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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丽中国”语境下，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研究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学者和生态教育相關重要研讨会对于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问题虽然进行了有效探索，但在研究格局、研究取向、研究内容等方面亟需做出重要调整。
【关键词】大学生 生态素养 培育
一、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研究的意义
在“美丽中国”语境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生态建设乃至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面对当代大学是生态素养不高的现状，加强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使他们将生态保护的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树立良好的生态发展观，这对促进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教育进行研究成为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和新内容。不断丰富和补充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不仅对其自身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补充和扩展。
二、当前关于生态素养培育研究的状况
（一）国外对于生态素养培育的研究简况
首先，从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著看：史怀泽在《敬畏生命》中最早提出人应该对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长期从事林学和猎物管理研究的环保先驱利奥波德在其代表作《沙乡年鉴》中主张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要扩大到人与自然界，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和对自然界实物持续存在的权利，这部著作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20 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莱昂波特在《大地伦理学》中提出人类应当把自己的权利观、善恶观、道德观、价值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去。20 世纪 60 年代，生态道德教育首先在西方兴起，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唤醒了全社会对于自然保护的认识。1975 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在《存在生态伦理学吗？》中，从生态规律转换为道德义务的必要性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他的两本著作《哲学走向荒野》、《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和人对大自然的义务》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环境理论思想，并建构了生态环境保护伦理学的理论框架。
其次，从国外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所议定的相关文件和章程的内容看：197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美国召开学校课程中的生态环境教育国际会议，会议正式提出了生态环境教育的定义。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由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对生态环境教育的方法和对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7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国际环境专家会议以及1977年在第比利斯召开了世界政府间生态环境教育会议，分别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宪章》和《第比利斯宣言》，前者用宪章的方式促使其个人或集体具有解决当前问题和预防新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动机和义务；后者则对生态教育的目的、任务、对象、内容，甚至教材、教具、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生态环境教育培训大会并制定了国际生态教育和培训计划，这项计划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美学等角度全面阐述了生态教育的内涵。
（二）国内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的研究简况
首先，从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著看：我国的生态道德教育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人陈寿朋教授认为，生态危机是文化缺失造成的，而支配人们行为习惯的就是道德素养，归根结底我国生态危机的症结就是国民生态道德的缺失。至此，“生态道德问题”作为一个全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陈寿朋教授还指出：“道德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对自然仅仅尊重是不够的，要建立生态道德规范，用生态道德来教育人们，规范人与自然的行为。”在他的多篇文章里特别强调要对全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我国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展不过十多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学者对生态道德教育的原则、目标、内容、方法、步骤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主要体现在周进珍的《论大学生态伦理教育目标体系的建构》、杨林的《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俞白桦的《大学生生态文化素养的培育》等极具代表性的文章中。
其次，从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所议定的相关文件和章程的内容看：1992年，原国家环保局和原国家教委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生态环境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的指导方针，使得中国生态环境教育开始走上了制度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1997年1月，原国家环保局、中宣部和原国家教委联合发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纲要（1996-2010）》第一次正式指出，生态环境教育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道德伦理知识。生态环境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其对象包括：以社会各阶层为对象的社会教育，以大、中、小学和幼儿为对象的基础教育，以培养环保专门人才为目的的专业教育和以提高职工素质为目的的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1999年5月和2000年5月，大学绿色教育国际研讨会主要探讨在大学开展绿色教育的推动的方案，特别是大学生生态环境素质的教育结构，指出：中国绿色大学教育包涵了绿色大学和绿色教育两个方面的主题。前者主要指校园环境的绿化，资源共享及合理利用等情况；后者主要指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的所有课内和课外的教育活动中的环境意识、责任意识、消费意识的教育。2009年10月16日，中国生态学会生态学教育工作委员会会议特别就“生态学专业发展战略”、“生态学专业规范”和“生态学专业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及工作进展情况作了说明。
三、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
当前，对于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尚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善：
