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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至西周时期,而现代意义上的民办高校诞生于晚清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运动中。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宗教、灌输侵略者的政治思想,兴办了一批教会学校。面对衰微的国运和列强的疯狂侵略,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洋务派人士发起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运动,一批新式洋务学堂随之兴起。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办了正蒙学院,开创了近代中国民办高校之先河。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办高校得以迅速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前,民办高校的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3强。部分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超过当时多数国立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民办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接受改造、沉寂消失到恢复重建、蓬勃发展的曲折历程,与共和国一起走过60年的风风雨雨。在跨入科学发展新阶段之际,有必要对其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进行总结,以资借鉴。
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5个历史阶段
1.接收改造阶段(1949年～1952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诞生,一方面要继续开展军事斗争彻底解放全中国,另一方面还要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保障基本民生。在这种情况下,政务院对当时69所民办高校采取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补助”的方针,使得多数民办高校得以正常运转,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随着新生政权的逐步巩固,对民办高校的改造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0年8月,政务院通过《私立高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无论是接受西方教会资助的教会大学还是由民族资本创办的私立高校,都要重新办理申请登记手续,由此拉开了民办高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序幕。民办高校或停办,或由政府全面接手转制为公办高校,或在1951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中被拆散与其他高校重组,如燕京大学各院系按文理科和工科的不同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辅仁大学主体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部分院系则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一部分。
2.消亡沉寂阶段(1953年～1978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深入进行,到1953年,民办高校在我国大陆已经基本消失,民办高等教育进入长达25年的消亡沉寂期。虽然在3年困难时期,出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政府曾允诺可以恢复民间办学并给予适度支持,但无人敢于响应。文化大革命中,民办教育遭到全面否定与批判。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百业待举,各方面人才奇缺。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把教育科技发展作为突破口,恢复高考制度,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国民教育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民办高校由此得以复生。
3.萌芽再生阶段(1978年～1985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私营经济和民办教育相继得以恢复。改革开放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新起点究竟从何时算起,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主张以1982年3月中华社会大学成立为标志的居多;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湖南中山进修大学为全国第一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从它的前身补习班开办之时(1978年10月),民办高等教育开始复苏。1984年3月,新中国第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诞生。随后,浙江树人大学、西安培华女子大学、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凉山大学相继成立,标志着民办高校在全国范围内春芽萌动,全面复苏。
民办高校在这一时期能够萌芽再生,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和1983年建立的自学考试制度以及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宪法》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为恢复民办教育扫清了法律障碍。《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地方政府要鼓励和指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资办学。高教自考制度的建立,把民办教育从高考文化补习班引导到“准学历教育”轨道上来,激发了社会力量的办学热情。据不完全统计,到1985年,全国以高教自考助学为主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已达150余所,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
4.初步发展阶段(1986年～1999年)
这一时期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民办教育的政策法制环境初步形成。1987年,国家教委等部委先后发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和《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社会力量办学财务管理暂行规定》;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同时,在这一时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等法令和政策文件,对社会力量办学(民办教育)也分别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基本上以鼓励为主。第二,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快速发展的10年后进入稳定发展期。1985年,全国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为170所,1986年为370所,1992年突破500所,1994年接近900所,1995年达到1,209所,10年间增加1,000余所,平均每年增加100多所。而1995年后,全国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保持在1,100所～1,300所之间,在校生数量在1996年突破100万大关后(108.4万),增长速度也趋缓,保持在110万人左右的水平。第三,政府部门着手制定民办高等学历教育发展政策,并进行了有益探索。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了针对民办高校的第一个专门性规章,即《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据此审批了黄河科技学院等一批民办高校,使我国民办高校数量在1994年后出现逐年增加趋势,走出了徘徊不前的困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尝试以新的宽进严出的方式发展民办高等学历教育。1993年,学历文凭考试开始在北京等地试点,继而在全国推广开来。
5.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2008年)
2000年以后,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数量与规模发展呈现“井喷”之势:1999年全国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只有37所,2001年即突破100所,达到124所;2004年突破200所,达到228所;2007年接近300所,达到297所;2008年已达334所,另有独立学院322所,民办高校合计656所,是1999年的18倍。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从1999年的4.01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63.07万人,增长了近40倍。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放宽对民办高校学历层次的限制,逐步发展本科层次民办高校。2000年后,黄河科技学院、江苏三江学院、浙江树人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上海杉达学院、广东培正商学院、北京城市学院等一批民办专科学校获准升格为本科院校,2008年全国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院校达到45所。
