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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早年曾担任过滇军的少将旅长，月薪2000块大洋，可谓生活无忧，前途无量。但是，他对这种安逸的生活感到非常迷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追求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他选择抛弃高官厚禄。几经波折，朱德于1922年36岁时，在德国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自1927年8月1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后，朱德逐渐成为中国的红军之父。由于极端复杂的经历，朱德被誉为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熟知他的人都觉得他和蔼可亲，然而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伙夫头”形象。
“伙夫头”形象的由来
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吴殿尧主编的《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都提到了朱德“伙夫头”故事的由来，而且时间、地点、情节大体一致。
《朱德传》的介绍如下：1927年11月20日，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教导队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去汝城同曾曰唯谈判。在途经汝城县濠头圩时，还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他们住在一个祠堂里，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说：“我是伙夫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面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去。朱德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
关于朱德“伙夫头”的故事，还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是这样表述的：“他的绰号叫‘伙夫头’，因为他像个普通战士。1927年开始有了这个绰号，那时他在湖南茶陵。一天晚上，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朱德正和一个警卫员在一所小房子里，敌军来了，追问：‘朱德到哪儿去了？’朱德马上站起来指着街那头说：‘他不在这里。我是伙夫。我知道朱德还在街那头待着呢！’当敌兵慌忙去找他时，朱德趁机逃走了。”
一个是1927年11月20日，地点是湖南汝城濠头圩；另一个是1927年，地点是湖南茶陵。可以判断这是两码事，但也不排除朱德多次使用过这一计谋脱险。那么，究竟哪个版本是真的呢？或者说哪个是原始出处呢？
我们习惯于采用第一个版本，因为那主要是依据参加过湘南起义的亲历者的回忆录，而且于情于理都说得通。笔者2015年12月在汝城县实地考察时，县党史办的专家也指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地还保留了当年朱德在濠头脱险的旧址——濠头圩老局，也就是国民党的濠头乡公所。这个建筑已经部分坍塌，顶部没有了，但门窗、围墙、地基都还在，近期县里将出资修复。
第二个版本，是尼姆·威尔斯在延安采访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时所说的，由于朱德在1928年4月底上井冈山后，两人才认识，所以康克清的口述可能会存在一些记忆上的误差。况且，茶陵当地的党史工作者也未提及此事。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自从汝城濠头圩遇险后，朱德“伙夫头”的名号便传开了。
世人对朱德“伙夫头”形象的描述
既然世人对朱德“伙夫头”形象是认可的，那么在他们眼中的朱德到底是怎样的呢？是区别很大，还是大同小异？下面，我们从朱德当年的战友、妻子，外国友人，乃至红军的叛逃者等的描述中，来给不同年龄段的朱德勾勒出一幅肖像。
陈毅曾协助朱德保存了南昌起义军的革命火种，并共同将这支队伍带到了井冈山，所以两人之间非常熟悉。他于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粟裕参加过八一起义，一段时间是朱德的部下，他在《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文中，提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景：“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着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据日后成为朱德妻子的康克清回忆，她当年从万安上井冈山的途中，第一次见到了朱德，这让她终生难忘。“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易，平易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遠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料到后来我会同他结成终生伴侣。”
贺礼保在谈到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挑粮上山时，是这样说的：“朱德、毛泽东同志和战士们一样挑粮上山，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伕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们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装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
萧华回忆自己在1930年6月25日头一次见到朱总司令的场景：“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
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徐向前，也是第一次见到朱德，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便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行军路上，他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伕’‘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找藏胞调查，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爱住深宅大院，喜欢住普通民房，常常不顾疲劳，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了解战士、了解人民的，所以讲话生动实际，能把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到群众心坎上，为群众迅速接受和掌握。” 陈云于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中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详细介绍了红军在长征前期的情况。通过与国民党军的比较，他说自己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官则反是：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伙亻夫 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延安采访朱德后，写就了著名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这本看似朱德六十岁前生平传记的书里，她是这样淋漓尽致地刻画朱德的：“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夹杂着白发，前额很宽，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后，在《西行漫记》中同样未错过对朱德的描写，除了外表外，还有生活的点滴：“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龚楚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与中共历史有着重要的渊源，曾经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共事，在百色起义时期与邓小平共事，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与项英、陈毅共事等，却于1935年投靠了国民党。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再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有勇有谋的“伙夫”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部队进行了混编，此后朱德便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一起行军。朱德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有勇有谋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陕北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进行不懈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听后非常感动，当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句话朱德是受之无愧的，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朱德寓伟大于平凡，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杰出代表，几十年如一日，更是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楷模。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身经百战、叱咤风云、高高在上的軍事将领，而是一个朴实无华、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千百万革命军人中的一分子。朱德毕生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大批人。他的崇高品德，不仅让很多将领及战士们充满了无限钦佩与敬仰之情，还获得了广大群众及外国友人拥护与支持。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伙夫头”形象的由来