（一）就研究格局而言，相关研究虽在开展，研究层次有待提升
在“美丽中国”语境下，我国的生态建设已经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相应地，对大学生生态素养教育的研究地位也必须尽快地进行与之匹配的提升。这种提升和与时俱进应当在多方面切实地体现出来，例如，应该将培养大学生生态素养的研究提高到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研究同样重要的高度上来；又如，大生生态素养培育的研究应当被放置到与大学生“两课”教育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再如，在实施机构的探讨方面，应当着力研究如何在校、院各级团组织、学生会组织以及班委中设置专门负责校园生态建设、督促生态素养提高的生态部或生态委员，并且，生态部（委员）与学生组织中的其他部门（委员）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就研究取向而言，顶层设计研究较多，基層参与研究不够
国内外极具代表性学者的论著以及各项生态环境教育相关会议的章程和文件往往注重研究宏观的顶层设计，在研究基层师生的广泛参与方面往往是“短板”。实际上，基层一线师生的参与对于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是无可取代的，如果没有基层社会参与，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就必然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首先，缺少开展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行动主体，难以将高层次的生态素养教育活动的最新成果及时有效地运用到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一线活动中来，进而使得生态素养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高层与基层缺少及时的沟通，难以把基层师生有关生态素养培育的最新状况、紧要诉求畅通及时地传达给高层次生态环境教育研讨者，进而难以保障高层的有效决策。面对这一情况，首先应当对加强基层师生的参与能力的重要性拥有足够的认识。其次，需组建多方协商、沟通的平台，确保大学生生态素养培养方案的切实可行。最后，还要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广大基层师生能够真正参与到相应的决策中来。
（三）就研究内容而言，实践蓝图日臻完备，执行系统亟需构建
“美丽中国”语境下有关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基本目标、原则、内容、步骤、措施、制度保障等方面的探讨如火如荼、较为完备。众所周知，描绘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实践蓝图与如何使该蓝图产生积极的实际效应显然是两回事。为确保足够的驱动力和持续的活力，在实践蓝图引导的同时，更需要必要的执行团队、文化条件、制度轨导、激励机制和活动环境等“资源供应”。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具备超强执行力的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执行体系，在高效的执行组织结构体系、优良的人才队伍、合理的执行制度、以及特色的执行文化等方面进行精心设置。设置高效的执行体系重要的是把握好两个关键点：其一，必须使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建构具体化，既有制度规制，又有制度实施和操作的具体规定，还要有监督实施的社会监理机制，非如此不足以确立完备的执行系统。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将有关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执行体系建构有效地整合在整个学校基本制度和学校管治的大系统之中，不能让其成为孤立的、附加性的，甚至是应景性的“临时机制”，更不能将之置于从属于比如说校园管理制度的次级制度地位。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完备的、长效的执行体系的建立，将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实践蓝图切实地转化为学校相关部门的政治责任和全体师生的基本义务分配，这样才能够真正达成培养大学生较高生态素养的宏伟目标。
作者简介：
盛文楷，男，1986年生，河南西华人，硕士，广东医学院讲师，从事大学生德育教育和研究工作。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美丽中国’语境下的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13CY007）。
【关键词】大学生 生态素养 培育
一、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研究的意义
在“美丽中国”语境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生态建设乃至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面对当代大学是生态素养不高的现状，加强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使他们将生态保护的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树立良好的生态发展观，这对促进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教育进行研究成为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和新内容。不断丰富和补充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不仅对其自身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补充和扩展。
二、当前关于生态素养培育研究的状况
（一）国外对于生态素养培育的研究简况
首先，从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著看：史怀泽在《敬畏生命》中最早提出人应该对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长期从事林学和猎物管理研究的环保先驱利奥波德在其代表作《沙乡年鉴》中主张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要扩大到人与自然界，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和对自然界实物持续存在的权利，这部著作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20 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莱昂波特在《大地伦理学》中提出人类应当把自己的权利观、善恶观、道德观、价值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去。20 世纪 60 年代，生态道德教育首先在西方兴起，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唤醒了全社会对于自然保护的认识。1975 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在《存在生态伦理学吗？》中，从生态规律转换为道德义务的必要性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他的两本著作《哲学走向荒野》、《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和人对大自然的义务》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环境理论思想，并建构了生态环境保护伦理学的理论框架。
其次，从国外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所议定的相关文件和章程的内容看：197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美国召开学校课程中的生态环境教育国际会议，会议正式提出了生态环境教育的定义。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由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对生态环境教育的方法和对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7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国际环境专家会议以及1977年在第比利斯召开了世界政府间生态环境教育会议，分别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宪章》和《第比利斯宣言》，前者用宪章的方式促使其个人或集体具有解决当前问题和预防新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动机和义务；后者则对生态教育的目的、任务、对象、内容，甚至教材、教具、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生态环境教育培训大会并制定了国际生态教育和培训计划，这项计划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美学等角度全面阐述了生态教育的内涵。