民办高校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实现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过多年积累,原有的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办学实力显著增强,具备了举办学历教育的基本条件。同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出现一批具备投资实力并具有投资意愿的企业家。所以这一时期成立的民办高校,无论是脱胎于原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还是新设立的民办高校,大多是高起点、高投入,同先前成立的民办高校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民办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不断改善。1999年,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决定,高校大扩招拉开序幕。政府部门放宽了对民办高校设置的条件和招生计划的限制,民办高等教育挣脱了政策“束缚”,获得前所未有的宽松发展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得以全面巩固,民办高校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政策的“利好”有力促进了民办高校的快速发展。
在民办高校快速发展阶段,也潜伏和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多起广为关注的群体性社会事件。同时,民办高校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民办高校由于竞争失利而发展停滞,甚至走向破产倒闭之路,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加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目标已实现,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入内涵发展阶段。由于上述原因,2007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了旨在规范民办高校管理、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文件。教育部据此先后颁布了25号和26号部长令,督促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大力整顿民办高等教育市场秩序,加强民办高等教育管理。我国民办高校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规范发展阶段。
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
1.阶段性特征鲜明,深受制度环境影响
60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历了从“解放初占全国高等教育的1/3强”到“25年消亡沉寂”再到“全面复苏迅速崛起”的大起大落,其根本原因是国家发展政策的大调整。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取向,但由于不同时期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不同,使民办高等教育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虽然始终在发展,但发展的速度与内涵也有明显的差别,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例如,1985年到1999年间,国家主要鼓励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全国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激增,而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发展缓慢。1999年高校大扩招政策出台后,特别是《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后,学历性民办高等教育大发展,从1998年的22所逐年发展到2005年的252所,占全国独立设置普通高校总数的13.2%。学历性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1996年仅为1.2万人,2005年则突破150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0.47%。制度环境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2.区域性特征突出,全国发展不平衡
从地域分布看,我国民办高校最初集中在部分省会城市,现已遍布全国主要省会城市、直辖市和主要中心城市,但数量和规模发展不平衡,区域分布呈两级分化。
全国民办高校之所以出现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首先是受全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沿海发达地区民办高校相对集中,经济落后省份民办高校发展则滞后。其次是受地方人口与高等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影响。中心城市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民办高校获得资源的机会多,成本相对便宜。此外,各地民办高校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如北京模式、浙江模式、西安模式、江西模式和广东模式,在全国具有各自代表性。
3.类型不断调整,层次不断上移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以及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类型在不断调整,近年来趋于稳定,且形成了民办高教自考机构、高职院校、独立学院、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等多类型并存的格局。进入新世纪以来,高职学院发展迅猛,在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院校中,民办高职院校数已占近1/5,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占全国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6%和14%。
高职(专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民办普通高校总体数量少且在校生以自考助学班为主的局面,实现了办学层次的全面上移;而独立学院通过5年的高速发展,改变了民办高校以专科为主的局面,形成了专本并重之势,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再次全面上移。
4.社会声誉日趋提高,办学水平参差不齐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各地已经拥有一批注重办学质量和内涵发展,精心打造品牌与特色的民办高校,办学信誉和特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尽管已经涌现了一批如北京城市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民办强校与名校,但多数民办院校还在低重心、低质量的档次上徘徊,仍是考生报考的“次选择”。还有部分民办高校因办学条件不达标,教育质量较差,在教育部组织的办学条件核查和教学评估中被亮“黄牌”和“红牌”。一些民办高校因经营管理不善,教育秩序混乱,师生人心涣散,处于停办边缘。
5.适应性逐步增强,民办机制优势初显
民办高校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体制特点,并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相对于公办高校的比较优势,突出体现为适应性强,机制灵活,形式多样。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发展,民办高校体制的特点和机制的优势日益凸显,从而使民办高校在办学历史短、家底薄的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不断追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许多民办高校开办之初由于资源短缺,多采用租办学场地、聘兼职教师、借仪器设备等办法,灵活多样地解决了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各民办高校并未改变灵活办学的本色,在专业设置、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人员管理等方面创造了许多新方法、新途径,而且能够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制宜,打破条条框框,不拘一格用人任事,吸纳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民办教育,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投身民办高校,使民办教育事业面貌得到重大改观,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道路,见证了岁月,经历了风雨,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发展潜力,正沿着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新道路不断奋进。
