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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九皋：英文名Teddy Li，但是因为他通古博今，文史地理全部在行，我们为他另起了个英文名Steaven（史地文），他今年92岁，毕业于上海华童公学。曾任当时（1936年）上海加拿大电台XQHA的Voice of Service 栏目700KC频道英语播音员。该电台为加拿大经营管理，对象是上海的西方侨民和洋派听众。
后又任工部局巡捕行指纹鉴定科专员、洋行经理，最后自己在香港路开设贸易行肇东行专做美棉贸易。公私合营后肇东行并入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他作为私方身份入公司任业务员。20世纪60年代调往北京某高校任教进出口函电专业，退休后回沪继续在某高校任教至70岁第二次退休，现在某台资商务办公楼任高级顾问，每周上三个半天班。
陈素任：英文名Susan（苏珊），现年97岁，1936年上海中国飞行社毕业的女飞行员。1937年与李九皋结婚，育有二子。
笔者与这对老夫妇为忘年交，深为他们70年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而感动。为让故事更显亲切生动，用第一人称叙述。
一、华童公学毕业生
我的父亲在沪宁铁路局任职，母亲嫁给父亲以前是巢丝场女工，家道算中产，住在黄陂路如一大会址那样的一上一下石库门。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将我送入华童公学——租界地工部局办的男子名校。我是华童公学1932届毕业的，这其实已超过父亲的财力，但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他铁了心要培养我。当时出名的男校有华童公学（今晋元中学）、格致公学、育才公学、西童公学（今市西中学）等。英文是我们这代人的王牌。
华童公学是工部局（英租界最高权力行政机构）办的男子学校，全部教材都与伦敦的学校教材同步，清一色是外国教师任教。大约是因为男子中学的关系，很强调阳刚气质，所以男教师大部分是第一次大战的英国退伍军人任教，平时十分强调学生的风纪仪态。我的英文全部得力华童这段时期的教育。
记得华童全校只有一个中国老师——一位前清举人秀才之类，教国文的。
二、加拿大电台任职播音员
华童公学毕业，我不想再读上去了。拿着华童的文凭，很容易寻到职位。我寻工作的要求很苛刻：收入要高、工作要轻松、人要有自由。
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唱歌很好，嗓子也很好，又正巧见到加拿大的XQHA电台招聘音乐DJ。这家电台就设在现在常熟路五原路上，他们一听我英文和音色就马上要我了。我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收入高，工资再加广告收入的20％，而且音乐又是我喜欢的。
我很喜欢这份职业。这里我可以欣赏到第一手最新流行的好莱坞插曲，新的唱片源源不断根本来不及放。我可以一面欣赏音乐一面将我对这些音乐的感受即兴讲给听众听。有时兴起，我会拎起话筒接着放了一半的唱片唱几句，再放回唱片，居然可以不穿帮，说明我的歌喉几可乱真。后来，每到夜半11点左右，总有个女孩怯怯地打电话来要求播放一曲贵气中又情感绵绵的法兰西情歌《玫瑰人生》，女孩讲着英语，但我听出她是上海小姐。接连3个月，女孩总是准时打电话进来点同一首《玫瑰人生》。渐渐地，我们也会在电话里聊一阵，有点如今天的网络情人。
“想见见我吗?”女孩问。
“哦，我长得很丑，怕你一见到我就再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我忙礼貌地拒绝。其实是怕她是“隔墙西施”——光声音好听，面孔不漂亮。如果是这样还要与她交往吗？不交往就很伤了女孩子的心，违背心愿与她交往又有玩弄女性的嫌疑。
一天，电台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位小姐想来参观。我下意识觉得就是电话里那位小姐在出花头，但我也没办法阻止。
那天第一次见面，第一感觉就是她身材修长，还戴着一顶卷着面纱的帽子，加上一双高跟鞋，好像比我还要高——女人比男人高，这怎么可以呢？而且她大我5岁。但是经过漫长的人生，我深深懂得爱情是不顾年龄的。
“你为什么每晚要打电话进来?”我开门见山问她。
她坦白说：“我想确认一下，你到底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但你为什么反反复复点同一首《玫瑰人生》?”
“只有这样，你才会记住我呀!”
她长得很甜，正是我中意的女孩子类型。
电话谈心仍旧继续，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和她约会，因为她的高——不仅身高，更因为一看就知道她是富家女！
不过我们还是恋爱了。
三、支持苏珊学开飞机
今年是飞机问世105周年。
苏珊早在1936年已驾机在蓝天畅游，我很为之骄傲！
那晚她又打电话来，说已报名去学开飞机。
“女孩子开什么飞机，危险!”我吓了一跳。
“这有啥稀奇。李霞卿不也是女飞行员吗?”
“人家李霞卿是电影明星出身，喜欢作秀，你去跟她学做啥?”我也不知为什么听到她要去学开飞机火气特别大。
“我地上白相的都白相过了，开汽车、骑马，就是开飞机没白相过!”
“这有什么好白相?危险的!”
“天上地方大，随便你野豁豁开好了，不像马路上轧来西，容易与其他车子相鼻头……”她却轻描淡写地说。
喏，这就是我喜欢苏珊的地方。
我就此上了心事——开飞机，这可不是白相相那么简单。
我特地去陕西北路巨鹿路口的中国飞行社社址打了个样，这次飞行班共招40人，有一位叫杨瑾的女学员，她在八·一三淞沪之战开始时毅然加入中国空军，血溅长空，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
航空班都是男学员，只有杨瑾殉和苏珊两个女学员，其他连带教练员，都是身穿皮夹克，阳刚气十足，还有不少洋教练，都是退伍飞行员！我心里火火的，其实是吃醋了！
我向朋友借了辆自备汽车，天天接送苏珊去上飞行课。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想到要买辆汽车。
这开飞机真的白相不起。—套黄卡其连身裤加防风眼镜的飞行帽价钱就木佬佬，分明是敲竹杠。上一次天就要1000元。一个学期8个月，每天早上6点就要到龙华机场集中上课，毕业后获得中国飞行社签发的正式证书。上海中国飞行社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民用航空训练团体。我亏得白天不用上班，每天凌晨下班后洗漱一番就接她去上课，再回家睡觉，下午再接她回家。辛苦是辛苦的，但眼看那30多个男学员日日与她一起我怎么放心?只好来这么一下——“名花有主，你们不要动她脑筋。”
8个月的飞行课程结束，苏珊第一次单飞。
当晚，我主动在节目里播一曲《玫瑰人生》，并说明是送给我最好的朋友陈素任，祝贺她顺利拿到飞行证书。
有朋友向我泼冷水：“你只憨大，将女朋友放在天上去飞，你四只轮盘在地上跑，怎么追得上她长翅膀的?”
