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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维护公众身体健康的一种特殊商品,药品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正因为如此,保障药品的供应(特别是保障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药品供应)俨然就成为了国家药物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通过探讨中央苏区药品供应的保障制度,发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探究解决策略,以期促使药品供应保障制度趋向于合理完善。
【关键词】中央苏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问题;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017-02
中央苏区时期,缺医少药的现实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威胁着军民的身体健康。为破解困境,中央苏区政府领导军民通过采集药材、战斗缴获、集中购买、私人赞助、广泛贸易、建立药铺等途径,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药品筹措工作。苏区政府和红军筹措药品的艰难历程闪烁着苏区精神的光芒。
一、中央苏区医药行会概述
中央苏区刚建立的前期阶段,因当地的卫生条件差、加之当地不良乡俗的影响与频繁的战乱祸害,使得苏区范围内多见各类烈性瘟疫,不但极大的减弱了军队的士气,而且还对民众的健康造成危害。在中央苏区建立的前期阶段,地方上并未组建相关的医疗部门,而中央苏区在医疗方面又有着极大的需求,缺少医疗人员及药材这一明显的不足逐渐受到关注,采集药材显得尤为紧迫。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才陆续的组建了各级卫生机构。从当时的记录可看到,苏区中央政府在正式建立之后,就立即制订并执行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该条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必须组建卫生领导部门,在省、县、区均组建卫生部,设1名部长;各城市都建立卫生科,设1名科长。1931年末,组建了卫生管理局,下设保健与医务2个科,由它们负责全苏区内的卫生事项。1933年初,中央政府还推出了《卫生运动纲要》,提出:“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组建专门的卫生运动委员会……”所以,各级政府均陆续建立了各自的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各省、各县均组建卫生部,在各区、乡组建卫生委员会、或者安排卫生员,负责区里面有关卫生方面的教育、及行政等事项。在此时期,基层也建立了不少的医药单位,如:“药业合作社”“农民看病所”、 “工人看病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站”与“后方卫生站”等,不但使大量民众能有地方看病,也使伤员能及时得到救治。当时新组建的红二团就在东固山附近设立了该团的医院,这是苏区建立较早的医院之一,医护人员很少,病床也不到20张[2],通过所用的药物大多为中草药。1930年初,由于当时的战事需要,在云楼山附近建立了赣西南地区的“第三后方医院”,胡崇瑞是首任院长,有医护人员近50人,在病患较多时,需要从别处抽调人员来帮忙。这所医院所用的设备与药物在当时都是较好的,不但可以做截肢术,还可做麻醉术。之后的几年,为了满足民众与伤员在看病上的需求,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不少医药单位。据了解,仅莲花县在1933年内就建立约60家药店, 除了常用的中草药外, 该县的一些大药房还经销部分西药,如:磺胺等[3]。当时有数家药店里面药物种类较为丰富,其中就有来苏堂与永生堂这两家有名的大药房,在其它地方的药品出现缺乏情况时,便委托它们来收集药品,并事先付给其药款。由此可见,它们在当时的销售状况很好。1933年川陕苏区建立之后,下面各县相继成立了工农分医院、看病所(室),区、乡里面也都设立了药铺,而且在川陕苏区内还允许个人创建私人看病所,也可走街串巷为大众看病。同年,在叶坪建立了苏区的国家医院。各地都建立了各自的看病场所,如:卫生站、工农医院、人民看病所等。其中,万太县建立“医院1个、药房8个、公共卫生站6个”,兴国县建立“公共卫生站5个”,永丰县建立“公共卫生站3个”[1]。
纵观这些地区的医药行会的先后建立,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医药行会正向好的方面发展,同时,苏区的广大军民以顽强的毅力,冲破一切阻碍,尝尽艰辛,汇聚众人智慧,完成了艰巨的药材采集任务,有力的确保了当时的药材供应,使得当时药材奇缺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二、中央苏区药品供应存在问题
(一)药品来源单一
