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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包括7月2日至8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本来可以置身事外的黄克诚被错误地判定为“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从而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波折。学术界在对黄克诚进行研究时,都会提到他在庐山会议时期的表现,但缺乏对其活动作一个清晰详细的描述,大多事实为毛泽东与彭德怀二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所掩盖,或者说是零碎不完整的。本文立足史实,在参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事态发展过程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再现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的基本活动,使大家窥探出黄克诚的内心世界和人格力量所在。
劝彭德怀上庐山参加会议
庐山会议召开之际,黄克诚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作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黄克诚一开始并不在参会名单之内。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接到开会通知后,本不想参加,并想让黄克诚代替自己参加。他认为黄克诚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总参谋长,对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开会研究问题更为方便;另外,自己刚从国外出访回来,身体疲惫,想休息一下,顺便处理一些积压的文件材料。
黄克诚不赞同彭德怀的想法,认为彭德怀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刚刚受到过批评,作为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引起中央误解。自己愿意坚守岗位,在北京“守摊子”。
当彭德怀提议让黄克诚参加会议时,黄克诚看出了彭德怀的心思,他对彭德怀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德怀回答道:“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在黄克诚的劝说下,彭德怀最后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对于多年的老领导,黄克诚的提醒是善意的。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庐山会议期间,正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打破了庐山上最初的轻松、融洽气氛。从此,会议开始转向,最终酿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临时接到通知上山
庐山会议召开半个月后,黄克诚仍在北京“守摊子”。在他看来,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想过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为此,他在北京还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审阅。7月16日接到电报时,黄克诚正在阅读《内部参考》。电报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内容是毛泽东请彭真、黄克诚等人来庐山参加会议。接到通知后,黄克诚随即动身赶赴庐山。
毛泽东这个时候让黄克诚上山有他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黄克诚与彭德怀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叫黄克诚来就是想让他对倔强的彭德怀进行一定程度的劝说;另一方面让更多的人参加会议,也有助于把存在的分歧搞清楚。
黄克诚上山不久,彭德怀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想知道黄克诚的看法。黄克诚接过信仔细看了一遍,对彭德怀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德怀回答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克诚接着说:“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黄克诚觉得,写信容易让毛泽东产生隔膜。
小组会上发言
对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认为里面有刺,但认同其基本观点。这与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有关。上山前,黄克诚曾到过湖南农村,亲眼见到过彭德怀信中反映的情况。对于“大跃进”,他是不太赞同的。对于人民公社,他也阐述过自己的看法。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人民公社虽然是大势所趋,却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到湖南农村时,他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提出自己的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源于此,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讨论彭德怀信的时候,黄克诚发言支持了彭德怀的观点。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三句话和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他认为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说道:“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扎实。”
对“大跃进”的不足,黄克诚作了三点补充: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他认为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黄克诚直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没有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暂时说,不搞也更主动些。公社化运动初期的做法,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北戴河中央决议、毛泽东思想,而是徐水、遂平嵖岈山那一套。”他继续说道:“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从黄克诚的发言来看,谈问题是他的重点,这势必引起与会人员的反应,有好心人当即向他使眼色,或用委婉的话语来制止他,但他都置之不顾,把想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对于黄克诚的这次发言,当年与会人员印象都很深刻,认为他说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
在彭德怀写信之前,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也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形势的严重性。这给毛泽东留下了阴影。本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各次会议都是在不断纠“左”,这次会议也是一样,虽然也潜藏着“左”右之争,但并未表露出来。
开到半个月的时候,中央本来打算作决议结束会议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了彭德怀的来信。大概是彭德怀的信和后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发言刺伤了毛泽东,同时让毛泽东感受到了来自党内外对“三面红旗”质疑的压力,他终于忍无可忍了。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他最后说:“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毛泽东的讲话,语气是非常重的。他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对于毛泽东的讲话,黄克诚感到十分震惊和不解。他在自述中写道:“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毛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会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涉入“二十三夜事件”
毛泽东的突然讲话,让相关人员有点措手不及。7月23日晚,周小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打算找毛泽东辩论,被李锐制止。后来,周小舟又打电话给黄克诚,说几个人要到他那里找老领导谈谈。考虑到敏感性,黄克诚一开始不同意他们来,但在周小舟的坚持下,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
周小舟、周惠、李锐过来之后,都很激动。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李锐应和着说:“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冷静地说道:“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周小舟说。黄克诚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说:“我认为不会。”“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经黄克诚这么一说,周小舟才平静下来。
大家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过来了。《彭德怀自述》中写道:“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对我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我说,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也有记录:“小舟见彭德怀进来,即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我(们)见房内无多余的椅子,都站起来了。(我)就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我单独一人走了。”
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三夜事件”,黄克诚不小心涉入、后来被迫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压力之下,被迫检讨
