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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请缨,随即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当时她的孩子才出生不久。她率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后在一次殊死战斗中身负重伤,于昏迷中被俘,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后被杀害。
临刑前,想起自己远在四川还只有几岁的独生幼子宁儿,她无比眷恋、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份著名的遗嘱:“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但是,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成长情况并不理想。因母亲离开之后父亲又受共产国际派遣到法国工作,出生才不久的他被寄养在大伯父家。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那里的,他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逐渐变得十分内向,常常郁郁不乐。新中国成立后,生父回国,但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也未能融进这个新家。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爱人)找到他,送他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毕业后陈掖贤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他个人卫生太差,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
后来他被分配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学校对这位烈士子女还是多有照顾的,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他不太注意居室卫生,屋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学校只好派人与他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他的工资。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将剩余的分成四份,每周给一份零花钱。但仍是管不住,他竟又把饭票兑成现钱去喝酒吃零食。一次他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陈掖贤的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常为家事吵吵闹闹,家庭生活可以说十分不幸。他的心情也愈加郁闷悲观,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
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状况。
陈掖贤的血统不是不好,烈士之后,且父亲、母亲均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所在单位也不是不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本人智商也不差,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为何竟活得如此狼狈呢?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过不了关!而这个能力又不是学校、社会、组织上能包办的,它只有从小教育,而且只有通过家庭教育才能得到。正常、健全家庭所具有的温情的匮乏和那种日常细腻呵护式的母爱的缺失,必然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
赵一曼烈士在遗书中已经预感到这种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的遗憾。后来事实上的情况,如果烈士九泉之下有知,一颗母爱之心不知又会受怎样的煎熬!
但作为伟大的英雄母亲,赵一曼无疑又对宁儿的灵魂和人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烈士之后的他,有着很要强的个性,有着炽热的赤子之心。和他母亲有着一副铮铮铁骨一样,他也十分有胆量、有硬骨气,还总怀忧国忧民之心。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赵一曼”是她到东北后的化名。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抗日英雄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她的丈夫陈达邦和宁儿陈掖贤,仍然不知赵一曼正是自己的亲人。1956年,陈掖贤才被正式通知,自己就是赵一曼的“宁儿”!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这三个字,直到去世时仍然深在肉中,足见陈掖贤对母亲的那份爱有多深,对遗嘱是多么看重。
当年,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通知陈掖贤去领。陈执意不肯,说:“我怎么能要那个钱?我母亲为国捐躯,岂是用钱来衡量的!”
1960年8月,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住在中南海的陈掖贤忍不住了,提笔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家乡饿死人的事情,也表述了对大跃进中一些决策失误的看法,还把百姓生活艰苦的状况以《忆秦娥》词牌填词给喜爱读诗词的毛主席看。毛泽东看到这封署名“陈掖贤”的冒昧文字后颇为震怒,可当他了解到写信者居然是赵一曼的宁儿后,又沉默了,最终没有追究。
这时期陈掖贤情绪十分苦闷,他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的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父亲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7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猪肉丸子)。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自己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
文革中,当父亲被康生等人诬为“叛徒”“特务”打倒时,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他极力为老父申辩,不顾个人安危三番五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因为对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满,仗义执言,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在牛棚里隔离审查。
此后一连串的不幸遭遇,让陈掖贤抑郁成疾,在苦闷、悲观泥沼中不能自拔。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望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往医院抢救。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赵一曼的宁儿,终于没能抵御住抑郁的侵袭和悲凉命运的捉弄。
歌德说,性格即命运。然而宁儿的性格悲剧与人生境遇背后,无疑深深打上了时代悲剧的烙印。
从赵一曼和宁儿母子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母亲对儿女成长是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缺失的,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的一课;拥有的,处处折射出动人、璀璨的光芒。
阅读这一对母子,怎能不让人柔肠百结、热泪盈眶!