创立了根据地之后,因敌人将四周几乎完全封锁,外面的西药运不进来,苏区医院里面只有少量药品,如:红汞、阿司匹林与麻醉药、以及消炎粉与止痛片等,且常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同时,许多稀少珍贵的药品,都被当时的社会名流或者医药世家当作收藏品收藏起来,药品的来源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
(二)药品生产机构缺失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苏区红军除了要在前线一致抗敌,后方人员还要负责伤员的救治工作,缺乏足够的时间、人员、精力开展药品生产。并且,受到药品制作技术水平的限制,专门的药品生产机构无法设立,这就使得苏区在药品供应上缺乏自给自足的能力,药品的供应受到限制。
(三)药品流通不畅
20世纪前期,中国的民众长期限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再加上民众的封建恶俗比较严重,二三十年代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不断,红军要进行一线战斗,后方伤员的药品供应受到民众思想限制以及国民党的百般阻挠,时常不能及时送达到后方,用于伤员的治疗,药品的流通渠道不畅,导致伤员不能及时治愈,前方战事维持艰难。
三、完善中央苏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策略分析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敌军封锁,物质匮乏,缺医少药。因此,疾病的治疗大多采用中药、西药和当地的草药相结合的方式。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年轻的红色政权为药品的供应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渠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通则等对药品的质量加以监管,严禁医务人员倒卖药品,警惕不法商人出售假冒伪劣药品,保障人民用药的安全。
(一)建立政策保障制度
苏维埃政府在1931年制订并执行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明确指出由内务部从整体上负责各个卫生事项,其下设专门的卫生管理局,各级政府内均设卫生部(科)。由这些机构来检查各类药物的经营、并对医疗人员进行评价与监督。为了更好的采购并调配药物,中央军委在1932年的年初指令总军医处来集中办理各类药物的购买与调配事项,不允许各军团自行采集药物。1933年,湘贛苏区的内务部颁布了《关于卫生防疫运动的通令》,更明确了对各类药物的严格检查,该通令中提到,“有关部门不但要常检查公办的药铺,还要常检查私人的药铺,所有包装不符合要求的、过期的药物均不允许经销”。1933年,总卫生部制订并发布了《卫生法规》,其中第一部分里面含有各类药品及相关器材的规章制度,如:医院在领取药品及相关器材时,要出具有院长与政委共同签字的请领单,请领单里面还要写上所领药品的具体信息。为更好的掌握药品及相关器材的耗用情况,有关人员每天都要把药品及相关器材的耗用情况填写在统一格式的消耗表中,且10天做1次小结,也叫作结旬,每30天做1次总评,也叫作结月。在第二部分里面含有各类不同的报表,不但有领发药品器材单据与战时缴获药品器材报告表,而且还有药品器材出纳簿与药品器材请领单、药品器材逐日消耗表等等一些报表。《卫生法规》的发布,表明整个苏区在药品供给上的管理开始迈入了规范化的道路[2]。 (二)重视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
1929年的年末,上杭县苏区政府为改善医疗紧张的局面,将本地王氏父子建立并无条件捐献的中药房(包括里面的全部药材与设备)更名为才溪乡看病所。隔年春天,又将该看病所扩大规模使之成为当时福建军区的后方保障中医院。1930年秋,吉安城被战士攻下后,毛泽东就来到当时城内的戴济民医生家里,说服他成为苏区的医疗人员。戴济民同意加入苏区的医疗队伍,并捐献了全部的药材与医疗设备,在离该城不远的山区建立了后方医院。至此,苏区之中就出现了“红色神医”。不久后,汀州的著名医生傅连暲也响应苏区的号召加入了苏区的医疗队伍,并将他个人拥有的所有医疗设备与药材都捐献给了苏区政府。为此,在1933年4月的《红色中华》里面专门对其做了报道,题目为“红匾送给他们”,在报道中提到他主动捐献个人多年积购的所有药材,总价约为2 000大洋。他将自己的巨量積蓄捐献苏区,获得了苏区民众的一致称誉。
之后,以上提到的各位医生均在苏区药品供应工作中相继做出了更多贡献。这些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民间力量,极大的扭转了当时地方上缺医少药的现状,为壮大苏区的医院打下了牢靠的根基,为苏区药品供应制度趋于完善作出了贡献,增强了大量民众支援苏区建设的主动性,以上各位医生无条件捐献的举动不但受到苏区政府的高度表彰,而且还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肯定。