我憨是憨的，但如果她执意要飞走，我硬将她留在地上，按她个性，她会一辈子不开心的。
其实在她结业前，我已为她办好设在加州奥克兰的美国波音航空学校的入学手续。入学通知书一直在我口袋里。学习期限为18个月，毕业可拿到全球公认的飞行执照，完全有资格受聘各航空公司任职飞行驾驶师。我揣着这张入学通知书，心里七上八下，有心想成全她的飞行梦，又怕她真的远走高飞。
四、相骂中结婚
她欢天喜地接过入学通知书，两个月过去了，一点没有启程的动静。
我提醒她，学校快开学了。她则无所谓：“急什么!”
我怎么不急?一开学，误了学期，要再等一年!那天我又催她，她突然哭起来了：“你阿是想要甩脱我，有心要把我发配到美国去，你可以趁机蛇蜕壳了……”
“我要甩脱你?真正天地良心!为了你开心，我是煞费心思……”
“那……你还要将我弄到美国去！”
“你不是一直想做职业飞行师吗？”
“啥人想做职业飞行师!我只想做职业太太，做李太太!”
不过，今天这最后一句话她赖掉了，硬讲没讲过。她明明讲过的。到底是开过飞机，连求婚这种从来由男人主动开口的，苏珊都很主动。所以我一直对朋友讲，是苏珊向我求婚。这个案也悬了70年，我们也争了70年!结婚当日还吵了架。她早上6点就打电话来催我：“好起来了，起来结婚了!”上海滩这种女孩子也少见。我火大了，回了她一句：“结婚头一日就没好觉困，以后日子就难过了!”两人就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就这样相骂70年，相爱70年！
为了迎娶苏珊，我辞掉了电台的美差——要养活老婆，靠一个月一次死工资总归弄不好了——我先后换过几次工，最后和朋友合伙做美国棉花的进口生意。
1937年1月2日，我们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婚礼，然后在大草坪上开了个茶会，很简单。结婚蛋糕是在霞飞路一家白俄的西餐公司订的。戒指是在霞飞路上一个葡萄牙人开的首饰店买的白金婚戒。是洋金戒指，当中镂空，刻着两人的英文名字。然后晚上在静安寺的康乐酒家摆两桌酒招待双方家人。从前我们知识分子办喜酒一般都是简简单单，最喜欢是开个tea party。那种一摆就是几十桌甚至上百桌的一般都是公馆人家，他们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和我们情趣不同。
新家安在法租界近南昌路“花园别墅”，租的是一幢独立花园洋房。房东是个韩国人，如果长期租约，一年只收10个月房租，每一年还免费帮住户装饰粉刷一次。我一直不大赞成买房子，房子一买好人就生根了。
结婚5年后，我已在香港路有自己的写字间和自备汽车。那年我28岁。我实现了诺言替苏珊买了两只大钻戒，其中一只在20世纪50年代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钱卖给越剧名伶。还有一只抄家抄走了，后来折合200元人民币了事。对此，苏珊看得很平淡，她说：“钻石、黄金是硬通货，成为通货就是要流动。所以，今天流到我这里，明天流到你那里是很正常的。”
苏珊如愿以偿，做了职业主妇，将我们家打理得有条有理。下面是客厅、餐厅，楼上是我们的卧室、书房，三楼是两个儿子的天下，随便他们拆天拆地。男孩子天生好动，应该有他们的天地。我们过的是典型的上海中产阶层的生活，汽车、冰箱、钢琴、落地无线电，这些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标志，但我们从来不挥霍摆阔。我们也喜欢名牌，手表要劳力士，汽车是宝马的好，钢琴当然是首挑谋得利，无线电是西屋最好。因为名牌是一种保证和信誉，耐用品一定要用名牌，但我们不会像今天的白领，花工资的大半买一双皮鞋或一只手袋。
我们两人都喜欢白相的，苏珊尤甚。我们都喜欢跳舞，一个礼拜起码跳两次舞，周末常跳通宵舞。
当时百乐门舞厅一杯饮料的价钱，相当于当时大光明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价钱，很贵的。百乐门的乐队真是“崭”，舞厅是全靠乐队的：乐队好，引得你脚痒，就会赖在舞池不想上来。
我们有了孩子后仍然一周两次去跳舞。
1952年，上海舞厅全面禁止营业的前一天，我们得知消息，在大都会舞厅（今为静安书场）跳了个通宵。那晚，乐队特意奏了一曲《最后的华尔兹》，我为苏珊点了一曲法国的《玫瑰人生》，从此告别舞场。
20世纪80年代，想不到舞厅又开放了，不过我和苏珊已不去了。首先，那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的舞场；从乐队到领班，甚至去的舞客都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时光。再讲，改革开放后忙得没时间跳舞，要发挥余热。
1949年解放前夕，不少朋友去香港，约我一起去。我算算自己已34岁，当时年纪好像已很“老”了。再讲，我也不舍得放下这个一手经营的舒舒服服的家。我估计下，当时的积蓄已足够我即使从此没有收入，也可令我们一家四口舒舒服服保持现在中产生活水准过20年。那时孩子都可大学毕业立业成家，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现在你们应该有体会的，刚刚买下的四房二厅装修一新的房子，新买好的私家车，怎舍得就此抛掉从头来过？
心想我规规矩矩一个生意人，共产党不会难为我的。果然，政府让我发挥所长。公司合营了，我的贸易公司并到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作为私方人员我也给并入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做的还是进出口老本行，但人工只160元。160元对一般人是高薪，但我们家开销大，我老婆又这样会花钱。
娶中华第一女飞行员做太太是很累的，因为会开飞机的太太主意大得很呢。
苏珊很会花钱，她买衣服只去品牌专卖店，四大公司的时装是大路货大批量的产品，苏珊也看不上眼的。皮鞋也有专门的鞋匠定做,她连做头发都有专门的理发师定期上门做。
花钱花惯了要节约是很痛苦的。我始终觉得，钞票不是靠省出来的，要靠赚出来！
