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省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请看当时记者笔下的“一鳞半爪”。“农民们将榆树皮晒干磨成面当粮食，他们还吃树叶、草根、棉籽和芦苇”；“有位母亲将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有位父亲掐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后吃掉了他们”；村庄十室九空，“能听到一点声音或者看到一个身影都是惊讶的”；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出自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下同）。仅国统区（占全省面积约三分之二）便饿死300万人（另一说是500万），而沦陷区就更悲惨了。此时的河南，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狱也映照出了世间的形形色色。
　　蒋介石采取的政策是“舍民保军”。当时河南驻扎着汤恩伯等部40万军队。在大灾面前，政府仍强征军粮，这是河南百姓受的“灾中之灾”。省主席李培基为了向上邀功，瞒报灾情，按正常年景逼农民交军粮。许昌县长王桓武为了向上爬，对上隐瞒饥荒，对下暴力征收。派自卫团挨户坐催，交不出来便吊打，逼得农民卖房卖地乃至卖儿卖女完粮缴税，仅许昌县就饿死5万人。省粮政局长卢郁文，因卖力征收超额完成任务，而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借机贪污赈灾款数亿元。当然，也有好官。当中央和省府大员到各县催粮时，郑县县长说已无粮可征了，有的农户将仅有的一点麦子上交后全家服毒自杀，说罢下跪磕头号啕大哭，请求停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冒着九死一生之险赶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会上，他当面向蒋介石陈情直谏，弹劾财政部长孔祥熙和驻军司令汤恩伯，痛斥他们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强夺民粮。郭仲隗还带了河南百姓吃的10种观音土向大家展示，疾呼灾情十万危急，说到痛心处数度哽咽，会上爆发出了“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
　　最有良知的媒体是《大公报》。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出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到豫后，亲见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但却无人救灾，此情此景令他大惊，于是愤怒地写下了《豫灾实录》的长篇报道。社长王芸生怀着同样的心情，写下了评论《看重庆，念中原》，抨击陪都达官贵人的荒淫无耻和政府不救灾的恶劣行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人极大的震动。美国记者白修德正是读了《大公报》的报道后，才亲赴灾区。白将采写的河南大灾的报道直接发在了他服务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由此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正是白修德的这篇文章，才迫使重庆不得不救灾，国际社会的援助也开始涌向河南，灾民算是有点指望了。不过，同样是媒体，而且是大牌媒体，国民党的中央社却是这样报道的：“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真是谎话说尽，无耻之极。
　　然而，说真话的却倒霉了。蒋介石以“影响抗战士气”为名，下令严密封锁河南灾情。《大公报》和白修德的报道令蒋介石和正在美国游说的宋美龄恼羞成怒，宋氏责令《时代》周刊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顶了回去。而治下的“家奴”则倒霉了。《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又以“共党嫌疑”之名逮捕了张高峰，汤恩伯亲自夜审，张遭到了刑讯和软禁，后因局势动荡才逃出魔爪躲过了一劫。郭仲隗开会结束从渝返豫途经陕南龙驹寨时，汤恩伯在这里布下了杀手，幸被郭仲隗提前发现才免遭毒手。白修德在洛阳向美国发稿时，一位电报员看到文字后顿生敬意，不顾危险，利用洛阳到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将文章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从而绕过了重庆的新闻检查。然而，这位发报员事后被查出，以“泄露机密”罪被杀害。河南人民愧对这位恩人和壮士呀，至今其人姓甚名谁，是男是女，何方人士，年龄几何，都不知道。
　　1944年4月，日军以约5万的兵力，历经38天，在豫中打败了拥有40万大军的国民党部队。当“国军”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国军”，缴获他们的武器装备，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面对日军的侵略，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亲者痛，仇者快”。然而，当国民党军队把老百姓仅有的一点生命粮都夺走时，民众会拥护这样的军队和政府吗？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面镜子，它用无数血泪告诉人们，凡是抛弃人民的，最终会被人民所抛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溃败，很快丢掉大陆政权，恐怕原因正在这里。
　　（选自《杂文报》2012年11月13日，荐稿人：郝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