(三)开展药理教育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挑部队中最常见的病来救,挑最常用的药来救,讲不懂就做给他们看”的指示精神受到全国各类医务学校的推崇,这些学校将那些深奥的药学理论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因此收获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因大部分学员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难以理解一些较深层次的药学知识、以及相关的技术,因此,在讲解当中应尽量的多结合实物,以使讲解的内容更为具体,如此一来,就由教师来将这些复杂、难懂的药学理论变得形象化、通俗化。与此同时,针对一些药物的讲解而言,教师可以通过对具体药品的利用来做现场实验,以此来提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3]。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医学教育的一面旗帜。据统计,截止1934年l0月,红军卫生学校共培养了药剂班学生75人。此外,根据地还开办了医药干部学校、卫生训练班等医药卫生学校和卫生人员培训机构,进一步完善了药品供应制度,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加强宣传推广
随着战争形势更加严峻,伤员伤情日益复杂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更好地为战争与部队健康服务,在人力物力极端困难以及药学专业技术十分薄弱的恶劣条件下,中央苏区出版了各类药学用书,其中,不但有《物理化学常识》与《中药之研究》,而且还包括《简明细菌学》《中药之研究》等一些书籍。这些书籍的推出,既缓解了应用教材上的紧缺局面,也有助于苏区的军民了解更多的用药知识,苏区的医疗建设也因此而增添了新的动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央苏区为适应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广大军民的实际需求,在中央苏区政府的领导下,密切联系广大民众,完成了十分艰巨的药材采集任务,并制订了较为健全的药材供给保障制度,明显扭转了当时苏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为保障苏区军民的健康、恢复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基于对苏区药品供应保障的分析,当前,国家应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加大对国有药品流通的投入,所有权收归国家,以招标的形式面向全社会选拔具有执业药师资格的经营管理人员,从而保障药品供应的专业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孙仪之.中国工农卫生学校在瑞金[J].人民军医, 1959,(11).
[2]张剑峰.中央苏区医学教育政治目标确定的历史过 程及其启示[D].南昌大学,2009.
[3]顾昕.走向全民医保,中国新医改的战略与战术[J].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秦 超]
【关键词】中央苏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问题;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017-02
中央苏区时期,缺医少药的现实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威胁着军民的身体健康。为破解困境,中央苏区政府领导军民通过采集药材、战斗缴获、集中购买、私人赞助、广泛贸易、建立药铺等途径,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药品筹措工作。苏区政府和红军筹措药品的艰难历程闪烁着苏区精神的光芒。
一、中央苏区医药行会概述
中央苏区刚建立的前期阶段,因当地的卫生条件差、加之当地不良乡俗的影响与频繁的战乱祸害,使得苏区范围内多见各类烈性瘟疫,不但极大的减弱了军队的士气,而且还对民众的健康造成危害。在中央苏区建立的前期阶段,地方上并未组建相关的医疗部门,而中央苏区在医疗方面又有着极大的需求,缺少医疗人员及药材这一明显的不足逐渐受到关注,采集药材显得尤为紧迫。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才陆续的组建了各级卫生机构。从当时的记录可看到,苏区中央政府在正式建立之后,就立即制订并执行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该条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必须组建卫生领导部门,在省、县、区均组建卫生部,设1名部长;各城市都建立卫生科,设1名科长。1931年末,组建了卫生管理局,下设保健与医务2个科,由它们负责全苏区内的卫生事项。1933年初,中央政府还推出了《卫生运动纲要》,提出:“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组建专门的卫生运动委员会……”所以,各级政府均陆续建立了各自的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各省、各县均组建卫生部,在各区、乡组建卫生委员会、或者安排卫生员,负责区里面有关卫生方面的教育、及行政等事项。