我就动脑筋要赚点外快贴补下，让老婆仍可以过得随心所欲。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连云路（今延中绿地）有家慕时英语夜校，我就在那里任夜校英语教师。
当时上海时兴学俄语，但上海人对英语始终有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所以英语补习收入很不错，我另外再在家里开班补习英语。当然不如今天开圆台面那样大规模。
为了让老婆可以“随心所欲”的花钱，主要我想让她过得舒服点，再辛苦我也乐在其中。
说到这里还有段有趣的插曲。
慕时英语夜校为扩大生源、提高学生读英语兴趣，我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慕时口琴队，专吹奏一些英语经典老歌（101首世界名曲），也应时加一些新歌，如《二呀二郎山》、《跑马溜溜的山》等。学员们兴致很高，到头来都是冲着口琴班来学英文，主次大大颠倒了！
这支慕时口琴队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滩很出风头，到“五·一”、“十·一”单位开联欢会，都来请我们演出。钞票一分也没有，但那时的人境界就是高，一样十分卖力开心地演出。
回想那时真的很开心。苏珊能弹琴，我两个儿子都吹萨克斯风，我还会吹长号，常常关起门自组乐队自娱自乐。
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的英文特长终于被发觉了，被调往北京某高校任教，专门任教进出口英语函电专业。那时没有电脑、没有传真，一切贸易来往全靠电函，所以行文十分要紧，不能有漏洞。虽然不舍得离开上海，但祖国指向哪里，就得奔向哪里。不过好歹算得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比私方人员要好听多了。
好在我有间单人宿舍，两个儿子有祖母、保姆照顾，苏珊常常来陪我，她到北京来还是旗袍尖头皮鞋打扮。她习惯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走出门的。五六十年代北京有只上海太太的小圈子，有梅兰芳太太、画家刘海粟太太、老银行家冯耿光太太等，都是迁居北京的老上海太太，丈夫都是知名或统战人士，她们仍保持着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关系，自行其乐。那时正值困难时期，高知有高知特别的待遇，苏珊给我开小锅菜，不知羡慕多少人！
苏珊做了一世的家庭主妇，将我们的家打理得有条有理。我们两个儿子个个品学兼优、活泼聪明，人也长得帅气，课余常常约同学在我们家楼下玩Band（小乐队）。大儿子毕业自上海第二医学院分配在广慈医院，为海上著名内分泌专家邝安的得意门生；小儿子毕业自上海外国语学院，1965年毕业分配至东北大学任教，虽然在上海过得舒适，但也二话不说就迁出户口去东北。凭良心讲，我两个儿子很优秀的，不是我自夸。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也没有发财，但我为他们自豪。今天我们只将有钱没钱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太片面了。
我们从来不娇惯两个儿子。我们舍得花钱让他们学喜欢的乐器，寒暑假一家四口参加旅行社玩庐山、黄山、莫干山、富春江。但我们也对他们从小做下好多规矩：保姆是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的，你们两个大小伙子的衣服，房间都要自己打理清洁，吃饭不准剩饭碗头，不准乘三轮车（当时还没有的士）……两个儿子很争气，功课、体育、音乐都很好，全面发展。
当时一起做美棉进口生意的朋友去香港发了财，回上海看我，我一点也不羡慕他。我觉得做个大学教授很好，虽然发不了财，但安宁稳当，且我又天生喜欢英文，喜欢年轻人。
苏珊的风度是十分好的，再一只锃亮的大钻戒一戴，连北京那些外国专家太太（当时专家多为东欧人）都对她甘拜下风。
苏珊与外国专家夫人甚至外国官员夫人成了好朋友，她们真心诚意送自己孩子跟苏珊学钢琴、学英文、学好的修养。所以，苏珊很喜欢北京的生活。她在北京上层社交圈名气很大呢。
五、共度劫难
不过人的一生，总要碰到点天灾人祸，上帝好像存心要考验下我们。文革开始不久，我被投进北京的监狱。没有
任何证据就以反革命罪关了6年。同牢的有名演员崔嵬，还有一个17岁就跟刘志丹的老干部。我坐了6年牢后还以刑满释放分子的身份送去山西阳羡煤矿劳动。这期间没法与苏珊寄一分钱。苏珊没有公职，只靠儿子勉强挤出的一月15元生活费，不知她如何维生？但有一点我是放心的，她一定不会想不开。我也一定要挺住，这样才有重逢的一天。
就这样莫名其妙吃了几年官司又突然平反通知我回京上课，一次性补给我2万多元工钿。我出了牢监第一件事就是汇了500元给苏珊，再给她打了个长途电话。那时电话要传呼的，传了几次她都不在家，终于通上电话了，她的声音在那端很安详，很平静：
“我老早晓得你没有事的。我也没有事情，你放心。过年等你回家。”
其实这期间她也很惨。首先，苏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好托朋友介绍去做保姆！可怜她从小保姆不离身，现却要自己去做保姆，第一次洗衣服肥皂粉放多少都不知道。就是做保姆都做不长，人家嫌她烧菜太资产阶级——青菜拣得太嫩炒菜油太多！后来总算一个老朋友有心要帮她，那是一个旧时海上名西医，将他的孙子寄在我们家一月几十元钱，如是她有个小孩子作伴，但仍是改不了的海派脾气，自己贴钱买老大昌的奶油蛋糕、冰砖给小孩吃，她是图个安慰和感情寄托。现在这个小孩子都40岁左右了，常常来看我们，一口一声公公婆婆亲热得不得了。对苏珊，我真是越来越服帖她。收到我的汇款后苏珊即时买了百多元的什锦糖放在婴儿车里挨家挨户派发，告诉大家我解放了没事了。她自尊心其实很强，在我坐牢的日子里受尽冷眼，总算也有翻身的一天！
