诶。”我们常常听到、看到关于“演技的挑战”“塑造从未演过的角色”的说法，在姚晨看来，这些都该被归为演员的杂念，“我是职业演员，每个角色怎么把它演好，才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很讨厌一种说法，‘这个角色不好演’，什么好演不好演的？最简单的角色也可以是‘不好演’的！”

　　許多观众对“塑造了不同的角色”的理解不过是演员换了一套造型，并不太深究演员是不是塑造出不同人物的内心气质，“造型是化妆师的功劳，和演员有什么关系？大家对演员的要求还是—过于简单了”。
　　这份“简单”令姚晨伤感—它以互联网的方式不停解构，将行业专业标准降低。姚晨依旧坚信，“演员演不了自己生命中没有的人格，即便去尝试，可能也只演个皮、演个壳。演员内心越丰富，可以演的不同气质的角色就越多—或者说，人格越分裂，可以演的角色就越多”。
　　她提及冯唐的“金线说”，冯唐原话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也可以移用到表演艺术上的。
　　“我不是严厉，只是严肃。”姚晨说，“当我谈起我的专业的时候，我在维护它的尊严。”
　　姚晨心目中演员好像魔术师，为保护“魔法”之有效性，魔术师必须对观众保持“神秘感”，留出适当的距离，而非将私下的模样统统抖搂出来。唯如此，“别人才不会对‘你’产生那么大的兴趣，而被你‘变’出来的角色所吸引”。
　　曾经姚晨是第一个在微博上分享生活点滴的演员，也因此承受了“分享”带来的种种后果。微博记录她的成长，丰富她的阅历，很多人因微博和她建立起情谊，这些姚晨都不否认，但她也知道，那段时间，自己处于一种迷惘状态，“业内的人会对你质疑，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当注意力在微博上，情绪会跟着它走，可你毕竟是一个演员呀”。
　　人生得做一些选择和取舍，那时起，姚晨决定渐渐从微博中脱离，专注于她真正爱的事：表演。这些年，她分享的欲望越来越弱，“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世界，用不着非得让别人认同你的想法不可—这究竟是谁取悦谁呢？”

体体面面地办成一件事

　　除了演员，姚晨还多了一重身份：监制。她“监制”的作品，不是随意地挂个名字，而要选“有心灵共振的”。成为监制后，姚晨“有了一定发言权”：“如果你以演员的身份和导演沟通，他们可能会抵触;有了监制的身份，深入沟通更容易一些。”
　　很多人用“扶植”新导演来形容姚晨正在做的事，但姚晨恰恰很不喜欢“扶植”这个词：“‘扶植’有种师父徒弟的意思。我不是导演，我只是这一行有经验的创作者，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至于听不听，还看导演的个人选择。大家在彼此选择，在命运的轨迹上相遇，给予对方一些东西。”
　　做监制要操心的事当然比做演员的时候多得多。“我甚至来不及想，就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相比之下……“姚晨轻叹了口气，“做演员也辛苦，但不用承受那么大压力。”
　　这本不是一个不能退回原位的选择，但姚晨说：“也不会想那么多，既然选择了，把人召集到一起，弄了个公司‘坏兔子’，就要对别人负责，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没必要那么矫情。”姚晨是坚决“杜绝自怜”的，这正是她用的词，包括演戏，她也不喜欢人物过于自怜，“人物值不值得同情得交给观众，别自己先同情起自己来了”。
　　最初决定拍摄电影《送我上青云》—姚晨第一次担任监制，做完电影拷贝后，《送我上青云》没有足够的宣发费，姚晨也没去求任何圈内朋友帮她包场，“包一场要花人家几千块钱呢，我特别拉不下脸去求人。我微博开了有十年，只有别人找我来帮忙转微博的，我很少请别人帮我转”。
　　让姚晨骄傲的是，业内通过这部电影认识了“坏兔子”，尊重“坏兔子”做的一切，《送我上青云》上映后，朋友像接力赛一样地、自发地一场一场包场，这叫姚晨感动：“每个人都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至于你是从私心出发，还是真的想为行业做点什么，或是单纯想做一部作品，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之前，姚晨想得清楚，票房结果在意料之中，“不会为了赔钱哭天抢地”。但真的仅以“票房”这一项标准来衡量一部电影的成败吗？姚晨当然不认同：“一部电影的价值不在当下，很可能在未来，看它产生的细水长流的影响。”
　　她的期待挺像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想法：
　　“（诗人）他们设想中的拥有众多读者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是渐渐发生的。在时间流逝中，许多读者到来，于未来出现，这些读者总以某种深刻的方式，单独到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都说“四十不惑”，但真到四十之时，才发现每天依旧需要面对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疑惑。
　　“但40岁有一个好处，”拨开疑惑，姚晨还可以坦率地说出年龄给予的一点回报，“让你心里坚定的东西更坚定，将想舍弃的东西彻底舍弃，没有那么多的游移。至于彻底舍弃了什么，我不会告诉你。”
　　姚晨笑笑。

　　她为人生做减法，抛掉冗余部分，“别想那么多，也来不及想，往前走，做好当下的事”。姚晨发觉自己更轻盈了，好似回到来北京的当初，没那么多成人的计算和考量。她又回复到当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