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正在全球蔓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纷纷表态，世界将遭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欧美诸国的救市方案被一些人视作“向左转”、“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盛行全球的自由市场制度在它的老家陷入了困境，而握有庞大美元资产的中国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成了希望所在。
　　虽然金融动荡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与西方陷于危机的紧迫感不同，从成功举办奥运之后，一些中国人中间开始弥漫一种制度优越情绪。先是表达了对办大事能力的自豪；接着是在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相对较小，而让某些人似乎面对西方自由市场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时有了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到10月上旬，中国科学院发布《国家健康报告》，更是通过对各国的国家进取精神、国家责任、经济活力、社会凝聚力、国家反应能力、调控能力、创新能力及资源安全、环境友好等因素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国家健康状况在被研究的43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属于健康达标型，比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国更为健康，其中国家责任指数中国更是排在第一位，美国则位列榜尾!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面对危机发出的所谓自由市场改宗言论，也照例被国内一些舆论用来自我佐证。
　　任何制度在其适用范围内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众所周知，30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正是从思想观念和经济制度层面的自我革命开始，在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扬弃和完善中国原有制度的结果。从最初冲破被奉为圭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到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乃至今天对经济大国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渴望，可以说，30年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向自由市场制度演变的。
　　同样，这更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国最终告别了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解放了被禁锢的生产力，使中国从经济面临崩溃的国家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权，并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解决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没有制度性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更不可能出现“中国奇迹”。
　　今天，又一次站在历史关键点上的中国，对于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民共识。胡锦涛在执政党十七大上指出：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显然，片面强调现行制度某一方面的优越性，并试图把它们提升到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层面，其隐含的逻辑，既是对过去改革开放历史的否定，也不利于对现实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保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更可能对继续改革开放的大业带来思想混乱。
　　目前欧美国家的救市举措是否意味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乃至全球的终结，历史自会评判。中国今天受金融动荡冲击较小，却并非得益于一些人认为的那种制度优势。正如温家宝总理近日指出的，是“由于我们这些年金融的开放还是有序地、渐进的来进行，因此开放度还没有这么大，特别是资本项下可兑换，我们还没有实行”。
　　改革开放是为了建立一种既能让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也能带来社会经济繁荣的民强国富的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制度的优越性是相对而言的。现实纷繁芜杂，理论上无论多么完美的制度都有可能存在漏洞，在运转中也可能出现问题。关键是当漏洞和问题出现之后，如何补救，使之重回正道，让问题的解决成为制度健全的推手，无论对于我们现有的制度还是西方的体制，皆是如此。因此，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制度革命。
　　显而易见，当别人因为制度创新遇到困境而招致某些灾难时，中国不能因为自己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得以幸免而沾沾自喜。我们需要的，依然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定改革的方向和信心，努力在中国现实和别国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养分，真正建立起既能让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又符合全球化时代公认价值标准的社会制度。
　　前进的道路依然布满荆棘，但既然找对了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