我满60岁从北京退休回上海，马上进上海另一高校再任教，到70岁第二次退休。文革结束后为落实政策，分了浦东一套房子给我们。我们宁可要住惯的南昌路上一小间房间，只要在底楼不用上下楼梯就可以了。我们年纪大了，只要有个安身之处，从前一幢房子的日子也住过了，现在老了，面积小点没关系。我不是死保住“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只因为我们结婚以后一直住在南昌路，习惯了这里的梧桐树，这里的氛围，这里的风情。年纪大了，再要熟悉适应新环境，很辛苦的。
我们十分洋派，喜欢与小辈分开住，如是大家自由点，客气点。
苏珊又出新花头了，迷上玩门球。1980～1990年，上海有支寿星门球队，是卢湾区体委组织的，苏珊常常去打比赛，北京也去过几次。太太打比赛，我当然捧场。
我喜欢打网球，年轻时踢足球，高尔夫球不喜欢，从来不喜欢。高尔夫球有点做秀给人家看的味道。我喜欢看人与人有接触的球赛，那才有味道。
现在苏珊好几年不打门球了，到底97岁了。
我们每天早上5时就起身，然后各人做各人消遣，苏珊去复兴公园与老友晨运，我则去老城隍庙与老友饮茶，每天骑自行车去，风雨无阻的，以向友人表示，我这副老骨头还挺健朗，然后在10点左右上班去。
我很骄傲在90开外的年龄还在上班，我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退休过，只是每周一三五去半天，有汽车来接我，是一家台资公司做高级顾问，但凡一切与外方往来英文文件都由我作最后文字审核。想不到，这辈子就吃定了ABC，吃了一世，退休后还在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那家商务公司是个台湾老板，他英文不大灵。一次，一个美国公司硬是欺负了他，他要我写封英文信去教训下他。我一问清事由，发现这个美国公司根本是违反了合约，完全可以要求他索赔。我就写了一封理句通顺的信向美国公司交涉，结果帮台资公司索到了70万的赔款，所以那位台湾老板十分买我账。从这个角度讲，我现在帮这家公司打工是不领工资的，就算我一个月领7000元的工资，70万也足可以支付我10年的工资了。当然我这是开玩笑而已，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在乎钱的多少了。我这个人天生闲不住，叫我日日无所事事，要闷煞！
我们只请钟点工，其他事样样自己动手。晚上必在外面就餐，借此两个人出去荡荡马路，坐在餐厅里边不一定为着吃饭。餐厅也是一个社会，人一定要保持与社会接触。去熟的那家餐厅服务生老板都记得我们。吃是吃不多，我们每次叫两个半客菜。苏珊天天吃的是茄汁鱼片，好像永远都吃不厌。我开玩笑对她说：“几个鱼塘的鱼都给你吃掉了！”这家餐厅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常去了，到现在也有70个年头了。吃到现在两个人牙齿也没有了还在吃。烧菜的厨师都退休了几批，我们还照吃不误。在外面吃饭很有意思，人看人很有意思，我们常常猜测就餐的人之间关系；年轻人甜甜蜜蜜的当然是轧朋友谈恋爱啦；也有男女年纪相差大点的，是老板带着小蜜吧？但凡中年男女亲亲热热，一进门就直奔角落位子的，这两人一定不是夫妻；当然我和苏珊那样老头老太还亲亲热热的，就是老十三！哈哈！去熟的那家饭店从经理到服务生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一天不来吃饭就向他们请假。那天，有朋友请我们在另一家饭店吃饭，没有和他们请假，结果经理带了个服务员连夜到我们家来，怕我们出什么事了，这样的关心就是自己人啊！
活到90来岁，明白许多道理，至少轻易不会生气，也不再会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对了，我现在汽车没有了，洋房也没有了，我和苏珊没有一件名牌没有一粒钻石，但我们仍拥有一个玫瑰人生。
人生有好多选择，也有好多变故。
听说过法国大革命时玛丽安东尼皇后上断头台的故事吗？
玛丽皇后穿着囚衣缓步登上断头台，不小心踏了刽子手一脚，她马上优雅地向他微微一笑：“对不起！”
此时她已是分文全无，昔日皇后沦为死囚，但是，你能讲，她就此就是一个穷人了吗？她在法国历史上，永远是一位皇后！
昔日我做美棉生意的伙伴早年去了香港，有的已成了香港著名的纺织业大亨，与他们相比，我和苏珊有近70年之久的玫瑰人生。许多人穷其一生赚了很多钱，也“赚”不到这样一个玫瑰人生。我们相约，来世以“玫瑰人生”作联络口令，再做下世夫妻。
六、快乐的尾声
大年初一，笔者按惯例打电话向李老伯夫妇拜年，不料从早到晚就是没人接。岂料到了正月十五，仍没人接电话，有点不祥之感。打电话给他们天天去晚餐的那家餐厅，这才知道李老伯进了医院。
据说，送医院的路上李老伯还对家人说：“我一定会好的！2月14日要带你妈妈去我们的老餐厅吃饭呢！我一定要好起来！”在连日不退的高烧中偶尔清醒时，他如此坚决地说。他每年情人节都给太太准备一份珍贵的礼物——就是他自己！正所谓天增岁月人增寿，与太太白头偕老，这是一份用钱买不到的礼物！
儿子是孝顺的。
儿子已是一名年过花甲的大学英语教授，他从小受家庭氛围熏陶，作风传统又西化。他平时尊重父母要求独立自由的要求，适当地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一周一次共用晚餐，平时通通电话。此次得悉父亲生病住院，他自费为父亲定了一套单间的病房，让母亲一起住进去。
“他们两人是一天都不能分开的。”他说。
好在这次父亲住院期间正值学校放寒假，儿子一家天天早上5点去医院照顾两位老人。儿子太了解父亲了！为了怕父亲心疼自己太花费，当父亲问儿子这单间病房收费多少，儿子信口报了个便宜数字！做父亲的明白儿子的一片孝心，也不拆穿他的“谎言”。
李老伯在迷迷糊糊中常常听到太太在一面哼歌一面看电视（李伯母有点老年痴呆症），心里十分安慰，知道太太就在自己身边！凭着亲情的关爱，李老伯挺过来了，如愿在2月14日前，与太太双双又坐回那家日日去的老字号餐厅的老位子上共进晚餐。
再见到他们两老真好！
“李伯母，那段时间你担心了。”
“不，我一点也不担心。”老太太笃悠悠地笑着说：“我晓得他会好的。因为他老早就承诺我，他不会先放手的！”
老太太一面摆弄着大衣腰带上的两只搭扣，一面愉快地哼着歌。
“伯母，你哼的是什么歌?是《玫瑰人生》吗?”