在此时期,基层也建立了不少的医药单位,如:“药业合作社”“农民看病所”、 “工人看病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站”与“后方卫生站”等,不但使大量民众能有地方看病,也使伤员能及时得到救治。当时新组建的红二团就在东固山附近设立了该团的医院,这是苏区建立较早的医院之一,医护人员很少,病床也不到20张[2],通过所用的药物大多为中草药。1930年初,由于当时的战事需要,在云楼山附近建立了赣西南地区的“第三后方医院”,胡崇瑞是首任院长,有医护人员近50人,在病患较多时,需要从别处抽调人员来帮忙。这所医院所用的设备与药物在当时都是较好的,不但可以做截肢术,还可做麻醉术。之后的几年,为了满足民众与伤员在看病上的需求,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不少医药单位。据了解,仅莲花县在1933年内就建立约60家药店, 除了常用的中草药外, 该县的一些大药房还经销部分西药,如:磺胺等[3]。当时有数家药店里面药物种类较为丰富,其中就有来苏堂与永生堂这两家有名的大药房,在其它地方的药品出现缺乏情况时,便委托它们来收集药品,并事先付给其药款。由此可见,它们在当时的销售状况很好。1933年川陕苏区建立之后,下面各县相继成立了工农分医院、看病所(室),区、乡里面也都设立了药铺,而且在川陕苏区内还允许个人创建私人看病所,也可走街串巷为大众看病。同年,在叶坪建立了苏区的国家医院。各地都建立了各自的看病场所,如:卫生站、工农医院、人民看病所等。其中,万太县建立“医院1个、药房8个、公共卫生站6个”,兴国县建立“公共卫生站5个”,永丰县建立“公共卫生站3个”[1]。
纵观这些地区的医药行会的先后建立,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医药行会正向好的方面发展,同时,苏区的广大军民以顽强的毅力,冲破一切阻碍,尝尽艰辛,汇聚众人智慧,完成了艰巨的药材采集任务,有力的确保了当时的药材供应,使得当时药材奇缺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二、中央苏区药品供应存在问题
(一)药品来源单一
创立了根据地之后,因敌人将四周几乎完全封锁,外面的西药运不进来,苏区医院里面只有少量药品,如:红汞、阿司匹林与麻醉药、以及消炎粉与止痛片等,且常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同时,许多稀少珍贵的药品,都被当时的社会名流或者医药世家当作收藏品收藏起来,药品的来源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
(二)药品生产机构缺失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苏区红军除了要在前线一致抗敌,后方人员还要负责伤员的救治工作,缺乏足够的时间、人员、精力开展药品生产。并且,受到药品制作技术水平的限制,专门的药品生产机构无法设立,这就使得苏区在药品供应上缺乏自给自足的能力,药品的供应受到限制。
(三)药品流通不畅
20世纪前期,中国的民众长期限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再加上民众的封建恶俗比较严重,二三十年代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不断,红军要进行一线战斗,后方伤员的药品供应受到民众思想限制以及国民党的百般阻挠,时常不能及时送达到后方,用于伤员的治疗,药品的流通渠道不畅,导致伤员不能及时治愈,前方战事维持艰难。
三、完善中央苏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策略分析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敌军封锁,物质匮乏,缺医少药。因此,疾病的治疗大多采用中药、西药和当地的草药相结合的方式。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年轻的红色政权为药品的供应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渠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通则等对药品的质量加以监管,严禁医务人员倒卖药品,警惕不法商人出售假冒伪劣药品,保障人民用药的安全。
(一)建立政策保障制度
苏维埃政府在1931年制订并执行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明确指出由内务部从整体上负责各个卫生事项,其下设专门的卫生管理局,各级政府内均设卫生部(科)。由这些机构来检查各类药物的经营、并对医疗人员进行评价与监督。为了更好的采购并调配药物,中央军委在1932年的年初指令总军医处来集中办理各类药物的购买与调配事项,不允许各军团自行采集药物。1933年,湘贛苏区的内务部颁布了《关于卫生防疫运动的通令》,更明确了对各类药物的严格检查,该通令中提到,“有关部门不但要常检查公办的药铺,还要常检查私人的药铺,所有包装不符合要求的、过期的药物均不允许经销”。1933年,总卫生部制订并发布了《卫生法规》,其中第一部分里面含有各类药品及相关器材的规章制度,如:医院在领取药品及相关器材时,要出具有院长与政委共同签字的请领单,请领单里面还要写上所领药品的具体信息。为更好的掌握药品及相关器材的耗用情况,有关人员每天都要把药品及相关器材的耗用情况填写在统一格式的消耗表中,且10天做1次小结,也叫作结旬,每30天做1次总评,也叫作结月。在第二部分里面含有各类不同的报表,不但有领发药品器材单据与战时缴获药品器材报告表,而且还有药品器材出纳簿与药品器材请领单、药品器材逐日消耗表等等一些报表。《卫生法规》的发布,表明整个苏区在药品供给上的管理开始迈入了规范化的道路[2]。 (二)重视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