毛泽东的讲话,使彭德怀等人不得不让步。在接下来几天的小组会上,他们分别作了检讨。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主席讲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里明白说出,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只有采取最大的忍耐,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
黄克诚在7月26日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由全党来负责,绝不应该由主席负责。”
关于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上山后,才看到彭总的信。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明确,没认识到其思想只是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
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黄克诚说:“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到我面前的时候,常常把困难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对有利方面想得不够,因而在实际行动中,常常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按常规,在黄克诚他们承认错误后,批评和斗争就该结束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7月26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起,使得7月26日成为庐山会议的又一关节点。此后,对于黄克诚等人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据理力争
为了争取黄克诚等人,毛泽东主动找他们谈话。7月30日一早,毛泽东派人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去他的住处谈话。这次会议,周恩来、朱德也在场。谈话中,毛泽东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二人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就与彭德怀的关系、四平保卫战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行了回答。他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接下来,黄克诚又对彭德怀“政治参谋长”的说法进行了回答。他说:“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
谈话还涉及当年四平保卫战的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曾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在谈及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毛泽东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也错了?”“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黄克诚回答道。黄克诚不依不饶的态度令毛泽东颇感惊讶,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对于这次谈话,黄克诚回忆道:“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黄克诚在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向毛泽东说了之后,感到有种轻松感,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就让黄克诚感到不那么轻松了。
政治局常委会上表态
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这次会议差不多是一个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会。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彭德怀一一回应,这让人感觉两人似乎是在翻旧账。谈话中,毛泽东对彭德怀抱怨道: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
黄克诚开始一直不说话,在谈到彭德怀个人品质问题的时候,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干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
黄克诚的表态,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对彭德怀的一些印象,同时也是对毛泽东讲话的一个回应。会后,黄克诚等
四人被留下,再次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争取。这个时候,黄克诚似乎还没有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迹象。
每晚吃六粒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
从8月2日开始到8月16日,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庐山会议的尾期。从8月7日起,批评重点向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转移。由于黄克诚过去在红三军团时曾是彭德怀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又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是国防部长,共同领导解放军的工作。自然而然,黄克诚就被人怀疑是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一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很强硬,对别人不合理的批评,进行反驳。当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时,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慢慢地,黄克诚也意识到了和他们讲道理、争辩是没有用的,于是就尽可能地多听少说,少争论。这时,有人给黄克诚做工作,开导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被黄克诚回绝了。他说:“‘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在这种对“军事俱乐部”的高压逼迫之下,黄克诚心里是矛盾的,也是沉重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情景:“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在刘少奇和周恩来找黄克诚个别谈话之后,黄克诚不得不检讨:“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
8月10日,小组会议开始追问7月23日晚的事情,正在这个时候,罗瑞卿带着李锐来参加会议。他们原本是来对证黄克诚与高岗之间关系的,但黄克诚误会了罗瑞卿的本意,以为是那天晚上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公开了,于是就如实把23日晚的经过说了。
在黄克诚看来,一方面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二来觉得事情拖得越久会越严重;三是觉得这样的议论本身也没有不良用心,说出来也无大碍。自己应该按照共产党人说实话的原则,早点把话说出来以消除误会,也显示自己的坦荡。但黄克诚没有想到自己的实话,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
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即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错误,于是就说:可能李锐说的,我也记不清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对于“斯大林晚年”问题的暴露,后果可想而知。
自述中继续写道:“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
高压之下违心“认罪”
“斯大林晚年”问题暴露之后,毛泽东已经确认黄克诚等人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为了让黄克诚等人坦诚“认罪”,中央再次安排人来劝说黄克诚。在大家的劝说下,黄克诚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8月14日,大会由黄克诚作检查。他说道:“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的观点与彭德怀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进攻。”“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发言,表面上看,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动摇,实际上是在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进攻。”
黄克诚检讨了自己一贯右倾的思想根源:“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还检讨了自己同彭德怀的关系:“我对彭德怀同志的私人感情代替了对党的感情和组织原则。”
对于这样的认罪,黄克诚是感觉到后悔的。回忆录中写道:“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遭到错误处理
在黄克诚等人“认罪”之后,剩下的就是开全会作结论了,庐山会议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结束了。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有关决议和决定,宣布了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处理。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里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最后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另一个是有关组织处理的决定,即《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宣称:“黄克诚同志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同谋者之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的重大错误。过去他又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长期对党隐瞒了若干重要的有关事实。鉴于黄克诚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且责成他继续检讨,向党作彻底交代。”这个决定在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表公报时才公布。
