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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作家、记者与学者多重身份的西方观察者白英，在他有关中国的诸多著述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永恒的中国》与《觉醒的中国》两卷本日记。这两本写于1941-1946年的日记与同时期外国来华人士的日记相比，时间跨度更长，视野更开阔，其主体性自我也更为强烈。白英的自我表现为他的中国情结、悲悯情怀与诗人气质，这决定了其中国叙事充满了个人的情感温度。白英日记最富感召力的是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想象与表达，其间他建构了自己心中的异国形象：一个历经战争与苦难却始终充满希望与力量的中国，一个文化与审美意义上的“永恒的中国”。白英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