(作者系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责任编辑:王成]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宗教、灌输侵略者的政治思想,兴办了一批教会学校。面对衰微的国运和列强的疯狂侵略,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洋务派人士发起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运动,一批新式洋务学堂随之兴起。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办了正蒙学院,开创了近代中国民办高校之先河。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办高校得以迅速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前,民办高校的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3强。部分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超过当时多数国立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民办高等教育经历了从接受改造、沉寂消失到恢复重建、蓬勃发展的曲折历程,与共和国一起走过60年的风风雨雨。在跨入科学发展新阶段之际,有必要对其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进行总结,以资借鉴。
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5个历史阶段
1.接收改造阶段(1949年～1952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诞生,一方面要继续开展军事斗争彻底解放全中国,另一方面还要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保障基本民生。在这种情况下,政务院对当时69所民办高校采取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补助”的方针,使得多数民办高校得以正常运转,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随着新生政权的逐步巩固,对民办高校的改造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0年8月,政务院通过《私立高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无论是接受西方教会资助的教会大学还是由民族资本创办的私立高校,都要重新办理申请登记手续,由此拉开了民办高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序幕。民办高校或停办,或由政府全面接手转制为公办高校,或在1951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中被拆散与其他高校重组,如燕京大学各院系按文理科和工科的不同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辅仁大学主体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部分院系则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一部分。
2.消亡沉寂阶段(1953年～1978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深入进行,到1953年,民办高校在我国大陆已经基本消失,民办高等教育进入长达25年的消亡沉寂期。虽然在3年困难时期,出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政府曾允诺可以恢复民间办学并给予适度支持,但无人敢于响应。文化大革命中,民办教育遭到全面否定与批判。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百业待举,各方面人才奇缺。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把教育科技发展作为突破口,恢复高考制度,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国民教育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民办高校由此得以复生。
3.萌芽再生阶段(1978年～1985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私营经济和民办教育相继得以恢复。改革开放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新起点究竟从何时算起,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主张以1982年3月中华社会大学成立为标志的居多;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湖南中山进修大学为全国第一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从它的前身补习班开办之时(1978年10月),民办高等教育开始复苏。1984年3月,新中国第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诞生。随后,浙江树人大学、西安培华女子大学、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凉山大学相继成立,标志着民办高校在全国范围内春芽萌动,全面复苏。
民办高校在这一时期能够萌芽再生,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和1983年建立的自学考试制度以及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宪法》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为恢复民办教育扫清了法律障碍。《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地方政府要鼓励和指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资办学。高教自考制度的建立,把民办教育从高考文化补习班引导到“准学历教育”轨道上来,激发了社会力量的办学热情。据不完全统计,到1985年,全国以高教自考助学为主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已达150余所,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
4.初步发展阶段(1986年～1999年)
这一时期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民办教育的政策法制环境初步形成。1987年,国家教委等部委先后发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和《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社会力量办学财务管理暂行规定》;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同时,在这一时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等法令和政策文件,对社会力量办学(民办教育)也分别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基本上以鼓励为主。第二,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快速发展的10年后进入稳定发展期。1985年,全国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为170所,1986年为370所,1992年突破500所,1994年接近900所,1995年达到1,209所,10年间增加1,000余所,平均每年增加100多所。而1995年后,全国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保持在1,100所～1,300所之间,在校生数量在1996年突破100万大关后(108.4万),增长速度也趋缓,保持在110万人左右的水平。第三,政府部门着手制定民办高等学历教育发展政策,并进行了有益探索。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了针对民办高校的第一个专门性规章,即《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据此审批了黄河科技学院等一批民办高校,使我国民办高校数量在1994年后出现逐年增加趋势,走出了徘徊不前的困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尝试以新的宽进严出的方式发展民办高等学历教育。1993年,学历文凭考试开始在北京等地试点,继而在全国推广开来。
5.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2008年)
2000年以后,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数量与规模发展呈现“井喷”之势:1999年全国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只有37所,2001年即突破100所,达到124所;2004年突破200所,达到228所;2007年接近300所,达到297所;2008年已达334所,另有独立学院322所,民办高校合计656所,是1999年的18倍。民办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从1999年的4.01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63.07万人,增长了近40倍。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放宽对民办高校学历层次的限制,逐步发展本科层次民办高校。2000年后,黄河科技学院、江苏三江学院、浙江树人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上海杉达学院、广东培正商学院、北京城市学院等一批民办专科学校获准升格为本科院校,2008年全国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院校达到45所。
