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白宫人事流动频繁，记录美国权力机构中心的人员来去情况也变得困难起来。关于特朗普政府人事和政策的记录，也许在发表前就变成了废纸。
　　至少到目前为止，关键的经济政策人物仍然在位。史蒂夫·努钦仍是财政部长，并且在最近权力斗争的人事转换中独善其身；加里·科恩仍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尽管据说他对特朗普总统在一些非经济问题上的言论感到不快；珍妮特·耶伦也仍是美联储主席，至少会当到2018年2月。
　　但这一稳定性未必表明经济和金融政策观点大局已定，特别是在未来金融监管框架这一问题上。央行行长们通常以口风保守和模糊而闻名。美联储观察家们需要仔细分析用词和语气的细微差异，来识别思路的变化。格林斯潘曾对国会委员会说：“如果我似乎说得特别清楚，你们可能误解了我说的话。”
　　最近，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舍尔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正将我们引向非常危险的方向”。他是指美国政府取消为应对2008年-2009年大崩溃而建立的新监管秩序某些要素的举动，他哀叹“所有人都希望回到金融大危机前的状态中”。他还宣称，“难以理解为何成熟的聪明人会认为应该将过去十年中实施的一切全部推翻”。
　　这些说辞引人注目，值得进行解构。费舍尔不可能真的认为“所有人”都希望退回原状。学术界大多支持更进一步收紧银行监管，提高资本要求。除了极少数例外，新闻界更加激进。
　　那么，在费舍尔的话语中，“所有人”指的是谁？目前，政府所提出的具体建议，都写在美国财政部于6月公布的一篇文章中。诚然，这篇题为《创造经济机遇的金融体系》的文章有一丝政治味道，但它提出的具体概念，与“自由银行业”鼓吹者经常提到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这篇文章由努钦本人签署，其作者希望对危机后留下的错综复杂、互相掣肘、叠床架屋的监管结构进行改革。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绝非投资银行的游说者，但他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持有相同的论点。
　　文章还建议梳理某些极端复杂的规则，将一些功能单一的银行从最繁重、成本最高的流程中解放出来，并减少要求的监管备案和压力测试的数量。总体而言，这看上去不像是要回归危机前的自由放任状态。文章中没有提出资本要求应该大大降低，尽管文章确实建议应该重新评估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
　　对非美国读者来说，文章中令人担忧的内容是关于国际标准的。文章说，只有当国际标准“满足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人民的需要”时，才应该被接受和实施。至于如何征求后者对巴塞尔协议风险权重调整的意见，文章没有提及。
　　尽管如此，很难解释为何这篇文章会让儒雅的费舍尔如此激动。也许他是在向我们暗示，政府核心层对于金融监管问题存在更为根本性的分歧；也许美联储本身担心监管合理化，意味着要对本身责任进行一定的削减，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责任大大扩大了。
　　如果美联储对变革的反对扼杀了一场关于十年来每个变化是否合理的争论，那将是不幸的。毕竟，银行所处的竞争性环境中发生的许多变化，比如新支付系统、P2P贷款、影子銀行等，需要仔细地分析和思考。
　　因此，美国财政部开启争论绝对是正确的。并且它以相当深思熟虑的方式开启了争论。央行人士应该保持谨慎，不要断言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或者认为老奶奶什么都知道，而小孩子不应该问诸如“为什么”这样令人难堪的问题。这对立法者或银行也不会管用。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