（二）国内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的研究简况
首先，从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著看：我国的生态道德教育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人陈寿朋教授认为，生态危机是文化缺失造成的，而支配人们行为习惯的就是道德素养，归根结底我国生态危机的症结就是国民生态道德的缺失。至此，“生态道德问题”作为一个全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陈寿朋教授还指出：“道德规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对自然仅仅尊重是不够的，要建立生态道德规范，用生态道德来教育人们，规范人与自然的行为。”在他的多篇文章里特别强调要对全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我国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展不过十多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学者对生态道德教育的原则、目标、内容、方法、步骤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主要体现在周进珍的《论大学生态伦理教育目标体系的建构》、杨林的《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俞白桦的《大学生生态文化素养的培育》等极具代表性的文章中。
其次，从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所议定的相关文件和章程的内容看：1992年，原国家环保局和原国家教委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生态环境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的指导方针，使得中国生态环境教育开始走上了制度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1997年1月，原国家环保局、中宣部和原国家教委联合发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纲要（1996-2010）》第一次正式指出，生态环境教育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道德伦理知识。生态环境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其对象包括：以社会各阶层为对象的社会教育，以大、中、小学和幼儿为对象的基础教育，以培养环保专门人才为目的的专业教育和以提高职工素质为目的的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1999年5月和2000年5月，大学绿色教育国际研讨会主要探讨在大学开展绿色教育的推动的方案，特别是大学生生态环境素质的教育结构，指出：中国绿色大学教育包涵了绿色大学和绿色教育两个方面的主题。前者主要指校园环境的绿化，资源共享及合理利用等情况；后者主要指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的所有课内和课外的教育活动中的环境意识、责任意识、消费意识的教育。2009年10月16日，中国生态学会生态学教育工作委员会会议特别就“生态学专业发展战略”、“生态学专业规范”和“生态学专业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及工作进展情况作了说明。
三、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
当前，对于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尚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善：
（一）就研究格局而言，相关研究虽在开展，研究层次有待提升
在“美丽中国”语境下，我国的生态建设已经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相应地，对大学生生态素养教育的研究地位也必须尽快地进行与之匹配的提升。这种提升和与时俱进应当在多方面切实地体现出来，例如，应该将培养大学生生态素养的研究提高到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研究同样重要的高度上来；又如，大生生态素养培育的研究应当被放置到与大学生“两课”教育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再如，在实施机构的探讨方面，应当着力研究如何在校、院各级团组织、学生会组织以及班委中设置专门负责校园生态建设、督促生态素养提高的生态部或生态委员，并且，生态部（委员）与学生组织中的其他部门（委员）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就研究取向而言，顶层设计研究较多，基層参与研究不够
国内外极具代表性学者的论著以及各项生态环境教育相关会议的章程和文件往往注重研究宏观的顶层设计，在研究基层师生的广泛参与方面往往是“短板”。实际上，基层一线师生的参与对于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是无可取代的，如果没有基层社会参与，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就必然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首先，缺少开展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行动主体，难以将高层次的生态素养教育活动的最新成果及时有效地运用到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一线活动中来，进而使得生态素养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高层与基层缺少及时的沟通，难以把基层师生有关生态素养培育的最新状况、紧要诉求畅通及时地传达给高层次生态环境教育研讨者，进而难以保障高层的有效决策。面对这一情况，首先应当对加强基层师生的参与能力的重要性拥有足够的认识。其次，需组建多方协商、沟通的平台，确保大学生生态素养培养方案的切实可行。最后，还要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广大基层师生能够真正参与到相应的决策中来。
（三）就研究内容而言，实践蓝图日臻完备，执行系统亟需构建
“美丽中国”语境下有关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基本目标、原则、内容、步骤、措施、制度保障等方面的探讨如火如荼、较为完备。众所周知，描绘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实践蓝图与如何使该蓝图产生积极的实际效应显然是两回事。为确保足够的驱动力和持续的活力，在实践蓝图引导的同时，更需要必要的执行团队、文化条件、制度轨导、激励机制和活动环境等“资源供应”。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具备超强执行力的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执行体系，在高效的执行组织结构体系、优良的人才队伍、合理的执行制度、以及特色的执行文化等方面进行精心设置。设置高效的执行体系重要的是把握好两个关键点：其一，必须使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建构具体化，既有制度规制，又有制度实施和操作的具体规定，还要有监督实施的社会监理机制，非如此不足以确立完备的执行系统。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将有关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执行体系建构有效地整合在整个学校基本制度和学校管治的大系统之中，不能让其成为孤立的、附加性的，甚至是应景性的“临时机制”，更不能将之置于从属于比如说校园管理制度的次级制度地位。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完备的、长效的执行体系的建立，将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实践蓝图切实地转化为学校相关部门的政治责任和全体师生的基本义务分配，这样才能够真正达成培养大学生较高生态素养的宏伟目标。
作者简介：
盛文楷，男，1986年生，河南西华人，硕士，广东医学院讲师，从事大学生德育教育和研究工作。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美丽中国’语境下的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13CY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