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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彝尊作于康熙四十三年的《斋中读书》十二首,是全面反映其对明诗的评价并体现出本人诗学体系的重要篇章。《斋中读书》第十一首提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是朱彝尊学问化诗学的完整诠释,主要体现在朱氏对明诗的评价以及四库馆臣对其诗学思想的肯定采纳,这种学问化的诗学主张本于儒家传统诗教之“醇雅”。
关键词:其源本经史;《斋中读书》;醇雅
朱彝尊作诗博采众家,论诗兼唐通宋,并及于明诗。作于康熙四十三年,时年七十六岁的《斋中读书》最后两首集中体现了朱彝尊的诗学观,这是在总结明诗,并反映了其个人诗学观的直接表现。在朱氏看来,作诗固然是雕虫小技,然却是发源于经史,这样,作诗就不仅仅是停留于吟诵赏玩,而是与才学有密切相关的了。朱彝尊倡诗之有根的学问化主张也为后来《四库全书》的馆臣所吸收并广泛引用。
朱彝尊倡导诗篇源于经史,主要是针对明代学人空谈性理之学且又不读书的风气而发的,所以提倡以“必也万卷储”来救诗歌浅率浮游之病。他在《高舍人诗序》中说:“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其辞嘉美规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止于动天地感鬼神,惟蕴诸心也正,斯百物荡于外而不迁,发为歌咏,无趋数敖辟燕滥之音。”实际上,朱氏对于诗教传统仍然是儒家所要求的温柔敦厚,这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观点是对《毛诗序》的再解释。《毛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历来士大夫对于国家命运与诗文风气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在这一点上,朱彝尊是高调地批判了明代特别是万历之后的诗风的,他说:“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鳌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一时纸贵……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这里,朱彝尊主要是对竟陵派而发的,且将其视作公安派之末流来加以抨击。并且认为钟惺和谭元春等人所倡之诗风,便“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正声微茫,蚁窍蝇鸣,镂肝钵肾,几欲走入醋赛,遁入藕丝”(《静志居诗话》)。
实际上,朱氏对竟陵派的批评,可谓是承钱谦益之余绪而发。钱谦益对竟陵派在当时掀起的标榜“深幽孤峭”的文风极尽冷嘲热讽之语,他说:“甚矣,诗学之并也。譬之于山川,连岗叠障,透巡平远,然后有奇峰仄涧、深岩复壁,窈窕而忘归焉。使世之山川有诡特而无平远,不复成其为造物。”又说:“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于诡特,则必将梯神山航海市终之于鬼国而已。”(《刘司空诗集序》)对于明诗的评价,特别是对竟陵派的批评,在朱彝尊之前,钱谦益的抨击已近振聋发聩,钱氏与钟惺同为万历年间同科进士,对于钟惺等人为代表的竟陵派的文学主张的了解是相当熟悉的,所以其批评的力度也是针针见血,入木三分。所以在《列朝诗集·丁集》评价谭元春时云:“以但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不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迷,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这种批评可谓是不留情面的了,直到朱彝尊评价明诗,仍然将竟陵派的痛斥作为其强调诗之“醇雅”的突破口。
“醇雅”实际是本于“经史”的表现。这是补救明代前后七子、公安及竟陵等前人学诗之缺失的良药,这种力求反拨前代诗学之实体,最后归结为学问。所以朱彝尊主张:“凡学诗文须根本经史,方能深入古人窔奥。未有空疏浅陋剿袭陈言而可以称作者。”(陈廷敬《朱公墓志表》引)经史的作用,古人的认识及才学均源于此,而更为重要的是,经史是立身修行之本。未学诗,德行先行,这是士大夫的根本,如此才能外化为诗文之学,所以朱彝尊认为:“易曰:修辞立其诚。故惟充实而后光辉乃现,义之至则辞无不工。”(《王筑夫白田集序》)由此可见,仅有修辞的才能还不够,得与性情相结合,而性情便是在经史学习中日益累积而成。所以朱氏讲文章与经史之间的关系时,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周孝逸文稿序》)他认为学问和性情都是为诗的必要条件,二者不可偏废:“夫诗之为道,性情学问参会者也。性情者,学问之精神也;学问者,性情之孚尹也。”(《尊拙斋诗集序》)若只是“执性情而弃学问”,则必然会走向浅率狂易。朱彝尊本人的创作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其《马草行》一诗便可见杜甫“诗史”之遗韵:
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十万来空城。
角声呜呜满街道,县官张灯征马草。
阶前野老七十余,身上鞭扑无完肤。
里胥扬扬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
横行叫骂呼盘飧,阑牢四顾搜鸡豚。
归来输官仍不足,挥金夜就倡楼宿。
同样,在其《女耕田行》中几乎就是杜甫“三吏”“三别”的版本:
荷锄复荷锄,来招中田声札札。
谁家二女方盛年,短衣推髻来耕田。
自言家世多田宅,几载征求因需索。
长兄边塞十年行,老母高堂两齿落。
前年卖犊输县门,今年卖宅重输官。
石田荒芜土确确,十日一晦耕犹难。
自伤苦相身为女,好与官家种禾黍。
这种写实的精神显然是朱彝尊批评的竟陵派诗风所不可比拟的,故梁章钜《退庵随笔》曰:“苏斋师则谓,‘诗至竹垞,性情与学问合’。此论尤精。”性情与学问,实则相互依存之关系,性情由学问而致,学问表为性情。所以,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八指出:“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非。不学墙面,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讀书破万卷’?”对于杜甫的“读书破万卷”,朱氏是非常赞同的。目的是为解决诗之“空疏”而发,他在为曹寅所作的《楝亭诗序》中就说:“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诗有别才,匪(非)关学’一语启之;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通政司使棘亭曹公吟稿,体必生涩,语必斩(崭)新,盖欲抉破藩篱,直开古人窔奥……公于学博综,练习掌故,胸中具有武库,浏览全唐诗派,多师以为师,宜其日进不已。”在这里,朱彝尊指明了学诗之路径,而重点学习的对象则是唐诗,这与其“扬唐抑宋”的诗歌主张是有关系的。大概宋人理学也借诗证道,这一点与朱彝尊所提倡的本于经史的儒雅中正却是不同的,朱彝尊虽然倡导六经,但并不等于认为诗歌可以空谈性理道学。故而说:“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不诡于道,勿纳于邪可也。谈理学者,必借诗为证道之言,若禅家之拈颂说偈者,然吾不得其解也……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明诗综》卷三十三) 在“醇雅”的学问化诗学主导下,朱彝尊持论公允、客观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輯录《明诗综》一书时如是评价:“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谬。”
实际上,朱氏源于“经史”的诗学理论也为四库馆臣所接受,在《四库全书总提要》之中集部的别集、别集类存目、总集、总集类存目四类提要中,引《静志居诗话》《明诗综》《曝书亭集》《经义考》等书的词条比比皆是。
评《广中五先生诗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伯贞集虽不传,然名在五先生之列。刊诗者去伯贞而冠汪忠勤于卷首,可为失笑。”
评程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诰诗气格专学空同,第才情稍钝,色泽未鲜。五言庶称具体耳。”其论当矣。
评韩邦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五泉心摹手追,乃在大复,比于西原、南冷不足,方之孟有涯、李嵩渚似胜一筹。”斯为平允之论矣。
评徐献忠:朱彝尊《诗话》称“其诗冲澹无累句诗所少者警拔。”
评王维桢: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谓“七律滞钝,五言有句无篇。”
以上朱彝尊的论断可谓《四库》之定评。《四库》大量采用朱彝尊之说为评判标准,这与其言志与性情的统一是密切相关的。他在《王先生言远诗序》中说:“彝尊尝闻古之说诗者矣。其言曰:诗,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谓之诗。又曰:诗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诗,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诗,性之符也。盖必情动于中,不容已于言而后作。”(《曝书亭集》卷三十八)这种论点同样在他的《与高念祖论诗书》中,其云:“《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于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曝书亭集》卷三十一)这些观点都是儒家传统诗教思想的进一步阐释,核心都是中和之思想,这种诗学思想最后都是为了追求“醇雅”。