李老伯笑了，深情地望着自己的太太：“她今年97岁了，好多事不记得，唯独记得我！前几天电视台来采访她，她脑子倒又十分清楚，一套一套讲得头头是道！”
“伯母到底是开过飞机的，思想新潮得很呢！”
“我早就讲过了，别看她这把年纪了，这只脑子，谁也没有她新，比不过她。为啥?自从她嫁给我之后，什么都由我为她打点，她自己这只脑子用也没用过，所以是擦刮勒新的……”李老伯讲得好幽默，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快70年啦！”李老伯意味深长地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古诗现在到处可见，印在喜筵的请帖上，印在喜糖的包装上，但有几个人真正读懂这八个字?如今的上海人，对婚礼排场看得很重，设想得很周到，对结婚本身反倒显得十分草率，不够慎重……“自从1937年1月2日与苏珊在衡山路礼拜堂对上帝发誓，我这70年，就没有放开过这只手！92岁了，自己想想都吓一跳。每天上床前我总会谢谢上帝，又赐给了我和苏珊快活的一天。我92岁，她97岁，我们已经在享受生命的利息了！我这个年纪进医院十有八九是直着进去横着出来的，而我能够健康出来，就是因为我还要照顾苏珊！我是对她发过誓的，我一定不会先放手！”
我注意到李伯母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两只银晃晃的戒指，用红丝线扎着，十分别致，再仔细看，原来是两只窗帘圈圈。
“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老太太指指李老伯：“是他给我套上的。”
李老伯疼爱地拉过她的手，端详着这两只“结婚戒指”。
“我们的结婚戒指早已被抄走了。好几年前做窗帘多下几只克罗米的小圈圈，亮晃晃的蛮像白金戒指，我开玩笑替她戴上，说是重新与她举行婚礼，她从此不肯脱下来了……
近年，李老伯夫妇双双上了电视成为新闻人物，新闻由头就来自这1000多张同一餐厅的就餐发票。
“现在，”李老伯紧紧握住李伯母的手，“我们要一起向第2000张发票进军了！”
后又任工部局巡捕行指纹鉴定科专员、洋行经理，最后自己在香港路开设贸易行肇东行专做美棉贸易。公私合营后肇东行并入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他作为私方身份入公司任业务员。20世纪60年代调往北京某高校任教进出口函电专业，退休后回沪继续在某高校任教至70岁第二次退休，现在某台资商务办公楼任高级顾问，每周上三个半天班。
陈素任：英文名Susan（苏珊），现年97岁，1936年上海中国飞行社毕业的女飞行员。1937年与李九皋结婚，育有二子。
笔者与这对老夫妇为忘年交，深为他们70年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而感动。为让故事更显亲切生动，用第一人称叙述。
一、华童公学毕业生
我的父亲在沪宁铁路局任职，母亲嫁给父亲以前是巢丝场女工，家道算中产，住在黄陂路如一大会址那样的一上一下石库门。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将我送入华童公学——租界地工部局办的男子名校。我是华童公学1932届毕业的，这其实已超过父亲的财力，但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他铁了心要培养我。当时出名的男校有华童公学（今晋元中学）、格致公学、育才公学、西童公学（今市西中学）等。英文是我们这代人的王牌。
华童公学是工部局（英租界最高权力行政机构）办的男子学校，全部教材都与伦敦的学校教材同步，清一色是外国教师任教。大约是因为男子中学的关系，很强调阳刚气质，所以男教师大部分是第一次大战的英国退伍军人任教，平时十分强调学生的风纪仪态。我的英文全部得力华童这段时期的教育。
记得华童全校只有一个中国老师——一位前清举人秀才之类，教国文的。
二、加拿大电台任职播音员
华童公学毕业，我不想再读上去了。拿着华童的文凭，很容易寻到职位。我寻工作的要求很苛刻：收入要高、工作要轻松、人要有自由。
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唱歌很好，嗓子也很好，又正巧见到加拿大的XQHA电台招聘音乐DJ。这家电台就设在现在常熟路五原路上，他们一听我英文和音色就马上要我了。我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收入高，工资再加广告收入的20％，而且音乐又是我喜欢的。
我很喜欢这份职业。这里我可以欣赏到第一手最新流行的好莱坞插曲，新的唱片源源不断根本来不及放。我可以一面欣赏音乐一面将我对这些音乐的感受即兴讲给听众听。有时兴起，我会拎起话筒接着放了一半的唱片唱几句，再放回唱片，居然可以不穿帮，说明我的歌喉几可乱真。后来，每到夜半11点左右，总有个女孩怯怯地打电话来要求播放一曲贵气中又情感绵绵的法兰西情歌《玫瑰人生》，女孩讲着英语，但我听出她是上海小姐。接连3个月，女孩总是准时打电话进来点同一首《玫瑰人生》。渐渐地，我们也会在电话里聊一阵，有点如今天的网络情人。
“想见见我吗?”女孩问。
“哦，我长得很丑，怕你一见到我就再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我忙礼貌地拒绝。其实是怕她是“隔墙西施”——光声音好听，面孔不漂亮。如果是这样还要与她交往吗？不交往就很伤了女孩子的心，违背心愿与她交往又有玩弄女性的嫌疑。
一天，电台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位小姐想来参观。我下意识觉得就是电话里那位小姐在出花头，但我也没办法阻止。
那天第一次见面，第一感觉就是她身材修长，还戴着一顶卷着面纱的帽子，加上一双高跟鞋，好像比我还要高——女人比男人高，这怎么可以呢？而且她大我5岁。但是经过漫长的人生，我深深懂得爱情是不顾年龄的。
“你为什么每晚要打电话进来?”我开门见山问她。
她坦白说：“我想确认一下，你到底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但你为什么反反复复点同一首《玫瑰人生》?”
“只有这样，你才会记住我呀!”
她长得很甜，正是我中意的女孩子类型。
电话谈心仍旧继续，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和她约会，因为她的高——不仅身高，更因为一看就知道她是富家女！
不过我们还是恋爱了。
三、支持苏珊学开飞机
今年是飞机问世105周年。
苏珊早在1936年已驾机在蓝天畅游，我很为之骄傲！
那晚她又打电话来，说已报名去学开飞机。
“女孩子开什么飞机，危险!”我吓了一跳。
“这有啥稀奇。李霞卿不也是女飞行员吗?”
“人家李霞卿是电影明星出身，喜欢作秀，你去跟她学做啥?”我也不知为什么听到她要去学开飞机火气特别大。
“我地上白相的都白相过了，开汽车、骑马，就是开飞机没白相过!”
“这有什么好白相?危险的!”
“天上地方大，随便你野豁豁开好了，不像马路上轧来西，容易与其他车子相鼻头……”她却轻描淡写地说。
喏，这就是我喜欢苏珊的地方。
我就此上了心事——开飞机，这可不是白相相那么简单。
我特地去陕西北路巨鹿路口的中国飞行社社址打了个样，这次飞行班共招40人，有一位叫杨瑾的女学员，她在八·一三淞沪之战开始时毅然加入中国空军，血溅长空，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
航空班都是男学员，只有杨瑾殉和苏珊两个女学员，其他连带教练员，都是身穿皮夹克，阳刚气十足，还有不少洋教练，都是退伍飞行员！我心里火火的，其实是吃醋了！
我向朋友借了辆自备汽车，天天接送苏珊去上飞行课。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想到要买辆汽车。
这开飞机真的白相不起。—套黄卡其连身裤加防风眼镜的飞行帽价钱就木佬佬，分明是敲竹杠。上一次天就要1000元。一个学期8个月，每天早上6点就要到龙华机场集中上课，毕业后获得中国飞行社签发的正式证书。上海中国飞行社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民用航空训练团体。我亏得白天不用上班，每天凌晨下班后洗漱一番就接她去上课，再回家睡觉，下午再接她回家。辛苦是辛苦的，但眼看那30多个男学员日日与她一起我怎么放心?只好来这么一下——“名花有主，你们不要动她脑筋。”
8个月的飞行课程结束，苏珊第一次单飞。
当晚，我主动在节目里播一曲《玫瑰人生》，并说明是送给我最好的朋友陈素任，祝贺她顺利拿到飞行证书。
有朋友向我泼冷水：“你只憨大，将女朋友放在天上去飞，你四只轮盘在地上跑，怎么追得上她长翅膀的?”