民办高校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实现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过多年积累,原有的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办学实力显著增强,具备了举办学历教育的基本条件。同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出现一批具备投资实力并具有投资意愿的企业家。所以这一时期成立的民办高校,无论是脱胎于原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还是新设立的民办高校,大多是高起点、高投入,同先前成立的民办高校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民办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不断改善。1999年,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决定,高校大扩招拉开序幕。政府部门放宽了对民办高校设置的条件和招生计划的限制,民办高等教育挣脱了政策“束缚”,获得前所未有的宽松发展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得以全面巩固,民办高校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政策的“利好”有力促进了民办高校的快速发展。
在民办高校快速发展阶段,也潜伏和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多起广为关注的群体性社会事件。同时,民办高校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民办高校由于竞争失利而发展停滞,甚至走向破产倒闭之路,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加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目标已实现,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入内涵发展阶段。由于上述原因,2007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了旨在规范民办高校管理、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文件。教育部据此先后颁布了25号和26号部长令,督促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大力整顿民办高等教育市场秩序,加强民办高等教育管理。我国民办高校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规范发展阶段。
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
1.阶段性特征鲜明,深受制度环境影响
60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历了从“解放初占全国高等教育的1/3强”到“25年消亡沉寂”再到“全面复苏迅速崛起”的大起大落,其根本原因是国家发展政策的大调整。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取向,但由于不同时期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不同,使民办高等教育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虽然始终在发展,但发展的速度与内涵也有明显的差别,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例如,1985年到1999年间,国家主要鼓励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全国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激增,而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发展缓慢。1999年高校大扩招政策出台后,特别是《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后,学历性民办高等教育大发展,从1998年的22所逐年发展到2005年的252所,占全国独立设置普通高校总数的13.2%。学历性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1996年仅为1.2万人,2005年则突破150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0.47%。制度环境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2.区域性特征突出,全国发展不平衡
从地域分布看,我国民办高校最初集中在部分省会城市,现已遍布全国主要省会城市、直辖市和主要中心城市,但数量和规模发展不平衡,区域分布呈两级分化。
全国民办高校之所以出现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首先是受全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沿海发达地区民办高校相对集中,经济落后省份民办高校发展则滞后。其次是受地方人口与高等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影响。中心城市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民办高校获得资源的机会多,成本相对便宜。此外,各地民办高校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如北京模式、浙江模式、西安模式、江西模式和广东模式,在全国具有各自代表性。
3.类型不断调整,层次不断上移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以及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类型在不断调整,近年来趋于稳定,且形成了民办高教自考机构、高职院校、独立学院、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等多类型并存的格局。进入新世纪以来,高职学院发展迅猛,在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院校中,民办高职院校数已占近1/5,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占全国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6%和14%。
高职(专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民办普通高校总体数量少且在校生以自考助学班为主的局面,实现了办学层次的全面上移;而独立学院通过5年的高速发展,改变了民办高校以专科为主的局面,形成了专本并重之势,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再次全面上移。
4.社会声誉日趋提高,办学水平参差不齐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各地已经拥有一批注重办学质量和内涵发展,精心打造品牌与特色的民办高校,办学信誉和特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尽管已经涌现了一批如北京城市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民办强校与名校,但多数民办院校还在低重心、低质量的档次上徘徊,仍是考生报考的“次选择”。还有部分民办高校因办学条件不达标,教育质量较差,在教育部组织的办学条件核查和教学评估中被亮“黄牌”和“红牌”。一些民办高校因经营管理不善,教育秩序混乱,师生人心涣散,处于停办边缘。
5.适应性逐步增强,民办机制优势初显
民办高校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体制特点,并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相对于公办高校的比较优势,突出体现为适应性强,机制灵活,形式多样。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发展,民办高校体制的特点和机制的优势日益凸显,从而使民办高校在办学历史短、家底薄的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不断追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许多民办高校开办之初由于资源短缺,多采用租办学场地、聘兼职教师、借仪器设备等办法,灵活多样地解决了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各民办高校并未改变灵活办学的本色,在专业设置、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人员管理等方面创造了许多新方法、新途径,而且能够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制宜,打破条条框框,不拘一格用人任事,吸纳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民办教育,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投身民办高校,使民办教育事业面貌得到重大改观,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道路,见证了岁月,经历了风雨,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发展潜力,正沿着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新道路不断奋进。
(作者系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责任编辑: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