朱氏评价其他人的诗歌时也多用“醇雅”,如《书唐贾竦华岳庙诗石刻后》说:“工每稚拓三面而遗竦诗,以是流传者寡。其诗特醇雅,顾图经未之采焉,爰装界书其后。”这里,朱氏对贾竦诗特醇雅但却被世人所遗略,他是感到颇为慨叹的。这都可以看出朱彝尊论诗之“醇雅”,对于这一点,朱氏在《李上舍瓦缶集序》里有详细阐述:“《逸诗》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虽不见好,亦不见丑!’今上舍之诗丽者不佻,高者不抗。古诗多于近体,五言遒于七言,是诚能道古者。其风肆好,非大雅之材欤?尝谓诗人之病,在亟见好。亟于见好或反形其丑下焉!上舍务以汉魏六代三唐为师,勿堕宋人流派,优游涵泳,日进不已……试奏之鹭翔之侧,与雅乐奚殊哉?”故严迪昌先生总结为:“‘醇雅’实即‘古雅’,所以朱竹垞最推重五言古体这形式。”这种“醇雅”应该是汉魏风骨的内涵所在,这也是本于经史,特别是宗六经的结果,朱彝尊在《明史》稿《徐一夔传》中引徐氏语:“惟夫求诸经而有得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摄之方寸之间而吐之觚翰,则其言自不患其不醇矣。”这样的诗学主张对于清王朝初定天下,力求稳定民心的思想建设无疑是有其契合之处,《四库》馆臣的接受是很自然的事。
在这点上,朱彝尊的根柢儒家经典,强调“言志”的儒家的传统,都是符合清朝的统治思想和清代文化的。而另一方面,重学不仅是朱彝尊诗学的特点,更是整个清代诗学的一大特点。在清代,大多数的清人学者们认为明代学风不正,大家空疏不学,导致了世风之衰,最终造成了明朝的灭亡。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学问,整个社会都劲吹尊学之风。而整个清代的诗学思想也烙上了重学的印记。而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本身所具有的诗史研究的学术色彩,更是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一个标志。
参考文献:
[1] 永瑢(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严迪昌.清诗史(下)[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3] 钱谦益(清).初学集、有学集[M].清宣统二年(1910)邃汉斋排印本.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 朱彝尊.曝书亭集(四部备要本)[M].北京中华书局.
[6]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郑强(1963—),广东清远人,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讲师,研究方向:舞蹈学与文化学。
关键词:其源本经史;《斋中读书》;醇雅
朱彝尊作诗博采众家,论诗兼唐通宋,并及于明诗。作于康熙四十三年,时年七十六岁的《斋中读书》最后两首集中体现了朱彝尊的诗学观,这是在总结明诗,并反映了其个人诗学观的直接表现。在朱氏看来,作诗固然是雕虫小技,然却是发源于经史,这样,作诗就不仅仅是停留于吟诵赏玩,而是与才学有密切相关的了。朱彝尊倡诗之有根的学问化主张也为后来《四库全书》的馆臣所吸收并广泛引用。
朱彝尊倡导诗篇源于经史,主要是针对明代学人空谈性理之学且又不读书的风气而发的,所以提倡以“必也万卷储”来救诗歌浅率浮游之病。他在《高舍人诗序》中说:“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其辞嘉美规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止于动天地感鬼神,惟蕴诸心也正,斯百物荡于外而不迁,发为歌咏,无趋数敖辟燕滥之音。”实际上,朱氏对于诗教传统仍然是儒家所要求的温柔敦厚,这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观点是对《毛诗序》的再解释。《毛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历来士大夫对于国家命运与诗文风气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在这一点上,朱彝尊是高调地批判了明代特别是万历之后的诗风的,他说:“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鳌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一时纸贵……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这里,朱彝尊主要是对竟陵派而发的,且将其视作公安派之末流来加以抨击。并且认为钟惺和谭元春等人所倡之诗风,便“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正声微茫,蚁窍蝇鸣,镂肝钵肾,几欲走入醋赛,遁入藕丝”(《静志居诗话》)。