我憨是憨的，但如果她执意要飞走，我硬将她留在地上，按她个性，她会一辈子不开心的。
其实在她结业前，我已为她办好设在加州奥克兰的美国波音航空学校的入学手续。入学通知书一直在我口袋里。学习期限为18个月，毕业可拿到全球公认的飞行执照，完全有资格受聘各航空公司任职飞行驾驶师。我揣着这张入学通知书，心里七上八下，有心想成全她的飞行梦，又怕她真的远走高飞。
四、相骂中结婚
她欢天喜地接过入学通知书，两个月过去了，一点没有启程的动静。
我提醒她，学校快开学了。她则无所谓：“急什么!”
我怎么不急?一开学，误了学期，要再等一年!那天我又催她，她突然哭起来了：“你阿是想要甩脱我，有心要把我发配到美国去，你可以趁机蛇蜕壳了……”
“我要甩脱你?真正天地良心!为了你开心，我是煞费心思……”
“那……你还要将我弄到美国去！”
“你不是一直想做职业飞行师吗？”
“啥人想做职业飞行师!我只想做职业太太，做李太太!”
不过，今天这最后一句话她赖掉了，硬讲没讲过。她明明讲过的。到底是开过飞机，连求婚这种从来由男人主动开口的，苏珊都很主动。所以我一直对朋友讲，是苏珊向我求婚。这个案也悬了70年，我们也争了70年!结婚当日还吵了架。她早上6点就打电话来催我：“好起来了，起来结婚了!”上海滩这种女孩子也少见。我火大了，回了她一句：“结婚头一日就没好觉困，以后日子就难过了!”两人就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就这样相骂70年，相爱70年！
为了迎娶苏珊，我辞掉了电台的美差——要养活老婆，靠一个月一次死工资总归弄不好了——我先后换过几次工，最后和朋友合伙做美国棉花的进口生意。
1937年1月2日，我们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婚礼，然后在大草坪上开了个茶会，很简单。结婚蛋糕是在霞飞路一家白俄的西餐公司订的。戒指是在霞飞路上一个葡萄牙人开的首饰店买的白金婚戒。是洋金戒指，当中镂空，刻着两人的英文名字。然后晚上在静安寺的康乐酒家摆两桌酒招待双方家人。从前我们知识分子办喜酒一般都是简简单单，最喜欢是开个tea party。那种一摆就是几十桌甚至上百桌的一般都是公馆人家，他们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和我们情趣不同。
新家安在法租界近南昌路“花园别墅”，租的是一幢独立花园洋房。房东是个韩国人，如果长期租约，一年只收10个月房租，每一年还免费帮住户装饰粉刷一次。我一直不大赞成买房子，房子一买好人就生根了。
结婚5年后，我已在香港路有自己的写字间和自备汽车。那年我28岁。我实现了诺言替苏珊买了两只大钻戒，其中一只在20世纪50年代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钱卖给越剧名伶。还有一只抄家抄走了，后来折合200元人民币了事。对此，苏珊看得很平淡，她说：“钻石、黄金是硬通货，成为通货就是要流动。所以，今天流到我这里，明天流到你那里是很正常的。”
苏珊如愿以偿，做了职业主妇，将我们家打理得有条有理。下面是客厅、餐厅，楼上是我们的卧室、书房，三楼是两个儿子的天下，随便他们拆天拆地。男孩子天生好动，应该有他们的天地。我们过的是典型的上海中产阶层的生活，汽车、冰箱、钢琴、落地无线电，这些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标志，但我们从来不挥霍摆阔。我们也喜欢名牌，手表要劳力士，汽车是宝马的好，钢琴当然是首挑谋得利，无线电是西屋最好。因为名牌是一种保证和信誉，耐用品一定要用名牌，但我们不会像今天的白领，花工资的大半买一双皮鞋或一只手袋。
我们两人都喜欢白相的，苏珊尤甚。我们都喜欢跳舞，一个礼拜起码跳两次舞，周末常跳通宵舞。
当时百乐门舞厅一杯饮料的价钱，相当于当时大光明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价钱，很贵的。百乐门的乐队真是“崭”，舞厅是全靠乐队的：乐队好，引得你脚痒，就会赖在舞池不想上来。
我们有了孩子后仍然一周两次去跳舞。
1952年，上海舞厅全面禁止营业的前一天，我们得知消息，在大都会舞厅（今为静安书场）跳了个通宵。那晚，乐队特意奏了一曲《最后的华尔兹》，我为苏珊点了一曲法国的《玫瑰人生》，从此告别舞场。
20世纪80年代，想不到舞厅又开放了，不过我和苏珊已不去了。首先，那已不是我们记忆中的舞场；从乐队到领班，甚至去的舞客都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时光。再讲，改革开放后忙得没时间跳舞，要发挥余热。
1949年解放前夕，不少朋友去香港，约我一起去。我算算自己已34岁，当时年纪好像已很“老”了。再讲，我也不舍得放下这个一手经营的舒舒服服的家。我估计下，当时的积蓄已足够我即使从此没有收入，也可令我们一家四口舒舒服服保持现在中产生活水准过20年。那时孩子都可大学毕业立业成家，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现在你们应该有体会的，刚刚买下的四房二厅装修一新的房子，新买好的私家车，怎舍得就此抛掉从头来过？
心想我规规矩矩一个生意人，共产党不会难为我的。果然，政府让我发挥所长。公司合营了，我的贸易公司并到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作为私方人员我也给并入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做的还是进出口老本行，但人工只160元。160元对一般人是高薪，但我们家开销大，我老婆又这样会花钱。
娶中华第一女飞行员做太太是很累的，因为会开飞机的太太主意大得很呢。
苏珊很会花钱，她买衣服只去品牌专卖店，四大公司的时装是大路货大批量的产品，苏珊也看不上眼的。皮鞋也有专门的鞋匠定做,她连做头发都有专门的理发师定期上门做。
花钱花惯了要节约是很痛苦的。我始终觉得，钞票不是靠省出来的，要靠赚出来！
我就动脑筋要赚点外快贴补下，让老婆仍可以过得随心所欲。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连云路（今延中绿地）有家慕时英语夜校，我就在那里任夜校英语教师。
当时上海时兴学俄语，但上海人对英语始终有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所以英语补习收入很不错，我另外再在家里开班补习英语。当然不如今天开圆台面那样大规模。
为了让老婆可以“随心所欲”的花钱，主要我想让她过得舒服点，再辛苦我也乐在其中。
说到这里还有段有趣的插曲。