(编辑 蓝 忆)
临刑前,想起自己远在四川还只有几岁的独生幼子宁儿,她无比眷恋、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份著名的遗嘱:“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但是,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成长情况并不理想。因母亲离开之后父亲又受共产国际派遣到法国工作,出生才不久的他被寄养在大伯父家。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那里的,他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逐渐变得十分内向,常常郁郁不乐。新中国成立后,生父回国,但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也未能融进这个新家。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爱人)找到他,送他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但毕业后陈掖贤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原因说来有点可笑,只因他个人卫生太差,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
后来他被分配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说学校对这位烈士子女还是多有照顾的,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他不太注意居室卫生,屋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学校只好派人与他同住一屋,帮助整理卫生,并帮管他的工资。后来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每月工资发下,代管者先替他还债,再买饭票,将剩余的分成四份,每周给一份零花钱。但仍是管不住,他竟又把饭票兑成现钱去喝酒吃零食。一次他四五天未露面,原来是没钱吃饭,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陈掖贤的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常为家事吵吵闹闹,家庭生活可以说十分不幸。他的心情也愈加郁闷悲观,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
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状况。
陈掖贤的血统不是不好,烈士之后,且父亲、母亲均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所在单位也不是不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本人智商也不差,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为何竟活得如此狼狈呢?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过不了关!而这个能力又不是学校、社会、组织上能包办的,它只有从小教育,而且只有通过家庭教育才能得到。正常、健全家庭所具有的温情的匮乏和那种日常细腻呵护式的母爱的缺失,必然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
赵一曼烈士在遗书中已经预感到这种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的遗憾。后来事实上的情况,如果烈士九泉之下有知,一颗母爱之心不知又会受怎样的煎熬!
但作为伟大的英雄母亲,赵一曼无疑又对宁儿的灵魂和人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烈士之后的他,有着很要强的个性,有着炽热的赤子之心。和他母亲有着一副铮铮铁骨一样,他也十分有胆量、有硬骨气,还总怀忧国忧民之心。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赵一曼”是她到东北后的化名。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抗日英雄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她的丈夫陈达邦和宁儿陈掖贤,仍然不知赵一曼正是自己的亲人。1956年,陈掖贤才被正式通知,自己就是赵一曼的“宁儿”!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这三个字,直到去世时仍然深在肉中,足见陈掖贤对母亲的那份爱有多深,对遗嘱是多么看重。
当年,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通知陈掖贤去领。陈执意不肯,说:“我怎么能要那个钱?我母亲为国捐躯,岂是用钱来衡量的!”
1960年8月,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住在中南海的陈掖贤忍不住了,提笔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家乡饿死人的事情,也表述了对大跃进中一些决策失误的看法,还把百姓生活艰苦的状况以《忆秦娥》词牌填词给喜爱读诗词的毛主席看。毛泽东看到这封署名“陈掖贤”的冒昧文字后颇为震怒,可当他了解到写信者居然是赵一曼的宁儿后,又沉默了,最终没有追究。
这时期陈掖贤情绪十分苦闷,他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的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父亲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7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猪肉丸子)。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自己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
文革中,当父亲被康生等人诬为“叛徒”“特务”打倒时,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他极力为老父申辩,不顾个人安危三番五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因为对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满,仗义执言,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在牛棚里隔离审查。
此后一连串的不幸遭遇,让陈掖贤抑郁成疾,在苦闷、悲观泥沼中不能自拔。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望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往医院抢救。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赵一曼的宁儿,终于没能抵御住抑郁的侵袭和悲凉命运的捉弄。
歌德说,性格即命运。然而宁儿的性格悲剧与人生境遇背后,无疑深深打上了时代悲剧的烙印。
从赵一曼和宁儿母子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母亲对儿女成长是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缺失的,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的一课;拥有的,处处折射出动人、璀璨的光芒。
阅读这一对母子,怎能不让人柔肠百结、热泪盈眶!
(编辑 蓝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