实际上,朱氏对竟陵派的批评,可谓是承钱谦益之余绪而发。钱谦益对竟陵派在当时掀起的标榜“深幽孤峭”的文风极尽冷嘲热讽之语,他说:“甚矣,诗学之并也。譬之于山川,连岗叠障,透巡平远,然后有奇峰仄涧、深岩复壁,窈窕而忘归焉。使世之山川有诡特而无平远,不复成其为造物。”又说:“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于诡特,则必将梯神山航海市终之于鬼国而已。”(《刘司空诗集序》)对于明诗的评价,特别是对竟陵派的批评,在朱彝尊之前,钱谦益的抨击已近振聋发聩,钱氏与钟惺同为万历年间同科进士,对于钟惺等人为代表的竟陵派的文学主张的了解是相当熟悉的,所以其批评的力度也是针针见血,入木三分。所以在《列朝诗集·丁集》评价谭元春时云:“以但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不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迷,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这种批评可谓是不留情面的了,直到朱彝尊评价明诗,仍然将竟陵派的痛斥作为其强调诗之“醇雅”的突破口。
“醇雅”实际是本于“经史”的表现。这是补救明代前后七子、公安及竟陵等前人学诗之缺失的良药,这种力求反拨前代诗学之实体,最后归结为学问。所以朱彝尊主张:“凡学诗文须根本经史,方能深入古人窔奥。未有空疏浅陋剿袭陈言而可以称作者。”(陈廷敬《朱公墓志表》引)经史的作用,古人的认识及才学均源于此,而更为重要的是,经史是立身修行之本。未学诗,德行先行,这是士大夫的根本,如此才能外化为诗文之学,所以朱彝尊认为:“易曰:修辞立其诚。故惟充实而后光辉乃现,义之至则辞无不工。”(《王筑夫白田集序》)由此可见,仅有修辞的才能还不够,得与性情相结合,而性情便是在经史学习中日益累积而成。所以朱氏讲文章与经史之间的关系时,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周孝逸文稿序》)他认为学问和性情都是为诗的必要条件,二者不可偏废:“夫诗之为道,性情学问参会者也。性情者,学问之精神也;学问者,性情之孚尹也。”(《尊拙斋诗集序》)若只是“执性情而弃学问”,则必然会走向浅率狂易。朱彝尊本人的创作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其《马草行》一诗便可见杜甫“诗史”之遗韵:
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十万来空城。
角声呜呜满街道,县官张灯征马草。
阶前野老七十余,身上鞭扑无完肤。
里胥扬扬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
横行叫骂呼盘飧,阑牢四顾搜鸡豚。
归来输官仍不足,挥金夜就倡楼宿。
同样,在其《女耕田行》中几乎就是杜甫“三吏”“三别”的版本:
荷锄复荷锄,来招中田声札札。
谁家二女方盛年,短衣推髻来耕田。
自言家世多田宅,几载征求因需索。
长兄边塞十年行,老母高堂两齿落。
前年卖犊输县门,今年卖宅重输官。
石田荒芜土确确,十日一晦耕犹难。
自伤苦相身为女,好与官家种禾黍。
这种写实的精神显然是朱彝尊批评的竟陵派诗风所不可比拟的,故梁章钜《退庵随笔》曰:“苏斋师则谓,‘诗至竹垞,性情与学问合’。此论尤精。”性情与学问,实则相互依存之关系,性情由学问而致,学问表为性情。所以,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八指出:“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非。不学墙面,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讀书破万卷’?”对于杜甫的“读书破万卷”,朱氏是非常赞同的。目的是为解决诗之“空疏”而发,他在为曹寅所作的《楝亭诗序》中就说:“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诗有别才,匪(非)关学’一语启之;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通政司使棘亭曹公吟稿,体必生涩,语必斩(崭)新,盖欲抉破藩篱,直开古人窔奥……公于学博综,练习掌故,胸中具有武库,浏览全唐诗派,多师以为师,宜其日进不已。”在这里,朱彝尊指明了学诗之路径,而重点学习的对象则是唐诗,这与其“扬唐抑宋”的诗歌主张是有关系的。大概宋人理学也借诗证道,这一点与朱彝尊所提倡的本于经史的儒雅中正却是不同的,朱彝尊虽然倡导六经,但并不等于认为诗歌可以空谈性理道学。故而说:“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不诡于道,勿纳于邪可也。谈理学者,必借诗为证道之言,若禅家之拈颂说偈者,然吾不得其解也……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明诗综》卷三十三) 在“醇雅”的学问化诗学主导下,朱彝尊持论公允、客观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輯录《明诗综》一书时如是评价:“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谬。”