慕时英语夜校为扩大生源、提高学生读英语兴趣，我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慕时口琴队，专吹奏一些英语经典老歌（101首世界名曲），也应时加一些新歌，如《二呀二郎山》、《跑马溜溜的山》等。学员们兴致很高，到头来都是冲着口琴班来学英文，主次大大颠倒了！
这支慕时口琴队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滩很出风头，到“五·一”、“十·一”单位开联欢会，都来请我们演出。钞票一分也没有，但那时的人境界就是高，一样十分卖力开心地演出。
回想那时真的很开心。苏珊能弹琴，我两个儿子都吹萨克斯风，我还会吹长号，常常关起门自组乐队自娱自乐。
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的英文特长终于被发觉了，被调往北京某高校任教，专门任教进出口英语函电专业。那时没有电脑、没有传真，一切贸易来往全靠电函，所以行文十分要紧，不能有漏洞。虽然不舍得离开上海，但祖国指向哪里，就得奔向哪里。不过好歹算得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比私方人员要好听多了。
好在我有间单人宿舍，两个儿子有祖母、保姆照顾，苏珊常常来陪我，她到北京来还是旗袍尖头皮鞋打扮。她习惯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走出门的。五六十年代北京有只上海太太的小圈子，有梅兰芳太太、画家刘海粟太太、老银行家冯耿光太太等，都是迁居北京的老上海太太，丈夫都是知名或统战人士，她们仍保持着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关系，自行其乐。那时正值困难时期，高知有高知特别的待遇，苏珊给我开小锅菜，不知羡慕多少人！
苏珊做了一世的家庭主妇，将我们的家打理得有条有理。我们两个儿子个个品学兼优、活泼聪明，人也长得帅气，课余常常约同学在我们家楼下玩Band（小乐队）。大儿子毕业自上海第二医学院分配在广慈医院，为海上著名内分泌专家邝安的得意门生；小儿子毕业自上海外国语学院，1965年毕业分配至东北大学任教，虽然在上海过得舒适，但也二话不说就迁出户口去东北。凭良心讲，我两个儿子很优秀的，不是我自夸。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也没有发财，但我为他们自豪。今天我们只将有钱没钱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太片面了。
我们从来不娇惯两个儿子。我们舍得花钱让他们学喜欢的乐器，寒暑假一家四口参加旅行社玩庐山、黄山、莫干山、富春江。但我们也对他们从小做下好多规矩：保姆是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的，你们两个大小伙子的衣服，房间都要自己打理清洁，吃饭不准剩饭碗头，不准乘三轮车（当时还没有的士）……两个儿子很争气，功课、体育、音乐都很好，全面发展。
当时一起做美棉进口生意的朋友去香港发了财，回上海看我，我一点也不羡慕他。我觉得做个大学教授很好，虽然发不了财，但安宁稳当，且我又天生喜欢英文，喜欢年轻人。
苏珊的风度是十分好的，再一只锃亮的大钻戒一戴，连北京那些外国专家太太（当时专家多为东欧人）都对她甘拜下风。
苏珊与外国专家夫人甚至外国官员夫人成了好朋友，她们真心诚意送自己孩子跟苏珊学钢琴、学英文、学好的修养。所以，苏珊很喜欢北京的生活。她在北京上层社交圈名气很大呢。
五、共度劫难
不过人的一生，总要碰到点天灾人祸，上帝好像存心要考验下我们。文革开始不久，我被投进北京的监狱。没有
任何证据就以反革命罪关了6年。同牢的有名演员崔嵬，还有一个17岁就跟刘志丹的老干部。我坐了6年牢后还以刑满释放分子的身份送去山西阳羡煤矿劳动。这期间没法与苏珊寄一分钱。苏珊没有公职，只靠儿子勉强挤出的一月15元生活费，不知她如何维生？但有一点我是放心的，她一定不会想不开。我也一定要挺住，这样才有重逢的一天。
就这样莫名其妙吃了几年官司又突然平反通知我回京上课，一次性补给我2万多元工钿。我出了牢监第一件事就是汇了500元给苏珊，再给她打了个长途电话。那时电话要传呼的，传了几次她都不在家，终于通上电话了，她的声音在那端很安详，很平静：
“我老早晓得你没有事的。我也没有事情，你放心。过年等你回家。”
其实这期间她也很惨。首先，苏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好托朋友介绍去做保姆！可怜她从小保姆不离身，现却要自己去做保姆，第一次洗衣服肥皂粉放多少都不知道。就是做保姆都做不长，人家嫌她烧菜太资产阶级——青菜拣得太嫩炒菜油太多！后来总算一个老朋友有心要帮她，那是一个旧时海上名西医，将他的孙子寄在我们家一月几十元钱，如是她有个小孩子作伴，但仍是改不了的海派脾气，自己贴钱买老大昌的奶油蛋糕、冰砖给小孩吃，她是图个安慰和感情寄托。现在这个小孩子都40岁左右了，常常来看我们，一口一声公公婆婆亲热得不得了。对苏珊，我真是越来越服帖她。收到我的汇款后苏珊即时买了百多元的什锦糖放在婴儿车里挨家挨户派发，告诉大家我解放了没事了。她自尊心其实很强，在我坐牢的日子里受尽冷眼，总算也有翻身的一天！
我满60岁从北京退休回上海，马上进上海另一高校再任教，到70岁第二次退休。文革结束后为落实政策，分了浦东一套房子给我们。我们宁可要住惯的南昌路上一小间房间，只要在底楼不用上下楼梯就可以了。我们年纪大了，只要有个安身之处，从前一幢房子的日子也住过了，现在老了，面积小点没关系。我不是死保住“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只因为我们结婚以后一直住在南昌路，习惯了这里的梧桐树，这里的氛围，这里的风情。年纪大了，再要熟悉适应新环境，很辛苦的。
我们十分洋派，喜欢与小辈分开住，如是大家自由点，客气点。
苏珊又出新花头了，迷上玩门球。1980～1990年，上海有支寿星门球队，是卢湾区体委组织的，苏珊常常去打比赛，北京也去过几次。太太打比赛，我当然捧场。
我喜欢打网球，年轻时踢足球，高尔夫球不喜欢，从来不喜欢。高尔夫球有点做秀给人家看的味道。我喜欢看人与人有接触的球赛，那才有味道。
现在苏珊好几年不打门球了，到底97岁了。
我们每天早上5时就起身，然后各人做各人消遣，苏珊去复兴公园与老友晨运，我则去老城隍庙与老友饮茶，每天骑自行车去，风雨无阻的，以向友人表示，我这副老骨头还挺健朗，然后在10点左右上班去。