1929年的年末,上杭县苏区政府为改善医疗紧张的局面,将本地王氏父子建立并无条件捐献的中药房(包括里面的全部药材与设备)更名为才溪乡看病所。隔年春天,又将该看病所扩大规模使之成为当时福建军区的后方保障中医院。1930年秋,吉安城被战士攻下后,毛泽东就来到当时城内的戴济民医生家里,说服他成为苏区的医疗人员。戴济民同意加入苏区的医疗队伍,并捐献了全部的药材与医疗设备,在离该城不远的山区建立了后方医院。至此,苏区之中就出现了“红色神医”。不久后,汀州的著名医生傅连暲也响应苏区的号召加入了苏区的医疗队伍,并将他个人拥有的所有医疗设备与药材都捐献给了苏区政府。为此,在1933年4月的《红色中华》里面专门对其做了报道,题目为“红匾送给他们”,在报道中提到他主动捐献个人多年积购的所有药材,总价约为2 000大洋。他将自己的巨量積蓄捐献苏区,获得了苏区民众的一致称誉。
之后,以上提到的各位医生均在苏区药品供应工作中相继做出了更多贡献。这些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民间力量,极大的扭转了当时地方上缺医少药的现状,为壮大苏区的医院打下了牢靠的根基,为苏区药品供应制度趋于完善作出了贡献,增强了大量民众支援苏区建设的主动性,以上各位医生无条件捐献的举动不但受到苏区政府的高度表彰,而且还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肯定。
(三)开展药理教育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挑部队中最常见的病来救,挑最常用的药来救,讲不懂就做给他们看”的指示精神受到全国各类医务学校的推崇,这些学校将那些深奥的药学理论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因此收获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因大部分学员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难以理解一些较深层次的药学知识、以及相关的技术,因此,在讲解当中应尽量的多结合实物,以使讲解的内容更为具体,如此一来,就由教师来将这些复杂、难懂的药学理论变得形象化、通俗化。与此同时,针对一些药物的讲解而言,教师可以通过对具体药品的利用来做现场实验,以此来提升教学的效率与质量[3]。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医学教育的一面旗帜。据统计,截止1934年l0月,红军卫生学校共培养了药剂班学生75人。此外,根据地还开办了医药干部学校、卫生训练班等医药卫生学校和卫生人员培训机构,进一步完善了药品供应制度,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加强宣传推广
随着战争形势更加严峻,伤员伤情日益复杂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更好地为战争与部队健康服务,在人力物力极端困难以及药学专业技术十分薄弱的恶劣条件下,中央苏区出版了各类药学用书,其中,不但有《物理化学常识》与《中药之研究》,而且还包括《简明细菌学》《中药之研究》等一些书籍。这些书籍的推出,既缓解了应用教材上的紧缺局面,也有助于苏区的军民了解更多的用药知识,苏区的医疗建设也因此而增添了新的动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央苏区为适应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广大军民的实际需求,在中央苏区政府的领导下,密切联系广大民众,完成了十分艰巨的药材采集任务,并制订了较为健全的药材供给保障制度,明显扭转了当时苏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为保障苏区军民的健康、恢复革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基于对苏区药品供应保障的分析,当前,国家应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加大对国有药品流通的投入,所有权收归国家,以招标的形式面向全社会选拔具有执业药师资格的经营管理人员,从而保障药品供应的专业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孙仪之.中国工农卫生学校在瑞金[J].人民军医, 1959,(11).
[2]张剑峰.中央苏区医学教育政治目标确定的历史过 程及其启示[D].南昌大学,2009.
[3]顾昕.走向全民医保,中国新医改的战略与战术[J].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