这样,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讲真话,黄克诚不但失去近20年为党工作的机会,而且屡遭批斗,惨遭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
劝彭德怀上庐山参加会议
庐山会议召开之际,黄克诚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作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黄克诚一开始并不在参会名单之内。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接到开会通知后,本不想参加,并想让黄克诚代替自己参加。他认为黄克诚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总参谋长,对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开会研究问题更为方便;另外,自己刚从国外出访回来,身体疲惫,想休息一下,顺便处理一些积压的文件材料。
黄克诚不赞同彭德怀的想法,认为彭德怀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刚刚受到过批评,作为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引起中央误解。自己愿意坚守岗位,在北京“守摊子”。
当彭德怀提议让黄克诚参加会议时,黄克诚看出了彭德怀的心思,他对彭德怀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德怀回答道:“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在黄克诚的劝说下,彭德怀最后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对于多年的老领导,黄克诚的提醒是善意的。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庐山会议期间,正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打破了庐山上最初的轻松、融洽气氛。从此,会议开始转向,最终酿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临时接到通知上山
庐山会议召开半个月后,黄克诚仍在北京“守摊子”。在他看来,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想过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为此,他在北京还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审阅。7月16日接到电报时,黄克诚正在阅读《内部参考》。电报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内容是毛泽东请彭真、黄克诚等人来庐山参加会议。接到通知后,黄克诚随即动身赶赴庐山。
毛泽东这个时候让黄克诚上山有他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黄克诚与彭德怀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叫黄克诚来就是想让他对倔强的彭德怀进行一定程度的劝说;另一方面让更多的人参加会议,也有助于把存在的分歧搞清楚。
黄克诚上山不久,彭德怀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想知道黄克诚的看法。黄克诚接过信仔细看了一遍,对彭德怀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德怀回答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克诚接着说:“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黄克诚觉得,写信容易让毛泽东产生隔膜。
小组会上发言
对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认为里面有刺,但认同其基本观点。这与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有关。上山前,黄克诚曾到过湖南农村,亲眼见到过彭德怀信中反映的情况。对于“大跃进”,他是不太赞同的。对于人民公社,他也阐述过自己的看法。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人民公社虽然是大势所趋,却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到湖南农村时,他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提出自己的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源于此,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讨论彭德怀信的时候,黄克诚发言支持了彭德怀的观点。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三句话和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他认为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说道:“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扎实。”
对“大跃进”的不足,黄克诚作了三点补充: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他认为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黄克诚直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没有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暂时说,不搞也更主动些。公社化运动初期的做法,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北戴河中央决议、毛泽东思想,而是徐水、遂平嵖岈山那一套。”他继续说道:“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从黄克诚的发言来看,谈问题是他的重点,这势必引起与会人员的反应,有好心人当即向他使眼色,或用委婉的话语来制止他,但他都置之不顾,把想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对于黄克诚的这次发言,当年与会人员印象都很深刻,认为他说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
在彭德怀写信之前,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也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形势的严重性。这给毛泽东留下了阴影。本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各次会议都是在不断纠“左”,这次会议也是一样,虽然也潜藏着“左”右之争,但并未表露出来。
开到半个月的时候,中央本来打算作决议结束会议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了彭德怀的来信。大概是彭德怀的信和后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发言刺伤了毛泽东,同时让毛泽东感受到了来自党内外对“三面红旗”质疑的压力,他终于忍无可忍了。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他最后说:“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毛泽东的讲话,语气是非常重的。他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对于毛泽东的讲话,黄克诚感到十分震惊和不解。他在自述中写道:“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毛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会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涉入“二十三夜事件”
毛泽东的突然讲话,让相关人员有点措手不及。7月23日晚,周小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打算找毛泽东辩论,被李锐制止。后来,周小舟又打电话给黄克诚,说几个人要到他那里找老领导谈谈。考虑到敏感性,黄克诚一开始不同意他们来,但在周小舟的坚持下,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
周小舟、周惠、李锐过来之后,都很激动。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李锐应和着说:“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冷静地说道:“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周小舟说。黄克诚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说:“我认为不会。”“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经黄克诚这么一说,周小舟才平静下来。
大家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过来了。《彭德怀自述》中写道:“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对我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我说,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也有记录:“小舟见彭德怀进来,即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我(们)见房内无多余的椅子,都站起来了。(我)就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我单独一人走了。”
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三夜事件”,黄克诚不小心涉入、后来被迫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压力之下,被迫检讨
毛泽东的讲话,使彭德怀等人不得不让步。在接下来几天的小组会上,他们分别作了检讨。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主席讲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里明白说出,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只有采取最大的忍耐,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