实际上,朱氏源于“经史”的诗学理论也为四库馆臣所接受,在《四库全书总提要》之中集部的别集、别集类存目、总集、总集类存目四类提要中,引《静志居诗话》《明诗综》《曝书亭集》《经义考》等书的词条比比皆是。
评《广中五先生诗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伯贞集虽不传,然名在五先生之列。刊诗者去伯贞而冠汪忠勤于卷首,可为失笑。”
评程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诰诗气格专学空同,第才情稍钝,色泽未鲜。五言庶称具体耳。”其论当矣。
评韩邦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五泉心摹手追,乃在大复,比于西原、南冷不足,方之孟有涯、李嵩渚似胜一筹。”斯为平允之论矣。
评徐献忠:朱彝尊《诗话》称“其诗冲澹无累句诗所少者警拔。”
评王维桢: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谓“七律滞钝,五言有句无篇。”
以上朱彝尊的论断可谓《四库》之定评。《四库》大量采用朱彝尊之说为评判标准,这与其言志与性情的统一是密切相关的。他在《王先生言远诗序》中说:“彝尊尝闻古之说诗者矣。其言曰:诗,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谓之诗。又曰:诗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诗,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诗,性之符也。盖必情动于中,不容已于言而后作。”(《曝书亭集》卷三十八)这种论点同样在他的《与高念祖论诗书》中,其云:“《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于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曝书亭集》卷三十一)这些观点都是儒家传统诗教思想的进一步阐释,核心都是中和之思想,这种诗学思想最后都是为了追求“醇雅”。
朱氏评价其他人的诗歌时也多用“醇雅”,如《书唐贾竦华岳庙诗石刻后》说:“工每稚拓三面而遗竦诗,以是流传者寡。其诗特醇雅,顾图经未之采焉,爰装界书其后。”这里,朱氏对贾竦诗特醇雅但却被世人所遗略,他是感到颇为慨叹的。这都可以看出朱彝尊论诗之“醇雅”,对于这一点,朱氏在《李上舍瓦缶集序》里有详细阐述:“《逸诗》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虽不见好,亦不见丑!’今上舍之诗丽者不佻,高者不抗。古诗多于近体,五言遒于七言,是诚能道古者。其风肆好,非大雅之材欤?尝谓诗人之病,在亟见好。亟于见好或反形其丑下焉!上舍务以汉魏六代三唐为师,勿堕宋人流派,优游涵泳,日进不已……试奏之鹭翔之侧,与雅乐奚殊哉?”故严迪昌先生总结为:“‘醇雅’实即‘古雅’,所以朱竹垞最推重五言古体这形式。”这种“醇雅”应该是汉魏风骨的内涵所在,这也是本于经史,特别是宗六经的结果,朱彝尊在《明史》稿《徐一夔传》中引徐氏语:“惟夫求诸经而有得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摄之方寸之间而吐之觚翰,则其言自不患其不醇矣。”这样的诗学主张对于清王朝初定天下,力求稳定民心的思想建设无疑是有其契合之处,《四库》馆臣的接受是很自然的事。
在这点上,朱彝尊的根柢儒家经典,强调“言志”的儒家的传统,都是符合清朝的统治思想和清代文化的。而另一方面,重学不仅是朱彝尊诗学的特点,更是整个清代诗学的一大特点。在清代,大多数的清人学者们认为明代学风不正,大家空疏不学,导致了世风之衰,最终造成了明朝的灭亡。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学问,整个社会都劲吹尊学之风。而整个清代的诗学思想也烙上了重学的印记。而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本身所具有的诗史研究的学术色彩,更是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一个标志。
参考文献:
[1] 永瑢(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严迪昌.清诗史(下)[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3] 钱谦益(清).初学集、有学集[M].清宣统二年(1910)邃汉斋排印本.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 朱彝尊.曝书亭集(四部备要本)[M].北京中华书局.
[6]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郑强(1963—),广东清远人,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讲师,研究方向:舞蹈学与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