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吴殿尧主编的《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都提到了朱德“伙夫头”故事的由来，而且时间、地点、情节大体一致。
《朱德传》的介绍如下：1927年11月20日，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教导队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去汝城同曾曰唯谈判。在途经汝城县濠头圩时，还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他们住在一个祠堂里，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说：“我是伙夫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面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去。朱德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
关于朱德“伙夫头”的故事，还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是这样表述的：“他的绰号叫‘伙夫头’，因为他像个普通战士。1927年开始有了这个绰号，那时他在湖南茶陵。一天晚上，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朱德正和一个警卫员在一所小房子里，敌军来了，追问：‘朱德到哪儿去了？’朱德马上站起来指着街那头说：‘他不在这里。我是伙夫。我知道朱德还在街那头待着呢！’当敌兵慌忙去找他时，朱德趁机逃走了。”
一个是1927年11月20日，地点是湖南汝城濠头圩；另一个是1927年，地点是湖南茶陵。可以判断这是两码事，但也不排除朱德多次使用过这一计谋脱险。那么，究竟哪个版本是真的呢？或者说哪个是原始出处呢？
我们习惯于采用第一个版本，因为那主要是依据参加过湘南起义的亲历者的回忆录，而且于情于理都说得通。笔者2015年12月在汝城县实地考察时，县党史办的专家也指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地还保留了当年朱德在濠头脱险的旧址——濠头圩老局，也就是国民党的濠头乡公所。这个建筑已经部分坍塌，顶部没有了，但门窗、围墙、地基都还在，近期县里将出资修复。
第二个版本，是尼姆·威尔斯在延安采访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时所说的，由于朱德在1928年4月底上井冈山后，两人才认识，所以康克清的口述可能会存在一些记忆上的误差。况且，茶陵当地的党史工作者也未提及此事。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自从汝城濠头圩遇险后，朱德“伙夫头”的名号便传开了。
世人对朱德“伙夫头”形象的描述
既然世人对朱德“伙夫头”形象是认可的，那么在他们眼中的朱德到底是怎样的呢？是区别很大，还是大同小异？下面，我们从朱德当年的战友、妻子，外国友人，乃至红军的叛逃者等的描述中，来给不同年龄段的朱德勾勒出一幅肖像。
陈毅曾协助朱德保存了南昌起义军的革命火种，并共同将这支队伍带到了井冈山，所以两人之间非常熟悉。他于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粟裕参加过八一起义，一段时间是朱德的部下，他在《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文中，提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景：“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着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据日后成为朱德妻子的康克清回忆，她当年从万安上井冈山的途中，第一次见到了朱德，这让她终生难忘。“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易，平易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遠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料到后来我会同他结成终生伴侣。”
贺礼保在谈到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挑粮上山时，是这样说的：“朱德、毛泽东同志和战士们一样挑粮上山，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伕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们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装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
萧华回忆自己在1930年6月25日头一次见到朱总司令的场景：“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
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徐向前，也是第一次见到朱德，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便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行军路上，他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伕’‘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找藏胞调查，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爱住深宅大院，喜欢住普通民房，常常不顾疲劳，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了解战士、了解人民的，所以讲话生动实际，能把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到群众心坎上，为群众迅速接受和掌握。” 陈云于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中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详细介绍了红军在长征前期的情况。通过与国民党军的比较，他说自己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官则反是：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伙亻夫 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延安采访朱德后，写就了著名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这本看似朱德六十岁前生平传记的书里，她是这样淋漓尽致地刻画朱德的：“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夹杂着白发，前额很宽，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后，在《西行漫记》中同样未错过对朱德的描写，除了外表外，还有生活的点滴：“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龚楚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与中共历史有着重要的渊源，曾经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共事，在百色起义时期与邓小平共事，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与项英、陈毅共事等，却于1935年投靠了国民党。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再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有勇有谋的“伙夫”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部队进行了混编，此后朱德便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一起行军。朱德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有勇有谋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陕北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进行不懈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听后非常感动，当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句话朱德是受之无愧的，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朱德寓伟大于平凡，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杰出代表，几十年如一日，更是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楷模。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身经百战、叱咤风云、高高在上的軍事将领，而是一个朴实无华、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千百万革命军人中的一分子。朱德毕生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大批人。他的崇高品德，不仅让很多将领及战士们充满了无限钦佩与敬仰之情，还获得了广大群众及外国友人拥护与支持。
责任编辑 / 马永义