黄克诚在7月26日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由全党来负责,绝不应该由主席负责。”
关于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上山后,才看到彭总的信。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明确,没认识到其思想只是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
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黄克诚说:“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到我面前的时候,常常把困难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对有利方面想得不够,因而在实际行动中,常常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按常规,在黄克诚他们承认错误后,批评和斗争就该结束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7月26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起,使得7月26日成为庐山会议的又一关节点。此后,对于黄克诚等人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据理力争
为了争取黄克诚等人,毛泽东主动找他们谈话。7月30日一早,毛泽东派人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去他的住处谈话。这次会议,周恩来、朱德也在场。谈话中,毛泽东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二人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就与彭德怀的关系、四平保卫战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行了回答。他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接下来,黄克诚又对彭德怀“政治参谋长”的说法进行了回答。他说:“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
谈话还涉及当年四平保卫战的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曾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在谈及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毛泽东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也错了?”“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黄克诚回答道。黄克诚不依不饶的态度令毛泽东颇感惊讶,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对于这次谈话,黄克诚回忆道:“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黄克诚在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向毛泽东说了之后,感到有种轻松感,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就让黄克诚感到不那么轻松了。
政治局常委会上表态
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这次会议差不多是一个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会。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彭德怀一一回应,这让人感觉两人似乎是在翻旧账。谈话中,毛泽东对彭德怀抱怨道: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
黄克诚开始一直不说话,在谈到彭德怀个人品质问题的时候,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干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
黄克诚的表态,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对彭德怀的一些印象,同时也是对毛泽东讲话的一个回应。会后,黄克诚等
四人被留下,再次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争取。这个时候,黄克诚似乎还没有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迹象。
每晚吃六粒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
从8月2日开始到8月16日,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庐山会议的尾期。从8月7日起,批评重点向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转移。由于黄克诚过去在红三军团时曾是彭德怀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又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是国防部长,共同领导解放军的工作。自然而然,黄克诚就被人怀疑是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一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很强硬,对别人不合理的批评,进行反驳。当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时,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慢慢地,黄克诚也意识到了和他们讲道理、争辩是没有用的,于是就尽可能地多听少说,少争论。这时,有人给黄克诚做工作,开导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被黄克诚回绝了。他说:“‘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在这种对“军事俱乐部”的高压逼迫之下,黄克诚心里是矛盾的,也是沉重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情景:“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在刘少奇和周恩来找黄克诚个别谈话之后,黄克诚不得不检讨:“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
8月10日,小组会议开始追问7月23日晚的事情,正在这个时候,罗瑞卿带着李锐来参加会议。他们原本是来对证黄克诚与高岗之间关系的,但黄克诚误会了罗瑞卿的本意,以为是那天晚上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公开了,于是就如实把23日晚的经过说了。
在黄克诚看来,一方面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二来觉得事情拖得越久会越严重;三是觉得这样的议论本身也没有不良用心,说出来也无大碍。自己应该按照共产党人说实话的原则,早点把话说出来以消除误会,也显示自己的坦荡。但黄克诚没有想到自己的实话,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
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即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错误,于是就说:可能李锐说的,我也记不清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对于“斯大林晚年”问题的暴露,后果可想而知。
自述中继续写道:“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
高压之下违心“认罪”
“斯大林晚年”问题暴露之后,毛泽东已经确认黄克诚等人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为了让黄克诚等人坦诚“认罪”,中央再次安排人来劝说黄克诚。在大家的劝说下,黄克诚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8月14日,大会由黄克诚作检查。他说道:“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的观点与彭德怀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进攻。”“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发言,表面上看,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动摇,实际上是在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进攻。”
黄克诚检讨了自己一贯右倾的思想根源:“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还检讨了自己同彭德怀的关系:“我对彭德怀同志的私人感情代替了对党的感情和组织原则。”
对于这样的认罪,黄克诚是感觉到后悔的。回忆录中写道:“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遭到错误处理
在黄克诚等人“认罪”之后,剩下的就是开全会作结论了,庐山会议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结束了。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有关决议和决定,宣布了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处理。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里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最后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另一个是有关组织处理的决定,即《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宣称:“黄克诚同志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同谋者之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的重大错误。过去他又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长期对党隐瞒了若干重要的有关事实。鉴于黄克诚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且责成他继续检讨,向党作彻底交代。”这个决定在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表公报时才公布。
这样,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讲真话,黄克诚不但失去近20年为党工作的机会,而且屡遭批斗,惨遭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