我很骄傲在90开外的年龄还在上班，我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退休过，只是每周一三五去半天，有汽车来接我，是一家台资公司做高级顾问，但凡一切与外方往来英文文件都由我作最后文字审核。想不到，这辈子就吃定了ABC，吃了一世，退休后还在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那家商务公司是个台湾老板，他英文不大灵。一次，一个美国公司硬是欺负了他，他要我写封英文信去教训下他。我一问清事由，发现这个美国公司根本是违反了合约，完全可以要求他索赔。我就写了一封理句通顺的信向美国公司交涉，结果帮台资公司索到了70万的赔款，所以那位台湾老板十分买我账。从这个角度讲，我现在帮这家公司打工是不领工资的，就算我一个月领7000元的工资，70万也足可以支付我10年的工资了。当然我这是开玩笑而已，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在乎钱的多少了。我这个人天生闲不住，叫我日日无所事事，要闷煞！
我们只请钟点工，其他事样样自己动手。晚上必在外面就餐，借此两个人出去荡荡马路，坐在餐厅里边不一定为着吃饭。餐厅也是一个社会，人一定要保持与社会接触。去熟的那家餐厅服务生老板都记得我们。吃是吃不多，我们每次叫两个半客菜。苏珊天天吃的是茄汁鱼片，好像永远都吃不厌。我开玩笑对她说：“几个鱼塘的鱼都给你吃掉了！”这家餐厅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常去了，到现在也有70个年头了。吃到现在两个人牙齿也没有了还在吃。烧菜的厨师都退休了几批，我们还照吃不误。在外面吃饭很有意思，人看人很有意思，我们常常猜测就餐的人之间关系；年轻人甜甜蜜蜜的当然是轧朋友谈恋爱啦；也有男女年纪相差大点的，是老板带着小蜜吧？但凡中年男女亲亲热热，一进门就直奔角落位子的，这两人一定不是夫妻；当然我和苏珊那样老头老太还亲亲热热的，就是老十三！哈哈！去熟的那家饭店从经理到服务生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一天不来吃饭就向他们请假。那天，有朋友请我们在另一家饭店吃饭，没有和他们请假，结果经理带了个服务员连夜到我们家来，怕我们出什么事了，这样的关心就是自己人啊！
活到90来岁，明白许多道理，至少轻易不会生气，也不再会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对了，我现在汽车没有了，洋房也没有了，我和苏珊没有一件名牌没有一粒钻石，但我们仍拥有一个玫瑰人生。
人生有好多选择，也有好多变故。
听说过法国大革命时玛丽安东尼皇后上断头台的故事吗？
玛丽皇后穿着囚衣缓步登上断头台，不小心踏了刽子手一脚，她马上优雅地向他微微一笑：“对不起！”
此时她已是分文全无，昔日皇后沦为死囚，但是，你能讲，她就此就是一个穷人了吗？她在法国历史上，永远是一位皇后！
昔日我做美棉生意的伙伴早年去了香港，有的已成了香港著名的纺织业大亨，与他们相比，我和苏珊有近70年之久的玫瑰人生。许多人穷其一生赚了很多钱，也“赚”不到这样一个玫瑰人生。我们相约，来世以“玫瑰人生”作联络口令，再做下世夫妻。
六、快乐的尾声
大年初一，笔者按惯例打电话向李老伯夫妇拜年，不料从早到晚就是没人接。岂料到了正月十五，仍没人接电话，有点不祥之感。打电话给他们天天去晚餐的那家餐厅，这才知道李老伯进了医院。
据说，送医院的路上李老伯还对家人说：“我一定会好的！2月14日要带你妈妈去我们的老餐厅吃饭呢！我一定要好起来！”在连日不退的高烧中偶尔清醒时，他如此坚决地说。他每年情人节都给太太准备一份珍贵的礼物——就是他自己！正所谓天增岁月人增寿，与太太白头偕老，这是一份用钱买不到的礼物！
儿子是孝顺的。
儿子已是一名年过花甲的大学英语教授，他从小受家庭氛围熏陶，作风传统又西化。他平时尊重父母要求独立自由的要求，适当地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一周一次共用晚餐，平时通通电话。此次得悉父亲生病住院，他自费为父亲定了一套单间的病房，让母亲一起住进去。
“他们两人是一天都不能分开的。”他说。
好在这次父亲住院期间正值学校放寒假，儿子一家天天早上5点去医院照顾两位老人。儿子太了解父亲了！为了怕父亲心疼自己太花费，当父亲问儿子这单间病房收费多少，儿子信口报了个便宜数字！做父亲的明白儿子的一片孝心，也不拆穿他的“谎言”。
李老伯在迷迷糊糊中常常听到太太在一面哼歌一面看电视（李伯母有点老年痴呆症），心里十分安慰，知道太太就在自己身边！凭着亲情的关爱，李老伯挺过来了，如愿在2月14日前，与太太双双又坐回那家日日去的老字号餐厅的老位子上共进晚餐。
再见到他们两老真好！
“李伯母，那段时间你担心了。”
“不，我一点也不担心。”老太太笃悠悠地笑着说：“我晓得他会好的。因为他老早就承诺我，他不会先放手的！”
老太太一面摆弄着大衣腰带上的两只搭扣，一面愉快地哼着歌。
“伯母，你哼的是什么歌?是《玫瑰人生》吗?”
李老伯笑了，深情地望着自己的太太：“她今年97岁了，好多事不记得，唯独记得我！前几天电视台来采访她，她脑子倒又十分清楚，一套一套讲得头头是道！”
“伯母到底是开过飞机的，思想新潮得很呢！”
“我早就讲过了，别看她这把年纪了，这只脑子，谁也没有她新，比不过她。为啥?自从她嫁给我之后，什么都由我为她打点，她自己这只脑子用也没用过，所以是擦刮勒新的……”李老伯讲得好幽默，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快70年啦！”李老伯意味深长地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古诗现在到处可见，印在喜筵的请帖上，印在喜糖的包装上，但有几个人真正读懂这八个字?如今的上海人，对婚礼排场看得很重，设想得很周到，对结婚本身反倒显得十分草率，不够慎重……“自从1937年1月2日与苏珊在衡山路礼拜堂对上帝发誓，我这70年，就没有放开过这只手！92岁了，自己想想都吓一跳。每天上床前我总会谢谢上帝，又赐给了我和苏珊快活的一天。我92岁，她97岁，我们已经在享受生命的利息了！我这个年纪进医院十有八九是直着进去横着出来的，而我能够健康出来，就是因为我还要照顾苏珊！我是对她发过誓的，我一定不会先放手！”
我注意到李伯母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两只银晃晃的戒指，用红丝线扎着，十分别致，再仔细看，原来是两只窗帘圈圈。
“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老太太指指李老伯：“是他给我套上的。”
李老伯疼爱地拉过她的手，端详着这两只“结婚戒指”。
“我们的结婚戒指早已被抄走了。好几年前做窗帘多下几只克罗米的小圈圈，亮晃晃的蛮像白金戒指，我开玩笑替她戴上，说是重新与她举行婚礼，她从此不肯脱下来了……
近年，李老伯夫妇双双上了电视成为新闻人物，新闻由头就来自这1000多张同一餐厅的就餐发票。
“现在，”李老伯紧紧握住李伯母的手，“我们要一起向第2000张发票进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